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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是分析城镇性质及其发展机理的重要概念，新经济地理学为认识城镇的空间区位选择与多重效应集聚发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正是由于支撑城镇系统的企业、政府、家庭和其他组织等子系统在追求各主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以及区域要素集聚的自我维持、城镇诸多效应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和空间经济的演化，才导致了城镇系统的发展有其内在根本动力，进而也成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提升和城镇化趋势在世界不同区域持续演进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城镇发展机理；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反思与检讨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Towns and Cities: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 Study on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LI Quan
(Economics School,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The transaction cost in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o analyze the qualities of towns and cities and their mechanism, while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 of locations in towns and c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effect gathering. It is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pursued by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famil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save the transaction cost, selfmaintain regional factors, gradually increase scale, and evolve space econom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ing with internal force, and becomes a fundamental cause for regional selfupgrade and subsequent evolution of towns and cities trend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world.
Key words：the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伸出各个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镇体系完善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使得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备受困扰，并且使城镇及城镇化的相关研究陷入混乱境地。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源性基础问题的考察，而且经济理论中还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发生机理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发展机理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还有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要探究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至于城镇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世界城市①①目前，学术界对“世界城市”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一般而言，世界城市指的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自于区际中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创新中心就成为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和大都市连绵带（区）②②国内学者对“大都市连绵带”以及与之含义相近的概念诸如特大城市、特大都会、城市带、城市集群、大都市圈、都市群等的使用比较杂乱。本文在此处强调的意思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外诸多区域已经出现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体，这一现象反映了大都市区的空间融合与城市区域之间的功能整合、分工合作趋势。的发展时代。在这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在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冰山”成本之间权衡关系演化的空间经济模型而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出现，以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及其发展机理。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以“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非农产业在城镇的集聚而引起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发展机理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与“时间”不同，“空间”长久以来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空间问题似乎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1]。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区位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及其发展机理问题的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中开创性地指出，城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是其他特殊类型的城镇。[2]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及其相关联的经济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聚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业自身组织发展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度较高和企业集聚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要素向城镇集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城镇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以及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的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设为基础，对人口和经济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提出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后，空间问题并革命性地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非常清晰地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地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Henderson）的“城市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此分析框架，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化，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家庭、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首先，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等等。
其次，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不但可以缓和对共同利益波动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能缓和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施加过大的、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式秩序的协调。
第三，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的理性主体，能够在他们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他们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
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近旁或远方的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近旁或远方更小组织将各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从而引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他们的组织与前者组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及其相互关联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之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集聚到城镇而对规模报酬递增效益的分享。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科斯（Ronald H. Coase）在其经典论文《生产的制度结构》中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3] 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织系统，则城镇的产生、演化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及其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政府及其他市场组织的规模、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治理相类似的任务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External effects of Externalities）”。因此，城镇更是一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管理者。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及其发展机理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之所以得以维持的根源在于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与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平衡；城镇系统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集聚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形态：同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多种类型的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与不断创新的技术都在特定城镇区域中集聚，才使城镇功能更为完备，空间形态更为合理，城镇市场更为厚实，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特定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集聚，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交通主干线及其节点，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反思与检讨：不同研究视野中城镇发展机理的政策含义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了城镇的产生与发展演化。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素在集聚的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于合理化。城镇化的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各种经济主体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制度因素的制约，少不了人为主动因素的干扰甚至破坏。
城镇的性质及其发展机理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涨落力的推动下达到新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聚。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和当今新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知识信息的可共享性、外溢性和扩散性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入递增取代了边际收入递减，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4]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城镇发展过程中的商业贸易、产业集聚和分工细化的决定作用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稳定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积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集聚引起的城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为我们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时间和空间是城镇经济过程的根本属性。[5]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失地农民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乡失衡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拆迁问题等等。同时，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增量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率的。
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随着全球空间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空间正加速重构并引导城镇空间结构与布局形态的嬗变。[6]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区域空间整合和地区城乡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十二五”及其未来较长时期内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城镇包容性增长和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发展新格局，成为这个巨型经济体必须慎重考虑和科学破解的区域发展关键与难点问题。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中国的长期发展面临诸多制约，我们也有不同的道路可供选择。但是，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统筹城乡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促进城镇发展和建设生态宜居家园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代译者序）//[日]藤田昌久，[美]克鲁格曼，[英]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M].梁 琦 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4.
[2][德]奥古斯丁•勒施.经济空间秩序[M]（中译本）.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97-304.
[3][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M]（中译本）.罗丽君，金祥荣，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0：3-17.
[4]姚士谋，汤茂林.区域与城市发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326-328.
[5]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新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6]吕拉昌.区域整合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8-40.
责任编辑：叶晓军
关键词：城镇发展机理；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反思与检讨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Towns and Cities: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 Study on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LI Quan
(Economics School,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The transaction cost in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to analyze the qualities of towns and cities and their mechanism, while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 the choice of locations in towns and cit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effect gathering. It is the maximization of profit pursued by enterprises, governments, famil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save the transaction cost, selfmaintain regional factors, gradually increase scale, and evolve space econom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ing with internal force, and becomes a fundamental cause for regional selfupgrade and subsequent evolution of towns and cities trend in various areas of the world.
Key words：the towns and cities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伸出各个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促进城镇体系完善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使得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备受困扰，并且使城镇及城镇化的相关研究陷入混乱境地。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源性基础问题的考察，而且经济理论中还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发生机理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发展机理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还有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要探究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以至于城镇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世界城市①①目前，学术界对“世界城市”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一般而言，世界城市指的是在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的空间节点，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特定分量的场所；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自于区际中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和创新中心就成为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和大都市连绵带（区）②②国内学者对“大都市连绵带”以及与之含义相近的概念诸如特大城市、特大都会、城市带、城市集群、大都市圈、都市群等的使用比较杂乱。本文在此处强调的意思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外诸多区域已经出现由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市群体，这一现象反映了大都市区的空间融合与城市区域之间的功能整合、分工合作趋势。的发展时代。在这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在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基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冰山”成本之间权衡关系演化的空间经济模型而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如何出现，以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及其发展机理。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以“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非农产业在城镇的集聚而引起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发展机理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与“时间”不同，“空间”长久以来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纳入经济学主流，空间问题似乎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1]。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以外，区位理论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及其发展机理问题的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中开创性地指出，城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是其他特殊类型的城镇。[2]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及其相关联的经济社会组织所形成的集聚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业自身组织发展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度较高和企业集聚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要素向城镇集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城镇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以及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的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设为基础，对人口和经济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提出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后，空间问题并革命性地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非常清晰地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地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Henderson）的“城市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此分析框架，我们便可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化，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家庭、企业、政府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首先，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等等。
其次，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不但可以缓和对共同利益波动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能缓和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施加过大的、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式秩序的协调。
第三，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的理性主体，能够在他们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他们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他们之间相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
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近旁或远方的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近旁或远方更小组织将各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从而引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他们的组织与前者组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及其相互关联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之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集聚到城镇而对规模报酬递增效益的分享。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发展机理
科斯（Ronald H. Coase）在其经典论文《生产的制度结构》中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3] 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织系统，则城镇的产生、演化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及其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政府及其他市场组织的规模、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治理相类似的任务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External effects of Externalities）”。因此，城镇更是一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管理者。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及其发展机理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之所以得以维持的根源在于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与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平衡；城镇系统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集聚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形态：同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集聚效益——多种类型的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与不断创新的技术都在特定城镇区域中集聚，才使城镇功能更为完备，空间形态更为合理，城镇市场更为厚实，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特定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集聚，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交通主干线及其节点，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反思与检讨：不同研究视野中城镇发展机理的政策含义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了城镇的产生与发展演化。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性行为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素在集聚的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于合理化。城镇化的演进过程实质上就是各种经济主体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制度因素的制约，少不了人为主动因素的干扰甚至破坏。
城镇的性质及其发展机理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涨落力的推动下达到新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聚。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和当今新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知识信息的可共享性、外溢性和扩散性使得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入递增取代了边际收入递减，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更加复杂和现实。[4]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城镇发展过程中的商业贸易、产业集聚和分工细化的决定作用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稳定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积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集聚引起的城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为我们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时间和空间是城镇经济过程的根本属性。[5]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如失地农民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乡失衡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拆迁问题等等。同时，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增量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率的。
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随着全球空间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的兴起，世界经济空间正加速重构并引导城镇空间结构与布局形态的嬗变。[6]面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区域空间整合和地区城乡发展战略调整，中国“十二五”及其未来较长时期内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城镇包容性增长和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发展新格局，成为这个巨型经济体必须慎重考虑和科学破解的区域发展关键与难点问题。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中国的长期发展面临诸多制约，我们也有不同的道路可供选择。但是，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统筹城乡一体化，促进区域协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促进城镇发展和建设生态宜居家园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梁琦.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代译者序）//[日]藤田昌久，[美]克鲁格曼，[英]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M].梁 琦 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34.
[2][德]奥古斯丁•勒施.经济空间秩序[M]（中译本）.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97-304.
[3][美]罗纳德•H•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M]（中译本）.罗丽君，金祥荣，译校.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0：3-17.
[4]姚士谋，汤茂林.区域与城市发展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326-328.
[5]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新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
[6]吕拉昌.区域整合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8-40.
责任编辑：叶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