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稍有点文学作品阅读量的人，都可以发现，“身体写作”成了当下颇为时尚的一种文学书写方式。翻开各种文学期刊，婚外情、一夜情、通奸、网恋，甚至是畸恋等等，成了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似乎不来点“第三者”、“偷情者”和“二奶”就不是小说，作家好像不来点荤的就无法叙述似的。在许多作家面前，“身体”——这个过去被有意或无意遮蔽和蔑视的东西，突然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成为被津津乐道的文学话题。的确，在旧的传统的社会体制里，身体一直是被抽空的。中国文学一向是“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作”、“文学为政治服务”，或做“时代的留声机”的，至于身体的痛、快乐、满足、温暖、寒冷等等，则很少为人所表现。
　　翻开文学史，打开那些所谓的经典著作，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的态度确实暧昧。一谈到身体，谈到身体的本能，或写到身体及其本能，则多少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或“顾左右而言他”。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下的道德伦理观，使人视肉体为“邪恶”，视性爱为“罪恶”。强权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是异常沉重而残酷的。正因如此，明代的《金瓶梅》、清末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等等，都曾遭遇到不少诟病、排斥乃至禁绝。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历史上任何有关身体的文本和下半身的话语，都具有颠覆旧有话语秩序的积极意义。
　　的确，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写作”、“70年代写作”、“身体写作”、“新新人类写作”、“下半身”等一系列文学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反映了文学对“人”的概念的深入理解和对生命个体体验的重视。换言之，身体成了当下文学的新动力，它首先给人的欣喜是：个体的姿态和身体的姿态确立起来了。“个体和身体的存在，最具有从细节中整合历史的可能性，最具备那种真实的品质。”于是，“大我”从集体主义的营垒中游离出来，还原成“小我”，文学作品中的日常叙事从宏大叙事中回落下来，还原成民间话语。说实在的，文学能走到这一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不再受主流意识的惯性驱使，不再做浮泛空洞的涂鸦，而是一步一步靠近真实，靠近人性，靠近文学的本质。我们应该肯定“身体”对于个体精神展示的重要意义。
　　但令人费解的是，“当下文学”关于身体的描述，大都变成了关于“肉体”甚至是“裸体”的色情描述，而且只注重于人的下半身。新诗的“下半身写作”就是典型的一例。诗人沈浩波说：“所谓下半身写作，追求的是肉体的在场感。注意，甚至是肉体而不是身体，是下半身而不是整个身体。……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而回到肉体，追求肉体的在场感，竟意味着让我们的体验返回到本质的、原初的、动物性的肉体经验中去。我们是一具具有在场的肉体，肉体在进行，所以诗歌在进行，肉体在场，所以诗歌在场。”这种露骨的表白看起来冠冕堂皇，却让人费解！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卫慧的主张更为直露，她的下半身写作就是“刻意暴露私生活，表现感官欲望，提供新奇刺激”。因此在《上海宝贝》中，性器官的描写是如此露骨：“他的阴茎旋转抽升的感觉像带着小鸟的翅膀……”
　　九丹就宣称“‘妓女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并认为《乌鸦》是“通过烟花柳巷让读者看到一个伟大的女人”。她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觉得很多女作家是制造了一个塑料女人站在路边，给人看她塑料的裸体，那不是真的，那是麻木的。”她想一棍子打死所有的女作家的写作，以此来证实她对于纯肉体的性的关怀是至高无上的。看得出来，她确有那么点野心，她很有点要否定一切的想法。可惜，一本“形而下”相当惊人的《乌鸦》如何能“引诱”人随意相信她的就是真货呢？
　　而在网上以《遗情书》而火爆的木子美和比其更加惊世大胆的青瞳竹影则更加“妓女化”。赤裸裸的性描写和畸形的肉欲的发泄，竟然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据说南方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竟然差点就出版了木子美的文集。贾平凹新近出版的《怀念狼》中也屡屡写到肛门、痔疮、月经、精液、乳房、生殖器、手淫、乳罩、阴茎等等，这种对性器官、对肉体隐秘部位的暴露给人一种“性畸变”的感觉。这些作家以性行为为轴心的“性器官写作”，完全局限于生理层面的刺激反应和肉体欲望的宣泄，缺乏真正的精神内涵与思想维度，是没有生命的投入，没有关于现代时尚生活的真实表现。
　　罗兰·巴特有一句至理名言：“脱衣舞娘在脱光衣服的一刹那，其魅力荡然无存。”靠肉体的完全的原始的裸露只能剥夺“身体”本来的美感价值，而使人的“身体”成为面目全非的动物肉身。批评家李建军认为，这种写作是把写作当做一种消极的生活习惯，而不是当做一种内在激情的不可遏制的抒发，不是来自强烈的改变生活的愿望。说到底，它是一种迎合时代趣味的写作，是试图利用商业时代商业价值取代一切的标杆，来获取最大商业价值和利益的一种谋略。它不会也不可能追求深度和精微，它追求印数和码洋，把经济效益置于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之上，它是一种自愿堕落于“消解意义的可视文化的聚光灯下倚门卖笑”。陈仲义在他的《肉身化诗写刍议》里批评“下半身”时，认为“仅仅停留在肉体——快感——在场的层面上，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总是本能地把自身肉体及其感官，当做观照自身心灵和外部世界的通道。梅洛·庞蒂就曾经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遗憾的是阅读当下的许多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发现“身体”不是被激发、不是被艺术地书写，而是被巧妙地借用成了“肉体”，借用成了他们的一种市场资源。他们尽己所能地展示肉体，他们的姿态看起来是“反叛”的，他们深知这种姿态正受市场欢迎，正迎合大众的阅读需要，于是，他们一个个近乎疯狂地挥舞虚假的“身体写作”的标牌，来进行低俗的色情文字的表演。
　　童庆炳先生就满怀希望地说过：“我始终坚信作家、艺术家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精神的守望者，是艺术魅力的追求者，他们有着向真、向善、向美之心，他们所要求的不是单一维度的满足，是多种维度的同时追求。”衷心希望作家们从肉体写作、情欲写作中走出来，不放弃作家应有的文化担当和写作立场！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我的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