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各地正如火如荼地争夺名人故里、大打文化牌的时候,欧洲城镇亦在激烈地竞争着“文化城市”,在我们这个时代,哪里有文化,又真的需要文化吗?英国思想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知识分子都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一书中说:“当知识被当做产品的时候,它与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尽管今天教育培训、出版等行业获得了爆炸性发展,社会却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低智商现象。组织被敦促要学习,公众被敦促要终身学习,在这个知识分子的知识权威被广泛质疑的时代,在人们的脑中,知识被赋予了肤浅的、几乎平庸的特性。弗兰克·富里迪说:“由知识经济商人沿街叫卖的知识,实际上是知识的世俗化漫画。”《牛津字典》(The 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1963)对庸人(philistine)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
　　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罗恩·艾尔曼(Ron Eyerman)提出,把脑力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不是产生于与社会地位相关的工作,而是其他方面的兴趣”。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谋生方式无关,在于他是否为思想而活,是否在追求真理。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知识分子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普遍的疏离感。在过去,无论是对于支持知识分子的人,还是对于敌视知识分子的人来说,知识分子都会被非常认真地对待,尽管他们时常被一些人视为因过度聪明,而成为困扰社会的因素。
　　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人类的文明史还剩什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和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所指责的MBA教育的失败,大前研一所批评的低智商社会,无非是社会在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后的一些显像而已,在知识被工具化的今天,可谓见怪不怪。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被边缘化,一方面是市场的能量使然,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在自觉地反精英。随着民主概念的深入人心,民众并未真正将特权阶层推倒,也未真正改变生而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将另一种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弃之墙角,智者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教育上,技术教育代替思想启蒙,同时反英才教育论成为主流。弗兰克·富里迪还说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人们)意识到人在了解未来方面的无能为力;随之而来的对待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微观的专业知识的实用性关注取代了对知识的追求”。
　　学术自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弗兰克·富里迪在书中说:“在一个知识生产完全受实用考虑驱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决定如何重视知识、如何肯定知识的能力。失去意义后,知识更多地是专业人士、专科学者和专家的财产,而不是公众的财产。”弗兰克·富里迪最后强调:“要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水准。”
　　一个天津的出租车司机曾戏谑地对我说:“这个社会嘛,知识分子上花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