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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牌狂欢到体质焦虑
只有历史地看，才能体会奥运金牌对中国的特殊含义。长期以来，体育等同于奥运，并作为一个准军事领域，承担着展示国家肌肉的特殊使命。从所谓“东亚病夫”到1984年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从1988年的兵败汉城到2000年金牌数排名第三挤入第一军团，金牌有效地唤醒了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2003以来的三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稳定在30枚以上，形成了金牌榜坚固的“中美争霸”格局。
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任何金牌都无法比拟。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说：“These wer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再加上以51枚金牌雄踞世界第一，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不仅是中国奥运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体育运动的新起始。
虽然，政府早在1995年就同时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就要求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比翼齐飞，群众体育和奥运争光协调发展，但事实上，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金牌至上的观念统治着整个体育行政部门，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竞技体育持续辉煌，国民身体素质不断下滑。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在东亚。具体是这样的：1984年以来的7届奥运会，除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都稳居亚洲国家金牌榜之首。事实上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我们业已“冲出亚洲”，直接跟奥运前老大美国PK，并在2008年的紫禁之巅决战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中国力量的连带效应，是调整了日韩之间的座次。1984年前，亚洲的奥运版图是日本称王称霸，韩国亦步亦趋，没有固定的第三名。随后，日韩乾坤倒转，韩国稳居亚洲老二，日本小三。中国、韩国、日本，这个排序，是对新生力量崛起的盛大颂扬。
但在群体的坐标下，据《人民日报》2011年的报道：“我国青少年身体形态方面比日本韩国存在差距；身体素质方面，我国青少年明显落后于日本青少年，和韩国不相上下，但有些项目，不如韩国青少年。”由此不难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奥运金牌数与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成反比，金牌比日韩越来越多，青少年身体素质比日韩越来越差。两者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体育主管部门重竞技轻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8之后，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单纯地落实《奥运争光计划》。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将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置于同一高度。这一举措旨在解决“金牌上去体质下来”的窘境，将金牌大国导向体育强国。毫无疑问，“后北京奥运时代”，开启了事关国人身体健康的新路向。奥运终于回归到它的本原。如果说竞技体育是人的精神需求，那么健身则是提高生命质量的物质需求。无论你的精神多么丰富，总不会比身体的健康更加宝贵。
正在剧变的一个现实是，在全民健身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国迅猛开展，仅大众马拉松赛事就超过30个，有事没事谈奥运金牌的人少了，有空没空去健身的人多了。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不再是句空话。一个庞大的健身阶层和市场正形成，并且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从英雄情结到明星崇拜
在中国，竞技又被高度浓缩为奥运。近30年来，奥运是最主流的体育坐标。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干出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同时诞生了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国家英雄群体。
明星是由英雄演化而来。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体育是一条战线，诞生的是供大众膜拜的英雄。当市场经济撬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超过维持生计的程度之后，英雄的光环就不可避免地褪去，成为可供大众消费的明星。
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体育界的英雄逐步转化为大众明星。姚明、刘翔、李娜和林丹，无疑是这十年间的“四大天王”。在一个对庙会型比赛热烈追捧数十年的国度，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正在逐渐失去其绝对轴心地位。新兴的轴心是明星本身，而不是赛事。NBA、网球四大满贯、田径黄金大奖赛等，因“四大天王”而备受国人的关注。甚至，伦敦奥运会中美金牌之争，也不比刘翔的再次退赛更让人血脉贲张。
明星轴心的背后，隐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逻辑。作为中国体育的四大吸金王，他们走下供全民膜拜的神坛，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体育本身，也连带地从宏大叙事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重大的社会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体育已不是我们辨认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参数。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波推动。明星轴心将惊醒那些闭门生产金牌的项目，甚至还将震动既有的体育管理体制。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培养一个大众明星，比一枚甚至数枚金牌影响更为阔大深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跳水，郭晶晶退役后，周继红的队伍虽然照样包揽金牌，但跳水的社会影响力几近于无。
“四大天王”告诉我们，成为体育明星有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从事全球化至少区域化而不是纯中国特色的项目，二是顶尖的比赛成绩，三是运动寿命足够长，四是上镜外貌和风度、魅力以及个性体征。
明星是一种消费现象，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巨大的投资、产业的合理化和系统的标准化，会富有成效地将明星制造成专供大众消费的商品。姚明9年，中国人狂热消费NBA，作为制造和运营商的美国人由此从中国赚走成百上千亿，而华人主演姚明，拿到了20个亿的片酬。这是何等熟悉的情形，成龙、章子怡、李安……姚明跟他们同属一条战线。在姚明夕阳西下后，美国人正急切地寻找下一个主角，NFL（职业橄榄球）、NHL（职业冰球）、MLB（职业棒球），纷纷在中国展开造星行动，它们比已切得一块蛋糕的NBA，更急切。只是，姚明这样的天才，可遇不可求。我们感兴趣的是，除了刻意拷贝姚明模式，美国人还能在中国搞出什么新花样，而历史早已证明，它们总是会有新办法。 NBA不必担忧自己的“后姚明时代”，因为跌宕起伏的9年，中国消费者已经养成了强烈的消费依赖。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以NBA为先导的美国体育的大举进犯，辅之以一个体育用品品牌，以及两个“可乐”和两个快餐品牌，组成了强大的美国潮流文化作战编队，在中国攻城略地，势不可挡。
姚明、刘翔、李娜和林丹，已然是中国体育明星的绝佳样板。但沿着他们走来的方向，后不见来者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的未来之星也许还隐藏在个人行走的磨难里，但现在至少也该是名动江湖的人物。把目光扩至篮球、田径、网球和羽毛球之外，只有一个接班人：孙杨。
无论怎样，中国体育的明星轴心时代，已不可逆转。
明星对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通过左右无以计数的粉丝，构成了举足轻重的非制度性权力。一个明星，就是一个王国，抑或一种宗教，此言不虚。
从举国体制到职业化惊艳
中国体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建国伊始即实行举国体制，且延续至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将每一个体育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间内达到设定的目标。事实证明，这行之有效。与中国相比，美国体育的最大特征是市场动员，这个国家甚至没有强力的体育主管部门，一切都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市场来调节。两种体制就效果而论，难分伯仲。
有舆论认为，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举国体制已是强弩之末。事实正相反，举国体制在体育彩票和市场赞助的双重经济护驾下，正在其全盛时期。公众有权利要求体育行政机关公开权力操作过程，以免滋生权力腐败，但是举国体制作为中国体育的镇山之宝，而且考虑到特殊国情，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其存废的讨论毫无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举国体制毫无改革的必要。“四大天王”的唯一女性李娜，就是举国体制与市场化兼容的结果。李娜的运动生涯以退役求学的2000-2004年为界，分为专业和职业两个阶段。更多外媒愿意将她视为专业体育的反向指标：在挣脱了体制桎梏后，她和郑洁等人才踏上金光大道。事实上，唯有受惠于国家包养式的专业体制，李娜才可能毫无经济包袱地打出片天地。直到今天，中国网球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依旧是传统模式。天津、湖北、北京等网球强省（市）绝大多数重点选手，均系“国有”体校和体工队出品。
当然作为一项把财富写在脸上的运动，李娜们在职业网坛的崛起，也带动了一波家庭投资热潮。或请家教，或将孩子送到国内或国外网校（比如美国尼克网球学校）学习，待十五六岁时再投考各省市专业队。她们渴望在体制内摔打几年后闯荡职业网坛，为家庭收回投资。但这种培养方式为时尚短，还未到收获季节，目前唯有尼克网球学校出身的青岛小姑娘张雪崭露头角。体制外培养模式下，钱是关键，即使在国内网校练习，打足比赛，一年费用也超过15万元。大投入，结果是大产出或不产出，职业化的机遇和风险如影随形。中国金花谱系的内在逻辑业已了然，国家充当了其温床和助推剂，而所谓“单飞”，不过是展翅另一片更辽阔的天空而已。跟那些“养兵四年用兵一时”的纯奥运选手相比，她们的出现，是国家与个人的美丽共谋。
十年间大众对竞技体育功能的认识，也发生重大变化。为大众提供日常娱乐，是体育的另一重要功能，但最具娱乐价值的三大球，国家队层面则几乎陷入绝境。男女足和男排无缘伦敦，女排和男女篮的伦敦成绩则不及上届。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三大球堕落的深度与其职业化的进度成正比，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排球。职业化是行之有效的世界模式，但至少目前，在中国，对于任何追求奥运成绩的体育项目，都是一场纠缠不休的噩梦。进无职业化之希望，退无举国体制之保障，三大球陷入历史性的尴尬与茫然之中无法自拔，这是中国体育界的“李约瑟之问”。
撇开国家队，男足和男篮职业联赛倒是给大众带来了娱乐至死的新体验。分别始于1994年和1995年的甲A（中超前身）和CBA，历经周折后在21世纪10年代屡创新高。史上最大牌教练里皮和世界著名球星德罗巴的加盟，使得中超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许家印蓄意制造的豪门恒大则震惊了亚洲。2012年全新牌局的中超平均上座率达到1.88万人，远超2011，恒大与舜天的争冠大戏则吸引了6.5万人现场观战，创职业足球联赛19年来最高纪录。这既可以看做足球复兴的炽热信号，也可以被认为仅是一剂强心针，未来的走向依旧晦暗不明。
CBA的火爆并不逊于中超。众多前NBA球星纷纷加盟，以2012赛季为例，有26人拥有NBA经验，而马布里则成为CBA的新符号。
体育如戏，好戏刚刚开始。
只有历史地看，才能体会奥运金牌对中国的特殊含义。长期以来，体育等同于奥运，并作为一个准军事领域，承担着展示国家肌肉的特殊使命。从所谓“东亚病夫”到1984年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从1988年的兵败汉城到2000年金牌数排名第三挤入第一军团，金牌有效地唤醒了民族自豪感、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2003以来的三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稳定在30枚以上，形成了金牌榜坚固的“中美争霸”格局。
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国际影响力，显然任何金牌都无法比拟。2008年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之际，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评价说：“These wer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再加上以51枚金牌雄踞世界第一，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耐人寻味的是，2008年不仅是中国奥运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体育运动的新起始。
虽然，政府早在1995年就同时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就要求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比翼齐飞，群众体育和奥运争光协调发展，但事实上，竞技体育尤其是奥运金牌至上的观念统治着整个体育行政部门，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竞技体育持续辉煌，国民身体素质不断下滑。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对比在东亚。具体是这样的：1984年以来的7届奥运会，除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都稳居亚洲国家金牌榜之首。事实上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我们业已“冲出亚洲”，直接跟奥运前老大美国PK，并在2008年的紫禁之巅决战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中国力量的连带效应，是调整了日韩之间的座次。1984年前，亚洲的奥运版图是日本称王称霸，韩国亦步亦趋，没有固定的第三名。随后，日韩乾坤倒转，韩国稳居亚洲老二，日本小三。中国、韩国、日本，这个排序，是对新生力量崛起的盛大颂扬。
但在群体的坐标下，据《人民日报》2011年的报道：“我国青少年身体形态方面比日本韩国存在差距；身体素质方面，我国青少年明显落后于日本青少年，和韩国不相上下，但有些项目，不如韩国青少年。”由此不难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奥运金牌数与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成反比，金牌比日韩越来越多，青少年身体素质比日韩越来越差。两者未必有直接的逻辑关系，但体育主管部门重竞技轻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2008之后，体育行政部门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单纯地落实《奥运争光计划》。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将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置于同一高度。这一举措旨在解决“金牌上去体质下来”的窘境，将金牌大国导向体育强国。毫无疑问，“后北京奥运时代”，开启了事关国人身体健康的新路向。奥运终于回归到它的本原。如果说竞技体育是人的精神需求，那么健身则是提高生命质量的物质需求。无论你的精神多么丰富，总不会比身体的健康更加宝贵。
正在剧变的一个现实是，在全民健身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在全国迅猛开展，仅大众马拉松赛事就超过30个，有事没事谈奥运金牌的人少了，有空没空去健身的人多了。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不再是句空话。一个庞大的健身阶层和市场正形成，并且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从英雄情结到明星崇拜
在中国，竞技又被高度浓缩为奥运。近30年来，奥运是最主流的体育坐标。我们的体育主管部门，干出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把“东亚病夫”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同时诞生了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国家英雄群体。
明星是由英雄演化而来。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代，体育是一条战线，诞生的是供大众膜拜的英雄。当市场经济撬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超过维持生计的程度之后，英雄的光环就不可避免地褪去，成为可供大众消费的明星。
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体育界的英雄逐步转化为大众明星。姚明、刘翔、李娜和林丹，无疑是这十年间的“四大天王”。在一个对庙会型比赛热烈追捧数十年的国度，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正在逐渐失去其绝对轴心地位。新兴的轴心是明星本身，而不是赛事。NBA、网球四大满贯、田径黄金大奖赛等，因“四大天王”而备受国人的关注。甚至，伦敦奥运会中美金牌之争，也不比刘翔的再次退赛更让人血脉贲张。
明星轴心的背后，隐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逻辑。作为中国体育的四大吸金王，他们走下供全民膜拜的神坛，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体育本身，也连带地从宏大叙事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为重大的社会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体育已不是我们辨认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参数。
这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波推动。明星轴心将惊醒那些闭门生产金牌的项目，甚至还将震动既有的体育管理体制。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培养一个大众明星，比一枚甚至数枚金牌影响更为阔大深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跳水，郭晶晶退役后，周继红的队伍虽然照样包揽金牌，但跳水的社会影响力几近于无。
“四大天王”告诉我们，成为体育明星有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从事全球化至少区域化而不是纯中国特色的项目，二是顶尖的比赛成绩，三是运动寿命足够长，四是上镜外貌和风度、魅力以及个性体征。
明星是一种消费现象，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巨大的投资、产业的合理化和系统的标准化，会富有成效地将明星制造成专供大众消费的商品。姚明9年，中国人狂热消费NBA，作为制造和运营商的美国人由此从中国赚走成百上千亿，而华人主演姚明，拿到了20个亿的片酬。这是何等熟悉的情形，成龙、章子怡、李安……姚明跟他们同属一条战线。在姚明夕阳西下后，美国人正急切地寻找下一个主角，NFL（职业橄榄球）、NHL（职业冰球）、MLB（职业棒球），纷纷在中国展开造星行动，它们比已切得一块蛋糕的NBA，更急切。只是，姚明这样的天才，可遇不可求。我们感兴趣的是，除了刻意拷贝姚明模式，美国人还能在中国搞出什么新花样，而历史早已证明，它们总是会有新办法。 NBA不必担忧自己的“后姚明时代”，因为跌宕起伏的9年，中国消费者已经养成了强烈的消费依赖。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以NBA为先导的美国体育的大举进犯，辅之以一个体育用品品牌，以及两个“可乐”和两个快餐品牌，组成了强大的美国潮流文化作战编队，在中国攻城略地，势不可挡。
姚明、刘翔、李娜和林丹，已然是中国体育明星的绝佳样板。但沿着他们走来的方向，后不见来者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的未来之星也许还隐藏在个人行走的磨难里，但现在至少也该是名动江湖的人物。把目光扩至篮球、田径、网球和羽毛球之外，只有一个接班人：孙杨。
无论怎样，中国体育的明星轴心时代，已不可逆转。
明星对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通过左右无以计数的粉丝，构成了举足轻重的非制度性权力。一个明星，就是一个王国，抑或一种宗教，此言不虚。
从举国体制到职业化惊艳
中国体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建国伊始即实行举国体制，且延续至今。举国体制的另一个名称是国家动员体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将每一个体育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间内达到设定的目标。事实证明，这行之有效。与中国相比，美国体育的最大特征是市场动员，这个国家甚至没有强力的体育主管部门，一切都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市场来调节。两种体制就效果而论，难分伯仲。
有舆论认为，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举国体制已是强弩之末。事实正相反，举国体制在体育彩票和市场赞助的双重经济护驾下，正在其全盛时期。公众有权利要求体育行政机关公开权力操作过程，以免滋生权力腐败，但是举国体制作为中国体育的镇山之宝，而且考虑到特殊国情，在可预见的未来，对其存废的讨论毫无意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举国体制毫无改革的必要。“四大天王”的唯一女性李娜，就是举国体制与市场化兼容的结果。李娜的运动生涯以退役求学的2000-2004年为界，分为专业和职业两个阶段。更多外媒愿意将她视为专业体育的反向指标：在挣脱了体制桎梏后，她和郑洁等人才踏上金光大道。事实上，唯有受惠于国家包养式的专业体制，李娜才可能毫无经济包袱地打出片天地。直到今天，中国网球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依旧是传统模式。天津、湖北、北京等网球强省（市）绝大多数重点选手，均系“国有”体校和体工队出品。
当然作为一项把财富写在脸上的运动，李娜们在职业网坛的崛起，也带动了一波家庭投资热潮。或请家教，或将孩子送到国内或国外网校（比如美国尼克网球学校）学习，待十五六岁时再投考各省市专业队。她们渴望在体制内摔打几年后闯荡职业网坛，为家庭收回投资。但这种培养方式为时尚短，还未到收获季节，目前唯有尼克网球学校出身的青岛小姑娘张雪崭露头角。体制外培养模式下，钱是关键，即使在国内网校练习，打足比赛，一年费用也超过15万元。大投入，结果是大产出或不产出，职业化的机遇和风险如影随形。中国金花谱系的内在逻辑业已了然，国家充当了其温床和助推剂，而所谓“单飞”，不过是展翅另一片更辽阔的天空而已。跟那些“养兵四年用兵一时”的纯奥运选手相比，她们的出现，是国家与个人的美丽共谋。
十年间大众对竞技体育功能的认识，也发生重大变化。为大众提供日常娱乐，是体育的另一重要功能，但最具娱乐价值的三大球，国家队层面则几乎陷入绝境。男女足和男排无缘伦敦，女排和男女篮的伦敦成绩则不及上届。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三大球堕落的深度与其职业化的进度成正比，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排球。职业化是行之有效的世界模式，但至少目前，在中国，对于任何追求奥运成绩的体育项目，都是一场纠缠不休的噩梦。进无职业化之希望，退无举国体制之保障，三大球陷入历史性的尴尬与茫然之中无法自拔，这是中国体育界的“李约瑟之问”。
撇开国家队，男足和男篮职业联赛倒是给大众带来了娱乐至死的新体验。分别始于1994年和1995年的甲A（中超前身）和CBA，历经周折后在21世纪10年代屡创新高。史上最大牌教练里皮和世界著名球星德罗巴的加盟，使得中超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许家印蓄意制造的豪门恒大则震惊了亚洲。2012年全新牌局的中超平均上座率达到1.88万人，远超2011，恒大与舜天的争冠大戏则吸引了6.5万人现场观战，创职业足球联赛19年来最高纪录。这既可以看做足球复兴的炽热信号，也可以被认为仅是一剂强心针，未来的走向依旧晦暗不明。
CBA的火爆并不逊于中超。众多前NBA球星纷纷加盟，以2012赛季为例，有26人拥有NBA经验，而马布里则成为CBA的新符号。
体育如戏，好戏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