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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前720年，周历三月十二日，周平王崩于洛邑。
在鲁国，一位史官打开名为《春秋》的史册，提笔记下此事：“三月庚戌，天王崩。”
——七个字，如此而已。在《左传》中，左丘明也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和评说。
天王之崩，何等大事。平王不平常，在后世眼中，他是东周的第一个王，西周倾覆之后，他在东都洛邑重建王室。
但是，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表现出比一棵树飘下一片叶子更多的感慨。《春秋》中不曾提到他的葬礼，仅仅是记载了“秋，武氏子来求赙”，周王室派来了一位使者，他只是一位姓武的卿大夫尚未曾出仕的儿子。他来到鲁国，说，天王的丧事，能不能再帮衬一点？鲁国必定已经按惯例按规矩献纳了平王之葬的礼物，武氏子跑这一趟，当然另有所“求”。此时是秋天，秋风中，鲁国的国君、大夫和史官沉默着，面无表情，《春秋》没有记载他们是否答应了所求。
似乎是，平王去了，天下无事。
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即位，到公元前720年，在位五十一年。他死时应该已经七十多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那个时代，人很少活那么长，平王默默活着，把自己活成了近乎于无。
什么是“有”，人人皆知，但老子告诉人们什么是“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三十根木条插在轮毂上，外面一个圈，这是车轮，但轮毂中间必有一孔、必有一处空无，如此方能连接车轴，方能配上另一只车轮，才成其为一辆车。“埏埴”活泥儿，做一个陶罐，当然要空，不空那还是罐子吗？凿门开窗才是房子，否则人住哪儿呢？天下事有无相生，人之病在于只知有而不知无，知有勇猛精进，是“我要我还要”，是人之大欲，但是，人如果不想要实心儿的车毂、陶罐和房屋，他就必须领悟人生与万物之“无”。
老子曾为周王室的史官，当他分辨有无，他之所思小到了家常日用，大到了天下、东周、平王。
彼时没有人把东周叫作“东周”，他们也不知自己所在之时是“春秋”。东周、春秋，这是后来人的命名，当时当地的人，他们只是“活着”，他们不像21世纪的人那样惯于把自己的“活”直接纳入历史。而后来人站在远处，辨东西、分春秋，为历史确定方位和结构。
——后来，天之下、地之上，人们长久注视这个名叫宜臼的人，他所带走的时间、在他的生命中默然降临的新的时间。阴阳割昏晓，这个人，正好站在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点上，如果在今天，他死了，媒体的大字标题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历史的章节标题，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宜臼，当他崩时，他正好就是老子所思的那只车毂——时间之轮恒常转动，他是老子所思的那只陶罐，安放在洛阳北邙山的山顶上，四面八方的风在他内部吐纳，他是房屋，他是“宅兹中国”的“宅”。
他无力行使主权，和他那些伟大的先王们不一样，诸侯们不再怕他、不再服从他，王纲解纽，他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爪与牙，昔日威慑天下的“东六师”已经消散，他能够支配的资源只有洛邑及其周边的一些城池和土地，他这有限的“有”注定流失，如流沙向下。当他在犬戎的重压下放弃丰镐，退出渭河平原，东迁河南洛阳时，周就不是原来的周了，他是王，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王。
但这个“空”的、“虚”的名依然重要。名可名非常名，后来的老子看出了这一点;必也正名乎，后来的孔子也看出了这一点。端坐在洛邑宫中的周王，他如此虚如此弱，他几近于无，他的同时代人是雄强的霸主，是成群的猛兽和巨人，但是，他是周王啊，他是天子，在人们心里，他居于天下之上、天下之中。在公元前720年，从秦之孤悬西陲，到齊之东临大海，北到燕山山脉，南到淮河流域、长江中游，东亚大陆上广大的人群分属多如繁星的邦国，但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周人，我们相互撕咬、争夺，攻伐，但是，天之上地之下，“周”是我们心中共同运行的秩序和礼法，以周的名义、以周王的名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将生命交托给一系列既是人间的、又是超越的价值。是的，礼法正在被践踏毁坏，但是被践踏毁坏的礼法依然是礼法，我们按照欲望和利益行事，但是欲望和利益之中的我们知道，此生此世不仅有本来如此，还有天地间的应该如此。即使是乱世，即使是乱臣贼子，在他们死后，他们也要严格地按照礼制安葬——考古发掘证明，人们依然在墓葬中严格遵从礼制，似乎是在人之将死和已死之时，我们依然要把自己安顿于我们心中的永恒秩序，这秩序有一个名字，就是“周”——人不可无名而活，“周”是最大的名，无论东周西周，“我们”都是周人啊，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会成为别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王沉默着。王就是“周”，就是大名、共名，他是符号是象征是牌位是旗号，他是天命之所在，是合法性的来源，象征着人间和人心的正当秩序。他被客观化了，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清静无为，史书几乎不曾记载他在东迁之后干了什么，似乎他日夜兼程，赶到洛阳，然后，就是端坐，看时间流逝，等崩。
就在平王崩逝之前一个月，周历二月初一，“日有食之”，天下眼前一黑，黑夜蓦然侵夺白昼。然后，天下人等着，太阳出来，天又亮了，平王死了。
平王崩逝后的天下冷淡，恰恰证明了周天子的有和无，王死了，王即位，反正王会一直在，人间喧闹，而王就是悬于空中的太阳。
于是，在山东曲阜，鲁国史官们在《春秋》中用七个字记下这无事之事。《春秋》——这部鲁国的史书，它由世代相传的鲁国史官们接续撰写，据说还曾被孔子修订。这是我们文明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所记录的时代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春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平王四十九年。然后，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平王崩。
——春秋开始，平王离去。他带走了西周的落日余晖，山河历历的永恒西周之后，他把天下留给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万类霜天竞自由，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大智大勇的时代，周王缄默，英雄群起，圣人应运而生。 二
平王宜臼崩时，回望漫长此生，他所记得的只有两次奔逃，两条路，一条向西，一条东去。他一生只走了这两条路，历史所记的也只有这两件事。
公元前777年，周幽王五年，幽王废黜太子宜臼。
——周朝的一切都对未来的一切具有原型意义。相比模糊的夏、潦草的商，西周是我们文明第一个成熟的统一政体，是第一篇严密周到的文章。西周的秩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依赖于宗法制度，通过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周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中绵延，这是非同寻常的原创，构成了塑造华夏文明的一个基本逻辑，此后的前现代中国一直是这一逻辑的变奏和延展。废黜嫡出的太子，这是宗法逻辑的严重变乱，一次合法性危机，天子的家庭纠纷必会动摇国本，此后中国，历朝历代，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历史的教训被反复吸取。现在，幽王废太子，这是原初的故事，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老故事第一次浮现。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这是华夏文明的少年，每一个问题都是新问题，每一个错误都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少年们凭着本能、冲动和暴躁，毛手毛脚就把事搞砸了。比如同样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很难想象后世一个心智成熟的家长或皇帝会如此行事。这时，幽王的幼子伯服还不到一岁，即使以王室的养育条件也很难保证其活到成年。但是，幽王不想，他爱他的妃子褒姒，他现在要哄褒姒高兴，他要把大位传给褒姒的儿子，他宣布：废黜宜臼。
如果是后来，宜臼注定死，但那是西周，宜臼可以跑。西周还远不是后来那个密不透风的大一统帝国，它是由宗法和盟约连接起来的松散网络，天地空，可夜奔，宜臼立即逃往申国，那是他的母族所在，王后申氏就来自申国。
——很多年后，午夜梦回，平王宜臼依然狂奔在前往申国的路上。申国在今日甘肃平凉，宜臼逃出王都丰镐，从西安、咸阳沿着泾河河谷向西北而去，三天或者四天，直到望见那座大山——六盘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两千七百一十二年后，经历了悲壮卓绝的长征，毛泽东终于翻越这座山，披襟当风，他将向西北而去，然后凭高而下，奋长缨而缚苍龙。而此时，宜臼在申国、在平凉，举目西望，这座山就在那里，山这边是华夏是周人，山那边是夷狄是犬戎，从西周中晚期到北宋，此山一再成为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的凝聚与爆发之处。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宜臼瘫了软了脑子木了，背靠这座山他就安全了，他一定不知道，山会塌，六盘山崩，将会压垮永恒的西周。
幽王什么也没做，他似乎忘记了宜臼，过了三年，公元前774年，幽王八年，他正式册立伯服为太子，又过了两年，幽王十年，也就是宜臼出逃五年之后，他才正式勒令申國交出宜臼。
三千年前，岁月缓慢，但是，在如此大事上如此缓慢，这都不像幽王了，宠妃刚生了儿子就忙着废太子，他是个急性子啊。或许，他也看到了那座六盘山，看到了山那边隐伏的风险。宜臼出逃，幽王追了没有，史无记载，很可能幽王也没有认真追，他松了口气，跑就跑吧，至少眼下他不必杀自己的儿子，至少他不必因此与申国决裂。申国在平凉在六盘山之东，而在六盘山之西，蕃息于固原高原上的强悍犬戎一旦越过平凉，宽阔的泾河河谷迎刃而开，丰镐便是砧上鱼肉。幽王的父亲宣王当初为他选定申侯之女为正妻，必是出于深长的地缘战略算计。申国是周王朝的守门人，周的安危系于申的忠诚，而血缘就是那时所能想象的最牢固的忠诚。
就这样，幽王拖过了五年，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新太子已经就位两年，旧太子还在六盘山下游荡，幽王终于行动，他要申侯交出宜臼。
申侯断然拒绝。周历九月，幽王发兵攻申。申侯马上采取了意料之中的行动，与犬戎结盟，合力攻周。六盘山下，大门洞开，犬戎的车马山崩一般扑向周军，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沿泾河河谷汹涌而下——这正是当初宜臼出逃的路，正是一千多年后吐蕃回纥直迫长安的路，蛮族之刃一再沿着这条路刺向帝国的心脏。现在，这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竟如此轻易，犬戎很可能没想到，他们一路狂奔，收不住脚，竟杀进了丰镐二京。
从周历九月到次年一月，短短四个月，伟大的永恒之城，竟陷落了。幽王、褒姒、伯服，一家三口向东逃去，在骊山脚下，犬戎追上了他们，杀死了幽王。
公元前770年，宜臼在申侯等诸侯的拥立下登上了王位。但平王所继承的是西周的废墟、沉沦的大地。与犬戎结盟，对申侯来说，这是无可选择的当下机变，但他无法驾驭他所引入的外力，这一决断的后果远远超出了预想。而幽王，他本来应该预判和管理风险，将申侯和宜臼逼到走投无路时他们会与犬戎结盟，这本来是大概率事件，犬戎是六盘山西侧随时都会站起的灰犀牛，他看见了，他装看不见，他任性轻率、毫无准备地将王朝的命运付诸赌博。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必有韵脚。公元前771年的事件，落下了一个悲哀的韵脚，由此下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自以为可以联金灭辽的宋徽宗押了韵，由此下行二千四百一十五年，吴三桂在山海关也遥遥地押了韵。在猛兽般的外敌面前，广大的文明世界一再断送于卑下猥琐的愚蠢和轻浮——似乎世界可以因一次交媾、一个侥幸的念头而崩塌。
此时，平王已无处容身。作为西周之根基的关中平原完全袒露在犬戎的车轮马蹄之下，既然如此轻易地得手，他们又怎么会轻易离开。这是华夏文明记忆中第一次外敌蹂躏下的浩劫，一切都崩塌了，对当时的人来说，那就是末日降临。后人无法知道这场浩劫的情景和细节，我们面对着劫灰，面对着死寂和空白——考古学家确认，在丰镐，只有少量战国地层叠压于西周地层，通常是汉代堆积直接压在西周遗址上，而在周人的祖地宝鸡周原，通常是汉以后的地层直接叠压在西周晚期地层之上。这说明，丰镐、周原，几乎同时毁灭，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是白茫茫大地。
平王宜臼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奔逃，在晋、郑、卫、秦等诸侯的护送下，他向东而去，向周公所留的东都洛邑而去。周公，这周朝伟大的开创者，具有创世之神的磅礴想象力，他是哲人王，他经天纬地，他不仅建立了宗法制度、开启了礼乐传统，他还确立了中国未来千年的空间架构——西周的根基在西部，在周原，在丰镐。木轮马车的时代，在从西到东的广大空间中经略一个王朝，正所谓鞭长莫及，周公要在这片大陆的东部确立一个投放力量、行使权力的基地，长缨在手，控御八方，他选定了天下之中的洛阳，在此营建东都洛邑。西安—洛阳，此后直到唐代，这一直是帝国之车的双轮。 平王东迁，漫漫长路，这应是公元前1045年武王发动灭商之战的路，是周公东出，镇压叛乱、经略天下的路。现在，宜臼沿渭河向东，过三门峡，穿小秦岭和崤山，沿黄河南岸连绵的丘陵踽踽而行，最终，他望见了东都洛邑。
这条路上，一支携带辎重的队伍，在当时条件下行走，四十天为神速，两三个月为正常。宜臼走了多长时间史无记载，在这漫无尽头的路上，平王宜臼必是深刻地意识到，大地何其大，此身何其小。每一个夜晚，他跪在篝火前独自祝祷，他相信，武王和周公，那天神般的巨人必会庇佑他，他相信，那浩大无言的天命依然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必也清晰地知道，失去一只车轮的车无法行驶，他失去了根基，他两手空空，他无力控御这恐怖的、万物疯长的大地。
三
西周之后三四百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国语》中，《郑语》和《晋语》各讲了—个褒姒故事。
话说当日，宣王在位，那宣王乃幽王之父;端的一位圣明天子，东征西讨，成就中兴，天下无事，海内晏然。忽一日，丰镐市面上小童奔走传唱，如群鸟惊飞，细听唱的却是一句：“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檿弧，桑木所制之弓，箕服，箕草所编的箭袋。有弓有箭，实亡周国，这歌谣莫非是亡国之兆？
自古，这种歌谣无作者，它像风，不知起于何处，常常突然流传于童子之口。朗声唱诵歌谣的孩子们，他们完全不知他们唱的是什么，无端的风刮过天真的琴弦，这必是天意的流泄，是凶险的预言，人们对于歌谣和童谣的恐慌后来成为长久的神秘主义传统。
宣王必须认真对待这阵风，他的对策颇具逻辑：如果那是一个预言，当预言被说出时，它也就敞开了被人类意志介入和干预的可能。是的，传令下去，把市面上所有卖桑弓卖箭袋的人一概抓起来杀掉。
但是，这里隐藏着狡黠的悖论：如果你能够通过杀掉卖弓卖箭袋的人来阻止预言的实现，那么还何谈神秘的天意？你以为老天昊天苍天是给你报信的吗？不，它只是爱开玩笑，人的行动注定愚蠢，注定错过天意。
于是，偏就有一对卖桑弓箭袋的夫妇，糊里糊涂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搜捕，他们抱着刚刚捡到的一个女孩，回到了家乡褒国。
这女孩就是褒姒。此女果然不寻常，她的来历得从二里头文化说起，不知几千年前，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朝宫殿里，忽然飞来两条龙，盘在柱子上，缭绕，卷曲，流哈喇子，总之不走了。龙会说话，龙说，我们是褒国的国君！龙自红山文化就被认为是神兽，但再神的兽湿漉漉黏糊糊盘在你家柱子上，你也会吓死。夏人连忙举行占卜，看看应该怎么办，是杀了它好还是求它赶紧飞走好。结果是，不能杀，好好求它人家会走的，但是，千万注意，一定要留下“龙漦”，大吉大利！
龙果然飞走了。“龙漦”就是龙涎，就是龙的哈喇子。后世有域外奇香传来，中国人认为那是龙涎香，其实是鲸鱼的排泄物。现在，这流了一地的真龙涎香不香也不知道，夏人把它收集起来，密封到一个盒子里，到了商朝，盒子未开，到了周朝，盒子还在宫里藏着。
到了宣王时，后宫中一个女子生了个孩子，但那女子并不曾被天子临幸。原来是，宣王之父厉王末年，封禁龙涎的盒子被打开，龙涎流了一地，然后这龙涎又化为一只黑鼋，就那样在宫里爬来爬去，可怜的女子不小心踩了一脚，然后就怀孕了。这不明不白的孩子当然不能留着，她被遗弃，被那对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捡了去。
——该故事见于《郑语》，是郑国宫廷里流传的说法，据说还是一位名为史苏的太史所讲。清代经学家焦循一本正经地梳理考证了这个故事的时间线，他无可辩驳地证明，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褒姒见到幽王时已经五十多岁了。
然而，《郑语》的作者对此毫不在意，他讲得兴起，天马行空。最后他让这个孩子在褒国长大，一位褒国贵族把她作为输了官司的抵偿品送给了幽王。
相比之下，《晋语》老实，晋人的故事只是说，在幽王对褒国的一次征伐中，褒姒成了战利品。
检视这两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至晚在《国语》成书的战国时代，褒姒的形象已经比《诗经》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因素。
天命，她来自也体现着神秘莫测的、非理性的天命。在夏代她已经隐伏在那里，包含在龙涎之中，她是一笔债，等待着在此时此刻兑现。
情欲——龙涎是黏腻的，关联着体液、交媾和生殖。
仇恨与报应——这个女人，她来自被征伐、被掠夺的部族，不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不管她是否曾有过内心的决断，她命里注定都将携带着仇恨和报应。从西周到春秋，占有敌人的女人是战争的基本目的之一，而褒姒的故事中包含着警示与训诫。实际上，《晋语》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晋国的大臣们劝阻晉献公不要纳娶骊姬，那同样是在征伐中抢来的女人。
从《诗经》到《国语》，“哲妇倾城”“褒姒灭之”还只是一种经验的、情绪的指控，然后，男人们渐渐地使这种指控具有了一种宿命的、天长地久的超越性气象。幽王都有点可怜了，他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迷惑他的女人，这个女人绝非一般的人类经验所能理解，她携带着邪恶的天意或命定的仇恨，她是整个周王朝的一个“大她者”。
但最终的故事还要由伟大的太史公司马迁完成。西周亡后近四百年，他在《史记》中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不仅吸纳了《郑语》和《晋语》的版本，并且对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的另一个褒姒故事做了天才的改写：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增兵，兵莫至。追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对比《吕氏春秋》和《史记》，基本情节其实相近，都是本于“狼来了”的原型故事，但是，《吕氏春秋》写褒姒的反应，仅仅是“褒姒大悦喜之”，这不过是孩子般的平常女子，她发现了一个新玩具，她可能一向会没心没肺地为任何可喜可悦之事而喜悦。但是，到了太史公笔下，立刻风起云涌、波诡云谲：“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 这个女人，她竟是从来不笑的，面对君王，她亦不笑。很多年后，骆宾王声讨另一个倾城倾国的女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则天听了哑然一笑，见嫉工谗，蛾眉狐猸，虽说骂得工稳，但都是骂在实处，老娘本来如此，你待怎样？倒是“不好笑”“故不笑”，直如剥画皮而现原形——那是非人的形象，她不是蛾眉不是狐媚，她只是携带着冰冷的、邪恶的敌意，她就是一个邪灵，她一生的唯一的笑只是等待着西周天下荒谬地倾覆，她之生注定为此一笑。
至此，关于幽王、关于西周的命运，圆圈画圆了，解释的闭环关上了。现在，我们所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君王，他的问题不是道德不是作为君王的判断力，他是一个被邪恶的、不可抗的天意所控制的人，他不能自主地在这个女人的笑声中狂喜地走向毁灭。
这个故事如此完美，但是司马迁忽略了一个细节：烽燧系统实际上是秦汉事物，考古挖掘和文献资料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周有过烽火。
四
公元前720年，平王崩，天子归于天。
当西周亡时，《诗经》中同时代的诗篇普遍回荡着对天的哀告、控诉，那些诗是仰天而发、对天而写，在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中，在孤独无依的人和无极苍天之间，华夏文明发出了最初的内在性声音。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雨无正》）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不平，我王不宁。”（《节南山》）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
…………
——天意高难问，荒野上有人披发仰天而问，天默然不答。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这便是由西周到东周、由西周到春秋真正的精神上的分界点。从此后，周人、华夏之人，将在大地上自问自答，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到来，天之下地之上，人是神，神是人，他们将重建伟大的人的王国。
但是天并非不在，“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地的映照。在这个翻转中，被高悬于天的，是那已经消失的西周。西周因为它的突然倾覆而免于朽坏，它被速冻了、保鲜了，它以死而生。后来的人们讲述西周的灭亡，讲述褒姒的邪恶，就是为了将西周完好地拯救出来。西周之倾覆，是天的莫测、人的软弱，但是，唯其意識到天之莫测、人之软弱，意识到世界的失去和沉沦，我们才坚信，西周必将、必须复返。那秩序井然的共同生活，那礼乐晏然的人间与山河，那大一统的伟力与壮阔，是我们失去的乐园、失落的理想。西周成为华夏民族想象完美完善的天下生活的最初的、根本的典范极则。
在春秋，孔子说，吾从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开始了。大地浩浩荡荡，在前方无穷无尽地展开。苍天之上、身前身后，是我们失去的、我们必须迎来的西周家园。
（文有删节）
（选自2021年第3期《十月》）
原刊责编 季亚娅
公元前720年，周历三月十二日，周平王崩于洛邑。
在鲁国，一位史官打开名为《春秋》的史册，提笔记下此事：“三月庚戌，天王崩。”
——七个字，如此而已。在《左传》中，左丘明也并未对此做出解释和评说。
天王之崩，何等大事。平王不平常，在后世眼中，他是东周的第一个王，西周倾覆之后，他在东都洛邑重建王室。
但是，他的同时代人并没有表现出比一棵树飘下一片叶子更多的感慨。《春秋》中不曾提到他的葬礼，仅仅是记载了“秋，武氏子来求赙”，周王室派来了一位使者，他只是一位姓武的卿大夫尚未曾出仕的儿子。他来到鲁国，说，天王的丧事，能不能再帮衬一点？鲁国必定已经按惯例按规矩献纳了平王之葬的礼物，武氏子跑这一趟，当然另有所“求”。此时是秋天，秋风中，鲁国的国君、大夫和史官沉默着，面无表情，《春秋》没有记载他们是否答应了所求。
似乎是，平王去了，天下无事。
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即位，到公元前720年，在位五十一年。他死时应该已经七十多岁了，人活七十古来稀，那个时代，人很少活那么长，平王默默活着，把自己活成了近乎于无。
什么是“有”，人人皆知，但老子告诉人们什么是“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三十根木条插在轮毂上，外面一个圈，这是车轮，但轮毂中间必有一孔、必有一处空无，如此方能连接车轴，方能配上另一只车轮，才成其为一辆车。“埏埴”活泥儿，做一个陶罐，当然要空，不空那还是罐子吗？凿门开窗才是房子，否则人住哪儿呢？天下事有无相生，人之病在于只知有而不知无，知有勇猛精进，是“我要我还要”，是人之大欲，但是，人如果不想要实心儿的车毂、陶罐和房屋，他就必须领悟人生与万物之“无”。
老子曾为周王室的史官，当他分辨有无，他之所思小到了家常日用，大到了天下、东周、平王。
彼时没有人把东周叫作“东周”，他们也不知自己所在之时是“春秋”。东周、春秋，这是后来人的命名，当时当地的人，他们只是“活着”，他们不像21世纪的人那样惯于把自己的“活”直接纳入历史。而后来人站在远处，辨东西、分春秋，为历史确定方位和结构。
——后来，天之下、地之上，人们长久注视这个名叫宜臼的人，他所带走的时间、在他的生命中默然降临的新的时间。阴阳割昏晓，这个人，正好站在东周与西周的分界点上，如果在今天，他死了，媒体的大字标题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历史的章节标题，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宜臼，当他崩时，他正好就是老子所思的那只车毂——时间之轮恒常转动，他是老子所思的那只陶罐，安放在洛阳北邙山的山顶上，四面八方的风在他内部吐纳，他是房屋，他是“宅兹中国”的“宅”。
他无力行使主权，和他那些伟大的先王们不一样，诸侯们不再怕他、不再服从他，王纲解纽，他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爪与牙，昔日威慑天下的“东六师”已经消散，他能够支配的资源只有洛邑及其周边的一些城池和土地，他这有限的“有”注定流失，如流沙向下。当他在犬戎的重压下放弃丰镐，退出渭河平原，东迁河南洛阳时，周就不是原来的周了，他是王，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王。
但这个“空”的、“虚”的名依然重要。名可名非常名，后来的老子看出了这一点;必也正名乎，后来的孔子也看出了这一点。端坐在洛邑宫中的周王，他如此虚如此弱，他几近于无，他的同时代人是雄强的霸主，是成群的猛兽和巨人，但是，他是周王啊，他是天子，在人们心里，他居于天下之上、天下之中。在公元前720年，从秦之孤悬西陲，到齊之东临大海，北到燕山山脉，南到淮河流域、长江中游，东亚大陆上广大的人群分属多如繁星的邦国，但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周人，我们相互撕咬、争夺，攻伐，但是，天之上地之下，“周”是我们心中共同运行的秩序和礼法，以周的名义、以周王的名义，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将生命交托给一系列既是人间的、又是超越的价值。是的，礼法正在被践踏毁坏，但是被践踏毁坏的礼法依然是礼法，我们按照欲望和利益行事，但是欲望和利益之中的我们知道，此生此世不仅有本来如此，还有天地间的应该如此。即使是乱世，即使是乱臣贼子，在他们死后，他们也要严格地按照礼制安葬——考古发掘证明，人们依然在墓葬中严格遵从礼制，似乎是在人之将死和已死之时，我们依然要把自己安顿于我们心中的永恒秩序，这秩序有一个名字，就是“周”——人不可无名而活，“周”是最大的名，无论东周西周，“我们”都是周人啊，我们无法想象自己会成为别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平王沉默着。王就是“周”，就是大名、共名，他是符号是象征是牌位是旗号，他是天命之所在，是合法性的来源，象征着人间和人心的正当秩序。他被客观化了，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他清静无为，史书几乎不曾记载他在东迁之后干了什么，似乎他日夜兼程，赶到洛阳，然后，就是端坐，看时间流逝，等崩。
就在平王崩逝之前一个月，周历二月初一，“日有食之”，天下眼前一黑，黑夜蓦然侵夺白昼。然后，天下人等着，太阳出来，天又亮了，平王死了。
平王崩逝后的天下冷淡，恰恰证明了周天子的有和无，王死了，王即位，反正王会一直在，人间喧闹，而王就是悬于空中的太阳。
于是，在山东曲阜，鲁国史官们在《春秋》中用七个字记下这无事之事。《春秋》——这部鲁国的史书，它由世代相传的鲁国史官们接续撰写，据说还曾被孔子修订。这是我们文明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所记录的时代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春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平王四十九年。然后，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平王崩。
——春秋开始，平王离去。他带走了西周的落日余晖，山河历历的永恒西周之后，他把天下留给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万类霜天竞自由，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大智大勇的时代，周王缄默，英雄群起，圣人应运而生。 二
平王宜臼崩时，回望漫长此生，他所记得的只有两次奔逃，两条路，一条向西，一条东去。他一生只走了这两条路，历史所记的也只有这两件事。
公元前777年，周幽王五年，幽王废黜太子宜臼。
——周朝的一切都对未来的一切具有原型意义。相比模糊的夏、潦草的商，西周是我们文明第一个成熟的统一政体，是第一篇严密周到的文章。西周的秩序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依赖于宗法制度，通过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周在空间上扩张、在时间中绵延，这是非同寻常的原创，构成了塑造华夏文明的一个基本逻辑，此后的前现代中国一直是这一逻辑的变奏和延展。废黜嫡出的太子，这是宗法逻辑的严重变乱，一次合法性危机，天子的家庭纠纷必会动摇国本，此后中国，历朝历代，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历史的教训被反复吸取。现在，幽王废太子，这是原初的故事，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老故事第一次浮现。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这是华夏文明的少年，每一个问题都是新问题，每一个错误都是记忆中的第一次，少年们凭着本能、冲动和暴躁，毛手毛脚就把事搞砸了。比如同样是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很难想象后世一个心智成熟的家长或皇帝会如此行事。这时，幽王的幼子伯服还不到一岁，即使以王室的养育条件也很难保证其活到成年。但是，幽王不想，他爱他的妃子褒姒，他现在要哄褒姒高兴，他要把大位传给褒姒的儿子，他宣布：废黜宜臼。
如果是后来，宜臼注定死，但那是西周，宜臼可以跑。西周还远不是后来那个密不透风的大一统帝国，它是由宗法和盟约连接起来的松散网络，天地空，可夜奔，宜臼立即逃往申国，那是他的母族所在，王后申氏就来自申国。
——很多年后，午夜梦回，平王宜臼依然狂奔在前往申国的路上。申国在今日甘肃平凉，宜臼逃出王都丰镐，从西安、咸阳沿着泾河河谷向西北而去，三天或者四天，直到望见那座大山——六盘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两千七百一十二年后，经历了悲壮卓绝的长征，毛泽东终于翻越这座山，披襟当风，他将向西北而去，然后凭高而下，奋长缨而缚苍龙。而此时，宜臼在申国、在平凉，举目西望，这座山就在那里，山这边是华夏是周人，山那边是夷狄是犬戎，从西周中晚期到北宋，此山一再成为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的凝聚与爆发之处。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宜臼瘫了软了脑子木了，背靠这座山他就安全了，他一定不知道，山会塌，六盘山崩，将会压垮永恒的西周。
幽王什么也没做，他似乎忘记了宜臼，过了三年，公元前774年，幽王八年，他正式册立伯服为太子，又过了两年，幽王十年，也就是宜臼出逃五年之后，他才正式勒令申國交出宜臼。
三千年前，岁月缓慢，但是，在如此大事上如此缓慢，这都不像幽王了，宠妃刚生了儿子就忙着废太子，他是个急性子啊。或许，他也看到了那座六盘山，看到了山那边隐伏的风险。宜臼出逃，幽王追了没有，史无记载，很可能幽王也没有认真追，他松了口气，跑就跑吧，至少眼下他不必杀自己的儿子，至少他不必因此与申国决裂。申国在平凉在六盘山之东，而在六盘山之西，蕃息于固原高原上的强悍犬戎一旦越过平凉，宽阔的泾河河谷迎刃而开，丰镐便是砧上鱼肉。幽王的父亲宣王当初为他选定申侯之女为正妻，必是出于深长的地缘战略算计。申国是周王朝的守门人，周的安危系于申的忠诚，而血缘就是那时所能想象的最牢固的忠诚。
就这样，幽王拖过了五年，现在，实在拖不下去了，新太子已经就位两年，旧太子还在六盘山下游荡，幽王终于行动，他要申侯交出宜臼。
申侯断然拒绝。周历九月，幽王发兵攻申。申侯马上采取了意料之中的行动，与犬戎结盟，合力攻周。六盘山下，大门洞开，犬戎的车马山崩一般扑向周军，摧枯拉朽、风卷残云，沿泾河河谷汹涌而下——这正是当初宜臼出逃的路，正是一千多年后吐蕃回纥直迫长安的路，蛮族之刃一再沿着这条路刺向帝国的心脏。现在，这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竟如此轻易，犬戎很可能没想到，他们一路狂奔，收不住脚，竟杀进了丰镐二京。
从周历九月到次年一月，短短四个月，伟大的永恒之城，竟陷落了。幽王、褒姒、伯服，一家三口向东逃去，在骊山脚下，犬戎追上了他们，杀死了幽王。
公元前770年，宜臼在申侯等诸侯的拥立下登上了王位。但平王所继承的是西周的废墟、沉沦的大地。与犬戎结盟，对申侯来说，这是无可选择的当下机变，但他无法驾驭他所引入的外力，这一决断的后果远远超出了预想。而幽王，他本来应该预判和管理风险，将申侯和宜臼逼到走投无路时他们会与犬戎结盟，这本来是大概率事件，犬戎是六盘山西侧随时都会站起的灰犀牛，他看见了，他装看不见，他任性轻率、毫无准备地将王朝的命运付诸赌博。
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必有韵脚。公元前771年的事件，落下了一个悲哀的韵脚，由此下行一千八百九十八年，自以为可以联金灭辽的宋徽宗押了韵，由此下行二千四百一十五年，吴三桂在山海关也遥遥地押了韵。在猛兽般的外敌面前，广大的文明世界一再断送于卑下猥琐的愚蠢和轻浮——似乎世界可以因一次交媾、一个侥幸的念头而崩塌。
此时，平王已无处容身。作为西周之根基的关中平原完全袒露在犬戎的车轮马蹄之下，既然如此轻易地得手，他们又怎么会轻易离开。这是华夏文明记忆中第一次外敌蹂躏下的浩劫，一切都崩塌了，对当时的人来说，那就是末日降临。后人无法知道这场浩劫的情景和细节，我们面对着劫灰，面对着死寂和空白——考古学家确认，在丰镐，只有少量战国地层叠压于西周地层，通常是汉代堆积直接压在西周遗址上，而在周人的祖地宝鸡周原，通常是汉以后的地层直接叠压在西周晚期地层之上。这说明，丰镐、周原，几乎同时毁灭，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是白茫茫大地。
平王宜臼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奔逃，在晋、郑、卫、秦等诸侯的护送下，他向东而去，向周公所留的东都洛邑而去。周公，这周朝伟大的开创者，具有创世之神的磅礴想象力，他是哲人王，他经天纬地，他不仅建立了宗法制度、开启了礼乐传统，他还确立了中国未来千年的空间架构——西周的根基在西部，在周原，在丰镐。木轮马车的时代，在从西到东的广大空间中经略一个王朝，正所谓鞭长莫及，周公要在这片大陆的东部确立一个投放力量、行使权力的基地，长缨在手，控御八方，他选定了天下之中的洛阳，在此营建东都洛邑。西安—洛阳，此后直到唐代，这一直是帝国之车的双轮。 平王东迁，漫漫长路，这应是公元前1045年武王发动灭商之战的路，是周公东出，镇压叛乱、经略天下的路。现在，宜臼沿渭河向东，过三门峡，穿小秦岭和崤山，沿黄河南岸连绵的丘陵踽踽而行，最终，他望见了东都洛邑。
这条路上，一支携带辎重的队伍，在当时条件下行走，四十天为神速，两三个月为正常。宜臼走了多长时间史无记载，在这漫无尽头的路上，平王宜臼必是深刻地意识到，大地何其大，此身何其小。每一个夜晚，他跪在篝火前独自祝祷，他相信，武王和周公，那天神般的巨人必会庇佑他，他相信，那浩大无言的天命依然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必也清晰地知道，失去一只车轮的车无法行驶，他失去了根基，他两手空空，他无力控御这恐怖的、万物疯长的大地。
三
西周之后三四百年，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国语》中，《郑语》和《晋语》各讲了—个褒姒故事。
话说当日，宣王在位，那宣王乃幽王之父;端的一位圣明天子，东征西讨，成就中兴，天下无事，海内晏然。忽一日，丰镐市面上小童奔走传唱，如群鸟惊飞，细听唱的却是一句：“檿弧箕服，实亡周国。”
檿弧，桑木所制之弓，箕服，箕草所编的箭袋。有弓有箭，实亡周国，这歌谣莫非是亡国之兆？
自古，这种歌谣无作者，它像风，不知起于何处，常常突然流传于童子之口。朗声唱诵歌谣的孩子们，他们完全不知他们唱的是什么，无端的风刮过天真的琴弦，这必是天意的流泄，是凶险的预言，人们对于歌谣和童谣的恐慌后来成为长久的神秘主义传统。
宣王必须认真对待这阵风，他的对策颇具逻辑：如果那是一个预言，当预言被说出时，它也就敞开了被人类意志介入和干预的可能。是的，传令下去，把市面上所有卖桑弓卖箭袋的人一概抓起来杀掉。
但是，这里隐藏着狡黠的悖论：如果你能够通过杀掉卖弓卖箭袋的人来阻止预言的实现，那么还何谈神秘的天意？你以为老天昊天苍天是给你报信的吗？不，它只是爱开玩笑，人的行动注定愚蠢，注定错过天意。
于是，偏就有一对卖桑弓箭袋的夫妇，糊里糊涂阴差阳错地躲过了搜捕，他们抱着刚刚捡到的一个女孩，回到了家乡褒国。
这女孩就是褒姒。此女果然不寻常，她的来历得从二里头文化说起，不知几千年前，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夏朝宫殿里，忽然飞来两条龙，盘在柱子上，缭绕，卷曲，流哈喇子，总之不走了。龙会说话，龙说，我们是褒国的国君！龙自红山文化就被认为是神兽，但再神的兽湿漉漉黏糊糊盘在你家柱子上，你也会吓死。夏人连忙举行占卜，看看应该怎么办，是杀了它好还是求它赶紧飞走好。结果是，不能杀，好好求它人家会走的，但是，千万注意，一定要留下“龙漦”，大吉大利！
龙果然飞走了。“龙漦”就是龙涎，就是龙的哈喇子。后世有域外奇香传来，中国人认为那是龙涎香，其实是鲸鱼的排泄物。现在，这流了一地的真龙涎香不香也不知道，夏人把它收集起来，密封到一个盒子里，到了商朝，盒子未开，到了周朝，盒子还在宫里藏着。
到了宣王时，后宫中一个女子生了个孩子，但那女子并不曾被天子临幸。原来是，宣王之父厉王末年，封禁龙涎的盒子被打开，龙涎流了一地，然后这龙涎又化为一只黑鼋，就那样在宫里爬来爬去，可怜的女子不小心踩了一脚，然后就怀孕了。这不明不白的孩子当然不能留着，她被遗弃，被那对卖桑弓箭袋的夫妇捡了去。
——该故事见于《郑语》，是郑国宫廷里流传的说法，据说还是一位名为史苏的太史所讲。清代经学家焦循一本正经地梳理考证了这个故事的时间线，他无可辩驳地证明，假如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褒姒见到幽王时已经五十多岁了。
然而，《郑语》的作者对此毫不在意，他讲得兴起，天马行空。最后他让这个孩子在褒国长大，一位褒国贵族把她作为输了官司的抵偿品送给了幽王。
相比之下，《晋语》老实，晋人的故事只是说，在幽王对褒国的一次征伐中，褒姒成了战利品。
检视这两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至晚在《国语》成书的战国时代，褒姒的形象已经比《诗经》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因素。
天命，她来自也体现着神秘莫测的、非理性的天命。在夏代她已经隐伏在那里，包含在龙涎之中，她是一笔债，等待着在此时此刻兑现。
情欲——龙涎是黏腻的，关联着体液、交媾和生殖。
仇恨与报应——这个女人，她来自被征伐、被掠夺的部族，不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不管她是否曾有过内心的决断，她命里注定都将携带着仇恨和报应。从西周到春秋，占有敌人的女人是战争的基本目的之一，而褒姒的故事中包含着警示与训诫。实际上，《晋语》讲述这个故事，就是晋国的大臣们劝阻晉献公不要纳娶骊姬，那同样是在征伐中抢来的女人。
从《诗经》到《国语》，“哲妇倾城”“褒姒灭之”还只是一种经验的、情绪的指控，然后，男人们渐渐地使这种指控具有了一种宿命的、天长地久的超越性气象。幽王都有点可怜了，他面对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迷惑他的女人，这个女人绝非一般的人类经验所能理解，她携带着邪恶的天意或命定的仇恨，她是整个周王朝的一个“大她者”。
但最终的故事还要由伟大的太史公司马迁完成。西周亡后近四百年，他在《史记》中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不仅吸纳了《郑语》和《晋语》的版本，并且对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中的另一个褒姒故事做了天才的改写：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增兵，兵莫至。追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对比《吕氏春秋》和《史记》，基本情节其实相近，都是本于“狼来了”的原型故事，但是，《吕氏春秋》写褒姒的反应，仅仅是“褒姒大悦喜之”，这不过是孩子般的平常女子，她发现了一个新玩具，她可能一向会没心没肺地为任何可喜可悦之事而喜悦。但是，到了太史公笔下，立刻风起云涌、波诡云谲：“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 这个女人，她竟是从来不笑的，面对君王，她亦不笑。很多年后，骆宾王声讨另一个倾城倾国的女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则天听了哑然一笑，见嫉工谗，蛾眉狐猸，虽说骂得工稳，但都是骂在实处，老娘本来如此，你待怎样？倒是“不好笑”“故不笑”，直如剥画皮而现原形——那是非人的形象，她不是蛾眉不是狐媚，她只是携带着冰冷的、邪恶的敌意，她就是一个邪灵，她一生的唯一的笑只是等待着西周天下荒谬地倾覆，她之生注定为此一笑。
至此，关于幽王、关于西周的命运，圆圈画圆了，解释的闭环关上了。现在，我们所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失败君王，他的问题不是道德不是作为君王的判断力，他是一个被邪恶的、不可抗的天意所控制的人，他不能自主地在这个女人的笑声中狂喜地走向毁灭。
这个故事如此完美，但是司马迁忽略了一个细节：烽燧系统实际上是秦汉事物，考古挖掘和文献资料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周有过烽火。
四
公元前720年，平王崩，天子归于天。
当西周亡时，《诗经》中同时代的诗篇普遍回荡着对天的哀告、控诉，那些诗是仰天而发、对天而写，在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中，在孤独无依的人和无极苍天之间，华夏文明发出了最初的内在性声音。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雨无正》）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不平，我王不宁。”（《节南山》）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
…………
——天意高难问，荒野上有人披发仰天而问，天默然不答。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这便是由西周到东周、由西周到春秋真正的精神上的分界点。从此后，周人、华夏之人，将在大地上自问自答，一个汹涌澎湃的时代到来，天之下地之上，人是神，神是人，他们将重建伟大的人的王国。
但是天并非不在，“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地的映照。在这个翻转中，被高悬于天的，是那已经消失的西周。西周因为它的突然倾覆而免于朽坏，它被速冻了、保鲜了，它以死而生。后来的人们讲述西周的灭亡，讲述褒姒的邪恶，就是为了将西周完好地拯救出来。西周之倾覆，是天的莫测、人的软弱，但是，唯其意識到天之莫测、人之软弱，意识到世界的失去和沉沦，我们才坚信，西周必将、必须复返。那秩序井然的共同生活，那礼乐晏然的人间与山河，那大一统的伟力与壮阔，是我们失去的乐园、失落的理想。西周成为华夏民族想象完美完善的天下生活的最初的、根本的典范极则。
在春秋，孔子说，吾从周。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开始了。大地浩浩荡荡，在前方无穷无尽地展开。苍天之上、身前身后，是我们失去的、我们必须迎来的西周家园。
（文有删节）
（选自2021年第3期《十月》）
原刊责编 季亚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