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宝贝是2000年以后通过网络而被大众所熟知的作家，她的小说有颇为庞大的受众群体。但是，我认为对安妮宝贝的作品，文学界一直缺少一个全面的认知。由于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充满各种时尚的物象，并且，她的作品因为流行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时尚符号，于是，很多论者也就把她的作品仅仅当作一个时尚符号而已，认为其缺乏严肃的小说精神。但是，在我看来，安妮宝贝显然不能被视作一个简单的时尚流行作家，她的作品，在时尚的表层下面，隐藏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
　　一
　　安妮宝贝的作品，女主人公往往都呈现这样一种形象：冷漠、孤傲，落拓不羁，和日常生活无缘，常常有来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外表坚强而内心脆弱，往往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而且，她们喜爱穿棉布衣服。并且，安妮宝贝书写了这些冷漠而又脆弱的女性对感情的追求，也就是说，这些主人公孤傲也好，脆弱也好，都是围绕自己切实的私人感情、私人生活生发的，和国家大事、世界问题无关——安妮宝贝似乎是没有任何进行宏大叙事的意图。安妮宝贝曾在一篇小说中，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写作理念。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安妮宝贝自己非常相像：她的名字叫做安，非常的瘦，并且冷漠，而且，还是一个作家。在谈到如何在上海生存时候，她说：“没什么大问题吧，有一份薪水，然后再给多家杂志撰稿，靠文字吃饭心安理得。我沒有理想做救国救民的枪手，娱己娱人，足矣。”
　　从安妮宝贝给自己作品的定义，还有，我们对她的作品的阅读，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安妮宝贝的小说，属于一种典型的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刘小枫认为：“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而作为自由伦理叙事的小说则“只是叙述个体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织在其中的终极悖论，不仅不要消除，也不要反思。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各种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便动员社会革命；自由主义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心里好受一点，通过讲述，给个体时间抹上一层安慰的雪花膏。马克思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的群众，自由主义小说的叙事主体是现代社会中孤单的个人。”
　　安妮宝贝说，现当代中国小说写战争，写农村，“惟独很少人来关注在工业化城市生存的人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作家之所以很少写这些东西，显然是和时代有着直接的关联的。自从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诞生后，中国就一直处于一种民族危机之中，文学在出现之前，已经被先验地套上救国救民的帽子。当年梁启超竭力鼓吹小说之重要，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其实，他倒不是真的认为小说这种文体多么重要——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不过是引车卖浆者流才摆弄的玩意，梁启超对小说的强调，实在是因为其看中了小说因为讲故事从而能够吸引更多读者的特质而已——推行新思想的人士可以借助小说来把新观念推广开来。所以，这种关于小说的功利的文学观念，也导致了文学革命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换言之，中国的现代白话小说从一出生，就被救国救民征用了，或者毋宁说是，国家富强的强烈需求推动了现代白话小说的产生，但是同时，也直接把现代白话小说绑在了推动国家富强的战车上。这样，中国的文学，20世纪文学，整个来看，基本上属于一种典型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或者，用陈思和先生的话说，“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共名时代”，那么，在这样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小说，很难出现人义论的自由主义个人叙事。因为，只有获得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自由主义个人叙事才可能出现。应该说，自从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中国也不再片面地强调只允许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存在，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人义论叙事才得到了发展的空间。而且，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经济物质高度发达，实现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这样，意识形态的放松和物质文明的发达这样的双重因素，才给了安妮宝贝的这样一种人义论的自由主义叙事出现的空间。
　　我们必须承认，从文字表层来看，安妮宝贝的小说里面，富有许多的流行元素，比如寂寞尖叫的女性、对情感执拗的追寻、昏暗的酒吧、帕格尼尼等等，可以说，这些东西的确迎合了都市小资的情感诉求。安妮宝贝小说的走红，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这些流行元素的作用。如果我们对2000年左右流行书籍市场有所关注的话，我们会知道，描写都市情感的东西会受到多么大的关注。安顿的《绝对隐私》自发行之后，销量一路飘红，一版再版。事实上，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和人们思想的丰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再被主流意识形态化约为简单的历史必然进步链条上的一环，而被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这样，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他的独特的个体情感获得了可以自由抒发的权利，受到了尊重。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经济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运转和物质的极度丰富，但是，与之相伴生的还有资本主义式的工具理性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了主流位置。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工具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强势的力量在规约着这个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遵循现实的生存法则，放逐情感，以求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人毕竟还是感情动物，他们渴望温情，在这个现实的金钱法则的社会中既然寻找不到自己渴望的感情，那么，人们可以在小说中，在一个虚幻的乌托邦中，实现自己的想象性的满足，也是一种选择。所以，都市人普遍对关注都市情感的书产生兴趣，而安妮宝贝的书，作为一种典型的人义论的自由主义叙事，在书中直面感情纠葛，不断书写不同女子对感情的追寻，这样的一种叙事纬度，显然在表层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阅读欲望：通过阅读这样一种个体的呢喃自语，从中获得对自己的情感的抚慰。 　　二
　　安妮宝贝的小说虽然都和都市情感有关，可她并不愿意给人营造一种虚假的乌托邦情感幻想，如同大众通俗文学那样，通过建构一种想象性的爱情乌托邦神话，不断演绎灰姑娘和王子海枯石烂感情不变的之类的神话，来满足在工具理性笼罩下日渐干涸的爱情心灵，实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她往往是以一种极端的姿态，以尖锐的文字，直面工具理性笼罩下人们在情感上的阴暗和自私，表现出了这些人既想获得感情，但是又由于自私不愿意付出，而最终导致的感情悲剧。
　　安妮宝贝笔下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些白领阶层，在给自己小说定义的时候，安妮宝贝说：“都市小说是中国文学一直有缺陷空白的一个断层。作家写历史，写战争，写农村，惟独很少人来关注在工业化城市生存的人群，他们的焦灼和空虚感。没有人来讲城市边缘人的生活。这部分内容不受主流关注也从未曾得到过承认。”安妮宝贝在访谈中给自己的小说作了一个明确的定位：都市小说，内容是描写都市边缘人的生活，她的很多小说都非常真切地表现这样一个独特人群的生活特征：
　　他在听帕格尼尼的唱片。那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爱情的一幕。音乐像一根细细的丝线，缠绕着心脏，直到感觉缺氧苍白。他轻轻双击她的名字，HI。然后在红色的小窗里看到她的回答，HI。同样的简单和漫不经心。
　　他：不睡觉？
　　安：不睡觉。
　　他：帕格尼尼有时谋杀我。
　　安：他只需要两根弦。另一根用来谋杀你的思想。
　　他：呵呵。
　　安：呵呵。
　　——————
　　他：我是个喜欢阴暗的人。
　　安：我知道，就好像我知道你肯定是喜欢棉布衬衣的男人。你平时用蓝格子的手绢。你只穿系带的皮鞋，从不穿白袜子。你不用电动剃须刀。你用青草味道的香水。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地喝。但是你肯定很瘦。
　　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地展现了这个独特阶层的特点：他们属于这个城市的白领阶层，他们出入于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高档写字楼，他们在人前衣着光鲜，神情冷漠，他们有文化，有教养，懂得帕格尼尼；有着小资特有的生活审美趣味，他们用手帕，穿系带的皮鞋，穿棉布衬衣；还有，他们过夜生活，喜欢喝咖啡，很瘦。等等。
　　这样一个独特的阶层，从生活表象来看，他们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属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拿着高薪。但是，安妮宝贝的文字却写出了这些人的感情的孤寂和追求，因为，他们也是受工具理性思维影响最深的人。对于中国当下受到的物质至上主义的深刻影响，汪晖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经提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换言之，中国已经极为深刻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的话，更遑论进入21世纪了，更何况还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物质生活的发达带来了社会思潮、情感生活的变迁，对于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生活，丹尼尔·贝尔曾经有过精到的论述：“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民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民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这就是自我完善和自我现实的实质。”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孕育了一种悖论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要求的规矩正派努力，另一方面却是为了推销产品而鼓励的放浪形骸式的消费。这样一种文化特征，在安妮宝贝的小说中，得到了形象地展现。她笔下的主人公，特别是男性，往往在白天显得理性而冷酷，而到了晚上，则在夜幕的笼罩下放浪形骸。《疼》这个小说非常典型地展示了这样的一种文化特征。小说题记这样说道：“怀中丝缎一样美丽的身体，像生命一样空虚和快乐。他们是如此陌生，却带给彼此安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德國一个公司工作，“周末时候，他像任何一个出没在西区酒吧里的单身男子，坐在吧台边，解开衬衣上的领带，听听爵士乐，喝一杯加Sode（汽水）的Chivas regal Scotch（芝华士威士忌），然后在凌晨时候，熏然地顶着寒风回家。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相爱多年的女友去了美国。这段感情只能以遗忘告终。体面繁忙的工作给了他安慰。可是在这样一个夜晚，没有手提电脑，没有客户。他只想找个年轻女孩，和她做爱。”然后，他找了一个酒吧的女子Dew回去。本来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易，钱色交易。双方都遵循着互不爱上对方的原则。虽然此后双方还有来往，但是，男主人公显然此时对这个女子持的态度还是既需要，但是又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不能让她介入自己的生活。所以，小说写道，后来当这个女子要离开上海去广州，在机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小说写道：“他正好在公司里开会。他不知道可以对她说什么。三十八层的大楼落地玻璃窗外是耀眼的蓝色天空和冬日阳光。这一刻他是正常生活里的男人。因为理性而冷漠。他说，我知道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的前恋人在美国和他人结婚，他开始感到深刻的孤寂，他需要Dew，甚至为此还割腕。当他再次见到Dew的时候，他郑重提出请求，说他爱她，要她留下陪他。但是Dew拒绝了他，说她从来不相信爱情。他就杀死了Dew，最后，“他俯下脸亲吻她淡漠的眼睛。我只是不想让我一个人痛苦。这种感觉太寂寞。”
　　《告别薇安》是另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文本。小说写男主人公在网上认识一个名叫薇安的女子，通过交谈，他迷恋上这个女子。在地铁上他又认识了一个名叫Vivian的女子，两个人经常一起喝咖啡，在他感觉中Vivian应该是和薇安一样的女子。而小说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女子，他的同事乔。乔的男友在英国，乔在孤寂中喜欢上了男主人公。一开始两个人有默契：两个人可以有性，通过纯肉体的接触来排解各自的孤寂，但是，互不爱上对方。不幸的是，乔后来爱上了男主人公，但是，乔之于男主人公的意义仅仅在于：她是一个女人，能够满足他寂寞时候的需求。他还有百分之十的爱情，但是不属于乔，而是属于薇安。他拒绝了乔。乔自杀了。他接下来又发现Vivian是一个富有的男人的情妇，他说自己从来没有了解过Vivian，Vivian则说：“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痛苦中他想获得薇安的爱情，薇安则告诉他，他们之间只是一个完美的游戏，换言之，他只是薇安寂寞时候一个情感的交往的对象而已，不能享有薇安的爱情。他终于耗尽了最后百分之十的感情。显然，在这部小说中，凡是付出感情的人总是受到伤害。面对孤独，这些都市的边缘人需要的不是用爱情来抵抗，而仅仅是陪伴。大家都很吝惜自己的感情，面对这个世界，正如Vivian所说：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
　　2014年，安妮宝贝改笔名为庆山，不过，她书写的主旨，她描写的对象却并没有发生变化——她依然是在对都市边缘人进行书写和批判。小说《八月未央》中的主人公未央是一个女生，她喜欢另外一个女生乔，不想让乔离开自己。但是，乔爱上了一个男生朝颜，显然，乔离开未央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下，未央找到朝颜，和朝颜发生了性关系，并且使朝颜爱上了自己，和乔分手。显然，未央是一个自私到极点的人，乔最终的死亡，其实和她有关。小说《七个月零九天》中，男生K和女生小恩由网友到情侣，他们热烈地相爱，同居，但是最终，他们一起生活了七个月零九天后，小恩离开了K。之所以离开，当然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爱已经死亡。小说写了他们之间美好的爱情，也写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钱有关。小恩有她的原则，她自己的消费，比如化妆品等，她都会花自己的钱，但是她坚持他们共同生活中的日常开销都应该由K来付账，即便她可能比K挣钱更多，原因是K是男生。她说：“该用感情的时候用感情，该用金钱的时候用金钱。不要在该用金钱的时候用起了感情，而在该用感情的时候用起了金钱。”当然，也正因为小恩在金钱花费上的强调，导致了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最终，他们的爱情无疾而终。从小恩关于感情和金钱的明确的区分中，我们显然可以明晰地看到资本至上的社会中人们对工具理性的崇拜，当然，这也或许是一个女性在这种工具理性时代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同样，K因为这一点而对小恩施暴，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到工具理性对于这个男性的影响。虽然他们一度互相深爱着对方，虽然他们一度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温暖，但是因为他们都太过于强调自身的利益，他们的爱情就无法在斤斤计较中存在下来。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强调和保护，杀死了他们的爱情。
　　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涉及这样极端的感情追求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一场悲剧，谁付出感情，谁受到惩罚。这并不是说安妮宝贝不再相信感情，事实应该是，在安妮宝贝看来，这个时代，或者说，这个时代的这个特殊群体，已经无法再找到自己的爱情了。他们深受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影响，他们为了获得自己生存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放弃一切，甚至自己感情的幸福。安妮宝贝的小说，写出了这些人的生存的精致与特有的中产阶级品位，但是，面对这个人群渴望的感情的幸福，安妮宝贝并没有给出一个虚假的抚慰，而是毫不留情地尖刻地点出了这个人群面对感情的一种悖论式的特征：他们既热烈渴望感情的抚慰，但是，在感情问题上，在面临具体问题时候，他们往往又显得阴暗而自私。这里面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在工具理性影响下，他们总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拒绝任何妨害自己利益的东西介入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感情往往是阴暗而自私的，自己索取甚多，却不愿意付出。他们只有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才想向对方索取爱情，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真正的爱情在他们生活中缺席，而他们对感情的所谓的追求，最后也只能演变为一场赤裸裸的欲望追逐。爱情最终的结果，要么造成生命的枯萎，要么是主人公在孤寂无望中守望。这种生活中感情、爱情的缺席，显然是都市工具理性规训之下的产物。通过对都市男女自私而又阴暗的都市感情生活的展示，安妮宝贝对都市工具理性对人的情感的伤害提出了批判。
　　三
　　安妮宝贝的小说，在表层上总是表现为男女主人公对于感情的寻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悲欢离合。这样就容易给我们一种假相，似乎安妮宝贝的小说仅仅涉及到都市男女的感情问题，但是，实际情况是，安妮宝贝的小说，在男女感情的寻找的表象之下，一以贯之地存在一个对个人的生存意义进行探询的主题。阅读安妮宝贝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决绝的姿态，那就是，她们总是在很辛苦地寻找自己的爱情，但是，当发现寻找到的并不是自己所要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她们一直没有获得自己所要的东西的时候，她们表现出的并不是妥协，而是很决绝地表示放弃可以获得的一切，继续前行，寻找自己内心的东西。这样一种寻找，實际上，已经超越了对于爱情本身的寻找，此时，她们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生命的意义。这样一种寻找，显然也触及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弱的部分，给我们以深深的震动。
　　我们的人生历程，显然会多次面临寻找和放弃这样一种抉择。这个可能涉及到对于人生意义的一种探询。从本质上说，人生应该是一种悲剧性的东西，如同哲人所说：“生存是为了死亡，思索是为了犯错。”这句话非常深刻地道出了人的在世的悲剧性命运：命中注定，我们所追索到的一切，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并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正如死亡不是我们追求的，但是我们却在追求中走向死亡一样。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人生，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都会曾有过很多的追求：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事业，关于未来，关于每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且现实情况往往是，当我们追求一样东西，在追求到手之后，会蓦然发现，这个并不是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还在前面，或者是，我们永远也无法获得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最后被迫选择一个和自己想要的东西接近的替代品，从而和生活达成妥协。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妥协的一生。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我们不断地在妥协，和目标妥协，和环境妥协。甚至自己的理想，当我们发现理想性的东西是如此遥远无法到达之后，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妥协，寻找一个和理想接近的替代品，然后，生活。
　　虽然面对自己生活，我们选择的是妥协，但是，对于理想的向往，对于终极目标的获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一直都秘密存在。我们渴望自己能够最终直达目的地。这个时候，安妮宝贝的小说，以她的主人公在面对生活时不妥协的决绝的姿态，骚动了我们内心最柔弱的部分。安妮宝贝笔下的人都是不安分的人，她们总是不断变换着生活的节奏，一直在路上，在寻找自己理想生活的路上：《彼岸花》中的乔和小至，包括小说中乔笔下的林南生；《告别薇安》中的薇安；《七年》中的蓝；《小镇生活》中的安蓝；《疼》中的Dew等等。这些人，面对生活，她们总是表示不满，她们想去寻找最为理想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自己不满意的生活，我们总是顾虑甚多，我们不敢放手去寻找自己理想的生活，我们总是对生活作出一种妥协。而安妮宝贝笔下的主人公面对自己不满意的生活，她们总是勇敢地选择放弃，她们总是提着自己的大手提箱行走在路上。我们姑且不论这样一种寻找能否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这样一种面对不满意生活的决绝的姿态，显然是我们每一个庸众所缺乏的。这样一种面对生活的姿态，实际上显示了安妮宝贝对于生活的一种决绝的态度：要么获得理想，要么干脆放弃，决不妥协。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平庸顾影自叹的时候，当我们为自己往日的不彻底而后悔的时候，安妮宝贝小说中主人公的这样一种决绝的姿态，的确给我们提供了感喟自身的良好契机。 　　所以，我們可以说，安妮宝贝的小说绝不仅仅是优秀的小说，而是蕴含着更为丰富的精神世界，她的深刻在于，在故事表层的对于爱情的寻找的表象之下，还隐藏着一个很深刻的哲学命题，那就是关于现世的人的生存、寻找的这样一个人本主义命题。当安妮宝贝让她笔下的主人公以一种决绝的姿态，面对生活作出不妥协的寻找的时候，她并不仅仅是想向我们展示一种生存的姿态，而是表征着安妮宝贝对于人本意义的追索。她的小说《彼岸花》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样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寻找。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乔是一个作家，她总是对生命不满，总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她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至，也是面对生活，很不安分地不断流动，寻找理想的状态。小说中又套了乔的一个小说，乔笔下的女主人公叫林南生，也是一个作家，她也是不断寻找，寻找生命的意义，最后，把所有的生命意义都寄托在了一个叫做和平的男人身上。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小说主人公乔没有找到理想的生存状态，于是，又拎起皮箱上路了，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最终没有获得那个叫做和平的男人的爱，怀着绝望，一个人离开了。这个小说结构非常特别，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乔和她笔下的主人公林南生是互为补充的关系——乔就是林南生，林南生就是乔。乔一直在寻找自己理想的生命状态，没有找到；林南生则是把和平当作了自己的理想生命的表征，一直在追寻，最终也是失败了。乔的追寻和林南生的追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上，她们都没有发现，或者说找到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她们只是凭着本能在寻找。林南生并不是真的深爱着和平，她只不过是拼命想要抓住一样东西为她的现世存在提供一份真实的可供触摸的东西，她极端缺乏安全感，没有这个，她会觉得一无所有。所以，她所爱的不过是自己的记忆。她是一个极其自恋、自私的人，和平是她能够抓住的记忆中最为温情的一幕，她想永远地留住这一幕，就要占有和平，甚至，不惜杀死和平。而乔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理想爱人，因为这个世间就没有她可以爱的人，她寻找的，不过是自己的理想罢了。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森给乔的寻找定了性：“你需要么？乔。他说，你要的是彼岸的花朵。盛开在不可触及的别处。”
　　显然，安妮宝贝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些可怜的人儿，他们在世间拼命地寻找，却找不到自己的理想的生存状态，找不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这样的情节模式，显然涉及了一些形而上的东西，表现了安妮宝贝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在和Maya Lin的访谈中，在谈到关于悲观和幸福的时候，安妮宝贝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痛楚和空虚。”而“幸福像真理一样，永远都无法抵达，我们只不过是在追寻它的路途上。你开始追寻，痛苦也就更多。”这样，在勇敢地直面生命的痛楚和虚无的本质之后，安妮宝贝率领她笔下的主人公行走在了通往幸福的路途上，虽然愈是追寻，痛苦就愈多，但是，安妮宝贝没有放弃，没有妥协，她宁愿发出痛苦的寂寞的尖叫，也不愿和生活妥协，她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行走在通往幸福的痛苦的路途上。
　　显然，安妮宝贝的小说的确是充满了各种时尚的符号，而且又是借助网络这个当下最为流行的媒介模式流行开来的，这就导致了安妮宝贝作品往往被视作一种简单的时尚饰品。而实际情况是，我们显然不能把她视作一个简单的通俗文学作家。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安妮宝贝的作品，以都市男女的感情追索为表层叙事，在这一层面上，安妮宝贝对都市男女阴暗自私的感情以及引起这样感情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在这样感情的追索下面，又隐藏着作家对于人生根本意义的思考，表现了作家对于人本主义命题的深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