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婚姻抉择入手,着重分析了其自由精神的背景以及文化内涵,反映了欧美文化碰撞下美国精神符码的异质性建构。最后论析了伊莎贝尔对其婚姻坚守的动因,昭示了某种清教传统精神的延续,也表明了这是作者詹姆斯在受到乔治·艾略特道德观念影响下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自由 自主精神 道德观 伊莎贝尔 詹姆斯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作者亨利·詹姆斯成功地塑造了伊莎贝尔这个人物形象。伊莎贝尔把艺术无为当作生活的最高价值,相信完整、和谐、自由的人生。这集中表现在她的婚姻选择上。伊莎贝尔先后拒绝了美国百万富翁、年轻的企业主卡斯帕·古德伍德,还有富有的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的求婚,而选择了贫穷的艺术鉴赏家、美国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因为她认为奥斯蒙德体现了更高的道德价值,和他的结合才能获得完整自由的人生。关于伊莎贝尔的性格内涵和道德诉求,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那么,该如何认识伊莎贝尔道德观和爱情观的价值内涵呢?它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文化思想和美学精神呢?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予以思考评析。
一 文化冲突之下的自主抉择
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高度推崇亨利·詹姆斯的创作,他说:
“我自己称他为‘诗人小说家’的时候,是意在传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存在于他的艺术里而起决定和控制作用的兴味关怀,处理的乃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而且也诉诸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这里的“兴味关怀”指的是“种种深刻的关注——具有个人一己问题的迫切性又让人感觉是道德问题,超出了个人意义的范围。”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深刻的“兴味关怀”?
伊莎贝尔同千千万万个美国人一样,充分相信自我,并以自我的感觉去感受和揭示自我。她说:“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然而,她在欧洲遇到的英国绅士代表沃伯顿勋爵的求婚却首先给她的“自我”浇了一盆凉水。沃伯顿勋爵门第显赫、高贵富有。他代表的是传统的欧洲贵族,伊莎贝尔对欧洲的贵族阶级怀有崇敬感,但是,贵族阶级所要求的刻板繁琐的礼节又是她所无法接受的。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活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她坚持独立自主,自信并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小说中,伊莎贝尔第一次被提到是在杜歇夫人的电报中,她被认为“颇能自主”。当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了解到她是如何来到英国时,随口说到“她收留了你”。而这刺伤了伊莎贝尔,她马上反驳说:“你的意思是她养了我。是的,她喜欢当保护人,她也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更重视我的自由”。当伊莎贝尔自由体验人生的梦想被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打碎时,她仍保持着思想上的自由,尽管奥斯蒙德试图控制她的一切,却无法控制她的思想。正是这一精神上的自由使她免于绝望与毁灭。因此,虽然她回到罗马维持旧有的婚姻,但并不是听天由命,她也决没有放弃自己对自由的追求。
在小说中,亨利·詹姆斯强调自由的体验对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而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自由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意识而非行为上。如,她坚持选择的权利,认为自由就是要能够有所选择,并坚信选择是建立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的。她宣称:“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判断错了,也比没有判断光荣一些……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对梅尔夫人来说,人的自我是不能独立于社会以及附属于一个人的物质而存在的。但伊莎贝尔却认为,自我同社会是相对立而存在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一种完全带有偶然性的东西……我的衣服可以表现我的裁缝,但并不表现我。”
正如爱默生在他的《人,天生的改革者》一文中指出:
“我们最高的责任岂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保持‘人’的尊严?我不应当让任何大财主在我面前觉得他是富有的,我应当使他觉得我没有他那些财产也过得很好……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个机会,为他自己征服这个世界。”
在伊莎贝尔看来,她所穿的衣服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是社会强加给她的。她有着自主选择生活的愿望,但由于对欧洲文化的理想化以及自身美国式自由理想的膨胀,使她最终做出错误的选择,陷入了与欧化美国人奥斯蒙德的世故婚姻中。虽然最初的爱慕者与求婚者即美国企业家古德伍德与英国勋爵沃伯顿仍然对她充满期待,但最后她仍回到罗马的丈夫的身边。从这个角度出发,阿诺德·凯特尔认为詹姆斯最成功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展现了伊莎贝尔自由观的欠缺。”而这无疑也是在欧美文化冲突下,对美国自由精神的一种捍卫与坚守。
二 自由精神的道德守护
笔者以为探讨小说道德观的建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伊莎贝尔最后选择的思考。这个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研究詹姆斯通过伊莎贝尔去建构道德观的重要符码。美国文学评论家菲利普·拉夫注意到:
“在詹姆斯式的小说里,很多美国人与民族生活发生非常重要的联系。而我们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很少像詹姆斯笔下‘热情的朝圣者’那样,是从民族角度加以审视的,他们渴望品尝欧洲文明的‘禁果’,因而进入了欧洲幽深晦暗的富饶之处。”
伊莎贝尔完全可以逃离专制的丈夫与不幸的婚姻,但她却又毅然决然地重返婚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对自由精神的一种违背吗?也因此,如何理解伊莎贝尔的选择已成为了理解该部小说的一道突破口。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价值选择背后的动因,有必要从《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找其来源。利维斯认为,乔治·艾略特的创作无疑深刻影响着詹姆斯。在《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表达了人们要正确对待错误,要敢于承认并忏悔,而这也是人们完善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观念。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布尔斯特洛德因为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忏悔,而到了拯救——他的妻子赫莉欧回到了他的身边,分担丈夫的忧虑,谈论他的过错,与困境中的丈夫共渡难关。艾略特通过对这个家庭的描画,体现了人物自身的磨砺和内省,诠释了人该怎样顺应道德的标准。而她所提倡的“善”又与“真”是紧密相连的:善就是隐忍、克制、自我提升;真就是要真诚、坦荡和无私。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就是以此面目出现的。当利德盖特处于家庭破裂、事业失败以及杀人嫌疑的失败和痛苦中时,多萝西娅以其高尚的人格和真诚的信任给予了他信心,并在经济上帮助他摆脱了布尔斯特洛德的控制,同时竭力调解利德盖特夫妻的隔阂引导他们走向新的生活。正如利德盖特的内心活动所表现的:
“他看到,多萝西娅露出亲切、信任、严肃的脸色,抬头望着他。高尚的人格,慷慨的胸怀,与人为善的仁慈,我们相信人们也能全面地、准确地看待和评价我们。……这位年轻妇女有着宽阔的胸怀,简直比的上圣母玛利亚。她显然毫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只想马上把一半的收入捐献出来,仿佛她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一张椅子,可以让她坐在上面,用那对清澈的眼睛俯视世上嗷嗷待哺的众生。”
多萝西娅以她的道德力量阻止利德盖特走向堕落,尽管发现自己的爱人和利德盖特的妻子关系暧昧,她仍克制了自己的痛苦,坚定履行了她的拯救职责。正是多萝西娅的利他主义精神使人物形象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和升华。如此看来,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勇敢地担负起了她对于所做选择的责任,不仅仅是对自己,而且还包含了对别人的责任,即伊莎贝尔强烈的自尊心使她选择回到了奥斯蒙德身边。在小说中,伊莎贝尔告诉斯塔帕斯小姐,她不愿意公开承认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尽管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她选择不公开承认它。同时,错误的选择使她身陷于悲剧婚姻的囚笼,不过她在意识、思想上仍是自由的。正如奥斯蒙德在婚后认识到的那样,伊莎贝尔有太多她自己的思想,他并不能掌握、控制她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思想。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伊莎贝尔最后的选择也是她孜孜不倦追求自由的延续。她勇敢地回到奥斯蒙德身边继续生活下去,也证实了自己仍是自由的。
在《虚构的艺术》中,亨利·詹姆斯说:
“一部小说,在它最广泛的定义上是对生活的一种直接的印象,这首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其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印象的强烈程度。然而,如果没有讲述和感受的自由,就不会有任何强烈的印象,也就没有价值而言。作家必须根据体验来写作……体验是永没有限制、永不会结束的;它是巨大的感受性,是一种悬挂在意识的室内,由最精细的丝线组成的巨大的蛛网。”
对于詹姆斯来说,艺术的道德价值在于它是否来自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实观察和感悟。詹姆斯把艺术的道德价值和小说家个人观察生活时的感悟能力联系起来,艺术家的感悟越深刻,越敏锐,艺术品就越具有道德价值。由此也可以看到道德观对其行动的主宰力量。正因注重道德精神,所以詹姆斯将伊莎贝尔回归婚姻的行动称之为“故事的高潮与结局”。
三 结语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文化精英。他关心人类社会最神圣的道德及智慧,他认为理想文明不仅包括前者,也包括后者,高层次的文明必须有高尚的情操和高雅文化的双重滋养。所以,在其作品中,他不断地将丰富灿烂、历史悠久的欧洲文化介绍给奋发向上、道德高尚的美国人,并不断地将他的美国主人公送往欧洲,使他们置身于那里的文化,认识到他们自身的缺点,用文化来武装自己,去追求詹姆斯心目中那神圣的文明。
虽然,詹姆斯不像狄更斯、萨克雷、托尔斯泰等大师那样关注时代的急剧变化,描写最富有生机的普通人的生活。但他特定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环境促使他选择了对上层阶级的精神世界进行细致描绘和文化、道德评价的创作道路,这是他反映现实的独特角度。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詹姆斯作品的价值。
此外,尽管亨利·詹姆斯终生独身,但在其小说创作中却从未停止将婚姻作为反映欧美文化冲突的方式。虽然对他这种创作方式的猜测,众说纷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选择婚姻主题作为展现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为作家借此作为自身缺失体验的心理补偿,也是美国文人自华盛顿·欧文以来长期积淀的文化自卑因而渴望实现文化融合心理的集中反映。正如某些学者认为:“缺失体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一种整体性的人生经验,它的强度常常与反差度或对比度相关。”这种缺失体验,不仅适合于个人,也同样适合于文化视域里的人们。也许正因为对欧洲文明的无上敬仰及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自卑,才使詹姆斯像其笔下的人物一样,在欧洲留连忘返,终其一生。
身处欧洲的伊莎贝尔激活了欧美文化差异,其行动彰显了美国式的自由精神与严肃道德。自由与道德都源于新大陆移民的清教信仰,美国生活模式中这两个主导因素进入詹姆斯的想象世界并凝聚在了伊莎贝尔身上:形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美国式自由具有个人主义性质,且带有盲目乐观的理想色彩;而道德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呈被弃趋势。在美国式自由精神与欧洲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后,伊莎贝尔总能表现出悲剧英雄式的道德承担。事实上,自由精神可以说是新兴美国文化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到来,新旧交替转型时代的美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道德观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像伊莎贝尔这样的“美国女孩”一再彰显的道德意识,既是对新英格兰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一种基于美国道德现状的呼吁,是对转型时期美国文化的想象性重构。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詹姆斯,项星耀译:《一位女士的画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美]史景迁,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屈妮妮,女,1975—,陕西临潼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关键词:自由 自主精神 道德观 伊莎贝尔 詹姆斯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作者亨利·詹姆斯成功地塑造了伊莎贝尔这个人物形象。伊莎贝尔把艺术无为当作生活的最高价值,相信完整、和谐、自由的人生。这集中表现在她的婚姻选择上。伊莎贝尔先后拒绝了美国百万富翁、年轻的企业主卡斯帕·古德伍德,还有富有的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的求婚,而选择了贫穷的艺术鉴赏家、美国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因为她认为奥斯蒙德体现了更高的道德价值,和他的结合才能获得完整自由的人生。关于伊莎贝尔的性格内涵和道德诉求,研究者也是见仁见智。那么,该如何认识伊莎贝尔道德观和爱情观的价值内涵呢?它体现了作者怎样的文化思想和美学精神呢?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予以思考评析。
一 文化冲突之下的自主抉择
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利维斯高度推崇亨利·詹姆斯的创作,他说:
“我自己称他为‘诗人小说家’的时候,是意在传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存在于他的艺术里而起决定和控制作用的兴味关怀,处理的乃是‘他内心深处的’东西,而且也诉诸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这里的“兴味关怀”指的是“种种深刻的关注——具有个人一己问题的迫切性又让人感觉是道德问题,超出了个人意义的范围。”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深刻的“兴味关怀”?
伊莎贝尔同千千万万个美国人一样,充分相信自我,并以自我的感觉去感受和揭示自我。她说:“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然而,她在欧洲遇到的英国绅士代表沃伯顿勋爵的求婚却首先给她的“自我”浇了一盆凉水。沃伯顿勋爵门第显赫、高贵富有。他代表的是传统的欧洲贵族,伊莎贝尔对欧洲的贵族阶级怀有崇敬感,但是,贵族阶级所要求的刻板繁琐的礼节又是她所无法接受的。对于伊莎贝尔来说,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生活就意味着自由地体验人生。她坚持独立自主,自信并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小说中,伊莎贝尔第一次被提到是在杜歇夫人的电报中,她被认为“颇能自主”。当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了解到她是如何来到英国时,随口说到“她收留了你”。而这刺伤了伊莎贝尔,她马上反驳说:“你的意思是她养了我。是的,她喜欢当保护人,她也待我非常好,但是……我更重视我的自由”。当伊莎贝尔自由体验人生的梦想被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打碎时,她仍保持着思想上的自由,尽管奥斯蒙德试图控制她的一切,却无法控制她的思想。正是这一精神上的自由使她免于绝望与毁灭。因此,虽然她回到罗马维持旧有的婚姻,但并不是听天由命,她也决没有放弃自己对自由的追求。
在小说中,亨利·詹姆斯强调自由的体验对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而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自由体验更多地存在于意识而非行为上。如,她坚持选择的权利,认为自由就是要能够有所选择,并坚信选择是建立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的。她宣称:“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判断错了,也比没有判断光荣一些……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对梅尔夫人来说,人的自我是不能独立于社会以及附属于一个人的物质而存在的。但伊莎贝尔却认为,自我同社会是相对立而存在的:
“我不知道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一种完全带有偶然性的东西……我的衣服可以表现我的裁缝,但并不表现我。”
正如爱默生在他的《人,天生的改革者》一文中指出:
“我们最高的责任岂不是在自己的身上保持‘人’的尊严?我不应当让任何大财主在我面前觉得他是富有的,我应当使他觉得我没有他那些财产也过得很好……每个人都应当有一个机会,为他自己征服这个世界。”
在伊莎贝尔看来,她所穿的衣服并不完全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是社会强加给她的。她有着自主选择生活的愿望,但由于对欧洲文化的理想化以及自身美国式自由理想的膨胀,使她最终做出错误的选择,陷入了与欧化美国人奥斯蒙德的世故婚姻中。虽然最初的爱慕者与求婚者即美国企业家古德伍德与英国勋爵沃伯顿仍然对她充满期待,但最后她仍回到罗马的丈夫的身边。从这个角度出发,阿诺德·凯特尔认为詹姆斯最成功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展现了伊莎贝尔自由观的欠缺。”而这无疑也是在欧美文化冲突下,对美国自由精神的一种捍卫与坚守。
二 自由精神的道德守护
笔者以为探讨小说道德观的建构,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伊莎贝尔最后选择的思考。这个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研究詹姆斯通过伊莎贝尔去建构道德观的重要符码。美国文学评论家菲利普·拉夫注意到:
“在詹姆斯式的小说里,很多美国人与民族生活发生非常重要的联系。而我们小说家笔下的人物,很少像詹姆斯笔下‘热情的朝圣者’那样,是从民族角度加以审视的,他们渴望品尝欧洲文明的‘禁果’,因而进入了欧洲幽深晦暗的富饶之处。”
伊莎贝尔完全可以逃离专制的丈夫与不幸的婚姻,但她却又毅然决然地重返婚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对自由精神的一种违背吗?也因此,如何理解伊莎贝尔的选择已成为了理解该部小说的一道突破口。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价值选择背后的动因,有必要从《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找其来源。利维斯认为,乔治·艾略特的创作无疑深刻影响着詹姆斯。在《米德尔马契》中,艾略特表达了人们要正确对待错误,要敢于承认并忏悔,而这也是人们完善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观念。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布尔斯特洛德因为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忏悔,而到了拯救——他的妻子赫莉欧回到了他的身边,分担丈夫的忧虑,谈论他的过错,与困境中的丈夫共渡难关。艾略特通过对这个家庭的描画,体现了人物自身的磨砺和内省,诠释了人该怎样顺应道德的标准。而她所提倡的“善”又与“真”是紧密相连的:善就是隐忍、克制、自我提升;真就是要真诚、坦荡和无私。如《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就是以此面目出现的。当利德盖特处于家庭破裂、事业失败以及杀人嫌疑的失败和痛苦中时,多萝西娅以其高尚的人格和真诚的信任给予了他信心,并在经济上帮助他摆脱了布尔斯特洛德的控制,同时竭力调解利德盖特夫妻的隔阂引导他们走向新的生活。正如利德盖特的内心活动所表现的:
“他看到,多萝西娅露出亲切、信任、严肃的脸色,抬头望着他。高尚的人格,慷慨的胸怀,与人为善的仁慈,我们相信人们也能全面地、准确地看待和评价我们。……这位年轻妇女有着宽阔的胸怀,简直比的上圣母玛利亚。她显然毫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只想马上把一半的收入捐献出来,仿佛她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有一张椅子,可以让她坐在上面,用那对清澈的眼睛俯视世上嗷嗷待哺的众生。”
多萝西娅以她的道德力量阻止利德盖特走向堕落,尽管发现自己的爱人和利德盖特的妻子关系暧昧,她仍克制了自己的痛苦,坚定履行了她的拯救职责。正是多萝西娅的利他主义精神使人物形象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和升华。如此看来,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勇敢地担负起了她对于所做选择的责任,不仅仅是对自己,而且还包含了对别人的责任,即伊莎贝尔强烈的自尊心使她选择回到了奥斯蒙德身边。在小说中,伊莎贝尔告诉斯塔帕斯小姐,她不愿意公开承认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尽管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她选择不公开承认它。同时,错误的选择使她身陷于悲剧婚姻的囚笼,不过她在意识、思想上仍是自由的。正如奥斯蒙德在婚后认识到的那样,伊莎贝尔有太多她自己的思想,他并不能掌握、控制她的言行举止、甚至是思想。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伊莎贝尔最后的选择也是她孜孜不倦追求自由的延续。她勇敢地回到奥斯蒙德身边继续生活下去,也证实了自己仍是自由的。
在《虚构的艺术》中,亨利·詹姆斯说:
“一部小说,在它最广泛的定义上是对生活的一种直接的印象,这首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其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印象的强烈程度。然而,如果没有讲述和感受的自由,就不会有任何强烈的印象,也就没有价值而言。作家必须根据体验来写作……体验是永没有限制、永不会结束的;它是巨大的感受性,是一种悬挂在意识的室内,由最精细的丝线组成的巨大的蛛网。”
对于詹姆斯来说,艺术的道德价值在于它是否来自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真实观察和感悟。詹姆斯把艺术的道德价值和小说家个人观察生活时的感悟能力联系起来,艺术家的感悟越深刻,越敏锐,艺术品就越具有道德价值。由此也可以看到道德观对其行动的主宰力量。正因注重道德精神,所以詹姆斯将伊莎贝尔回归婚姻的行动称之为“故事的高潮与结局”。
三 结语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文化精英。他关心人类社会最神圣的道德及智慧,他认为理想文明不仅包括前者,也包括后者,高层次的文明必须有高尚的情操和高雅文化的双重滋养。所以,在其作品中,他不断地将丰富灿烂、历史悠久的欧洲文化介绍给奋发向上、道德高尚的美国人,并不断地将他的美国主人公送往欧洲,使他们置身于那里的文化,认识到他们自身的缺点,用文化来武装自己,去追求詹姆斯心目中那神圣的文明。
虽然,詹姆斯不像狄更斯、萨克雷、托尔斯泰等大师那样关注时代的急剧变化,描写最富有生机的普通人的生活。但他特定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环境促使他选择了对上层阶级的精神世界进行细致描绘和文化、道德评价的创作道路,这是他反映现实的独特角度。只有客观公正地评价,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詹姆斯作品的价值。
此外,尽管亨利·詹姆斯终生独身,但在其小说创作中却从未停止将婚姻作为反映欧美文化冲突的方式。虽然对他这种创作方式的猜测,众说纷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选择婚姻主题作为展现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方式,不仅可以理解为作家借此作为自身缺失体验的心理补偿,也是美国文人自华盛顿·欧文以来长期积淀的文化自卑因而渴望实现文化融合心理的集中反映。正如某些学者认为:“缺失体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一种整体性的人生经验,它的强度常常与反差度或对比度相关。”这种缺失体验,不仅适合于个人,也同样适合于文化视域里的人们。也许正因为对欧洲文明的无上敬仰及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自卑,才使詹姆斯像其笔下的人物一样,在欧洲留连忘返,终其一生。
身处欧洲的伊莎贝尔激活了欧美文化差异,其行动彰显了美国式的自由精神与严肃道德。自由与道德都源于新大陆移民的清教信仰,美国生活模式中这两个主导因素进入詹姆斯的想象世界并凝聚在了伊莎贝尔身上:形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的美国式自由具有个人主义性质,且带有盲目乐观的理想色彩;而道德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呈被弃趋势。在美国式自由精神与欧洲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后,伊莎贝尔总能表现出悲剧英雄式的道德承担。事实上,自由精神可以说是新兴美国文化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到来,新旧交替转型时代的美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道德观开始发生变化。因此,像伊莎贝尔这样的“美国女孩”一再彰显的道德意识,既是对新英格兰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一种基于美国道德现状的呼吁,是对转型时期美国文化的想象性重构。
参考文献:
[1] [美]亨利·詹姆斯,项星耀译:《一位女士的画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3] [美]史景迁,廖世奇、彭小樵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屈妮妮,女,1975—,陕西临潼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