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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鼓励中学教师，本刊近来采用了不少新人新作。很多中学教师喜欢阅读，敢于质疑，这是好现象。很多问题通过讨论能够明辨是非，提高认识。经过我们的动员，黄牧航老师写了这篇答复，编辑部希望读者认真思考。历史学是一门思考的学问。在阅读中学会思考是教师成长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民主，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3－0045－03
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石老师的文章。现在中学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阅读的时间很少，我的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产生与我辩论的兴趣，我感到十分欣慰，应该说，石章波是一位肯思考问题的历史教师。我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辩论中来，而不要变成我与石老师两人的论坛。谁说的合理，可让读者去判断。为了抛砖引玉，我把对石老师这两篇文章的看法写出来。我认为他的观点迷惑性很大，结论肯定是错的。
先说《再说“正确看待历史传承”》(《历史教学》2008年第9期)这一篇。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能够阅读这么多的书，难能可贵，但文章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满足于堆砌材料，观点不明确。我文章的观点很鲜明，古希腊民主对近代民主的影响充其量是观念上的，在制度上和实践上它早已死亡。但石老师罗列了一大堆材料后才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这就是我所要坚持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对欧洲民主政治产生观念上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影响的原因。”这个结论含糊其辞，不应该用“实实在在”这个形容词，必须用一个名词来表述。既然你认为不是观念上的影响，那么会是什么影响呢?观念的影响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啊?!第二，论据不足以证明论点。石老师为了证明古希腊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先讲了中世纪的神学，接着讲中世纪的大学，最后讲古希腊著作被翻译成为各种文字。所有的这些论据恰好是证明了我的观点——古希腊民主对中世纪的影响充其量就是观念上的，在制度和实践层面早就死掉了。石老师要想推翻我的论点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中世纪还有政治团体在践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实践直接导致了近代代议民主制的诞生。第三，臆想猜测的成分过重。例一，我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是1260年前后，石老师偏说既然1128年威尼斯人已经翻译了《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所以威尼斯人也应该早就知道了《政治学》；例二，1215年英国贵族制定《大宪章》的时候已经充分研究了古希腊的著作。我认为这是胡乱猜测，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宁愿信其无。文章的下半部分罗列了一连串的素材，我不太清楚他想证明什么道理。
再说《再说“摆脱历史宿命论”》这一篇，其中的谬误十分明显。
关于“有局限的雅典民主也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强”的问题，石老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没有分清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指的是人们从学理上论证一个事物应不应该去追求；工具理性，指的是人们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去实现其追求。民主从观念的层面上来讲属于价值理性，古希腊的先贤们已经较充分地论证了它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近现代的学者论述民主价值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而民主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又属于工具理性，即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它，结果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因此，某一事物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通常是不一致的。石老师所说的要让学生知道“民主就是要比专制强”，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讲就不一定对，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民主制度很可能就是比不上专制制度。我在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从人类历史来看，君主专制的出现有过两个鼎盛时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中国、埃及、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第二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到十七八世纪结束，欧洲的君主政制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政制的桎梏，完成了从贵族君主制到等级君主制再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可以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君主专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代表着进步的潮流，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我难以想象汉武帝利用民主制度去抗击匈奴，也无法想象俾斯麦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如果说政治课主要是向学生宣扬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历史课不仅要向学生讲清楚价值理性，而且要从历史的角度向学生讲清楚工具理性。在课堂上空洞地向学生宣讲“民主就是比专制强”对于政治课来说可以，对于历史课来说则不行。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好人不一定就能够干好事，出发点良好的事情结果不一定就是好的，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弄成人间惨剧。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的价值，但要通过什么渠道去实现民主则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看到“民主”两个字就欢欣雀跃，民主的工具理性问题一定要考虑。“文化大革”命追求“大民主”，愿望不可谓不好，理想不可谓不远大了吧?结果又如何呢?理解古希腊的民主就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古希腊民主实践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就是价值理性方面，为什么西方人强调古希腊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是因为古希腊人已经较充分地认识到民主的价值，这是现代思想家无法绕过去的思想源头。但从工具理性的层面看，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古希腊的民主实践并不具有普遍性，秦朝这样的大帝国根本不可能去实行民主制度，而今天哪怕是瑞士这样的小国，也不会发神经照搬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因此，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绝对不能够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就比中国的专制制度强。石老师所说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民主就是要比专制强’”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第二，没有分清楚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区别。无论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还是在工具理性层面，古代民主与近现代民主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两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古代社会的特征是一个等级社会，这一点中西方是一样的。西方的阶级划分异常严格，奴隶社会时期就明确地分成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中世纪更是等级森然。因此，所谓的雅典民主，其本质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雅典约40万的人口中，有公民身份的仅十分之一，奴隶的数量达到20万人。对于这20万奴隶来说，雅典民主制和秦始皇式的君主专制是没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所说的不宜简单地声称古希腊的制度比中国优胜的另一个原因。古代中国虽然也是一个等级社会，但人的等级身份是可以转化的，商鞅变法中的军功授爵已经明示了这种转变的可能，到了隋唐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从这个方面说，中国的制度又是优于西方的。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从一个等级社会演变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追求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已经不是等级伦理和神的意志，而是世俗伦理和个人利益。因此，从价值理性的层面，雅典民主的基础是城 邦利益，现代民主则是人民主权；从工具理性的层面，雅典民主实行直接民主，现代民主实行代议民主。我在《正确看待历史传承》一文中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够把近代民主的起源看做是古希腊。说白一点，近代民主起源于税收。先是英国各阶级为收税问题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后才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双方妥协后才逐渐演变成为近代的代议民主制度。因此，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来空谈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对大清王朝造成威胁的不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而是近代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
如果石老师想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看看魏凤莲所著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该书详述了从古到今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古希腊民主的。当中的结论与石老师的认识大相径庭。首先，从古代到近代早期，希腊民主政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人们甚至对其深怀恐惧，绝非石老师想象的那样，人们对希腊民主仰慕了几千年。其次，近代以后人们突然对希腊民主大唱赞歌并非完全认可它的那一套，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古说今而已，中国的康有为托古改制用的也是这一手法。第三，如果真的要对现代民主思想追本溯源的话，应该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去寻找。
关于宿命论的论述，石老师完全误读了我的文章。我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简单地说古希腊的民主比中国的专制强，其潜台词就是——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已经走上了错路、歪路，直到1840年西方人才用坚船利炮来提醒我们：“你们走错了，走回正路上来吧。”这种认为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走错了路，而且一错就错了两千年的论断就是宿命论。我所说的不是石老师说的“专制主义政治的僵化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的觉醒到站立起来的过程有点漫长”，而是说1840年以前的两千年太漫长。
石老师—方面说秦制不如古希腊，另方一面又声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就是——中国的道路2000年前就走错了，而且一错就错了两千年，人为改变不了，因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名历史教师树立起这样的宿命史观，中国的古代史你还怎样教?2000年的中国历史就变成中国人在一条歪路上挣扎的历史啦?
新课程实施以来，不少教师已经意识到历史课与政治课都涉及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念，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历史课与政治课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一政治课只讲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而历史课不仅讲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也讲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价值追求。我们应该避免用今人的价值观去简单地苟求、责备古人，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也会使我们的讲课毫无历史感。
[作者简介]黄牧航，男，1970年生，广东广州市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材与教法研究。
[责任编辑：陶亚敏]
[关键词]民主，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23－0045－03
感谢《历史教学》编辑部转来石老师的文章。现在中学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阅读的时间很少，我的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产生与我辩论的兴趣，我感到十分欣慰，应该说，石章波是一位肯思考问题的历史教师。我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辩论中来，而不要变成我与石老师两人的论坛。谁说的合理，可让读者去判断。为了抛砖引玉，我把对石老师这两篇文章的看法写出来。我认为他的观点迷惑性很大，结论肯定是错的。
先说《再说“正确看待历史传承”》(《历史教学》2008年第9期)这一篇。作为一名中学教师，能够阅读这么多的书，难能可贵，但文章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满足于堆砌材料，观点不明确。我文章的观点很鲜明，古希腊民主对近代民主的影响充其量是观念上的，在制度上和实践上它早已死亡。但石老师罗列了一大堆材料后才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这就是我所要坚持的古希腊民主政治不仅是对欧洲民主政治产生观念上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影响的原因。”这个结论含糊其辞，不应该用“实实在在”这个形容词，必须用一个名词来表述。既然你认为不是观念上的影响，那么会是什么影响呢?观念的影响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啊?!第二，论据不足以证明论点。石老师为了证明古希腊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先讲了中世纪的神学，接着讲中世纪的大学，最后讲古希腊著作被翻译成为各种文字。所有的这些论据恰好是证明了我的观点——古希腊民主对中世纪的影响充其量就是观念上的，在制度和实践层面早就死掉了。石老师要想推翻我的论点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中世纪还有政治团体在践行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而且这种实践直接导致了近代代议民主制的诞生。第三，臆想猜测的成分过重。例一，我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翻译成拉丁文是1260年前后，石老师偏说既然1128年威尼斯人已经翻译了《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所以威尼斯人也应该早就知道了《政治学》；例二，1215年英国贵族制定《大宪章》的时候已经充分研究了古希腊的著作。我认为这是胡乱猜测，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宁愿信其无。文章的下半部分罗列了一连串的素材，我不太清楚他想证明什么道理。
再说《再说“摆脱历史宿命论”》这一篇，其中的谬误十分明显。
关于“有局限的雅典民主也比中国的专制主义强”的问题，石老师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第一，没有分清楚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区别。所谓价值理性，指的是人们从学理上论证一个事物应不应该去追求；工具理性，指的是人们通过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去实现其追求。民主从观念的层面上来讲属于价值理性，古希腊的先贤们已经较充分地论证了它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近现代的学者论述民主价值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而民主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讲又属于工具理性，即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都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去实现它，结果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因此，某一事物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通常是不一致的。石老师所说的要让学生知道“民主就是要比专制强”，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讲就不一定对，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民主制度很可能就是比不上专制制度。我在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从人类历史来看，君主专制的出现有过两个鼎盛时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中国、埃及、印度、阿拉伯、拜占庭等都建立起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第二是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到十七八世纪结束，欧洲的君主政制摆脱了中世纪神权政制的桎梏，完成了从贵族君主制到等级君主制再到专制君主制的演变。可以说，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君主专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代表着进步的潮流，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我难以想象汉武帝利用民主制度去抗击匈奴，也无法想象俾斯麦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如果说政治课主要是向学生宣扬价值理性的话，那么历史课不仅要向学生讲清楚价值理性，而且要从历史的角度向学生讲清楚工具理性。在课堂上空洞地向学生宣讲“民主就是比专制强”对于政治课来说可以，对于历史课来说则不行。大量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好人不一定就能够干好事，出发点良好的事情结果不一定就是好的，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弄成人间惨剧。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民主的价值，但要通过什么渠道去实现民主则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切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看到“民主”两个字就欢欣雀跃，民主的工具理性问题一定要考虑。“文化大革”命追求“大民主”，愿望不可谓不好，理想不可谓不远大了吧?结果又如何呢?理解古希腊的民主就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古希腊民主实践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就是价值理性方面，为什么西方人强调古希腊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是因为古希腊人已经较充分地认识到民主的价值，这是现代思想家无法绕过去的思想源头。但从工具理性的层面看，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古希腊的民主实践并不具有普遍性，秦朝这样的大帝国根本不可能去实行民主制度，而今天哪怕是瑞士这样的小国，也不会发神经照搬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因此，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绝对不能够说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就比中国的专制制度强。石老师所说的“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民主就是要比专制强’”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第二，没有分清楚古代社会与近现代社会的区别。无论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还是在工具理性层面，古代民主与近现代民主都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两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古代社会的特征是一个等级社会，这一点中西方是一样的。西方的阶级划分异常严格，奴隶社会时期就明确地分成奴隶主和奴隶两个阶级，中世纪更是等级森然。因此，所谓的雅典民主，其本质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雅典约40万的人口中，有公民身份的仅十分之一，奴隶的数量达到20万人。对于这20万奴隶来说，雅典民主制和秦始皇式的君主专制是没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所说的不宜简单地声称古希腊的制度比中国优胜的另一个原因。古代中国虽然也是一个等级社会，但人的等级身份是可以转化的，商鞅变法中的军功授爵已经明示了这种转变的可能，到了隋唐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更成为普遍的现象。从这个方面说，中国的制度又是优于西方的。
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从一个等级社会演变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追求的社会。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已经不是等级伦理和神的意志，而是世俗伦理和个人利益。因此，从价值理性的层面，雅典民主的基础是城 邦利益，现代民主则是人民主权；从工具理性的层面，雅典民主实行直接民主，现代民主实行代议民主。我在《正确看待历史传承》一文中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够把近代民主的起源看做是古希腊。说白一点，近代民主起源于税收。先是英国各阶级为收税问题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后才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双方妥协后才逐渐演变成为近代的代议民主制度。因此，离开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来空谈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对大清王朝造成威胁的不是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而是近代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
如果石老师想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看看魏凤莲所著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该书详述了从古到今学术界是怎样看待古希腊民主的。当中的结论与石老师的认识大相径庭。首先，从古代到近代早期，希腊民主政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人们甚至对其深怀恐惧，绝非石老师想象的那样，人们对希腊民主仰慕了几千年。其次，近代以后人们突然对希腊民主大唱赞歌并非完全认可它的那一套，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古说今而已，中国的康有为托古改制用的也是这一手法。第三，如果真的要对现代民主思想追本溯源的话，应该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中去寻找。
关于宿命论的论述，石老师完全误读了我的文章。我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简单地说古希腊的民主比中国的专制强，其潜台词就是——早在公元前221年中国就已经走上了错路、歪路，直到1840年西方人才用坚船利炮来提醒我们：“你们走错了，走回正路上来吧。”这种认为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走错了路，而且一错就错了两千年的论断就是宿命论。我所说的不是石老师说的“专制主义政治的僵化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的觉醒到站立起来的过程有点漫长”，而是说1840年以前的两千年太漫长。
石老师—方面说秦制不如古希腊，另方一面又声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结论必然就是——中国的道路2000年前就走错了，而且一错就错了两千年，人为改变不了，因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名历史教师树立起这样的宿命史观，中国的古代史你还怎样教?2000年的中国历史就变成中国人在一条歪路上挣扎的历史啦?
新课程实施以来，不少教师已经意识到历史课与政治课都涉及许多相同的价值观念，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历史课与政治课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一政治课只讲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而历史课不仅讲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也讲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价值追求。我们应该避免用今人的价值观去简单地苟求、责备古人，这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也会使我们的讲课毫无历史感。
[作者简介]黄牧航，男，1970年生，广东广州市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材与教法研究。
[责任编辑：陶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