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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反事实推理”
在日常交流和课堂讨论中，我们会经常用到假设的方法，这在学术上被称为“反事实推理”。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对于这种方法有较为客观和系统的概括：“通过精心假设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来想象出某种情势的思维实验。它们经常以‘假如……那么会怎么样’的问话形式加以表述，被运用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以便探询因果关系。”[1]《历史教学》等刊物上也发表过多篇讨论反事实推理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的论文，例如，张明智在《歷史教学》上发表的《如果宋神宗多活几年，王安石变法会成功吗》一文，就是一篇立意较好，富有启迪意义的文章。很多教师也经常在课堂实践中运用反事实推理进行教学。应该说反事实推理的经常运用，是人们的好奇心使然，不少人总想思考历史的另一面——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因为历史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历史长河中的因果链也并非是单一直线型的，因此，从探究历史进程和本质的意义上讲，反事实推理法也确有其独特的运用价值。使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有深度和内涵，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多了一条途径，对观点和结论的分析多了一次锤炼机会，对历史的感悟多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必然使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在打上个人色彩的同时，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表现形式，亦即历史发展是有多种选择的，客观规律固然不能违背，但客观规律的作用方式、实现程度、影响范围以及时间节点等并非事先预定好的。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观，反事实推理的运用，其实恰恰是历史认识和研究中一种较为自然的选择。
应该说，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包含着丰富的反事实推理所能“推理”的内容，这样的例子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可以信手拈来：假如清末新政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和帝制在中国的终结还会发生吗？如果英法不推行绥靖政策，全面的二战还能爆发吗？假如滑铁卢战役中获胜的是拿破仑，欧洲的政治格局还能重组吗……等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反事实推理固然重要和有趣，但不可滥用，更不能事事都进行反事实推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严格遵循的原则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下面结合奈的理论，重点分析使用反事实推理过程中应该注意和遵循的原则等问题。
二、小约瑟夫·奈提出的四个原则
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在其名著《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有专论反事实推理的部分，他所概括和总结的关于反事实推理的四个原则，对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同样适用。下面，笔者结合我国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原则予以阐述，以免运用过程中产生偏见、谬误和笑话。
1、合理性。“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cotenability）。”[2]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必须是有可能与原条件同时并存的，不能穿越历史。奈用了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如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他就不会兵败滑铁卢了。应该说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只能被视为笑话。但如果假设格鲁希听到炮声后不是那么固执和刻板地执行原有的指令，及时回援拿破仑，战局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假设有一定道理，有助于我们全面分析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原因。这里所说的合理性的含义，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有可能具备的条件或出现的现象，唯此，这样的假设才有意义。
2、相近性。“每个重要的事件都处于一个长长的因果关系链当中，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都具有多重原因。我们在时间上追溯得越远，那么就必须把越多的原因看成是变量。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在时间上越相近，那么答案越可能为‘是’。”[3]在这里，奈用了帕斯卡的一个著名的反事实推理的案例：假如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安东尼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如此，罗马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将重写。奈甚至调侃到，这位埃及艳后的鼻子的长短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也许克氏的美貌程度确实重要，她可能对罗马“后三头”的发展走向有一定影响，但在欧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引起一战爆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再多恐怕也轮不到对这位古代美女鼻子长短问题的分析。一般而言，在历史进程的复杂因果链中，距离越近，影响的相关性就越明显，分析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追溯的过于遥远，这种分析就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只能成为笑柄。奈所说的相近性原则，提醒我们在进行反事实推理时一定要选择因果链中距离较近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3、理论性。“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当借助于现有的理论，理论浓缩了我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认识。……理论使我们在分析众多原因时具有思想上的条理性和组织性，从而避免随意猜想。”[4]例如，假设1945年美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苏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检验导致冷战发生的各种原因中，意识形态与均势政治、地缘政治及其它因素相比，是否更为重要。相信对战后中苏关系和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冷战起源的探究。连一度持有对苏友好立场的华莱士——他原本有望在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也在1952年进行反思，承认自己之前的对苏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即使我们假定华莱士在1945年继任美国总统，冷战爆发可能会推迟一段时间，但出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冷战的发生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历史地分析意识形态之于冷战发生的影响。
4、真实性。在对反事实推理的假设进行检验时，一定要用已知的事实来进行，而不能以一个假设来检验另一个假设，在逻辑上出现明显的漏洞，陷入同义重复的尴尬境地。例如，假定肯尼迪没有遇刺身亡而是在1964年连任美国总统，越战会扩大和升级吗？电影《虚拟肯尼迪》的导演增谷浩治曾对此作过探讨，他发现之前肯尼迪曾经6次面临是否出兵这样的决策问题，但每次他的决定都是否定的，而且肯尼迪不仅反感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也非常怀疑军事和情报官员的出兵建议。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理，假定肯尼迪没有被刺杀且于次年成功连任，越战升级或美国增兵越南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三、结语
在运用反事实推理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读时，除了前面奈所说的四个原则外，还应结合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避免这种推理滥用或误入歧途。
首先，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因此应该用两点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一般而言，政治集团和政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思想和利益上有不同的诉求，因此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以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并最终发动二战为例，纳粹党内部也有希特勒的上层路线和以冲锋队队长罗姆为代表的激进路线之争，纳粹党和德国军方、容克等守旧势力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希特勒才在1934年血洗冲锋队，进而取信于国防军。随着希特勒的对外冒险一次次成功，他在国内的政治威望也一再提升，最终在1937年完成了全面的人事调整，他对德国的领导和支配能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进行反事实推理时，忽略德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诸多矛盾，简单地将希特勒作为惟一的分析对象，无助于对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全面研究。当然，根据重点论的观点，分析的重点应该是希特勒，也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其次，按照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将会发生变化的观点（转化论）进行分析，反事实推理才不会过于僵化和刻板，以至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将会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易位，易位的最终实现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完成。因此，任何政策和主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仍以上面的历史事件为例，希特勒的扩张胃口是逐步增加的，正是由于德国人民的沉默、支持甚至纵容，加上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不断上演高潮，才使纳粹德国挑战凡尔赛体系的胆子越来越大，自信心不断增强，希特勒的选择最终成为全德国的选择。如果说在1933年初，兴登堡、巴本和施莱歇尔还只是想利用希特勒，德国历史的发展还存在多种选择，但到了1937年，德国的命运就已经完全操于希特勒之手了，整个德国反而成为希特勒利用和操控的对象。
最后，進行反事实推理时，要注意现象与本质、口号与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某一政治集团时，不能简单地聚焦于对其政治主张的分析；分析某一政治现象时，不能被表面现象迷了双眼。限于主客观方面的条件，理念和政治主张很难在实践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与实际之间还是有很大出入的。总之，切忌分析简单化、表面化和统一化，分析历史不是做数学题，要多视角、全方位和辩证地进行研究。就纳粹德国的对外冒险不断取得成功而言，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过于相信希特勒的所谓政治承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实施义务兵役制、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兼并奥地利、肢解并最终吞并捷克、直至闪击波兰等一系列扩张举动面前，希特勒总是能找到精心编织的谎言来为自己进行辩解，同时为下一步的行动制造烟幕或借口。在用反事实推理对希特勒的对外冒险屡屡得手进行反思时，应当透过迷雾，直击人性的弱点和局限，也只有这样，才不致为现象所惑，而失去对历史真谛的把握。当然，按照奈所说的相近性原则，人们也更容易看出绥靖政策的危害。从纳粹党上台到二战全面爆发，中间长达六年多，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和国际危机，如果西方国家能在希特勒的某一次冒险后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反击，则二战能否爆发，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爆发，也并非完全取决于希特勒一方。遗憾的是，正是西方国家的多次退让和苏联在最后关头的放行，才形成了对纳粹德国最为有利的开战形势——完全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可能性，个中教训，尤其值得借助于反事实推理进行反思和研究。
总之，运用反事实推理解读历史，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全面分析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洞悉其潜在的各种影响。进行必要的反事实推理，会使我们的分析更为缜密，讨论更为全面，结论也更能经得起后人和新史料的检验。但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这种方法不能滥用，更不能代替严肃的历史考证和理论分析。正如奈所指出的：“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5]
【注释】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8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
在日常交流和课堂讨论中，我们会经常用到假设的方法，这在学术上被称为“反事实推理”。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对于这种方法有较为客观和系统的概括：“通过精心假设与事实相反的条件来想象出某种情势的思维实验。它们经常以‘假如……那么会怎么样’的问话形式加以表述，被运用来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以便探询因果关系。”[1]《历史教学》等刊物上也发表过多篇讨论反事实推理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的论文，例如，张明智在《歷史教学》上发表的《如果宋神宗多活几年，王安石变法会成功吗》一文，就是一篇立意较好，富有启迪意义的文章。很多教师也经常在课堂实践中运用反事实推理进行教学。应该说反事实推理的经常运用，是人们的好奇心使然，不少人总想思考历史的另一面——与事实相反的情况。因为历史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历史长河中的因果链也并非是单一直线型的，因此，从探究历史进程和本质的意义上讲，反事实推理法也确有其独特的运用价值。使用这种方法，能够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更有深度和内涵，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多了一条途径，对观点和结论的分析多了一次锤炼机会，对历史的感悟多了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因人而异，有大有小，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此必然使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在打上个人色彩的同时，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表现形式，亦即历史发展是有多种选择的，客观规律固然不能违背，但客观规律的作用方式、实现程度、影响范围以及时间节点等并非事先预定好的。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观，反事实推理的运用，其实恰恰是历史认识和研究中一种较为自然的选择。
应该说，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包含着丰富的反事实推理所能“推理”的内容，这样的例子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可以信手拈来：假如清末新政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和帝制在中国的终结还会发生吗？如果英法不推行绥靖政策，全面的二战还能爆发吗？假如滑铁卢战役中获胜的是拿破仑，欧洲的政治格局还能重组吗……等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反事实推理固然重要和有趣，但不可滥用，更不能事事都进行反事实推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严格遵循的原则和值得注意的问题，下面结合奈的理论，重点分析使用反事实推理过程中应该注意和遵循的原则等问题。
二、小约瑟夫·奈提出的四个原则
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在其名著《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有专论反事实推理的部分，他所概括和总结的关于反事实推理的四个原则，对于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同样适用。下面，笔者结合我国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内容，对这种方法的使用原则予以阐述，以免运用过程中产生偏见、谬误和笑话。
1、合理性。“有用的反事实推理，必须是在合理选择的范围之内，这有时被称为‘要站得住脚’（cotenability）。”[2]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必须是有可能与原条件同时并存的，不能穿越历史。奈用了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如拿破仑拥有隐形轰炸机，他就不会兵败滑铁卢了。应该说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只能被视为笑话。但如果假设格鲁希听到炮声后不是那么固执和刻板地执行原有的指令，及时回援拿破仑，战局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这种假设有一定道理，有助于我们全面分析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原因。这里所说的合理性的含义，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有可能具备的条件或出现的现象，唯此，这样的假设才有意义。
2、相近性。“每个重要的事件都处于一个长长的因果关系链当中，而且绝大多数事件都具有多重原因。我们在时间上追溯得越远，那么就必须把越多的原因看成是变量。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在时间上越相近，那么答案越可能为‘是’。”[3]在这里，奈用了帕斯卡的一个著名的反事实推理的案例：假如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短一些的话，那么她对安东尼的吸引力就不会那么大，如此，罗马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将重写。奈甚至调侃到，这位埃及艳后的鼻子的长短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也许克氏的美貌程度确实重要，她可能对罗马“后三头”的发展走向有一定影响，但在欧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引起一战爆发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再多恐怕也轮不到对这位古代美女鼻子长短问题的分析。一般而言，在历史进程的复杂因果链中，距离越近，影响的相关性就越明显，分析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追溯的过于遥远，这种分析就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意义层面上只能成为笑柄。奈所说的相近性原则，提醒我们在进行反事实推理时一定要选择因果链中距离较近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3、理论性。“好的反事实推理应当借助于现有的理论，理论浓缩了我们对发生过的事情的认识。……理论使我们在分析众多原因时具有思想上的条理性和组织性，从而避免随意猜想。”[4]例如，假设1945年美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苏联是个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冷战是否还会发生？这样的反事实推理旨在检验导致冷战发生的各种原因中，意识形态与均势政治、地缘政治及其它因素相比，是否更为重要。相信对战后中苏关系和冷战后美俄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冷战起源的探究。连一度持有对苏友好立场的华莱士——他原本有望在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继任总统——也在1952年进行反思，承认自己之前的对苏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即使我们假定华莱士在1945年继任美国总统，冷战爆发可能会推迟一段时间，但出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冷战的发生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历史地分析意识形态之于冷战发生的影响。
4、真实性。在对反事实推理的假设进行检验时，一定要用已知的事实来进行，而不能以一个假设来检验另一个假设，在逻辑上出现明显的漏洞，陷入同义重复的尴尬境地。例如，假定肯尼迪没有遇刺身亡而是在1964年连任美国总统，越战会扩大和升级吗？电影《虚拟肯尼迪》的导演增谷浩治曾对此作过探讨，他发现之前肯尼迪曾经6次面临是否出兵这样的决策问题，但每次他的决定都是否定的，而且肯尼迪不仅反感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也非常怀疑军事和情报官员的出兵建议。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理，假定肯尼迪没有被刺杀且于次年成功连任，越战升级或美国增兵越南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三、结语
在运用反事实推理对历史进行分析和解读时，除了前面奈所说的四个原则外，还应结合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避免这种推理滥用或误入歧途。
首先，任何事物内部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因此应该用两点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一般而言，政治集团和政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思想和利益上有不同的诉求，因此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以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并最终发动二战为例，纳粹党内部也有希特勒的上层路线和以冲锋队队长罗姆为代表的激进路线之争，纳粹党和德国军方、容克等守旧势力之间也有矛盾。因此希特勒才在1934年血洗冲锋队，进而取信于国防军。随着希特勒的对外冒险一次次成功，他在国内的政治威望也一再提升，最终在1937年完成了全面的人事调整，他对德国的领导和支配能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进行反事实推理时，忽略德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诸多矛盾，简单地将希特勒作为惟一的分析对象，无助于对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全面研究。当然，根据重点论的观点，分析的重点应该是希特勒，也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其次，按照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将会发生变化的观点（转化论）进行分析，反事实推理才不会过于僵化和刻板，以至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将会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易位，易位的最终实现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完成。因此，任何政策和主张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进行必要的调整，调整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仍以上面的历史事件为例，希特勒的扩张胃口是逐步增加的，正是由于德国人民的沉默、支持甚至纵容，加上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不断上演高潮，才使纳粹德国挑战凡尔赛体系的胆子越来越大，自信心不断增强，希特勒的选择最终成为全德国的选择。如果说在1933年初，兴登堡、巴本和施莱歇尔还只是想利用希特勒，德国历史的发展还存在多种选择，但到了1937年，德国的命运就已经完全操于希特勒之手了，整个德国反而成为希特勒利用和操控的对象。
最后，進行反事实推理时，要注意现象与本质、口号与实际之间的辩证关系，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析某一政治集团时，不能简单地聚焦于对其政治主张的分析；分析某一政治现象时，不能被表面现象迷了双眼。限于主客观方面的条件，理念和政治主张很难在实践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和落实，与实际之间还是有很大出入的。总之，切忌分析简单化、表面化和统一化，分析历史不是做数学题，要多视角、全方位和辩证地进行研究。就纳粹德国的对外冒险不断取得成功而言，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过于相信希特勒的所谓政治承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在实施义务兵役制、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兼并奥地利、肢解并最终吞并捷克、直至闪击波兰等一系列扩张举动面前，希特勒总是能找到精心编织的谎言来为自己进行辩解，同时为下一步的行动制造烟幕或借口。在用反事实推理对希特勒的对外冒险屡屡得手进行反思时，应当透过迷雾，直击人性的弱点和局限，也只有这样，才不致为现象所惑，而失去对历史真谛的把握。当然，按照奈所说的相近性原则，人们也更容易看出绥靖政策的危害。从纳粹党上台到二战全面爆发，中间长达六年多，经历了那么多的历史事件和国际危机，如果西方国家能在希特勒的某一次冒险后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反击，则二战能否爆发，在多大程度上和范围内爆发，也并非完全取决于希特勒一方。遗憾的是，正是西方国家的多次退让和苏联在最后关头的放行，才形成了对纳粹德国最为有利的开战形势——完全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可能性，个中教训，尤其值得借助于反事实推理进行反思和研究。
总之，运用反事实推理解读历史，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全面分析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洞悉其潜在的各种影响。进行必要的反事实推理，会使我们的分析更为缜密，讨论更为全面，结论也更能经得起后人和新史料的检验。但由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这种方法不能滥用，更不能代替严肃的历史考证和理论分析。正如奈所指出的：“反事实推理如果被不恰当地加以使用，那么它可能会否定历史的意义，从而误导人们。”[5]
【注释】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九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8页。
小约瑟夫·奈：《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