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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2日，北师大女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校领导、师生道歉。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会上，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说。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新京报》：参加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是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1966年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摘自《新京报》 ）
在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
不到10点，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一间狭小的会议室挤满了50多人，除学生外还有20多名老师。
会议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塑像是女附中校友于2007年倡议，由500位师生捐款建成，于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们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卞校长的纪念。
1966年的8月5日，时任北师大女附中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部分学生发起的游斗中，被殴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会上，女附中几位“老三届”学生给卞校长雕塑鞠躬默哀。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说自己做过很多错事。
“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也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这一天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也发言表达了对道歉学生的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理解她们做过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也来到了见面会。在1966年的8月，校长胡志涛同样被学生批斗。胡志涛在挨打时，仍然在记挂其他老师的安危。
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点名道姓，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这一次，可以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的“师生代表会”主席、“革委会”副主任刘进说。
对话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没机会了
《新京报》：参加道歉会，首先想说些什么？
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
《新京报》：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是终于有一个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今天你们也看到了，老师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新京报》：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调查。在和大家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新京报》：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感动。
《新京报》：你希望这次道歉达到怎样一个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
《新京报》：你在道歉信里说，40多年了，一直有两个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新京报》：你有没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从来没有。1966年8月18号之后，有很多人写信给“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从来没有拆过，因为我不承认“宋要武”是我。
《新京报》：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符号化？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想，其实“文革”时，“右派”也是符号，老师们未必不是符号，他们被当做“黑帮”被打骂、被侮辱，而他们因为这个符号，有的生命都消失了。这样想，我个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新京报》：有人将卞校长的死和你联系在一起。你之前写文章，也引来很多质疑。想没想过这次道歉可能会有更多质疑？
宋彬彬：如果没做好准备，我就不会站出来了。
《新京报》：可能有人会说你的道歉只是对自己的洗刷。你们也说过，有人称你们“假道歉，真反扑”。
宋彬彬：无论我走到哪里，身边只要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特别好，无一例外，特别保护我，给了我一个保护壳。这是我走到现在的原因。
《新京报》报：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还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摘自《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