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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与帕翠西》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从拍摄到剪辑，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是我学电影最辛苦的两年，也是收获最多，在专业上进步最大的两年。我很愿意在这里把整个制作过程和经验教训做一些分享。
缘起
2010年8月，我经南美朋友Oscar介绍，搬进了费城艺术博物馆附近的一座老房子，和房东大卫·肯伯格（David Reichenbacher）和帕翠西·怀特（Patricia White）住在了一起。这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复式小楼。整个房子，从内到外都镶嵌着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客厅、饭厅挂着各种各样的油画和装饰品。后院里摆着墨西哥大花瓶和各式陶罐；院墙上随意而又别致地嵌着啤酒瓶子，破铜烂铁和自行车轮，而最让人震惊的是二楼的厕所，从天花板到地板都镶嵌着不同材料做的马赛克：贝壳、玻璃、瓷砖、海螺、木头人……走进去就像进入一个童话世界。从搬进去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这座“博物馆”一般的房子。当我得知，所有这些“艺术品”都是出自大卫和帕翠西之手的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这对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夫妇。他们对于我的到来也表示出了隆重的欢迎。
夫妇俩人专程到中国城给我买了一些小礼物。并在饭厅的中央挂了一盏中国红灯笼。除了房东和我，房子里面还住着另外两个室友：来自哥伦比亚的Oscar和来自厄瓜多尔的Santiago。我们戏称自己住在“联合国大厦”。
彼时，我开始了电影学院艺术硕士（Master of Fine Art）第二年的学习。在此之前，我一直专注于剧情片的拍摄和舞台剧的制作。而我就读的学校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却是以纪录片见长，学生纪录片作品获奖记录在全美仅次于斯坦福大学。很多活跃于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探索频道、 国家地理频道的优秀纪录片导演都是我们校友。而我自己对纪录片却是一无所知，但充满了好奇。我决定好好利用学校的资源，学习纪录片的制作。在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选了一门纪录片的课程。任课老师大卫·帕里（David Parry）是一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他在麻省理工的老师就是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的奠基人之一：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
David 非常鼓励学生去拍身边的人物和故事：从小处着眼，发现平常生活中的不平常，在日常琐事中找故事。在他的鼓励下，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房东：最方便也最容易接触到的拍摄对象。当时我的拍摄主要以练习为目的。试图通过拍摄让自己对纪录片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获得经验上的积累从而多一些概念上的理解，但是心里并没有想过要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作品。我每天早晚拍一点素材，在下一次上课前，做一些剪辑，把一个个小片段拿到课堂上放给老师同学们看，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在最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故事的概念，无非是用影像记述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琐碎而无意义。和许多美国老师一样，不管我们播放的片段好与不好，David总是毫不吝惜他的溢美之词，把我们的作业夸得让我们自己都有些怀疑：真的假的？ 但人都是虚荣的。他的夸赞成了我们继续拍摄的动力。我饶有兴趣的继续我的练习，每个星期拍一点、剪一点。慢慢的我开始注意拍摄的故事性。不管多小的事件，都会有起因、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我开始试图去捕捉一个个小故事，力图用镜头语言去呈现完整的过程。有一天，我们家的一只猫丢了，Patricia很担心，夫妇两人到处去找，但直到半夜，都毫无结果。Patricia无心睡眠，心神不宁地坐在客厅里焦急等待，大概凌晨三点钟的时候，猫终于回来了。整个房子的人都醒了，大家都很兴奋，热烈的谈论着，Patricia激动地抱起小猫，一阵亲吻……而我有幸记录了整个过程。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纪录片拍摄最让人激动的地方：你掌握了一个故事线索，你在摄像机前等待它的发展，它的结果是未知的，带一点悬疑的，这会带给你一种莫名的期待和兴奋。在探索的过程中，你会不断遇到惊喜。当你最终能够把这个故事通过影像完整呈现给观众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非常美妙的。我把故事剪出来带到班上分享，得到了很多肯定和鼓励。这让我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以后的拍摄。
边拍边剪的模式
因为拍这个纪录片纯属偶然，并不是计划中的产物，从一开始也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无法建立一个团队。从选题到拍摄、剪辑都是一个人包办。这反而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我通常都是拍摄几天。等到有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出现的时候，就把得到的素材拿回剪辑房做一些简单的编辑，然后再拍再剪。在剪的时候，拍摄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经常会有很多遗憾：比如这个小故事有开头，却没有跟踪，漏掉了一些关键元素；这个镜头在当时如果能够推上去给人物一个特写就更好了；这个镜头移动太生硬，没有天然的契机让这个移动变得合理；这个镜头移动得太快，观众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应有的信息；这些剪辑房的遗憾就成了下次拍摄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拍的时候，我也开始考虑剪辑时需要哪些东西，从而有意识地捕捉和补拍一些我需要的元素。反复的训练和纠错让我能够更加熟练地把握一个故事。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机器放在哪里。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基本上一两个月以后，只要有故事发生，我都能够完整地记录和呈现。而我自己的直觉也越来越好，大致能够预判什么时候会有故事发生，什么时候我该拿起摄像机，什么时候我该放下摄像机。先前那种逮住什么拍什么的盲目拍摄渐渐过渡成一种相对高效的有意识拍摄。一个学期下来，我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素材，捕捉到了很多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慢慢地变成了后来纪录片里的一个个小场景。
再下一个学期的时候，我把这些粗剪的素材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拿给我的导师沃伦·贝斯（Warren Bass）去看，听取他的建议和意见。Warren是一个全能的电影人和教育家。 在剧情片、纪录片和动画片上都颇有建树。他在剪辑上给我帮助很大，找他的学生很多，我必须每周和他约上20分钟，准备5到10分钟的片段，让他看完后给出反馈意见，他会一点一点地指出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再回去做一些修改。就这样锱铢累计，一学期下来，我在剪辑上也摸到了很多门道。 主题的产生
拍的时间越长， 我对人物的了解也越多，许多故事开始浮出水面。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带回一张斯坦利·库布里克的DVD，Patricia看到了，笑着说：“海涛，你知道吗， 这个导演我认识。他原来给我拍过照片。”我脑子里一下子充满了问号，对于学电影的学生来说，斯坦利·库布里克是殿堂级的大师，我实在很难把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和库布里克建立起关联。在楼上的书柜中，我找出几大本相册Patricia开始一张张给我介绍：这是我做专栏作家的时候在给“粉丝”签名；这是我和David结婚时的照片，我的丈夫和我的大儿子一样年纪，我们结婚的时候他32岁，我53岁；这是我们的乐队，我们的主打歌曲上过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排行榜。随着她的介绍，我脑子里面一个个问号开始变成感叹号。在她的娓娓讲述中，我被带进了一段尘封的个人历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整天与猫做伴的老人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职业生涯和传奇的情感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物，是一个绝佳的记录对象。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宝藏，他们的故事需要通过影像讲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那一刻起，我从自发的拍摄开始转变为自觉的拍摄。我开始有了野心，要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纪录作品。
人物有了，故事有了，下一步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主题。只有有了主题，我才能对拍到的随机故事做一些取舍，按一定的结构主题把它们组织到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我可以着眼去表现David和Patricia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毕竟这种老妇少夫的组合非常罕见，他们能够将这段婚姻维持这么多年，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段佳话。他们能够琴瑟和谐的秘诀是什么？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老太太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老头必须在病榻边侍奉汤药，同时扮演丈夫和儿子的角色，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的感情如何始终保持鲜活？这是我当时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不断在摄影机里寻找答案。在这个老人被抛弃的社会，没有儿女在身边，他们必须相依为命。Patricia摔伤了一次髋骨，使得她行动困难，David辞去工作，悉心照料。而后，Patricia又一次摔伤。这种接二连三的突发状况让David疲于应对，但夫妇两人还是勇敢乐观地活着。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东方人，我在观察他们生活的时候会时常感到愤怒：Patricia有五个子女，在她反复骨折的过程中，没人过来看她。我知道很多美国家庭，亲情是相对淡漠的，但像这样极端的情况还是让我无法理解。我对他们有深深的同情。摄像机可以放大生活中的细节，没有这样一个拍摄过程，我不会这么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似乎也跟着他们过了一遍晚年生活。那种老无所依的感受是那么真切、直观、强烈。人们常说的优雅地变老是非常理想化的愿景，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的生活圈子开始慢慢缩小，最后退缩到一个小小的宅院，疾病、孤独接踵而至，自我价值感慢慢凋零，生命的尽头荒草漫道。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我们将无从逃避的问题。谁来照顾他们？谁又来照顾以后的我们？他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所幸他们还有彼此的爱，这份爱照亮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
“爱”与“老”自然而然成了我要表现的主题，也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与世界沟通的话题。
伦理上的挣扎
David一直照顾着年老多病的Patricia，但让我万万意想不到的是David会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我正在学校上课，Patricia打来电话，说David被送进了医院，她很担心，希望我能回家载她到医院。我匆匆赶回去，隐约觉得有什么故事正在发生。在出门的时候我随手拿了一个小摄像机。其实当时我和Patricia都没有意识到事态有多严重，直到我们到了医院，被告知David是动脉破裂，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整个手术持续了12个小时，Oscar和我陪着Patricia在医院焦急地等待。那是非常煎熬的一个晚上。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David能不能从手术室安然无恙地出来。我一直在用小摄像机拍摄，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素材。但在整个过程中，我又一直在问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在利用这个悲剧成就自己的电影？在屏幕上看着Patricia悲痛无助的神情，我一度放下了手中的摄像机。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去放大这种悲痛。幸运的是，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医生过来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David度过了危险期。
David手术后昏迷了3天，我记录了整个过程。后来我把这些内容放给David看时，他很高兴这些经历有一个影像的保存。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我还是会不断问自己：如果那天David没有挨过危险一刻，我又如何去面对自己拍下的那些素材？
我想这是每个对记录对象投入情感后的纪录片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伦理问题。其实在我用镜头去面对他们的生活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侵犯他们的隐私。
Patricia是非常爱美的，她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她健康美丽的模样，但是在我的镜头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她痛苦的，难堪的表情，特别是当她第二次入院的时候。有很多镜头和画面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的。我和我导师Warren Bass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希望把这个电影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但是他们的困境又是我电影需要表现的一个方面。Warren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难题：当你觉得该放下摄影机的时候就放下吧。这个看似简单的回答成了我以后记录的原则：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当自己觉得不愿意去表现的时候，就停掉。虽然这样可能会错过一些“精彩”的镜头，但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安心。
什么时候该画上句号
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纪录片的制作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完成的过程，因为你总会发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会有修饰提高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对自己说：That is it！ I am done。 有个朋友说当你经费用完的那一天，你的制作就结束了。对于我来说，我本身就没有什么经费，所以后期也总是无法结束。
我先是把120个小时的素材按照拟定的主题取舍组织装配出3个小时的粗剪版本，又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斟酌修改。
我做了几次大的放映，先是放给电影学院的老师同学看，他们会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一些反馈意见。有很多明显的问题，你很容易就接受了，去想解决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有的会给出完全不同的反馈，这个时候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是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你常常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生怕顾此失彼。对于一些问题，我只能不急于得出答案，放一段时间，过一两个月后，通常会有新的认识和感受，答案会逐渐清晰。
我把修改加工后的一个90分钟的版本又放给不是搞电影的朋友和同学看，让他们从普通观众的角度给出反馈。这样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视点。我又综合了一些新的意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到最后我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关于节奏，关于开头十分钟，关于场与场之间的转换……我需要一位专业剪辑师的帮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位日裔老师Rea给我推荐了一位拿过艾美奖最佳剪辑的专业剪辑师做咨询。我把片子寄给了她。她很喜欢，仔细地在Email里列出了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每个点都给出了理由。我觉得意见非常的中肯，直指问题的核心。我开始一个一个有针对性地解决她提出的问题。经过这一轮的修改以后，我知道我做到了我能够做到的最好，虽然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两年下来，在无数个反反复复中间，我疲倦了，厌倦了，我需要画一个句点，开始新的项目。我告诉自己我需要Moveon了，虽然带着一些遗憾。
以后的路
在进电影学院之前，我一直在做生物研究，并无多少电影制作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我会较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也自认为自己在电影制作方面有一定的天分和悟性。“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为者是。”我觉得好的纪录片能够在历史里为现实找依据，在现实里为未来找线索。这是我以后做纪录片的目标，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希望能够与所有的纪录片人共勉。
《大卫与帕翠西》中文简介：
帕翠西·怀特（Patricia White）是美国红极一时的诗人、作家、画家、马赛克装饰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17岁高中刚毕业就成为费城某报纸的明星专栏作家，出版过多部诗集，小说集；曾经与美国电影大师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有过情缘。在53岁那年，帕翠西遇到比自己小22岁的大卫·雷肯伯格，并与之结合。这段传奇婚姻维持了将近30年。如今，帕翠西83岁，而大卫也已61岁。没有子女陪伴，他们只能相依为命。疾病、贫困、孤独等各种问题让他们的爱备受考验。曾经的辉煌并不能让他们逃避晚景凄凉。《大卫和帕翠西》忠实记录了这对传奇老人的晚年生活，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察美国社会和文化，以期为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提供影像参考。
缘起
2010年8月，我经南美朋友Oscar介绍，搬进了费城艺术博物馆附近的一座老房子，和房东大卫·肯伯格（David Reichenbacher）和帕翠西·怀特（Patricia White）住在了一起。这是一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复式小楼。整个房子，从内到外都镶嵌着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客厅、饭厅挂着各种各样的油画和装饰品。后院里摆着墨西哥大花瓶和各式陶罐；院墙上随意而又别致地嵌着啤酒瓶子，破铜烂铁和自行车轮，而最让人震惊的是二楼的厕所，从天花板到地板都镶嵌着不同材料做的马赛克：贝壳、玻璃、瓷砖、海螺、木头人……走进去就像进入一个童话世界。从搬进去的第一天起，我就爱上了这座“博物馆”一般的房子。当我得知，所有这些“艺术品”都是出自大卫和帕翠西之手的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这对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夫妇。他们对于我的到来也表示出了隆重的欢迎。
夫妇俩人专程到中国城给我买了一些小礼物。并在饭厅的中央挂了一盏中国红灯笼。除了房东和我，房子里面还住着另外两个室友：来自哥伦比亚的Oscar和来自厄瓜多尔的Santiago。我们戏称自己住在“联合国大厦”。
彼时，我开始了电影学院艺术硕士（Master of Fine Art）第二年的学习。在此之前，我一直专注于剧情片的拍摄和舞台剧的制作。而我就读的学校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却是以纪录片见长，学生纪录片作品获奖记录在全美仅次于斯坦福大学。很多活跃于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探索频道、 国家地理频道的优秀纪录片导演都是我们校友。而我自己对纪录片却是一无所知，但充满了好奇。我决定好好利用学校的资源，学习纪录片的制作。在秋季学期开始的时候，我选了一门纪录片的课程。任课老师大卫·帕里（David Parry）是一位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他在麻省理工的老师就是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的奠基人之一：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
David 非常鼓励学生去拍身边的人物和故事：从小处着眼，发现平常生活中的不平常，在日常琐事中找故事。在他的鼓励下，我把镜头对准了我的房东：最方便也最容易接触到的拍摄对象。当时我的拍摄主要以练习为目的。试图通过拍摄让自己对纪录片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获得经验上的积累从而多一些概念上的理解，但是心里并没有想过要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作品。我每天早晚拍一点素材，在下一次上课前，做一些剪辑，把一个个小片段拿到课堂上放给老师同学们看，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在最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故事的概念，无非是用影像记述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琐碎而无意义。和许多美国老师一样，不管我们播放的片段好与不好，David总是毫不吝惜他的溢美之词，把我们的作业夸得让我们自己都有些怀疑：真的假的？ 但人都是虚荣的。他的夸赞成了我们继续拍摄的动力。我饶有兴趣的继续我的练习，每个星期拍一点、剪一点。慢慢的我开始注意拍摄的故事性。不管多小的事件，都会有起因、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我开始试图去捕捉一个个小故事，力图用镜头语言去呈现完整的过程。有一天，我们家的一只猫丢了，Patricia很担心，夫妇两人到处去找，但直到半夜，都毫无结果。Patricia无心睡眠，心神不宁地坐在客厅里焦急等待，大概凌晨三点钟的时候，猫终于回来了。整个房子的人都醒了，大家都很兴奋，热烈的谈论着，Patricia激动地抱起小猫，一阵亲吻……而我有幸记录了整个过程。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纪录片拍摄最让人激动的地方：你掌握了一个故事线索，你在摄像机前等待它的发展，它的结果是未知的，带一点悬疑的，这会带给你一种莫名的期待和兴奋。在探索的过程中，你会不断遇到惊喜。当你最终能够把这个故事通过影像完整呈现给观众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是非常美妙的。我把故事剪出来带到班上分享，得到了很多肯定和鼓励。这让我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以后的拍摄。
边拍边剪的模式
因为拍这个纪录片纯属偶然，并不是计划中的产物，从一开始也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无法建立一个团队。从选题到拍摄、剪辑都是一个人包办。这反而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我通常都是拍摄几天。等到有一个完整的小故事出现的时候，就把得到的素材拿回剪辑房做一些简单的编辑，然后再拍再剪。在剪的时候，拍摄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经常会有很多遗憾：比如这个小故事有开头，却没有跟踪，漏掉了一些关键元素；这个镜头在当时如果能够推上去给人物一个特写就更好了；这个镜头移动太生硬，没有天然的契机让这个移动变得合理；这个镜头移动得太快，观众很难在短时间里得到应有的信息；这些剪辑房的遗憾就成了下次拍摄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拍的时候，我也开始考虑剪辑时需要哪些东西，从而有意识地捕捉和补拍一些我需要的元素。反复的训练和纠错让我能够更加熟练地把握一个故事。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机器放在哪里。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进步。基本上一两个月以后，只要有故事发生，我都能够完整地记录和呈现。而我自己的直觉也越来越好，大致能够预判什么时候会有故事发生，什么时候我该拿起摄像机，什么时候我该放下摄像机。先前那种逮住什么拍什么的盲目拍摄渐渐过渡成一种相对高效的有意识拍摄。一个学期下来，我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素材，捕捉到了很多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慢慢地变成了后来纪录片里的一个个小场景。
再下一个学期的时候，我把这些粗剪的素材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拿给我的导师沃伦·贝斯（Warren Bass）去看，听取他的建议和意见。Warren是一个全能的电影人和教育家。 在剧情片、纪录片和动画片上都颇有建树。他在剪辑上给我帮助很大，找他的学生很多，我必须每周和他约上20分钟，准备5到10分钟的片段，让他看完后给出反馈意见，他会一点一点地指出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我再回去做一些修改。就这样锱铢累计，一学期下来，我在剪辑上也摸到了很多门道。 主题的产生
拍的时间越长， 我对人物的了解也越多，许多故事开始浮出水面。记得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带回一张斯坦利·库布里克的DVD，Patricia看到了，笑着说：“海涛，你知道吗， 这个导演我认识。他原来给我拍过照片。”我脑子里一下子充满了问号，对于学电影的学生来说，斯坦利·库布里克是殿堂级的大师，我实在很难把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和库布里克建立起关联。在楼上的书柜中，我找出几大本相册Patricia开始一张张给我介绍：这是我做专栏作家的时候在给“粉丝”签名；这是我和David结婚时的照片，我的丈夫和我的大儿子一样年纪，我们结婚的时候他32岁，我53岁；这是我们的乐队，我们的主打歌曲上过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排行榜。随着她的介绍，我脑子里面一个个问号开始变成感叹号。在她的娓娓讲述中，我被带进了一段尘封的个人历史。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整天与猫做伴的老人曾经有过这么辉煌的职业生涯和传奇的情感经历？我开始意识到，我面前的这个人物，是一个绝佳的记录对象。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宝藏，他们的故事需要通过影像讲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那一刻起，我从自发的拍摄开始转变为自觉的拍摄。我开始有了野心，要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纪录作品。
人物有了，故事有了，下一步我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主题。只有有了主题，我才能对拍到的随机故事做一些取舍，按一定的结构主题把它们组织到一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我可以着眼去表现David和Patricia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毕竟这种老妇少夫的组合非常罕见，他们能够将这段婚姻维持这么多年，是非常值得书写的一段佳话。他们能够琴瑟和谐的秘诀是什么？到了这个年龄阶段， 老太太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老头必须在病榻边侍奉汤药，同时扮演丈夫和儿子的角色，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的感情如何始终保持鲜活？这是我当时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不断在摄影机里寻找答案。在这个老人被抛弃的社会，没有儿女在身边，他们必须相依为命。Patricia摔伤了一次髋骨，使得她行动困难，David辞去工作，悉心照料。而后，Patricia又一次摔伤。这种接二连三的突发状况让David疲于应对，但夫妇两人还是勇敢乐观地活着。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东方人，我在观察他们生活的时候会时常感到愤怒：Patricia有五个子女，在她反复骨折的过程中，没人过来看她。我知道很多美国家庭，亲情是相对淡漠的，但像这样极端的情况还是让我无法理解。我对他们有深深的同情。摄像机可以放大生活中的细节，没有这样一个拍摄过程，我不会这么仔细地观察他们的生活，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似乎也跟着他们过了一遍晚年生活。那种老无所依的感受是那么真切、直观、强烈。人们常说的优雅地变老是非常理想化的愿景，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的生活圈子开始慢慢缩小，最后退缩到一个小小的宅院，疾病、孤独接踵而至，自我价值感慢慢凋零，生命的尽头荒草漫道。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在很多时候不过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我们将无从逃避的问题。谁来照顾他们？谁又来照顾以后的我们？他们将何去何从，我们又将何去何从？所幸他们还有彼此的爱，这份爱照亮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
“爱”与“老”自然而然成了我要表现的主题，也是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与世界沟通的话题。
伦理上的挣扎
David一直照顾着年老多病的Patricia，但让我万万意想不到的是David会突然心脏病发作。当时我正在学校上课，Patricia打来电话，说David被送进了医院，她很担心，希望我能回家载她到医院。我匆匆赶回去，隐约觉得有什么故事正在发生。在出门的时候我随手拿了一个小摄像机。其实当时我和Patricia都没有意识到事态有多严重，直到我们到了医院，被告知David是动脉破裂，需要立即进行手术。整个手术持续了12个小时，Oscar和我陪着Patricia在医院焦急地等待。那是非常煎熬的一个晚上。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David能不能从手术室安然无恙地出来。我一直在用小摄像机拍摄，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段非常珍贵的素材。但在整个过程中，我又一直在问自己：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在利用这个悲剧成就自己的电影？在屏幕上看着Patricia悲痛无助的神情，我一度放下了手中的摄像机。因为我实在不忍心去放大这种悲痛。幸运的是，第二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医生过来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David度过了危险期。
David手术后昏迷了3天，我记录了整个过程。后来我把这些内容放给David看时，他很高兴这些经历有一个影像的保存。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是我还是会不断问自己：如果那天David没有挨过危险一刻，我又如何去面对自己拍下的那些素材？
我想这是每个对记录对象投入情感后的纪录片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伦理问题。其实在我用镜头去面对他们的生活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侵犯他们的隐私。
Patricia是非常爱美的，她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她健康美丽的模样，但是在我的镜头里面必然会有一些她痛苦的，难堪的表情，特别是当她第二次入院的时候。有很多镜头和画面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的。我和我导师Warren Bass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希望把这个电影建筑在他们的痛苦之上。但是他们的困境又是我电影需要表现的一个方面。Warren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的难题：当你觉得该放下摄影机的时候就放下吧。这个看似简单的回答成了我以后记录的原则：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当自己觉得不愿意去表现的时候，就停掉。虽然这样可能会错过一些“精彩”的镜头，但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安心。
什么时候该画上句号
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纪录片的制作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完成的过程，因为你总会发现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总会有修饰提高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 对自己说：That is it！ I am done。 有个朋友说当你经费用完的那一天，你的制作就结束了。对于我来说，我本身就没有什么经费，所以后期也总是无法结束。
我先是把120个小时的素材按照拟定的主题取舍组织装配出3个小时的粗剪版本，又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斟酌修改。
我做了几次大的放映，先是放给电影学院的老师同学看，他们会从专业的角度给出一些反馈意见。有很多明显的问题，你很容易就接受了，去想解决的办法。但是很多时候，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有的会给出完全不同的反馈，这个时候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这是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你常常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生怕顾此失彼。对于一些问题，我只能不急于得出答案，放一段时间，过一两个月后，通常会有新的认识和感受，答案会逐渐清晰。
我把修改加工后的一个90分钟的版本又放给不是搞电影的朋友和同学看，让他们从普通观众的角度给出反馈。这样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视点。我又综合了一些新的意见，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到最后我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关于节奏，关于开头十分钟，关于场与场之间的转换……我需要一位专业剪辑师的帮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位日裔老师Rea给我推荐了一位拿过艾美奖最佳剪辑的专业剪辑师做咨询。我把片子寄给了她。她很喜欢，仔细地在Email里列出了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每个点都给出了理由。我觉得意见非常的中肯，直指问题的核心。我开始一个一个有针对性地解决她提出的问题。经过这一轮的修改以后，我知道我做到了我能够做到的最好，虽然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两年下来，在无数个反反复复中间，我疲倦了，厌倦了，我需要画一个句点，开始新的项目。我告诉自己我需要Moveon了，虽然带着一些遗憾。
以后的路
在进电影学院之前，我一直在做生物研究，并无多少电影制作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我会较其他同学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也自认为自己在电影制作方面有一定的天分和悟性。“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为者是。”我觉得好的纪录片能够在历史里为现实找依据，在现实里为未来找线索。这是我以后做纪录片的目标，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希望能够与所有的纪录片人共勉。
《大卫与帕翠西》中文简介：
帕翠西·怀特（Patricia White）是美国红极一时的诗人、作家、画家、马赛克装饰艺术家、电视节目主持人；17岁高中刚毕业就成为费城某报纸的明星专栏作家，出版过多部诗集，小说集；曾经与美国电影大师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有过情缘。在53岁那年，帕翠西遇到比自己小22岁的大卫·雷肯伯格，并与之结合。这段传奇婚姻维持了将近30年。如今，帕翠西83岁，而大卫也已61岁。没有子女陪伴，他们只能相依为命。疾病、贫困、孤独等各种问题让他们的爱备受考验。曾经的辉煌并不能让他们逃避晚景凄凉。《大卫和帕翠西》忠实记录了这对传奇老人的晚年生活，从一个中国人的视角观察美国社会和文化，以期为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提供影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