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年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幼年聪颖，学不师授，博洽多闻。身长七尺八寸，长得很帅，但是不注重打扮。20岁移居山阳，21岁与向秀，吕安兄弟二人等有往来。22岁与40岁的山涛、阮籍相识，成为莫逆之交。大约25岁的时候，娶沛王曹林孙女长乐亭主为妻。30岁，钟会拜访，嵇康和向秀打铁，无视钟会，钟会起身离去，嵇康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33岁司马昭打算召嵇康做官，但他并不愿意，避之河东。在河东的时候他曾拜访孙登。孙登对嵇康说;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36岁因为母亲逝世从河东回去了。38岁的时候，山涛举荐嵇康，嵇康听了十分生气，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40岁，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被吕安的兄长迷奸。吕安愤恨之下，欲状告吕巽。但嵇康劝吕安不要揭发家丑，以保全门第清誉。吕安的兄长害怕报复，决定先发制人，诬告吕安不孝，使得吕安被官府收捕。嵇康听说就非常愤怒，出面为吕安作证，因而触怒了本就看他不爽的司马昭。此时，与嵇康素有恩怨的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言，一波助攻陷害嵇康。司马昭一怒之下，下令处死嵇康与吕安。嵇康为呂安辩之，被指不孝。吕安事件也是嵇康被杀的直接原因。于洛阳东市行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任教，但是并没有被同意。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抚了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戮。而嵇康被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即鄙视开国的商汤、周武王，也看不起。
　　嵇康传世的作品中有两篇书信，其中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是与山涛绝交，实际上嵇康处于对山涛的维护，以避免他被司马氏记恨，而信中记有为官的“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七不堪为卧喜晚起、不得妄动、揖拜上官、不喜作书、不喜吊丧、不喜俗人、心不耐烦，二不可为非汤武而薄周孔，。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也能看出嵇康的肆意洒脱。而嵇康临死前将他的儿子托付给山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后来山涛也举荐嵇康之子嵇绍入朝为官。在后来爆发的八王之乱中，以身为惠帝挡箭，血溅御服，而那个以何不食肉糜扬名千古的司马衷说出另一句让他青史留名的话：“此嵇侍中血也，勿去。”
　　湖面始波，竹叶微下，当时司马氏篡夺帝位，在朝野清除异己，政治氛围恐怖。同时倡导儒术，以正统自居，而嵇康由于本身的性格对司马氏名教十分厌恶，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礼，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打破名教的束缚，顺应人自然的本性。也使得嵇康成为正始文学的代表之一。正始文学的产生与魏晋玄学有极大的关系。魏晋玄学主要表现在崇尚老庄，而玄学也并不是指求神拜鬼，故弄玄虚这类，而是研究幽深玄远的哲学问题，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的学问，带有形而上学的思想。当时也提出“三玄”的说法，指周易、老子、庄子。同时针对许多命题展开了讨论，比如声无哀乐、圣人无情、才性四本等等，嵇康的几篇论文也正是出于这些命题的讨论。这些清雅的谈论，对于一些玄学问题的辨析，叫做清谈。而正始文学最早的核心是为了通过这种思考来重塑名教，但司马氏的篡位，党锢之祸的爆发，被司马氏作为工具的名教，形象极差。嵇康的作用便在于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抛弃了名教这个核心，转向自我与精神，而嵇康本人也确实践行了他的思想，也是他拒绝司马氏，拒绝出仕的根源。而这些哲学的思考，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劣，这就好像人们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喜欢思考人生问题一样，从建安文学所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到正始文学对深刻哲学问题的思考，就更能看出这一现象。而正始文学中是否带有政治意味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嵇康在这种思潮中的引领作用，可能也正是三千太学生为他请愿的缘由吧。而正如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般，玄学是那个时代孕育的思潮，历史一朝一朝地轮转，思想的潮流兴起又衰落，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再也没有在下一个时代汹涌，被冠以时代之名的事物总是易逝的。
　　我们今天提起魏晋总觉得它是一个自由的时代，但实际上权术、阴谋、黑暗、清洗充斥着那个社会，威胁着新兴的士大夫阶级。粼粼波光明灭间，江上清风游，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的一种表现，成为当时的风潮。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另历朝无数人心驰神往，那些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独立特行的士人与士大夫也为后世士人所憧憬。
　　鲁迅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鲁迅说出来清谈误国的来源，也说出了嵇康电光火石般的生命的真实质地：苦中作乐，笑中含泪。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正是嵇康、竹林七贤的名士风流，给魏晋这个时代罩上了一层青绿的轻纱，长风入竹林，掀得涛声阵阵，他们的放荡掩盖了政权的黑暗，他们的行为被后人仰望。有很多人会怀念这样的一个时代，尽管那样的美好只存在于豪族与名士。竹林七贤放浪形骸之下的是他们的无奈，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染世之滋垢，竹林是他们对黑暗的现实与政治的逃避，但是竹林不能庇护他们，他们对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为其所不容，嵇康这位竹林领袖被害之后，剩下的六贤也分崩离析。
　　魏晋之后，魏晋风度就成了历朝士人心中的理想，也让后世士人身上或多或少带有了竹林的清香。我们说士人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士人是足以自傲的，而士大夫是高傲的，他们在贵族与平民之间，或在朝为官，或在民间游吟，他们中不乏蔽迹山林的隐士，也有王朝灭亡时以身殉国者，有以天地为房，以屋为衣，赤身裸体在屋内醉酒的刘伶，有为逃避司马氏联姻而大醉六十天的阮籍，有只谈风月、饮酒作乐、陋室成欢的不羁，也有以死进谏的坚守，士人是撑起来时代的脊梁，也是一个时代最精彩的注脚。但士人是只属于皇权社会的士人，1912年之后，士人这个群体，士大夫这个阶层就从灭亡了。我们不应该为士的灭亡悲歌，五千年中华文脉不会因为士的灭亡而断，士人传递了千年的文化随阶级的灭亡化作满天星火落入寻常百姓家，让知识不再局限于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