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的精神”——这个话题既严肃又有趣，这个提法，远比时下流行的所谓“国民素质”要好得多。为什么呢？因为精神包括了素质，却并不归结为素质。“素质”这个说法正经得令人难以接受，比如说，没有素质并不等于没有精神。精神不过是个“大杂烩”，既包含“好”的素质，也囊括了“不好”的素质，而且，“素质”的提法太笼统，似乎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有素质国民”的标准，这个提法很容易抹杀中国人独有的历史文化性格。
　　“不好”的国民素质的事例，似乎不胜枚举，例如国人把随地吐痰和乱涂“到此一游”的习惯带到了去旅游的国家。另据2007年7月4日《扬子晚报》，法国音乐教授布菲女士，在中国文化古都南京办了一场音乐会。然而，当晚不少观众带着孩子前往。活泼好动的孩子们上蹿下跳，追逐嬉闹，加上手机铃声、呼儿唤女的吵闹声，使布菲的钢琴独奏成了伴奏，这些孩子把法国音乐家气哭了⋯⋯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归结为“没有素质”的现象，并说明“国民素质教育”的迫切性，我觉得这些说法还是似是而非的，没有说到点子上。有些事情是习惯问题而不是人的素质问题，比如中国民俗中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但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毕竟都是人，共同的人性远远多于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人也需要情绪发泄，那就得有渠道。我惊讶地发现，对于国人来说，这个渠道就是在饭桌上。凡有中国人的场合，即使属“素质高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举杯碰盏的席间，也大声喧哗，不亦乐乎！有必要把这个“没素质”的毛病改掉吗？没有必要，因为它是刻在中国人骨髓里的文化习惯，它就是我们一醉方休的狂欢节，暴露平日压抑太久的心情。我认为西班牙式的斗牛传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奴隶主在角斗场上观赏两个奴隶之间生死格斗的“杀人”游戏，不文明且极端残忍。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没有这样“野蛮”的民俗，我们猜灯谜、对对联、吟诗作画，显得文明高雅多了。我们能如此比较中西文明的高下吗？不可以，因为这样比较的结果，将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二
　　
　　我喜欢具体而非抽象地提出问题，个别性远比一般性更能说明问题，我想以有趣的方式探讨“中国人的精神”，而不要严肃地讨论什么“中国人的素质”，因为后一种说法，潜在地隐含着用西方文明的素质标准衡量中国人是否有素质，难道只要我们改不掉（确实改不掉也不必改）在聚餐时“大声喧哗”或者“打诨骂俏”的“毛病”， “素质”就永远“赶不上”看斗牛表演的西方人？这太不公平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肯定随地吐痰、肆意高声喧哗和小孩子在音乐会上乱跑等行为可以保留，我的意思是，这些只是一些国人的陋习而已，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国人素质的高低。某些不好的习惯之所以流行，有其存在的土壤，要想彻底根除掉，就要从滋生这些陋习的源头着手。就说孩子吧，这些年来，我们的艺术教育成了应试教育的一个附庸，许多家长让孩子学习艺术不过是为了在升学时能够获得加分，因为特长生在升学时可以优先。素质教育从一开始就被严重扭曲，因此出现前面音乐会的场景就不足为怪了。一些家长自己不热爱音乐，为了孩子迫不得已一起去听，大人坐立不安，无法静心倾听，又怎么能责怪孩子呢？
　　关于国民素质的提升问题，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所谓‘文明的西方人’，并不在于他们的人性本身有多么文明，而在于他们在后天所受的制度熏陶比较文明。中国人需要学习的不是‘文明的西方人’，而是能给西方人带来文明的制度。”
　　存在于我们中国人骨髓里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但不必抛弃，而且要发扬光大。我倒觉得问题在于，很多时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知道骨髓里的好东西究竟是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太含蓄，即使在大声喧哗的饭桌上，还是没有真正说出来属于中国文化本色的东西。不要抽象地估价一种文明的价值，就像要准确地描述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与其去看它的高楼大厦，不如看那里生活着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男人怎样对待女人或女人怎样对待男人，我的意思是风格或者个性——这些东西是没有绝对标准的，但问题在于一定要有风格。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人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风格呢？那太多了，比如说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还在用象形文字思维、写作、传达喜怒哀乐，而其他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是广义上的拼音文字。这个区别谁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研究过语言的差异会使中国人具有哪些自己的精神特色——正是这些使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同样是深沉、博大、淳朴、灵敏，也有中西之别。我挑其中最主要的说，那就是中国人的灵敏或者说是“微妙精神”，往往难以被西方人（即使智慧如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领会。这种灵敏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法国人是灵敏的，但似乎缺了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淳朴；德国人和英国人是深沉的，美国人是淳朴的，但是中国人区别于他们的，仍然是中国式的“微妙精神”，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西方人经常评价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西方那样形式逻辑般的精确性，殊不知这是因为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会产生某些特殊方向的想象力，因而是写在心灵上的语言，它使中国人的心思纤细而敏感，它是一种心灵的精确性，而不是逻辑意义上的精确性。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是要用心想出来的，而不是用头脑推论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呢？在西方人非常较真儿地问我们心里究竟想的是yes还是no时，在中国人笑眯眯的谦逊中，却含有异常丰富的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逻辑简直就是呆板的代名词。
　　当然，我这里说的只是精神习惯，中国精神的传统不是用知识的推论来说服人相信，而是在心灵获得满足后自然就会相信，所以，中国人的哲学和宗教都不是西方那样的，也就是说，不是用来满足头脑的需要，而是首先满足心灵的渴望，让内心获得安慰和快乐。通常的见解认为，儒释道只是严肃的学问，只具有教化的功能，其实如上所述，中国的思想或精神传统中并没有西方形式逻辑那样的严肃，中国式的学问不仅有寓教于乐的传统，而且都有一种广博意义上的美感，强调韵味儿，就像中国式的政治和司法也必须讲究特殊的人情味儿一样。西方人不懂得中国文化土壤中诞生的这种特殊的“味儿文化”，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人的心思，就会产生误解。
　　
　　三
　　
　　以上是从文化本身探讨问题，主要谈的是保留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现在，当我们睁眼看世界时，就不得不解决如何与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问题。弹指一挥间，大陆的中国人这60年来，尤其是这30年来精神风貌的变化，似乎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所以，我们不可以回避现实问题。通常的看法是把这种变化笼统地理解为“进步”。但我觉得问题是复杂的，理解起来也未必容易。
　　中国文人写的文章，容易用感慨代替科学，用感动人来代替真正的说服人。我倒以为，感慨应该发生在科学研究之后。什么是科学态度呢？那就是一加一只能等于二，这是感慨的基础，而不能撇开科学胡乱感慨。昨天看电视国际新闻，因为贪图短期经济利益，当地居民胡乱砍伐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土地生态被严重破坏，致使气候干旱，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一种文明形态，一个民族精神形态的本色，也是不可以被强行破坏的。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虽然没有西方式的宗教、科学、艺术、议会政治，但我们肯定有与这些名词相应的东西，以满足中国人的心灵，比如巫术与迷信、风水、中医、诗赋、中国式的制度和礼仪，等等。这是中国文明得以生存的土壤，而且绝对顽固，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是几千年的文明习惯。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和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是两把双刃剑，我的意思是说，在传入西方精神文明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的同时，十分吊诡的是，却使我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狭窄化了。难道不是吗？一方面，百年来对文言和中华传统礼仪的破坏等于砍伐了我们的原始森林，切断了中国人灵敏的源泉；另一方面，借鉴整个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毕竟比把整个儿苏联的一切照搬到中国要好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路是越走越狭窄了啊！同样狭窄的，我不能完全分析出道理，但一个令人们担忧的事实是，我觉得时下中国人的精神性格似乎越来越千篇一律，越来越单调或狭隘。就像同样是宴席上的大声喧哗，古今是不一样的，古代时雅士饮酒常要做诗，甚至20年前还要划拳（取乐的游戏），遗憾的是，现在只是大声喧哗而已。
　　我们千万不要强行让文化朝某个方向发展，因为这个方向很危险，它是没有文化的方向。就像一个社会有很多不同职业的人才能活下去的道理一样，我们也应该用制度鼓励人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有不同精神个性的中国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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