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年），世界近代文化史上著名的探险家。1862年11月26日，斯坦因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虽然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可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却让他专门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斯坦因的父母认为，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将为儿子开辟自由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精心的选择的确很有远见，这对斯坦因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坦因10岁时就被送到德国上学，并在12岁的时候加入英国国籍。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德语、英语，还接触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又在莱比锡和维也纳上大学时学会了梵文和波斯语。后来，斯坦因到牛津大学师从著名的古印度文字学权威J.G.比勒教授专攻考古学，在22岁时就取得了博士学位。25岁时，他只身一人来到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地区，从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探险、测绘与考古工作。斯坦因起初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份开展工作的，但最终却成为一名世人瞩目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现在看来，他在探险中的发现和考古方面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斯坦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只要是他认定要做的事，无论面临多么大的困难，遇到何种艰难险阻，他都不会放弃。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他终身未婚，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他所痴爱和追求的考古探险事业中。
　　


　　斯坦因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极感兴趣，为追踪亚历山大的足迹，从1901年起，他先后对亚洲内陆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探险旅行，其中有三次进入了中国西北地区。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所以考察敦煌石窟就成了他早期重要的探险计划之一。
　　1906年4月20日，由八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后来到中国新疆。此时的斯坦因深为自己不懂汉语而苦恼，于是决定延聘一位中文翻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斯坦因在喀什听说了一种叫做“师爷”的职业，这种人深谙中国官场的内幕，对各种行政事务的办理十分干练，并且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碰巧其时正好有一位蒋姓师爷—蒋孝琬旅居喀什，斯坦因遂延聘蒋孝琬作为他的中文翻译和工作助手。他们沿古丝路东行，一路经过和阗、若羌、楼兰等地，挖掘了著名的楼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古代写本。由于此时法国人伯希和也在新疆考察，因此斯坦因一路上小心谨慎，加快工作速度，为的是在伯希和之前到达目的地敦煌。
　　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其时，他尚不知晓藏经洞已被发现，因此只打算在敦煌停留两周，补充给养的同时对洞窟进行简单的考察，然后再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未几，他从一位由乌鲁木齐逃难到敦煌的商人扎克尔伯克口中得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消息：几个月前，千佛洞的当家道士王圆箓在一个神秘的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书。这个意外收获让斯坦因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对这一发现的浓厚兴趣，使得他改变了先考察发掘敦煌县城至阳关一带的遗址然后再去千佛洞的计划。为了抓紧时间，他立刻出发，穿越数十里的沙漠前往千佛洞。3月16日，斯坦因到达千佛洞，这时，王道士为了筹集整修洞窟的经费，到别处化缘去了。住在莫高窟的一个名叫唐古特的小和尚带领斯坦因参观了千佛洞，并且这个心地善良的小和尚给他看了一卷精美的写经。斯坦因虽然不懂汉文，但直觉上感到这种写本一定很古老，于是他决定等到王道士回来后再做筹划。为了节省时间，他返回敦煌县城并拜见了当地的几位地方官员，随后雇佣了一批工人，先去挖掘敦煌西北部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代简牍。
　　


　　5月15日，斯坦因返回敦煌，但是恰值千佛洞一年一次的盛大庙会，每天来观光游玩和烧香礼佛的人很多。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忍住心中的焦虑，没有轻举妄动。到了5月21日，庙会结束，千佛洞又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斯坦因再次来到千佛洞，见到了王圆箓道士。初次见面，斯坦因是这样描述王道士的：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怕和紧张，但脸上却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不过此时王道士早已从外面化缘回来，并且用砖块代替木门，封堵了藏经洞的入口。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翻译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表示想看看这批写本，并有意捐助一笔善款帮助修整洞观，以此来换取一些写本。王道士是一个苦行者，他节衣缩食，把生活水平压至最低的程度，成年出外托钵化缘，唯一的宏愿就是重修洞观。虽然缺少银钱，可是要把这神圣石窟里的经卷文书卖给外国人，对于这个具有强烈信仰的道人而言，依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同时，王道士也领有官府封存藏经洞文书的命令，加之害怕让老百姓知道了对他本人不利，所以犹豫不决，没有马上答应。斯坦因并未因此死心，而是在莫高窟支起帐篷，做长期停留的打算，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同时由蒋师爷同王道士继续进行交涉。
　　在最初与王道士的交涉过程中，斯坦因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与收获，因为此时的王道士还并不相信这些洋人，同时也怕官府由此追究他的责任。但是，斯坦因对王道士正在努力修整的洞窟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使王道士很高兴。他带着斯坦因等人参观洞窟的全貌，在一幅描绘《西游记》中唐三藏取经故事的壁画前，王道士给斯坦因讲解上面画的就是玄奘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边，一匹满载着佛经卷子的马站在一旁，一只巨大的海龟向他们游来，想帮助他把从印度取来的佛经运过河去。这个故事给研读过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斯坦因带来了灵感。经过蒋师爷的数次交涉，一天夜里，王道士终于拿出了一卷写经，借给斯坦因阅览。使斯坦因异常高兴的是，这卷汉文写经，正好是玄奘署名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于是，斯坦因就自称是从印度来的佛教信徒和玄奘法师的崇拜者，他之所以能够在这一天看到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因为玄奘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印度已经不存在的经书送回原来的地方。斯坦因的这番话对于这个虔诚的道士很快就起了作用，引起了王道士的心底共鸣。此外，曾经在官府做过事的蒋师爷向王道士透露，他们和敦煌当地包括知县在内的要员均有接触，同时大谈斯坦因是个博士，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是敦煌知县汪宗翰大人的朋友。这番说辞使得王道士免除了最后的担心，终于为斯坦因大开了方便之门。是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借着油灯的亮光，斯坦因看到了这个堆满珍贵写本的洞窟。
　　


　　但是，王道士起初并没有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当时，藏经洞的写本尚未大量流失，斯坦因要想和他的中文助手蒋师爷在洞窟中做翻检工作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也担心这么张扬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于是，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写本，拿到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交给斯坦因和蒋师爷翻检。由于所藏数量庞大，斯坦因放弃了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从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地选择各种写本和绢纸绘画。其间王道士有些后怕，于是又外出了几天，到乡间化缘，目的是探听一下他和斯坦因的秘密有没有泄露，结果发现一如平常。不久，一笔世界文化史上极不寻常的交易达成了，斯坦因仅用总重约二百两的四个马蹄银和一个绝对信守秘密的保证，就从王道士那里换取了经卷8082卷、木版印刷本20卷以及图画、刺绣及其他文物共计29箱9000余件，其中包括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刻于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
　　随着在敦煌停留时间的延长，斯坦因的活动引起当地人的注意，同时敦煌的地方官员也提醒斯坦因要注意外交礼节。于是，6月13日，斯坦因率领着一支由大群骆驼和马匹组成的运输队伍，离开敦煌转进安西，在榆林窟又拍摄了大量壁画。之后又赴酒泉，考察了嘉峪关长城，8月28日到达甘肃张掖进行考察，9月25日返回安西。当时斯坦因给王道士写了一封信，由蒋师爷秘赴千佛洞，再次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多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文书。这批珍贵的文物经过一年零六个月的长途运输，于1909年1月完整地运抵伦敦，入藏英国博物馆。在将所得宝物运送回国的同时，斯坦因又在新疆的吐鲁番、阿克苏、莎车等地进行考察和发掘，直到1908年年底才返回英国。由于在中国的探险使得斯坦因给大英博物馆带回了大量珍贵的敦煌文物，他于1912年获得了由伊丽莎白女王亲授的爵士勋号。
　　1914年3月24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受到了老朋友王道士的热情接待，王道士还给斯坦因过目了他整修洞窟的账目支出情况，并详细报告了昔日斯坦因施舍的银钱的用处。同时，王道士也向斯坦因抱怨政府拿走藏经洞文物，却不给他兑现承诺之事，并后悔当日没有将所藏文物全部交给斯坦因。借此良机，斯坦因再与王道士交涉。随后，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卖给了斯坦因，这使得斯坦因又得到了整整四大箱的写本文书，加上斯坦因在当地收购所得，共约5大箱600余卷。1915年，斯坦因携带窃取的600余卷敦煌写本到达疏勒，交由蒋师爷整理之后，亲自将这批珍贵的敦煌文物带回英国。
　　斯坦因前后两次来到敦煌，每次都从千佛洞劫夺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他从敦煌带回的珍贵文物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掀起了“敦煌学”的热潮，此后，法、俄、德、日等国家的“探险队”闻风而至，对敦煌文物肆行掠夺。经过各国“探险队”的巧取豪夺，大部分敦煌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目前，藏于国外的敦煌文物遗书达3万多卷，仅大英博物馆即藏有15000余卷。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敦煌在中国，而敦煌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就是由于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国外而历史性地形成的。近代西方探险家对敦煌文物的大规模掠夺，严重破坏了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此，作为盗取敦煌文物第一人的斯坦因难逃其咎。（题图：莫高窟外景）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