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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第一次解放，才十六岁。那一年他成亲了。
父亲成亲是小事。这一年，却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一年，1949年。时间或者历史，一分两段。那些时时出现且无法替代的大词，都是从这一年算起的。
父亲是在这个叫赵庄的村庄给地主放牛，在地主家里成的亲。新媳妇是他姨家的闺女，大他三岁。解放（这里人都说“土改”）的时候，父亲就在这里分了土地和房屋。他的爹娘、哥姐都在百里外的潢川县种人家的地，父亲说是“帮人家”，也都土改到了那里。外乡人的大爷（大伯）后来还入了党，当了生产队队长。
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几千年农民起义举在旗帜上的这句话， 二十世纪中叶，在父亲头上实现了。
十三年后，我出生了。1970年，八岁的我在大队的学校里上了一年级。大队就是现在的村，有十三个生产队，就是村民组。大队里有小学、初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距离1949年，也就二十几年。小学生的我却把握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世界好像从来如此，小孩子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有一篇课文，《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写一个老贫农王国福，在翻身后的老屋里关心天下事。有一篇课文不记得题目了， 插图是一个中国人用拖把回击一个白人。开头一句是这样的：医生张光，护士长周真……说的是这两个援助非洲的中国医务人员，看到老板在殴打一个黑人小伙计小夏格，就伸出了正义之手。黑人兄弟，亚非拉兄弟。还有一课《螺号声声》，没要求背诵，四十多年了，我却还能写下来：
顺着海滨公路， 迎着灿烂阳光，我到守备连参加军民联防会议，转过幼林葱郁的山坡，深蓝的海湾便出现在眼前。
在海边一块礁石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圆圆的脸晒得黑黝黝的， 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闪射着光芒，手里拿着一只螺号。
我问：你会吹冲锋号吗？ 她说：我们民兵打仗经常吹冲锋号！ 她把“我们民兵”四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我们是学生不是民兵，也经常“打仗”，在野地里或者放学的路上。只要指一派———你是美国的，你是鬼子，战斗就开始了。树枝拳头，破鞋坷垃，一阵下来，“鬼子”从来没有胜利过。
我后来又上到高中。就在公社学校，新里高中。路还是这么远， 只是方向反过来了，一东一西，午饭还跑回家吃。从小学到高中，不用文盲的家长接送一趟。别的学生也都是一样。这样的事， 现在全村没有一个，全镇没有一个，全县也没有一个。这成了传奇。这让人想到远古时期的击壤者，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者， 盘坐在地上一下一下敲着泥土，悠然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
革命，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陈胜、吴广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是农民革命。父亲是革命群众，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者，不是穷人，是劳动和进步。农民不叫农民，也不叫贫农，因为还有中农、富农、地主。农民都是社员，人民公社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父亲是干老实活的，人们评价他是这样一句话：没官也管过。父亲当过几回劳模，群众大会上领奖。一张奖状，一条毛巾，一把铁锹。
那时，我们孙庄大队是先进，已经有了几个厂（场）：养兔场、养猪场、砖瓦厂、造纸厂、六六粉厂。六六粉是一种农药，白色的原粉加细土炕制而成，主要防治蚜虫。那天的劳动课是给六六粉装袋， 一身汗， 一身药，肉皮疼得很，下课铃一响就跑出去跳到水里了。
五年级的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校园开会，脸朝西坐着。前面是一张课桌，人在上面发言。
发言的人也有我。这是陈老师布置的，我写了一篇稿子。我的发言稿写好，陈老师并没有看。一个学生，即便是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写出不可以在大会上念的东西在台上，我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说道：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让我们广大革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几年以后，当家做主的父亲，又一次解放了。
这一次解放，村庄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一点预感和准备。开始，有人小声地说：河北分地了……河北，就是洪河北面。洪河是淮河岸北的一条支流，我们与安徽的分界。“河北”就是安徽。结果，分地就像一阵风，很快刮来了。土地、牲口、农具都分了。那时有篇作品写道，有个生产队就一头牛，几百人没法分， 群众就把一个大炮仗插到这牛的屁眼里，把它炸了。文学并不以真实为操守， 但如果失去操守， 它反倒就失去了真实。后来知道，风是安徽刮起的，具体说就是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分的。那里还有一个十八农民的签名画押，生死协议，现在存放在国家历史博物馆。这让我想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时候， 治河民工在地下挖出一个独眼石人，身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改革开放，势不可当。不换思想就换人。现在看这句话，就让人想到大清王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时的新闻宣传、文学书写都是一个主题：分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分地解放了亿万农民。
这一次解放的，不光是父亲，还有我。高中毕业的我，回家当了农民。
四十年了。前二十年我是农民，后二十年是农民工。
种地二十年，那是我整个的青春歲月。现在回过头来， 想到的却只一件事了———完粮。我和父亲拉着满满一车子小麦。完粮也叫交粮，交公粮。去乡粮管所，不是公社粮库了，公社没有了。完粮都是在午后，晒了几个日头的麦子，趁热收起来，就像锅里炒的。扬了又扬，撇了又撇，干净得像簸箕扇的。装上车子，小跑着拉过去。粮管所里都是完粮的， 有用机子带的， 有套牲口拉的。就是这样的麦子，还有验不上的。验上就给你开个票，写着袋子数和价格，你就可以抢着上磅了。验不上头就大了。后来就有专门帮人验粮的了，他带来验质员，还是这个人，这下就验上了，一袋给他一块钱。交粮也叫卖粮， 却没有谁在乎价格， 验上就中，可以过磅可以往大仓里倒了。各村的会计就坐在旁边守着， 交粮的票据接过来就交给他了，你一分钱也不见。夏季卖粮不见钱，已经是好的了。以后就又有秋征了，秋季还要交钱。那些年，我和父亲最轻松的时刻，就是把一车子小麦倒到大仓里，推着空车往回走，身上搭着湿衣裳。看到爷儿俩空着车子回来了，俺娘也松了口气：要得安，先盼官。她这里的“盼”，是安抚、满足的意思。完粮，父亲他们也说完差，交差的差。完粮的人都没啥说的，自己不吃也得完粮。种地的不完粮，城里人、当兵的吃啥？ 当年重要的就是分地。从收音机到报纸，却没有一个“分”字，叫联产承包。地都一点一绺，一家几亩地好几块了，也没有一个“私”字，叫责任田。联产承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通行的话语。就像日头东出西落一样。
没有了集体， 什么是积极性？ 现在看来，就是满足了人的私心。后来见得见不得人的事，除了收受贿赂，都是有责任田的人干的。
这一次解放，父亲和我都不愁吃的了。没想到的是，吃饱了饭，操心的事更多了。
我头顶上的一层天，除了父母，还有大爷大娘、姑妈姑夫、舅舅妗子、姨妈姨夫，再加上岳父岳母。
他们就像早晨起来天上的星星， 一个一个地看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两颗了，父亲和岳母。一个是爹，一个叫娘。
岳母有六个孩子，妻子老四，是个全和人。全和人，是乡下的说法，就是有哥有姐、有弟有妹的人。民间有些祭祀活动，专门要这样的人搭个手。这种人有时也不好找，村里有个妇女弟兄姊妹九个， 也没一个全和人。
岳母的这些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差不多都在外省打工。大儿子早些年就去世了。二儿子三年前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小闺女去年也查出癌症。开出租车的孙子今年离婚了，出租屋里养着一个孩子。做生意的孙子卖了房，月供断几个月了，不卖不中了。房子没了，学区就没了，就要考虑把上学的孩子转到老家，就要陪读又要租房了……
家里的这些事，老年人不一定知道。反正没听她说过。八十多岁的她， 精神还不错。听她说过几回了：政府现在咋恁好哎，种地不完粮，还倒过来给你钱！
现在，农村养老全覆盖了。六十岁以上的人一月可以领百十块， 加上国家对农户的种粮补贴， 加上家里的地流转给人家的租金，一年两三千块。这里头有土地的钱。显然，这是一家几口人的钱。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了，就全部算在她头上。
这庄上有个老教师，跟她年纪差不多，叫她五嫂，这些钱就是他半个月的退休金。岳母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她也不会跟人家比。她也有钱了。这些钱就是天上掉的。两三张买米买面，就能吃一年。今年过年，淮河边上两个外甥女来看她，人家才坐下，她就掏出钱来，一人两百，不要不中。
在父亲那里，账也是这样算的。只是我家多几亩地，数字还要大一点。
父亲有五个孩子。哥早些年就死了，留下一双儿女，现在人到中年了，这些年都在上海，都没房子，孩子在老家上学，老人带着。姐姐和姐夫当年出去得最早， 也是上海，在长兴岛。那时我还在家里种地，他们比我强多了，马上就混发了。两年前的寒冷的正月，姐却喝了药，静静地死在野外。她在岛上快三十年了， 儿女们也早已都在这里干，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窝。都说健康比金钱重要，姐就是个铁头蹦儿，一年到头啥病没有。人穷不死，姐是没奔头了。
这些年在外头，我没给过父亲钱。他的钱花不完。那回拿钱，我在一边看，父亲在他的破木床里面一个腿上摸出一个小罐子，掏出一个纸卷，纸卷翻转了好几圈，才露出粉红色。
那天在野外， 一个干沟里又丢进了一些衣裳、棉被，附近又一个老人死了。旁边一个妇女说我：下去摸摸，看看有没有钱。听说捡破烂的就在这些破棉被里摸到过成卷的钱。这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仅有的闲钱了。
六十岁退休，老了。在村庄，你还退不掉，正用劲。干活不说，接送孩子的孩子。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电动三轮挤不透，都是爷爷奶奶。
一个人，不愁房子，不愁学校，不愁医院，那就是解放了吧。就像父亲两次分到土地。一张吃饭的嘴好安排，就是给人家扫马路，一月的工资买米买面，一年也吃不完。
父亲和岳母八十多了， 都是老太（曾祖）了。他们还会生病，收费的窗口却不用管了。他们彻底地解放了。
這回解放他们的不是别人， 是生命和时间。
父亲成亲是小事。这一年，却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一年，1949年。时间或者历史，一分两段。那些时时出现且无法替代的大词，都是从这一年算起的。
父亲是在这个叫赵庄的村庄给地主放牛，在地主家里成的亲。新媳妇是他姨家的闺女，大他三岁。解放（这里人都说“土改”）的时候，父亲就在这里分了土地和房屋。他的爹娘、哥姐都在百里外的潢川县种人家的地，父亲说是“帮人家”，也都土改到了那里。外乡人的大爷（大伯）后来还入了党，当了生产队队长。
等贵贱均贫富，耕者有其田。几千年农民起义举在旗帜上的这句话， 二十世纪中叶，在父亲头上实现了。
十三年后，我出生了。1970年，八岁的我在大队的学校里上了一年级。大队就是现在的村，有十三个生产队，就是村民组。大队里有小学、初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距离1949年，也就二十几年。小学生的我却把握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世界好像从来如此，小孩子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有一篇课文，《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写一个老贫农王国福，在翻身后的老屋里关心天下事。有一篇课文不记得题目了， 插图是一个中国人用拖把回击一个白人。开头一句是这样的：医生张光，护士长周真……说的是这两个援助非洲的中国医务人员，看到老板在殴打一个黑人小伙计小夏格，就伸出了正义之手。黑人兄弟，亚非拉兄弟。还有一课《螺号声声》，没要求背诵，四十多年了，我却还能写下来：
顺着海滨公路， 迎着灿烂阳光，我到守备连参加军民联防会议，转过幼林葱郁的山坡，深蓝的海湾便出现在眼前。
在海边一块礁石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圆圆的脸晒得黑黝黝的， 两只明亮的大眼睛闪射着光芒，手里拿着一只螺号。
我问：你会吹冲锋号吗？ 她说：我们民兵打仗经常吹冲锋号！ 她把“我们民兵”四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我们是学生不是民兵，也经常“打仗”，在野地里或者放学的路上。只要指一派———你是美国的，你是鬼子，战斗就开始了。树枝拳头，破鞋坷垃，一阵下来，“鬼子”从来没有胜利过。
我后来又上到高中。就在公社学校，新里高中。路还是这么远， 只是方向反过来了，一东一西，午饭还跑回家吃。从小学到高中，不用文盲的家长接送一趟。别的学生也都是一样。这样的事， 现在全村没有一个，全镇没有一个，全县也没有一个。这成了传奇。这让人想到远古时期的击壤者，一个七八十岁的老者， 盘坐在地上一下一下敲着泥土，悠然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
革命，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陈胜、吴广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是农民革命。父亲是革命群众，我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者，不是穷人，是劳动和进步。农民不叫农民，也不叫贫农，因为还有中农、富农、地主。农民都是社员，人民公社社员。《社员都是向阳花》唱道：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父亲是干老实活的，人们评价他是这样一句话：没官也管过。父亲当过几回劳模，群众大会上领奖。一张奖状，一条毛巾，一把铁锹。
那时，我们孙庄大队是先进，已经有了几个厂（场）：养兔场、养猪场、砖瓦厂、造纸厂、六六粉厂。六六粉是一种农药，白色的原粉加细土炕制而成，主要防治蚜虫。那天的劳动课是给六六粉装袋， 一身汗， 一身药，肉皮疼得很，下课铃一响就跑出去跳到水里了。
五年级的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校园开会，脸朝西坐着。前面是一张课桌，人在上面发言。
发言的人也有我。这是陈老师布置的，我写了一篇稿子。我的发言稿写好，陈老师并没有看。一个学生，即便是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写出不可以在大会上念的东西在台上，我念着一个人的名字说道：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让我们广大革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几年以后，当家做主的父亲，又一次解放了。
这一次解放，村庄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一点预感和准备。开始，有人小声地说：河北分地了……河北，就是洪河北面。洪河是淮河岸北的一条支流，我们与安徽的分界。“河北”就是安徽。结果，分地就像一阵风，很快刮来了。土地、牲口、农具都分了。那时有篇作品写道，有个生产队就一头牛，几百人没法分， 群众就把一个大炮仗插到这牛的屁眼里，把它炸了。文学并不以真实为操守， 但如果失去操守， 它反倒就失去了真实。后来知道，风是安徽刮起的，具体说就是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分的。那里还有一个十八农民的签名画押，生死协议，现在存放在国家历史博物馆。这让我想到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时候， 治河民工在地下挖出一个独眼石人，身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改革开放，势不可当。不换思想就换人。现在看这句话，就让人想到大清王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时的新闻宣传、文学书写都是一个主题：分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分地解放了亿万农民。
这一次解放的，不光是父亲，还有我。高中毕业的我，回家当了农民。
四十年了。前二十年我是农民，后二十年是农民工。
种地二十年，那是我整个的青春歲月。现在回过头来， 想到的却只一件事了———完粮。我和父亲拉着满满一车子小麦。完粮也叫交粮，交公粮。去乡粮管所，不是公社粮库了，公社没有了。完粮都是在午后，晒了几个日头的麦子，趁热收起来，就像锅里炒的。扬了又扬，撇了又撇，干净得像簸箕扇的。装上车子，小跑着拉过去。粮管所里都是完粮的， 有用机子带的， 有套牲口拉的。就是这样的麦子，还有验不上的。验上就给你开个票，写着袋子数和价格，你就可以抢着上磅了。验不上头就大了。后来就有专门帮人验粮的了，他带来验质员，还是这个人，这下就验上了，一袋给他一块钱。交粮也叫卖粮， 却没有谁在乎价格， 验上就中，可以过磅可以往大仓里倒了。各村的会计就坐在旁边守着， 交粮的票据接过来就交给他了，你一分钱也不见。夏季卖粮不见钱，已经是好的了。以后就又有秋征了，秋季还要交钱。那些年，我和父亲最轻松的时刻，就是把一车子小麦倒到大仓里，推着空车往回走，身上搭着湿衣裳。看到爷儿俩空着车子回来了，俺娘也松了口气：要得安，先盼官。她这里的“盼”，是安抚、满足的意思。完粮，父亲他们也说完差，交差的差。完粮的人都没啥说的，自己不吃也得完粮。种地的不完粮，城里人、当兵的吃啥？ 当年重要的就是分地。从收音机到报纸，却没有一个“分”字，叫联产承包。地都一点一绺，一家几亩地好几块了，也没有一个“私”字，叫责任田。联产承包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通行的话语。就像日头东出西落一样。
没有了集体， 什么是积极性？ 现在看来，就是满足了人的私心。后来见得见不得人的事，除了收受贿赂，都是有责任田的人干的。
这一次解放，父亲和我都不愁吃的了。没想到的是，吃饱了饭，操心的事更多了。
我头顶上的一层天，除了父母，还有大爷大娘、姑妈姑夫、舅舅妗子、姨妈姨夫，再加上岳父岳母。
他们就像早晨起来天上的星星， 一个一个地看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两颗了，父亲和岳母。一个是爹，一个叫娘。
岳母有六个孩子，妻子老四，是个全和人。全和人，是乡下的说法，就是有哥有姐、有弟有妹的人。民间有些祭祀活动，专门要这样的人搭个手。这种人有时也不好找，村里有个妇女弟兄姊妹九个， 也没一个全和人。
岳母的这些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差不多都在外省打工。大儿子早些年就去世了。二儿子三年前得了癌症，做了手术。小闺女去年也查出癌症。开出租车的孙子今年离婚了，出租屋里养着一个孩子。做生意的孙子卖了房，月供断几个月了，不卖不中了。房子没了，学区就没了，就要考虑把上学的孩子转到老家，就要陪读又要租房了……
家里的这些事，老年人不一定知道。反正没听她说过。八十多岁的她， 精神还不错。听她说过几回了：政府现在咋恁好哎，种地不完粮，还倒过来给你钱！
现在，农村养老全覆盖了。六十岁以上的人一月可以领百十块， 加上国家对农户的种粮补贴， 加上家里的地流转给人家的租金，一年两三千块。这里头有土地的钱。显然，这是一家几口人的钱。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了，就全部算在她头上。
这庄上有个老教师，跟她年纪差不多，叫她五嫂，这些钱就是他半个月的退休金。岳母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她也不会跟人家比。她也有钱了。这些钱就是天上掉的。两三张买米买面，就能吃一年。今年过年，淮河边上两个外甥女来看她，人家才坐下，她就掏出钱来，一人两百，不要不中。
在父亲那里，账也是这样算的。只是我家多几亩地，数字还要大一点。
父亲有五个孩子。哥早些年就死了，留下一双儿女，现在人到中年了，这些年都在上海，都没房子，孩子在老家上学，老人带着。姐姐和姐夫当年出去得最早， 也是上海，在长兴岛。那时我还在家里种地，他们比我强多了，马上就混发了。两年前的寒冷的正月，姐却喝了药，静静地死在野外。她在岛上快三十年了， 儿女们也早已都在这里干，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窝。都说健康比金钱重要，姐就是个铁头蹦儿，一年到头啥病没有。人穷不死，姐是没奔头了。
这些年在外头，我没给过父亲钱。他的钱花不完。那回拿钱，我在一边看，父亲在他的破木床里面一个腿上摸出一个小罐子，掏出一个纸卷，纸卷翻转了好几圈，才露出粉红色。
那天在野外， 一个干沟里又丢进了一些衣裳、棉被，附近又一个老人死了。旁边一个妇女说我：下去摸摸，看看有没有钱。听说捡破烂的就在这些破棉被里摸到过成卷的钱。这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仅有的闲钱了。
六十岁退休，老了。在村庄，你还退不掉，正用劲。干活不说，接送孩子的孩子。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电动三轮挤不透，都是爷爷奶奶。
一个人，不愁房子，不愁学校，不愁医院，那就是解放了吧。就像父亲两次分到土地。一张吃饭的嘴好安排，就是给人家扫马路，一月的工资买米买面，一年也吃不完。
父亲和岳母八十多了， 都是老太（曾祖）了。他们还会生病，收费的窗口却不用管了。他们彻底地解放了。
這回解放他们的不是别人， 是生命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