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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的成长困境在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里都是一个常见的母题。本文对比分析了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与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的主人公佩科拉和孙光林的成长困境，虽然两部小说的情节、背景不尽相同，但其对于苦难现实的关注是一致的，类似的令人绝望的家庭和社会历史因素是导致两个主人公绝望处境的根源，并在绝望的描述中给与人们希望。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在细雨中呼喊;成长困境
一、前言
“不愿消散的云遮住了微弱的星光/我的哭声被风吹散/我那抽筋起泡的手找不到支撑/我的眼睛带着希望，渐渐失明。”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的诗句（来自她的诗歌《风暴的折磨》（Storm-Racked））展现了一种绝望的情景，“绝望”这一困境是世界各地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和中国作家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两部小说也描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但关注对象不是成人世界，而是青少年。
这两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有着鲜明的文化历史背景。《最蓝的眼睛》讲述了美国大萧条之后，一个黑人女孩由于她的眼睛和皮肤的颜色产生自卑情节，一步步被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推向绝望的深渊。《在细雨中呼喊》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浙江省农村，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名叫孙光林的男孩的青春期经历，自始至终他一直被父母和兄弟们忽视，最终在家中和家乡都成为了一个被遗弃的边缘人。这两部小说对青少年成长中的孤独和绝望的观念是相似的。尽管故事情节不同，但两部小說都关注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恶劣环境，都表达了对这种极端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和自我构建的担忧，反映了各自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
二、从家庭环境看青少年困境
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与她的家庭和主流白人社会都格格不入。一方面，佩科拉生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她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不怎么上心，她那不负责又易怒的父亲总是酗酒，二人经常吵架打架。有一次，佩科拉的父母闹翻了，她想要让自己消失。她成功地让自己的身体部位在她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但是“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她的眼睛却永远无法消失”（莫里森，33）。这说明只要她还活着，还生活在充满偏见的社会中，无论她在心理上是多么的孤立，代表“我”或“自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抹掉的。另一方面，佩科拉遭到了小说中的主流社会的故意忽视。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莫里森的小说中重复出现了佩科拉的否定，因为其他角色拒绝见她”（Malmgren 259）。面对可能导致孩子崩溃的社会和家庭暴力，佩科拉没法为自己辩护。
佩科拉家庭的内部问题直接导致了她的困境。从佩科拉父母的童年经历和心理来看，他们的反常行为实际有源可溯。她的母亲Pauline从小就不被重视，她有一种“孤立和无价值”的感觉（莫里森86）。在年轻的Pauline看来，充满偏见的现实不再值得她关注，长期以来她都在压制自己说话的权利和反抗的力量。佩科拉的父亲Cholly小时候“被母亲抛弃在垃圾堆里，被父亲拒绝玩垃圾游戏”，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使他无法建设性地表达爱，莫里森后来通过这些经历描绘出“一幅黑人父亲的画面，他无能为力，以至于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拯救自己”（Werlein 61）。从他们的经历来看，莫里森认为这种异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从几百年前美国开始实行奴隶制就开始了。在某种程度上，Pauline和Cholly的心理早就不再健康，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摆脱“自卑”的标签。由扭曲的价值观和“在外界的注视下不可改变的自卑假设”（莫里森166）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强有力的歧视环境中很可能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同《最蓝的眼睛》相比，青少年的困境的呈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被推向了极端。和佩科拉一样，孙光林的家庭环境也是导致他被孤立的主要原因之一。6岁时，孙光林因贫困被父母送去寄养家庭。6年后，他的养父去世，养母精神失常，他回到了自己父母的家乡。但就在他到达父母家的那天晚上，一场大火把房子夷为平地。从那以后，他一直被看作是家里的害群之马。由于家人的不公平对待，孙光林在绝望和疏远中长大。贫困的家庭、不负责任的流氓般的父亲、沉默的母亲、孤独的祖父，是孙光林的童年所要面对和承受的环境。即使走出家庭关系的圈子，他经历的是残忍的现实——他最好的朋友的意外死亡，他最小的弟弟溺水等世界上所有其他可能的荒谬事件。像佩科拉一样被推到角落里，孙光林不得不默默承受这一切，独自面对这个冷漠而荒谬的世界。作为社会和家庭的弃儿，孙光林选择了保持沉默，成为了社会的观察者和旁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是佩科拉和孙光林面对生活的方式，表明了弱势青少年在家庭和社会压迫下的无能为力。
这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佩科拉和孙光林都有身份认同危机：佩科拉对自我产生错位的认知，孙光林对自身定位是不确定的。余华的小说展现出一种贯穿全篇的迫在眉睫的绝望感和隔离感，正如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哭泣”可以概括为对主人公现状的隐喻：一种绝望、孤独、无助的状态，任何人都无法回应。其实孙光林只能哭泣，而无法大声“呼喊”求救，家庭的忽视，爱情的失去，以及被朋友和家人疏远的导致的孤独处境，孙光林对自我的认知不再确定，无法在社会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只能任由自己游走在边缘。在《最蓝的眼睛》中，随着佩科拉的种族自我厌恶情绪转化为对一双蓝眼睛的迫切渴望和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强烈愿望，身份的置换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关于自我的不确定性在这两部小说中是共同的主题，都是异化的结果。
三、从社会历史背景看青少年困境
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角来探索佩科拉和孙光林的绝望处境，我们会发现莫里森和余华在各自的故事中都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佩科拉的苦难绝不是偶然的或单一的，而是深深植根于黑人长期的种族隔离历史。研究佩科拉困境的国家和历史背景的韦林（Werrlein）说：“痛苦的历史记忆不仅把父母变得衰弱，还把他们从养育者变成了压迫者。”佩科拉的父母所表现出的这种童年的疏离和心理扭曲在他们的后代身上重演。白人社会的歧视和隔阂影响深远，令人窒息，正如克劳迪娅第一人称叙述者所暗示的那样，“户外，我们知道，是生活真正的恐怖”，“如果你在户外，就没有地方可去”（莫里森11）。对于佩科拉来说，无论她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与社会接触，她总是处在“户外”，找不到归属。这个没法认清自己身份的孩子对于美的概念其实是被所谓的大众文化所误导，她没有办法为自己找到出路。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者呈现了佩科拉与自己的最后一次交流，此时佩科拉已经精神失常了，她此刻的言语表达在任何听者看来都是疯狂而毫无意义的，但与她之前长期的压抑的沉默相比，她的表达却从未如此丰富过。她最后一次“疯狂”的发声是对现实的呼喊与绝望，正如孙光林的呼喊一样，为社会所忽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的关系上，孙光林与佩科拉的立场是不同的。《在细雨中呼喊》并没有直接描绘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而是通过人们对某些事件的反应来反映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例如，孙光林的父亲期待政府对他死去的小儿子的“英雄”行为的奖励和赞扬，他的小儿子试图拯救几个溺水儿童的生命，他等了又等，但“期待中的西装革履者”始终没有出现。这个低调的事件带有绝望和无助的味道，因为正义的人被社会和时代所忽视，也微妙地揭示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以及特定时代的谎言。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少年时期的孙光林表现出了不信任和恐惧，佩科拉也是如此。然而，孙光林更像是一个沉默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远离社会的敌意，独自行走，用淡漠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外界。相比之下，佩科拉却身陷社会的敌对之网，无法获得自由。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异常孤立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受害者，他们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有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四、“反”成长小说中的绝望与希望
这两部小说并不能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在他们的“成长”中几乎看不到真正成熟、进步的痕迹。佩科拉的情况逐步恶化，最终以她的精神失常而告终，而余华也并没有为孙光林提供一个明确的出路。正如洛厄尔的诗句“我的哭泣被风冲走”，孙光林和佩科拉内心的哭泣无人能闻。“我那充满希望的眼睛渐渐失明了”（洛厄尔）——佩科拉抓住了拥有蓝眼睛的希望，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希望和慰藉;也许孙光林比佩科拉幸运，他发现了短暂的友谊和来自他的寄养家庭的爱，这些短暂也许有些微弱的力量，就像一丝幽光照入了绝望的黑暗，在最孤独的日子里支持着他，鼓励他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要活下去。
在他對儿童困境的刻画中，余华让生活的阴暗面占据了宝座，但让读者仍能感受到一丝希望的存在。莫里森同样引导人们思考青少年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们的作品似乎没有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展现困境下年轻的主角，并揭示了青少年心理扭曲、甚至病态的图像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最蓝的眼睛》的结尾写道：“当然，我们错了，但没关系。那太迟了。至少在我的城镇边缘，在我的城镇的垃圾和向日葵中，一切都太迟了”（莫里森164）。正如莫里森所警告的那样，《最蓝的眼睛》、《在细雨中呼喊》等文学作品的作用之一就是“在黑暗中寻求亮光，在绝望里寻求信心”，提醒人们关注苦难和弱势群体面临的现实，在为时已晚之前做出改变。
参考文献
[1]Amy Lowell. Storm-Racked[EB/OL]. Sword Blades & Poppy Seed. Classicreader.com. 31 Oct 2002/8 Dec 2020
[2]Carl D Malmgren. Texts， primers， and voices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J]. Critique. 2000，41（3）： 251-62.
[3]Debra T Werrlein[J]. Not so Fast， Dick and Jane： Reimagining Childhood and Nation in the Bluest Eye. Melus. 2005，30（4）： 53-72.
[4]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5]谢有顺.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再论《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进向[J].当代作家评论.1993（02）：53-58
[6]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张欣雨（1994——）女，汉族，湖北荆门人，单位：成都东软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在细雨中呼喊;成长困境
一、前言
“不愿消散的云遮住了微弱的星光/我的哭声被风吹散/我那抽筋起泡的手找不到支撑/我的眼睛带着希望，渐渐失明。”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的诗句（来自她的诗歌《风暴的折磨》（Storm-Racked））展现了一种绝望的情景，“绝望”这一困境是世界各地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和中国作家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两部小说也描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但关注对象不是成人世界，而是青少年。
这两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有着鲜明的文化历史背景。《最蓝的眼睛》讲述了美国大萧条之后，一个黑人女孩由于她的眼睛和皮肤的颜色产生自卑情节，一步步被她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推向绝望的深渊。《在细雨中呼喊》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浙江省农村，以“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名叫孙光林的男孩的青春期经历，自始至终他一直被父母和兄弟们忽视，最终在家中和家乡都成为了一个被遗弃的边缘人。这两部小说对青少年成长中的孤独和绝望的观念是相似的。尽管故事情节不同，但两部小說都关注青少年成长时期的恶劣环境，都表达了对这种极端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和自我构建的担忧，反映了各自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实。
二、从家庭环境看青少年困境
在《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与她的家庭和主流白人社会都格格不入。一方面，佩科拉生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她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不怎么上心，她那不负责又易怒的父亲总是酗酒，二人经常吵架打架。有一次，佩科拉的父母闹翻了，她想要让自己消失。她成功地让自己的身体部位在她的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但是“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她的眼睛却永远无法消失”（莫里森，33）。这说明只要她还活着，还生活在充满偏见的社会中，无论她在心理上是多么的孤立，代表“我”或“自我”的眼睛是不会被抹掉的。另一方面，佩科拉遭到了小说中的主流社会的故意忽视。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莫里森的小说中重复出现了佩科拉的否定，因为其他角色拒绝见她”（Malmgren 259）。面对可能导致孩子崩溃的社会和家庭暴力，佩科拉没法为自己辩护。
佩科拉家庭的内部问题直接导致了她的困境。从佩科拉父母的童年经历和心理来看，他们的反常行为实际有源可溯。她的母亲Pauline从小就不被重视，她有一种“孤立和无价值”的感觉（莫里森86）。在年轻的Pauline看来，充满偏见的现实不再值得她关注，长期以来她都在压制自己说话的权利和反抗的力量。佩科拉的父亲Cholly小时候“被母亲抛弃在垃圾堆里，被父亲拒绝玩垃圾游戏”，他的童年和青春期经历使他无法建设性地表达爱，莫里森后来通过这些经历描绘出“一幅黑人父亲的画面，他无能为力，以至于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拯救自己”（Werlein 61）。从他们的经历来看，莫里森认为这种异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也许从几百年前美国开始实行奴隶制就开始了。在某种程度上，Pauline和Cholly的心理早就不再健康，他们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摆脱“自卑”的标签。由扭曲的价值观和“在外界的注视下不可改变的自卑假设”（莫里森166）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在强有力的歧视环境中很可能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同《最蓝的眼睛》相比，青少年的困境的呈现在《在细雨中呼喊》中被推向了极端。和佩科拉一样，孙光林的家庭环境也是导致他被孤立的主要原因之一。6岁时，孙光林因贫困被父母送去寄养家庭。6年后，他的养父去世，养母精神失常，他回到了自己父母的家乡。但就在他到达父母家的那天晚上，一场大火把房子夷为平地。从那以后，他一直被看作是家里的害群之马。由于家人的不公平对待，孙光林在绝望和疏远中长大。贫困的家庭、不负责任的流氓般的父亲、沉默的母亲、孤独的祖父，是孙光林的童年所要面对和承受的环境。即使走出家庭关系的圈子，他经历的是残忍的现实——他最好的朋友的意外死亡，他最小的弟弟溺水等世界上所有其他可能的荒谬事件。像佩科拉一样被推到角落里，孙光林不得不默默承受这一切，独自面对这个冷漠而荒谬的世界。作为社会和家庭的弃儿，孙光林选择了保持沉默，成为了社会的观察者和旁观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是佩科拉和孙光林面对生活的方式，表明了弱势青少年在家庭和社会压迫下的无能为力。
这两部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佩科拉和孙光林都有身份认同危机：佩科拉对自我产生错位的认知，孙光林对自身定位是不确定的。余华的小说展现出一种贯穿全篇的迫在眉睫的绝望感和隔离感，正如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标题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哭泣”可以概括为对主人公现状的隐喻：一种绝望、孤独、无助的状态，任何人都无法回应。其实孙光林只能哭泣，而无法大声“呼喊”求救，家庭的忽视，爱情的失去，以及被朋友和家人疏远的导致的孤独处境，孙光林对自我的认知不再确定，无法在社会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只能任由自己游走在边缘。在《最蓝的眼睛》中，随着佩科拉的种族自我厌恶情绪转化为对一双蓝眼睛的迫切渴望和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强烈愿望，身份的置换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关于自我的不确定性在这两部小说中是共同的主题，都是异化的结果。
三、从社会历史背景看青少年困境
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角来探索佩科拉和孙光林的绝望处境，我们会发现莫里森和余华在各自的故事中都给了我们一些暗示。
佩科拉的苦难绝不是偶然的或单一的，而是深深植根于黑人长期的种族隔离历史。研究佩科拉困境的国家和历史背景的韦林（Werrlein）说：“痛苦的历史记忆不仅把父母变得衰弱，还把他们从养育者变成了压迫者。”佩科拉的父母所表现出的这种童年的疏离和心理扭曲在他们的后代身上重演。白人社会的歧视和隔阂影响深远，令人窒息，正如克劳迪娅第一人称叙述者所暗示的那样，“户外，我们知道，是生活真正的恐怖”，“如果你在户外，就没有地方可去”（莫里森11）。对于佩科拉来说，无论她走到哪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与社会接触，她总是处在“户外”，找不到归属。这个没法认清自己身份的孩子对于美的概念其实是被所谓的大众文化所误导，她没有办法为自己找到出路。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者呈现了佩科拉与自己的最后一次交流，此时佩科拉已经精神失常了，她此刻的言语表达在任何听者看来都是疯狂而毫无意义的，但与她之前长期的压抑的沉默相比，她的表达却从未如此丰富过。她最后一次“疯狂”的发声是对现实的呼喊与绝望，正如孙光林的呼喊一样，为社会所忽视。 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的关系上，孙光林与佩科拉的立场是不同的。《在细雨中呼喊》并没有直接描绘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而是通过人们对某些事件的反应来反映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例如，孙光林的父亲期待政府对他死去的小儿子的“英雄”行为的奖励和赞扬，他的小儿子试图拯救几个溺水儿童的生命，他等了又等，但“期待中的西装革履者”始终没有出现。这个低调的事件带有绝望和无助的味道，因为正义的人被社会和时代所忽视，也微妙地揭示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以及特定时代的谎言。面对强大的外部世界，少年时期的孙光林表现出了不信任和恐惧，佩科拉也是如此。然而，孙光林更像是一个沉默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远离社会的敌意，独自行走，用淡漠的目光静静地看着外界。相比之下，佩科拉却身陷社会的敌对之网，无法获得自由。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异常孤立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受害者，他们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有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四、“反”成长小说中的绝望与希望
这两部小说并不能被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因为在他们的“成长”中几乎看不到真正成熟、进步的痕迹。佩科拉的情况逐步恶化，最终以她的精神失常而告终，而余华也并没有为孙光林提供一个明确的出路。正如洛厄尔的诗句“我的哭泣被风冲走”，孙光林和佩科拉内心的哭泣无人能闻。“我那充满希望的眼睛渐渐失明了”（洛厄尔）——佩科拉抓住了拥有蓝眼睛的希望，但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希望和慰藉;也许孙光林比佩科拉幸运，他发现了短暂的友谊和来自他的寄养家庭的爱，这些短暂也许有些微弱的力量，就像一丝幽光照入了绝望的黑暗，在最孤独的日子里支持着他，鼓励他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要活下去。
在他對儿童困境的刻画中，余华让生活的阴暗面占据了宝座，但让读者仍能感受到一丝希望的存在。莫里森同样引导人们思考青少年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们的作品似乎没有直接提供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展现困境下年轻的主角，并揭示了青少年心理扭曲、甚至病态的图像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在《最蓝的眼睛》的结尾写道：“当然，我们错了，但没关系。那太迟了。至少在我的城镇边缘，在我的城镇的垃圾和向日葵中，一切都太迟了”（莫里森164）。正如莫里森所警告的那样，《最蓝的眼睛》、《在细雨中呼喊》等文学作品的作用之一就是“在黑暗中寻求亮光，在绝望里寻求信心”，提醒人们关注苦难和弱势群体面临的现实，在为时已晚之前做出改变。
参考文献
[1]Amy Lowell. Storm-Racked[EB/OL]. Sword Blades & Poppy Seed. Classicreader.com. 31 Oct 2002/8 Dec 2020
[2]Carl D Malmgren. Texts， primers， and voices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J]. Critique. 2000，41（3）： 251-62.
[3]Debra T Werrlein[J]. Not so Fast， Dick and Jane： Reimagining Childhood and Nation in the Bluest Eye. Melus. 2005，30（4）： 53-72.
[4]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5]谢有顺.绝望审判与家园中心的冥想—再论《呼喊与细雨》中的生存进向[J].当代作家评论.1993（02）：53-58
[6]余华.在细雨中呼喊[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张欣雨（1994——）女，汉族，湖北荆门人，单位：成都东软学院外国语学院，硕士，比较文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