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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我们选取英国《卫报》的《从毛到市场的3()年历程》和新华社播发的《1959及以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作为案例，作者分别总结了境外媒体经济报道的一些经验，涉藏报道在借鉴西方媒体写作技巧及在语境上的创新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虽未能幸免，但其经济仍然保持相当的活力，这一点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和媒体开始认真地探讨“中国模式”的是非成败及其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其间见诸报端的文章，多以学者论点摘编和访谈为主，大多将“中国模式”概括为适度的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加政治控制，认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在少数地区试点，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作出调整并将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多数文章还将“中国模式”的弱点概括为地区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过于依赖外部局势及缺乏创新等。但也有一些文章舍弃了枯燥冗长的学究气，根据“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一普遍认识。用鲜活的人物、生动的事例，形象、具体地反映出“中国模式”的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呈现给读者的是水灵灵的鲜果，而不是维生素片。
英国《卫报》2008年12月18日刊登的文章《从毛到市场的30年历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文有典型故事，有代表人物。有事实梳理。有背景介绍，有具备说服力的数据，有画龙点睛的专家学者点评，可以作为改进我们对外经济新闻报道的镜鉴。
大主题，小切口：经济问题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
西方传媒一直强调人文关怀，关心人的感受、人的发展，这与我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卫报》这篇报道正是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切入，目的在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文章探讨的是“中国模式”的脆弱性这一学理性很强的命题(本文不对这一观点本身作是非评价)，关注点虽然是当下的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经济放缓，但时间跨度为30年的复杂变革历程。主题不可谓不大，但作者却将镜头聚焦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山村，通过一个普通退休牙医的生活，浓缩了改革开放也即“中国模式”给中国普通人带来的改变，以及他们现今的生存状态：一句“门上挂着的厚厚的帘子不能抵御寒冬”点出他现在的生活尚嫌不足，并通过一句“他的儿子们都失业在家，一家五口主要就靠他1万元的年收入生活”照应了经济放缓后就业形势的严峻。
文章通过“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这一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关注的共同点，引出了另一个典型人物凯莉·张，一个年轻中产阶层的代表：在改革的历程中成长，投资股票，到欧洲度假。然后，她的直接引语引出了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话题，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模式”的软肋。
对比我们的经济报道，往往是从一次历史性的会议、重要的法规措施出台、领导人指示、定期经济指标发布等大事“高调”入手，再通过专家访谈解析这些事件、举措和指标的重要意义。这些报道大多与社会生活脱节，忽视了事件与政策、经济发展或衰退等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忘记了归根结底人的生活变化和感受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读者最关心的，在相当多的时候应当成为新闻报道的核心。笔者认为经济报道，尤其是对外经济报道，应在建立同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血肉联系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另外，我们的对外报道虽然有时也注意从人物切入，但往往人手以后，就把这个人物丢开了。而《卫报》这篇报道，却做到了以一个人物串起来，并贯穿始终，使稿件结构紧凑，首尾呼应。这种手法也值得我们的对外报道借鉴。
数字：经济报道的灵魂
新华社对外部财经报道经验丰富的英文改稿专家经常提醒经济新闻的记者、编辑数据是多么重要。《卫报》这篇报道刚好可以作为这一告诫的最好脚注。该文在数字运用方面可圈可点，可以看出作者对海量数据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让每一个数字都能很好地为作者所要传达的结论和观点服务。
比如，为表现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作者引用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和世界权威机构的预测：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但在2008年第三季度增长减至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2009年这个数字可能减至5％。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作者说，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9.8％，谷物产量增长了65％，全世界4/5的玩具、近3/5的服装都产自中国。又如，为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作者引用了下列几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1/5家庭的17倍；去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约为4000元，不到城市的1/3；在人口稀少的青海省，婴儿死亡率是北京的7倍。
背景介绍：任何对外报道都不可或缺
曾经有中国对外报道的资深记者编辑总结说，对外报道70％是背景。这道出了背景介绍对对外报道的重要性，它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他们建立有关中国的客观认识大有裨益。但我们的对外经济报道，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这方面，《卫报》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篇报道的背景穿插得当，精警、到位，梳理了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岗村、西单民主墙等改革开放中的主要标志性事件和时间节点，简洁地勾勒出“中国模式”的孕育、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帮助海外读者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的完整而非琐碎、连续而非断裂的印象，有助于他们自己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从毛到市场的30年历程
在非常小的转山子村，郑师清(音)在一间小屋里居住和工作，屋子还是泥地。
门上挂着的厚厚的帘子不能抵御寒冬。他有心脏病，应该退休了，但他不能——看病花掉了他微薄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他的儿子们都失业在家，一家五口主要就靠他1万元的年收入生活。
但是53岁的郑是中国改革的受益者之一，是自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摆脱了贫困的数亿人中的一个。这位牙医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简直没法比，过去我们住在非常蹩脚的房子里，什么财产也没有。我们以前吃的东西，现在连猪都不想吃。”
3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距郑的村庄60英里的北京召开。现在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拥有无止境的公路、不断膨胀的城市、巨大的工厂和奢华时装店。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9.8％。谷物产量增长了65％。全世界4/5的玩具、近3/5的服，装都产自中国。
这些数据令人惊异。但是它们既透露了改革的成果也掩盖了实际情况。众所周知，邓曾把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时常中途停止。
从一开始，改革一直是杂乱、断裂的过程，既有政治领导层的推动， 又受到人民需求的推动。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签订秘密协议，冒着受到严厉惩罚的风险分割土地、包干到户。与此同时，北京居民把一堵围墙变成了民主墙，在墙上张贴大字报，要求开放和改革。
现在北京正研究一系列新数字。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打击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而且严重。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但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增长减至9％。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明年这个数字可能减至5％。
在被问及这场经济危机时，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当他听说工厂在关门，打工的人正在返乡时，他皱起了眉头。他的儿子们靠打零工生活，例如建房子——这些房子大多是靠把工资寄回家的打工者建造的。如果这些钱没了，他最小的儿子造房子娶媳妇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凯莉·张(音)也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但除此之外她和郑没有什么共同点。张出生在改革开始的那个月。30岁的她经历的都是好时光。她在汽车行业工作、投资于股票、到欧洲度假。她和丈夫没有需要抚养的人。他们的月薪是郑年收入的两倍多。但他们至少有一些共同的担忧。
张说：“我是传统的中国人，我把至少一半的收入存起来，我丈夫存的更多。我们必须这样；如今的社会与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没有医疗保障，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也必须考虑考虑。”
本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最富有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1/5家庭的17倍。差距不只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地区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去年农村的人均收入约为4000元，不到城市的1/3。差距也不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在改革初期，农民受益巨大，但此后政府不再提供医疗和教育，对农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人口稀少的青海省，婴儿死亡率是北京的7倍。
经济减缓突出了“中国模式”的脆弱性。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仍然存在的弱点：国家干预市场，例如价格管制，或者许多部门缺乏竞争。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突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腐败猖獗，污染使蓝天变成灰蒙蒙一片。
政府正努力通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额投资支撑经济——类似于中国的“新政”。但是在中国的4万亿元一揽子计划中，很大一部分是现有的计划，无益于长期问题的解决。这个长期问题就是如何鼓励像张这样的人花钱而不是存钱。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在短期内，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刺激国内需求的关键问题；但是从长远看，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人民担心孩子的教育费用或将来的医疗或者住房问题。他们就会想省钱而不是花钱。只有当公共事业得到良好发展的时候，人们才敢花挣来的钱。”
郑可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对正在修建的经过山谷的公路或者帮助农民购买冰箱的补贴没什么兴趣：他买不起这些奢侈品。但是在描述他参加的医疗计划时他很激动。他说：“我以前每次去看病，都要花100多块钱。现在我每年交10块钱，他们就会把我每次看病一半的费用返还给我。真的很有帮助。”
——摘编自英国《卫报》2008年12月18日
故事和“靶子”——对外报道西藏的感受
白 旭
2009年对于涉藏报道是很重要的一年，既是民主改革50周年，又是达赖叛逃50周年。我们作为新华社第一批赴藏小分队感到责任重大。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把采访的重点之一定在回述历史上。于是，有了这篇《1959及以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在3月9日这样的敏感时期播发，被《华藏顿邮报》和BBC这样比较挑剔的西方主流媒体采用。
回想这篇稿子的写成，首先要归功于深入扎实的采访。我们在西藏采访了很多经历过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农奴、贵族以及老战士，因为只有他们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
每个采访对象的叙述都有不同的角度。比如班禅的官员甲噶·洛桑汤觉讲述了他们和毛主席见面的情景以及他在叛乱后到拉萨看到的场面，十八军老战士拉布及和孙焕训讲述了他们平叛的过程及所见所闻，朗生米玛顿珠讲述了民改前后他的生活变化，以及他们欢庆分田地的场景。
在稿件中，我尽量不使用修饰性形容词，避免评论性的语言，不加主观色彩地把他们说的话呈现给读者。从多侧面的讲述中，我希望读者能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意思。
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处引用了达赖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深入的调研。
很幸运，我在网上查到了达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通过读这本书，我找到了达赖自己对1959年那段历史的叙述，这让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样一来我的稿子就有了“靶子”。
“靶子”在对外报道中尤其重要，写像西藏这样敏感话题的稿子更需要有的放矢，不然读者会认为你是在一味地搞宣传而不愿接受你的观点。
比如，文章写道：“从这些难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炮轰罗布林卡宫后，又把炮口对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屠杀、杀伤了上千民众。”还有达赖喇嘛描述政府对参加叛乱的西藏人“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膛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致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进冰水也层出不穷。”
然后我又引用了前面提到的甲噶·洛桑汤觉的讲述——他进入大昭寺看到的情景，还有叛军总司令、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录——他被抓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这样的效果远远比一边倒要好。
另一个例子是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说：“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快乐，我认为这是很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有那么严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镣铐、阉割的野蛮刑罚。”
接下来我描述了自己在博物馆看到的十几张黑白图片——布德被挖去双眼，班德尔被剁去手指，宾奔的鼻子被割掉，扎西双脚的筋被抽出……这样达赖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次报道的尺度放得很开，有些比较敏感的东西也得以保留，这让我很欣慰。
一个例子是老战士孙焕训的讲述。他告诉我们，叛乱当时他正在陕西咸阳干校教书，那里有370多名学生，大部分出生于西藏农奴家庭。“当他们被告知达赖出逃的消息时，有些学生哭了。不管怎样，达赖喇嘛是他们心中的活佛。”
在西方的报道中，提到达赖喇嘛一直用“精神领袖”这样的说法。通过采访我发现，这的确是事实。我可以把这部分讲述从文中删去，但是加上它会让文章看上去更真实。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你的文章不回避敏感话题，让读者觉得真实，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去接受文章其他部分想要传达的东西。
再看这次的报道，坦诚和平实 尤其重要。由于西方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我们说教式的报道只能让他们反感。因此用事实说话，不回避问题。后退一小步，会换来更好的效果。
1959及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
白 旭 边巴次仁 胡 星
1959，对于经历过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人们来讲，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阿沛·阿旺晋羡是旧西藏的贵族官员，现在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位已经98岁的老人这样回忆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12月29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然后，他告诉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
“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阿沛·阿旺晋美说，“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要把他毒死。’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民众简直是一声炸雷。实际上。这个谣言正是西藏地方政府散布的。不久，叛乱分子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杀人砸物，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达赖在叛乱分子的安排下，于3月17日逃出拉萨，前往印度。随后，解放军用了两天时间平息了拉萨的叛乱。可是让整个西藏恢复稳定却用了近三年时间。
据环球网的一篇报道，至1961年底，先后近9万人卷入了这场叛乱。叛乱武装中的绝大部分人被俘、投降或投诚，被击伤者是少数，被击毙者更少。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声称：“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快乐，我认为这是很多文化因素所致……在西藏可没有像镣铐、阉割的野蛮刑罚。”
然而，在西藏博物馆里有十几张这样的照片，尽管是黑白的，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情景的血腥——布德被挖去双眼，班德尔被剁去手指，宾奔的鼻子被割掉，扎西双脚的筋被抽出……
平叛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替旧噶厦政府领导了民主改革。全西藏近一百万农奴获得了土地、住房和人身自由。
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的农奴开始了新生活，但也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各种“争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晓明说：“我曾经在美国跟一些学者、专家谈过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林肯废除了南方的农奴制，解放了黑奴，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推崇。为什么林肯废除农奴制是维护人权，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解放了百万农奴，却是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人无言以对。”
几十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在国外导演了一系列示威活动，还在国内制造了多起骚乱。
最近一起发生在2008年3月14日。投掷石块和挥舞木棒的人在拉萨烧毁了房屋和车辆，抢劫商店，暴打路人，导致19人死亡。随后动乱蔓延到周边的甘肃省和四川省。
2009年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50周年，也被达赖看作“起义”50周年。
达赖年事已高。分析家说，事实上，西藏问题不会随着达赖的辞世而解决，因为达赖说，到那时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也还是个问题。
——摘编自新华社拉萨2009年3月9日英文电。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虽未能幸免，但其经济仍然保持相当的活力，这一点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和媒体开始认真地探讨“中国模式”的是非成败及其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其间见诸报端的文章，多以学者论点摘编和访谈为主，大多将“中国模式”概括为适度的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加政治控制，认为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先在少数地区试点，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作出调整并将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多数文章还将“中国模式”的弱点概括为地区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过于依赖外部局势及缺乏创新等。但也有一些文章舍弃了枯燥冗长的学究气，根据“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一普遍认识。用鲜活的人物、生动的事例，形象、具体地反映出“中国模式”的特色和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文章呈现给读者的是水灵灵的鲜果，而不是维生素片。
英国《卫报》2008年12月18日刊登的文章《从毛到市场的30年历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该文有典型故事，有代表人物。有事实梳理。有背景介绍，有具备说服力的数据，有画龙点睛的专家学者点评，可以作为改进我们对外经济新闻报道的镜鉴。
大主题，小切口：经济问题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
西方传媒一直强调人文关怀，关心人的感受、人的发展，这与我们“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卫报》这篇报道正是从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切入，目的在于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文章探讨的是“中国模式”的脆弱性这一学理性很强的命题(本文不对这一观点本身作是非评价)，关注点虽然是当下的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经济放缓，但时间跨度为30年的复杂变革历程。主题不可谓不大，但作者却将镜头聚焦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山村，通过一个普通退休牙医的生活，浓缩了改革开放也即“中国模式”给中国普通人带来的改变，以及他们现今的生存状态：一句“门上挂着的厚厚的帘子不能抵御寒冬”点出他现在的生活尚嫌不足，并通过一句“他的儿子们都失业在家，一家五口主要就靠他1万元的年收入生活”照应了经济放缓后就业形势的严峻。
文章通过“对经济前景的担忧”这一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关注的共同点，引出了另一个典型人物凯莉·张，一个年轻中产阶层的代表：在改革的历程中成长，投资股票，到欧洲度假。然后，她的直接引语引出了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话题，作者认为这是“中国模式”的软肋。
对比我们的经济报道，往往是从一次历史性的会议、重要的法规措施出台、领导人指示、定期经济指标发布等大事“高调”入手，再通过专家访谈解析这些事件、举措和指标的重要意义。这些报道大多与社会生活脱节，忽视了事件与政策、经济发展或衰退等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忘记了归根结底人的生活变化和感受才是最根本的，才是读者最关心的，在相当多的时候应当成为新闻报道的核心。笔者认为经济报道，尤其是对外经济报道，应在建立同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血肉联系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另外，我们的对外报道虽然有时也注意从人物切入，但往往人手以后，就把这个人物丢开了。而《卫报》这篇报道，却做到了以一个人物串起来，并贯穿始终，使稿件结构紧凑，首尾呼应。这种手法也值得我们的对外报道借鉴。
数字：经济报道的灵魂
新华社对外部财经报道经验丰富的英文改稿专家经常提醒经济新闻的记者、编辑数据是多么重要。《卫报》这篇报道刚好可以作为这一告诫的最好脚注。该文在数字运用方面可圈可点，可以看出作者对海量数据进行了精心的选择，让每一个数字都能很好地为作者所要传达的结论和观点服务。
比如，为表现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作者引用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和世界权威机构的预测：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但在2008年第三季度增长减至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2009年这个数字可能减至5％。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作者说，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9.8％，谷物产量增长了65％，全世界4/5的玩具、近3/5的服装都产自中国。又如，为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作者引用了下列几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1/5家庭的17倍；去年农村的年人均收入约为4000元，不到城市的1/3；在人口稀少的青海省，婴儿死亡率是北京的7倍。
背景介绍：任何对外报道都不可或缺
曾经有中国对外报道的资深记者编辑总结说，对外报道70％是背景。这道出了背景介绍对对外报道的重要性，它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他们建立有关中国的客观认识大有裨益。但我们的对外经济报道，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这方面，《卫报》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这篇报道的背景穿插得当，精警、到位，梳理了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岗村、西单民主墙等改革开放中的主要标志性事件和时间节点，简洁地勾勒出“中国模式”的孕育、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帮助海外读者形成一个关于中国的完整而非琐碎、连续而非断裂的印象，有助于他们自己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
从毛到市场的30年历程
在非常小的转山子村，郑师清(音)在一间小屋里居住和工作，屋子还是泥地。
门上挂着的厚厚的帘子不能抵御寒冬。他有心脏病，应该退休了，但他不能——看病花掉了他微薄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他的儿子们都失业在家，一家五口主要就靠他1万元的年收入生活。
但是53岁的郑是中国改革的受益者之一，是自30年前经济改革开始以来摆脱了贫困的数亿人中的一个。这位牙医说：“生活比以前好多了。简直没法比，过去我们住在非常蹩脚的房子里，什么财产也没有。我们以前吃的东西，现在连猪都不想吃。”
3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距郑的村庄60英里的北京召开。现在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拥有无止境的公路、不断膨胀的城市、巨大的工厂和奢华时装店。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达到9.8％。谷物产量增长了65％。全世界4/5的玩具、近3/5的服，装都产自中国。
这些数据令人惊异。但是它们既透露了改革的成果也掩盖了实际情况。众所周知，邓曾把改革比作“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中国时常中途停止。
从一开始，改革一直是杂乱、断裂的过程，既有政治领导层的推动， 又受到人民需求的推动。安徽小岗村的农民签订秘密协议，冒着受到严厉惩罚的风险分割土地、包干到户。与此同时，北京居民把一堵围墙变成了民主墙，在墙上张贴大字报，要求开放和改革。
现在北京正研究一系列新数字。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打击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而且严重。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但是在今年第三季度，增长减至9％。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明年这个数字可能减至5％。
在被问及这场经济危机时，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当他听说工厂在关门，打工的人正在返乡时，他皱起了眉头。他的儿子们靠打零工生活，例如建房子——这些房子大多是靠把工资寄回家的打工者建造的。如果这些钱没了，他最小的儿子造房子娶媳妇的希望就更渺茫了。
凯莉·张(音)也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但除此之外她和郑没有什么共同点。张出生在改革开始的那个月。30岁的她经历的都是好时光。她在汽车行业工作、投资于股票、到欧洲度假。她和丈夫没有需要抚养的人。他们的月薪是郑年收入的两倍多。但他们至少有一些共同的担忧。
张说：“我是传统的中国人，我把至少一半的收入存起来，我丈夫存的更多。我们必须这样；如今的社会与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没有医疗保障，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也必须考虑考虑。”
本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最富有的1/5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1/5家庭的17倍。差距不只存在于富人与穷人之间，而且存在于地区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去年农村的人均收入约为4000元，不到城市的1/3。差距也不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在改革初期，农民受益巨大，但此后政府不再提供医疗和教育，对农民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人口稀少的青海省，婴儿死亡率是北京的7倍。
经济减缓突出了“中国模式”的脆弱性。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仍然存在的弱点：国家干预市场，例如价格管制，或者许多部门缺乏竞争。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突出了经济发展的代价：腐败猖獗，污染使蓝天变成灰蒙蒙一片。
政府正努力通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额投资支撑经济——类似于中国的“新政”。但是在中国的4万亿元一揽子计划中，很大一部分是现有的计划，无益于长期问题的解决。这个长期问题就是如何鼓励像张这样的人花钱而不是存钱。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在短期内，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刺激国内需求的关键问题；但是从长远看，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人民担心孩子的教育费用或将来的医疗或者住房问题。他们就会想省钱而不是花钱。只有当公共事业得到良好发展的时候，人们才敢花挣来的钱。”
郑可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对正在修建的经过山谷的公路或者帮助农民购买冰箱的补贴没什么兴趣：他买不起这些奢侈品。但是在描述他参加的医疗计划时他很激动。他说：“我以前每次去看病，都要花100多块钱。现在我每年交10块钱，他们就会把我每次看病一半的费用返还给我。真的很有帮助。”
——摘编自英国《卫报》2008年12月18日
故事和“靶子”——对外报道西藏的感受
白 旭
2009年对于涉藏报道是很重要的一年，既是民主改革50周年，又是达赖叛逃50周年。我们作为新华社第一批赴藏小分队感到责任重大。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把采访的重点之一定在回述历史上。于是，有了这篇《1959及以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在3月9日这样的敏感时期播发，被《华藏顿邮报》和BBC这样比较挑剔的西方主流媒体采用。
回想这篇稿子的写成，首先要归功于深入扎实的采访。我们在西藏采访了很多经历过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农奴、贵族以及老战士，因为只有他们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
每个采访对象的叙述都有不同的角度。比如班禅的官员甲噶·洛桑汤觉讲述了他们和毛主席见面的情景以及他在叛乱后到拉萨看到的场面，十八军老战士拉布及和孙焕训讲述了他们平叛的过程及所见所闻，朗生米玛顿珠讲述了民改前后他的生活变化，以及他们欢庆分田地的场景。
在稿件中，我尽量不使用修饰性形容词，避免评论性的语言，不加主观色彩地把他们说的话呈现给读者。从多侧面的讲述中，我希望读者能自己得出结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意思。
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处引用了达赖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深入的调研。
很幸运，我在网上查到了达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通过读这本书，我找到了达赖自己对1959年那段历史的叙述，这让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样一来我的稿子就有了“靶子”。
“靶子”在对外报道中尤其重要，写像西藏这样敏感话题的稿子更需要有的放矢，不然读者会认为你是在一味地搞宣传而不愿接受你的观点。
比如，文章写道：“从这些难民口中，我知道中共在炮轰罗布林卡宫后，又把炮口对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屠杀、杀伤了上千民众。”还有达赖喇嘛描述政府对参加叛乱的西藏人“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膛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致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进冰水也层出不穷。”
然后我又引用了前面提到的甲噶·洛桑汤觉的讲述——他进入大昭寺看到的情景，还有叛军总司令、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拉鲁·次旺多吉的回忆录——他被抓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这样的效果远远比一边倒要好。
另一个例子是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说：“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快乐，我认为这是很多文化因素所致。第一，在西藏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有那么严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镣铐、阉割的野蛮刑罚。”
接下来我描述了自己在博物馆看到的十几张黑白图片——布德被挖去双眼，班德尔被剁去手指，宾奔的鼻子被割掉，扎西双脚的筋被抽出……这样达赖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次报道的尺度放得很开，有些比较敏感的东西也得以保留，这让我很欣慰。
一个例子是老战士孙焕训的讲述。他告诉我们，叛乱当时他正在陕西咸阳干校教书，那里有370多名学生，大部分出生于西藏农奴家庭。“当他们被告知达赖出逃的消息时，有些学生哭了。不管怎样，达赖喇嘛是他们心中的活佛。”
在西方的报道中，提到达赖喇嘛一直用“精神领袖”这样的说法。通过采访我发现，这的确是事实。我可以把这部分讲述从文中删去，但是加上它会让文章看上去更真实。我一直这样认为：如果你的文章不回避敏感话题，让读者觉得真实，那么他们才有可能去接受文章其他部分想要传达的东西。
再看这次的报道，坦诚和平实 尤其重要。由于西方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模式，我们说教式的报道只能让他们反感。因此用事实说话，不回避问题。后退一小步，会换来更好的效果。
1959及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
白 旭 边巴次仁 胡 星
1959，对于经历过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人们来讲，是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
阿沛·阿旺晋羡是旧西藏的贵族官员，现在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这位已经98岁的老人这样回忆1959年3月10日发生的叛乱：
按照藏族传统习俗，每年藏历12月29日是“破九”，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大会”。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时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然后，他告诉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
“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阿沛·阿旺晋美说，“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钟，西藏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指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要把他毒死。’这喊声对笃信佛教的藏族民众简直是一声炸雷。实际上。这个谣言正是西藏地方政府散布的。不久，叛乱分子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杀人砸物，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这就是后来不久发展成为大规模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达赖在叛乱分子的安排下，于3月17日逃出拉萨，前往印度。随后，解放军用了两天时间平息了拉萨的叛乱。可是让整个西藏恢复稳定却用了近三年时间。
据环球网的一篇报道，至1961年底，先后近9万人卷入了这场叛乱。叛乱武装中的绝大部分人被俘、投降或投诚，被击伤者是少数，被击毙者更少。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声称：“西藏人民比中国人民快乐，我认为这是很多文化因素所致……在西藏可没有像镣铐、阉割的野蛮刑罚。”
然而，在西藏博物馆里有十几张这样的照片，尽管是黑白的，人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当时情景的血腥——布德被挖去双眼，班德尔被剁去手指，宾奔的鼻子被割掉，扎西双脚的筋被抽出……
平叛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替旧噶厦政府领导了民主改革。全西藏近一百万农奴获得了土地、住房和人身自由。
民主改革意味着西藏的农奴开始了新生活，但也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各种“争议”。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晓明说：“我曾经在美国跟一些学者、专家谈过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林肯废除了南方的农奴制，解放了黑奴，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推崇。为什么林肯废除农奴制是维护人权，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废除了西藏的农奴制，解放了百万农奴，却是侵犯西藏人权呢?美国人无言以对。”
几十年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在国外导演了一系列示威活动，还在国内制造了多起骚乱。
最近一起发生在2008年3月14日。投掷石块和挥舞木棒的人在拉萨烧毁了房屋和车辆，抢劫商店，暴打路人，导致19人死亡。随后动乱蔓延到周边的甘肃省和四川省。
2009年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50周年，也被达赖看作“起义”50周年。
达赖年事已高。分析家说，事实上，西藏问题不会随着达赖的辞世而解决，因为达赖说，到那时谁将成为他的转世灵童也还是个问题。
——摘编自新华社拉萨2009年3月9日英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