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个堂房伯父名叫刘伯刍，官至刑部侍郎。他曾经给刘禹锡等子弟讲过自己亲历的一件事。
　　那时，刘伯刍居住的安邑坊（长安街区名）巷口有个卖饼的人，每天起身很早，忙着擀面、做饼。待到饼子出炉后，他就“讴歌而当炉”—不是吆喝着卖酒，而是唱着歌卖饼。刘伯刍每天早上经过他家，都能听见他的歌声。
　　一个卖饼商贩，起早摸黑地忙于生计，辛苦劳碌之中，居然还唱着当时流行的《渭城曲》（据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谱曲，又名《阳关曲》），显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这就奇怪了。有一天，刘伯刍和那个卖饼商贩交谈，知道他贫困可怜，非常同情他，就给了他一万文钱，而以每天拿他几个饼作为偿还。卖饼商贩千恩万谢。
　　之后，刘伯刍再经过卖饼商贩家，那里却静悄悄的，听不见歌声，以为卖饼人离开这里了。刘伯刍一喊他，他却来了。刘伯刍便问他：“你怎么不唱歌了？”卖饼商贩说：“本流既大，心计转粗，不暇唱《渭城曲》矣。”
　　本钱多了，就担心损失本钱。卖饼商贩的心思变得复杂起来，一味忧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心事很重，精神负担很大，当然不可能有悠然自得的時刻，也就没有时间唱《渭城曲》了。刘伯刍由此联想到一些做官的人也是这样，官做得越大，就越怕丢掉禄位，精神负担之重并不亚于市井街头的卖饼商贩。于是，他感叹：“吾思官徒亦然（我想做官的人也是这样）。”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
　　这就是《论语》里说的“既得之，患失之”。没有得到的时候，生怕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去。比如有的人爱慕钱，多了还想再多；有的人爱慕权，有了还想更大。没钱没权的拼命想得到，有钱有权的怕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