千百年来，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人们努力通过获取更多的信息来拨开战争迷雾，同时人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来制造更多的战争迷雾。随着战争双方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围绕信息进行的博弈对抗也越来越激烈，战争中的统驭者不仅要掌握好信息，还要运用好信息，使战争态势的天平向己方倾斜。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活用信息、巧用信息，既用于辅助决策、运筹帷幄，也将信息作为战略“武器”巧妙运用，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不仅展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智慧，也显示出我军在谋划运用信息开展作战方面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果，为我军在现代战争中更好地运用信息作战手段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四渡赤水出奇兵，一份电报裂敌阵
　　1935年1月—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成功突出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历史见证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谋略。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战役中，毛泽东巧用电报撕开敌军重兵包围，使红军转危为安，顺利踏上北上抗日的道路。
　　3月初，蒋介石决定仿照第五次“围剿”时所采用的“铁桶计划”，在黔北修筑大量碉堡，特别是赤水河两岸，妄图用构筑封锁线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困死红军。面对危局，毛泽东指挥红军趁敌不备，于16日—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3月20日中午，情报部门截获国民党方面的密电，显示蒋介石已经亲临贵阳督战，并发出狂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同时，据侦察获悉，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共6个师的兵力正向红军所在地疾驰而来，双方之间只有不到一天时间的路程。一旦周、吴两部赶到，6个师的兵力形成合围夹击之势，必然对红军造成重大威胁。毛泽东结合敌我态势，审慎地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并根据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已经走上石达开的不归路、急于想在最后一战中露一手的狂妄心态，做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当天下午，毛泽东决定红军主力立即调转前进方向，返回贵州，决意让蒋介石成为我军金蝉脱壳的“饵”。
　　当天深夜，红军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和军委一局（作战）局长叶剑英、二局（情报）局长曾希圣等共同研究作战方案。在大家苦苦思索、没有好对策的时候，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电文和密码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处于当面方向的周浑元、吴奇伟部发送假电报，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敌人这两部主力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拍案叫绝，对这险中求胜的一招赞叹不已，肯定了这个方法可行，同时也强调，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冒着暴露情报获取手段的风险使用这种方案，还要求充分考虑敌人发报的特点和现实情况，以免敌人生疑。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我军模仿蒋介石的语气，拟制了较为贴合实际的电文，并伪装敌台将假电报发出。周浑元、吴奇伟部收到假电报后，果然“遵命”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使得我军在两支强敌合围之前抓住一个间隙跳了出来，避免了一场对红军极为不利的血战。3月21日晚—22日晨，红军主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逼近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兵力空虚的贵阳督战，看到红军马上就兵临城下，情急之下匆忙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护驾”。毛泽东早就说过，如果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转移，直接进入云南而一举跳出重重包围，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又一次甩在身后，使蒋在赤水河沿岸围歼红军的意图彻底化为泡影。
　　纵观四渡赤水战役，我军掌握了足够多的作战信息，使得本来就擅长谋略、精于用兵的毛泽东更加如虎添翼，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使得红军在人和装备都处于极大劣势的情况下，也照样能在战场上声东击西、纵横驰骋。同时，毛泽东通过发假电报的方法，灵活运用所获信息及信息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调动了蒋介石的部队，为己方创造了战场上的有利态势，完成了奠定胜局的战略转移，成为我军信息欺骗战例的典范。

　　保卫延安揭阴谋，两份电报退重兵
　　1943年5月，延安面临极其困难的抗战局面，适逢共产国际解体，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共产党的绝佳时机，便在陕甘寧边区周围集结重兵，准备大规模进攻边区。毛泽东、朱德获悉这一情报后，迅即制定应对措施，采取以智取胜的办法，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迫其退兵，使一场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顷刻间烟消云散。
　　1943年6月初，蒋介石派遣何应钦、白崇禧等人，赴关中陇东边区视察，秘密策划部署。密令胡宗南部做好闪击延安的准备，限定6月底完成部署，要求此次行动绝对保密。胡宗南内定由第38集团军、第37集团军陇东兵团与关中兵团，在东线阎锡山部、北线邓宝珊部的策应下，分别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击陕甘宁边区，欲一举夺取陕北全境。胡宗南还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东御日寇”于不顾，从坚守河防的第34集团军抽调第1军、第90集团军西上，参加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预计在7月9日发起总攻。
　　延安方面情况非常紧急，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深入敌后对日作战，党中央留在陕北的正规武装力量只有359旅和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20多个师、40多万人的强大兵力对阵，后果不堪设想。此时，我军潜伏在敌营的情报人员熊向晖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身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蒋介石与胡宗南之间的所有密电均经过其过目，于是密谋进攻延安的情报就被掌握。7月3日晚，熊向晖秘密地将蒋胡将“闪击延安”的军事部署与攻击事件，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立的地下电台转告延安。毛泽东、朱德等研究决定，从晋西北、五台、太行调兵和发动边区军民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的同时，使用智取的办法，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7月4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董必武发了一份急电，让他立即向外传播蒋介石、胡宗南的阴谋，毛泽东在电文中强调“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招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经过董必武的及时传播，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美英苏等大国纷纷向蒋介石施压。朱德也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全文广播了朱德的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部署的情况。随后，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大业、让日寇坐收渔利的罪恶行径，警告蒋介石必须立即撤退进犯边区的军队，纠正一切错误。阴谋一经揭穿，蒋介石、胡宗南十分狼狈，不得不下令取消“闪击延安”行动。胡宗南甚至还声明确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并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来粉饰，落得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