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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国际声誉的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中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现代化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并开辟了全新的社会发展形态，以前所未有的变革引发了各个领域的剧烈重构。在复杂的人类社会系统中，现代化的多种要素不可逆转地推动现代文明的深刻演变，经济、技术和社会要素必然会推动政治发展，而政治发展是积极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结果。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政治发展步入更高阶段的标志。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著名政治学者路逊·派伊认为：“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化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共性，因而所有工业化社会无论实行民主与否，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标准，此即政治发展。”虽然路逊·派伊的观点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但还是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过程，指明了政治发展所要经历的变迁过程。路逊·派伊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成就的取得必然离不开政治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论调仍此起彼伏。事实上，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经济社会领域的如此巨大成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指出：“我们要警惕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意的副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赢了，但是舆论上没有赢。”西方媒体囿于观念的局限性审视中国，总是以惯有的“民主偏见”和“制度优越感”来抹杀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
我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在西方的围攻和质疑中愈加稳健成熟，经受住了各种风浪考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干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核心政治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理论上的“飞来峰”，而是深深植根于我国建设、发展、改革的实践经验。首先，高度重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建设。1965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还实现了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领导体制更加成熟。“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其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章总纲中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以人为本，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解决了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实现了6亿多人摆脱贫困。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到2013年的8.3万亿元，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不仅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我国自古就有立木南门来完善推广制度法令，从而取信于民的传统。“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完善政治体制。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完善和构筑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模式的总则是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的。”政治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最关键的一环。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立和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局，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了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新常态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主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严峻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也是构建政治生态实现政治发展的新常态。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决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更不能随意“翻烧饼”“瞎折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指出：“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治理环境趋于复杂，西方“和平演变”未曾消停，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战略遏制若隐若现。斯诺登事件揭开了美国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我国进行网络攻击和渗透的黑暗一幕，暴露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薄弱一面，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安全受到外部势力非传统形式的挑战。网络空间正成为反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桥头堡，如同不见硝烟的战场而客观真实的存在，考验着我国政府现代治理能力。古人云，欲灭人国者，先灭其史，乱其意，诛其心，夺其志也。网络空间里怀有特定政治目的的敌人像特洛伊木马一样隐身于亿万网民中，大肆释放精神病毒。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社会负面问题穷追猛打、执拗不放，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上“点火浇油”，瓦解人们的精神信仰。 从国内环境看，虽然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期，难啃的都是硬骨头，国家治理的任务并不会轻松。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些领域受西方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浸染加深，改革意识弱化，进取精神衰退，消极腐败风险加剧，怀疑观望情绪有所抬头。政治软骨、精神缺钙、信仰缺失、骨子里崇洋媚外正成为慢性病。有的干部谈马列没有底气，谈制度没有自信，谈历史没有感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摇摆、在错误思潮上认识模糊、在谣言杂音前盲目跟风，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知识匮乏成为短板。思维西化、权力异化、监督弱化、执行过场化、政绩取向短期化问题仍然突出。错误的社会言论仍有滋生的土壤和发酵的空间，如精神鸦片一样麻痹国人。只谈民主，不谈集中，割裂了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只谈自由，不谈法制，削弱了法制的约束力。只谈中国的问题，不谈西方的问题，陷入了“西制”迷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优化治理能力、推进治理体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是化解局部风险、克服精神懈怠的现实要求。只有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常态，才能提高国家实力、执政能力、行政效力，进一步彰显法治公信力、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政治发展动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民主政治的新理念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扭转对民主的刻板认识，引领世界政治潮流的话语权。国际政治话语权和解释权长期被西方学者垄断，重民主轻治理、重理念轻实践的倾向十分突出。西式民主被包装成解决各国发展问题包治百病的万能良方，看似无往而不利。美国更自诩为民主灯塔，试图以其框定的政治模式照亮他国的政治发展。凡是符合西方口味的就视为正确，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加以妖魔化，陷入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误区。西方媒体鼓吹神化西式民主，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迷幻和膜拜，并借机煽动该国民众的对立情绪，千万百计制造思想混乱，抹黑执政政府形象，趁势幕后操纵社会团体故意采取违法边缘的行为激发社会暴力混乱，进而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将一国人民的福祉沦为民主的试验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阐述的就是一种民主态度。民主的实质是尊重和妥协，求同存异，用文明协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实现互利共赢。西方民主奉行双重标准，以民主之名，行侵略之实，沦为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国家治理更强调尊重一国主权和国情，体现国家能力和综合指标，不以意识形态为名搞价值观输出，不以政治制度差异为借口搞政权更迭，突出政治发展的共性和民主治理的绩效，是更容易被国家社会普遍接受和认知的主导性政治话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正确把握民主和治理的关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盲目崇拜，丰富民主政治的内涵。新世纪以来，美国利用推特、脸谱等网站放大中亚、中东等国家的社会问题，以虚假的民意绑架政府，以信息思想战进行“民主渗透”，培训反对势力，资助独立媒体，以“索罗斯基金会”和“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发起街头抗议示威，以期扶持西方代理人上台。更为严重的是，民主的异化导致政府权威性不足和权力的真空，极端恐怖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安全构成了威胁，也随时威胁全球安全。人民不仅没有获得所谓的自由民主，反而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当人民的生存和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等动听口号都沦为空头支票，最终由人民的血泪埋单。惨痛的教训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西式民主绝不是灵丹妙药，也绝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脱离治理空谈民主的口号，民主终究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徒有民主的形式，并无治理的效用，这样的民主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不能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终究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果民主带来的是治理失败甚至是人道灾难，那就是赤裸裸的伪民主，要被人民唾弃。如果以民主价值观的差异为借口去伤害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是非常不道德的，并将引发更大的治理危机甚至地区性混乱，催生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道路的重大宣示和明确诠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传承性决定了每个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并不像西方国家所强调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民主体制的选择有其发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也是各国人民自身选择的结果。“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政治文明建设不可能超脱每个国家的发展实际。制度选择好不好，发展道路对不对，还是要以有效的治理来说话，也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国家治理理念无疑更注重政治发展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是战略性务实主义的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构建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的重大战略，有力地回应了对中国政治的污名化论调。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今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治理文明和内涵丰富的治理经验，我们绝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妄自尊大，也绝不自我矮化、妄自菲薄。由于西方政治价值观话语霸权，我国政治理念的传播处于守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体系得不到有效果的充分传播。西方人听不懂，中国声音出不去，我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处于被动构建、被动回应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既强调吸收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又突出借鉴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更符合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兴国的新跨越
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社会学家丹尼尔指出，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因此，按照现代化规则生活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现代化的主要方面：“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零乱地偶然发生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从历史来看，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并肩同行”。治理能力也是必须与现代化诸多因素同步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
“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反过来，政治发展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保持经济高度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体量的快速扩张、利益意识和冲突日益明显，经济体制历经深度变革，转型倒逼改革压力加大，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滞后矛盾显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同步保持基本平衡尤为重要。“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要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和良性发展，必须提升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和承载能力，整合多元社会价值和利益表达。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应有之义，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反映出党对执政规律和现代化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全面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跨入“周密顶层设计”的全新境界，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依法治国基础上的战略升华，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基础上的新跨越。国家治理涵盖了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领域，是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层面共赢善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系统建设，有利于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高超治理能力，聚焦社会利益诉求，吸纳各种先进力量，激发和汇聚社会创造力，不断增强改革后劲，释放改革红利。国家治理必须巩固治理基础，深刻把握现代化和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持治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理直气壮地学习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治理智慧，批判继承包括资本主义治理在内的一切人类治理成果，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著名政治学者路逊·派伊认为：“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化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共性，因而所有工业化社会无论实行民主与否，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标准，此即政治发展。”虽然路逊·派伊的观点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但还是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过程，指明了政治发展所要经历的变迁过程。路逊·派伊看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成就的取得必然离不开政治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离不开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论调仍此起彼伏。事实上，若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不可能取得今天经济社会领域的如此巨大成就。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平指出：“我们要警惕西方媒体对中国民意的副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赢了，但是舆论上没有赢。”西方媒体囿于观念的局限性审视中国，总是以惯有的“民主偏见”和“制度优越感”来抹杀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
我国的政治发展就是在西方的围攻和质疑中愈加稳健成熟，经受住了各种风浪考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干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国首次系统阐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核心政治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现代化建设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境界。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理论上的“飞来峰”，而是深深植根于我国建设、发展、改革的实践经验。首先，高度重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建设。1965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时就曾提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还实现了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领导体制更加成熟。“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其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党章总纲中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以人为本，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国解决了13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实现了6亿多人摆脱贫困。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提升到2013年的8.3万亿元，由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不仅创造了人类减贫史的奇迹，也是对世界发展的巨大贡献。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我国自古就有立木南门来完善推广制度法令，从而取信于民的传统。“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完善政治体制。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完善和构筑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模式的总则是不断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的。”政治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中最关键的一环。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建立和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深入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局，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了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新常态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主动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严峻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也是构建政治生态实现政治发展的新常态。在根本性的问题上，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决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更不能随意“翻烧饼”“瞎折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考察时指出：“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治理环境趋于复杂，西方“和平演变”未曾消停，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战略遏制若隐若现。斯诺登事件揭开了美国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对我国进行网络攻击和渗透的黑暗一幕，暴露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薄弱一面，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安全受到外部势力非传统形式的挑战。网络空间正成为反华意识形态渗透的桥头堡，如同不见硝烟的战场而客观真实的存在，考验着我国政府现代治理能力。古人云，欲灭人国者，先灭其史，乱其意，诛其心，夺其志也。网络空间里怀有特定政治目的的敌人像特洛伊木马一样隐身于亿万网民中，大肆释放精神病毒。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社会负面问题穷追猛打、执拗不放，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在网络上“点火浇油”，瓦解人们的精神信仰。 从国内环境看，虽然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期，难啃的都是硬骨头，国家治理的任务并不会轻松。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些领域受西方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浸染加深，改革意识弱化，进取精神衰退，消极腐败风险加剧，怀疑观望情绪有所抬头。政治软骨、精神缺钙、信仰缺失、骨子里崇洋媚外正成为慢性病。有的干部谈马列没有底气，谈制度没有自信，谈历史没有感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摇摆、在错误思潮上认识模糊、在谣言杂音前盲目跟风，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知识匮乏成为短板。思维西化、权力异化、监督弱化、执行过场化、政绩取向短期化问题仍然突出。错误的社会言论仍有滋生的土壤和发酵的空间，如精神鸦片一样麻痹国人。只谈民主，不谈集中，割裂了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只谈自由，不谈法制，削弱了法制的约束力。只谈中国的问题，不谈西方的问题，陷入了“西制”迷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优化治理能力、推进治理体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是化解局部风险、克服精神懈怠的现实要求。只有顺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新常态，才能提高国家实力、执政能力、行政效力，进一步彰显法治公信力、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政治发展动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民主政治的新理念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扭转对民主的刻板认识，引领世界政治潮流的话语权。国际政治话语权和解释权长期被西方学者垄断，重民主轻治理、重理念轻实践的倾向十分突出。西式民主被包装成解决各国发展问题包治百病的万能良方，看似无往而不利。美国更自诩为民主灯塔，试图以其框定的政治模式照亮他国的政治发展。凡是符合西方口味的就视为正确，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加以妖魔化，陷入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误区。西方媒体鼓吹神化西式民主，引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迷幻和膜拜，并借机煽动该国民众的对立情绪，千万百计制造思想混乱，抹黑执政政府形象，趁势幕后操纵社会团体故意采取违法边缘的行为激发社会暴力混乱，进而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将一国人民的福祉沦为民主的试验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阐述的就是一种民主态度。民主的实质是尊重和妥协，求同存异，用文明协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实现互利共赢。西方民主奉行双重标准，以民主之名，行侵略之实，沦为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国家治理更强调尊重一国主权和国情，体现国家能力和综合指标，不以意识形态为名搞价值观输出，不以政治制度差异为借口搞政权更迭，突出政治发展的共性和民主治理的绩效，是更容易被国家社会普遍接受和认知的主导性政治话语。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助于正确把握民主和治理的关系，破除对西方民主的盲目崇拜，丰富民主政治的内涵。新世纪以来，美国利用推特、脸谱等网站放大中亚、中东等国家的社会问题，以虚假的民意绑架政府，以信息思想战进行“民主渗透”，培训反对势力，资助独立媒体，以“索罗斯基金会”和“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发起街头抗议示威，以期扶持西方代理人上台。更为严重的是，民主的异化导致政府权威性不足和权力的真空，极端恐怖组织崛起，不仅对区域安全构成了威胁，也随时威胁全球安全。人民不仅没有获得所谓的自由民主，反而生活于水深火热中。当人民的生存和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等动听口号都沦为空头支票，最终由人民的血泪埋单。惨痛的教训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了西式民主绝不是灵丹妙药，也绝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脱离治理空谈民主的口号，民主终究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徒有民主的形式，并无治理的效用，这样的民主只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不能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终究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果民主带来的是治理失败甚至是人道灾难，那就是赤裸裸的伪民主，要被人民唾弃。如果以民主价值观的差异为借口去伤害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是非常不道德的，并将引发更大的治理危机甚至地区性混乱，催生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道路的重大宣示和明确诠释。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和历史传承性决定了每个国家不同的治理模式，并不像西方国家所强调的发展模式具有普世性和唯一性。民主体制的选择有其发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也是各国人民自身选择的结果。“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政治文明建设不可能超脱每个国家的发展实际。制度选择好不好，发展道路对不对，还是要以有效的治理来说话，也只有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国家治理理念无疑更注重政治发展的适应性和包容性，是战略性务实主义的体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构建现代文明国家形象的重大战略，有力地回应了对中国政治的污名化论调。国家治理能力是当今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中华民族拥有历史悠久的治理文明和内涵丰富的治理经验，我们绝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妄自尊大，也绝不自我矮化、妄自菲薄。由于西方政治价值观话语霸权，我国政治理念的传播处于守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价值观体系得不到有效果的充分传播。西方人听不懂，中国声音出不去，我国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处于被动构建、被动回应状态。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既强调吸收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智慧，又突出借鉴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仅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更符合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望。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兴国的新跨越
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社会学家丹尼尔指出，它是“一个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因此，按照现代化规则生活的人们，认为它是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现代化的主要方面：“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零乱地偶然发生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从历史来看，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并肩同行”。治理能力也是必须与现代化诸多因素同步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发展的集中体现。
“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反过来，政治发展也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原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保持经济高度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经济体量的快速扩张、利益意识和冲突日益明显，经济体制历经深度变革，转型倒逼改革压力加大，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滞后矛盾显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同步保持基本平衡尤为重要。“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要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和良性发展，必须提升治理体系的制度化水平和承载能力，整合多元社会价值和利益表达。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应有之义，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反映出党对执政规律和现代化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全面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跨入“周密顶层设计”的全新境界，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依法治国基础上的战略升华，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基础上的新跨越。国家治理涵盖了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领域，是政府、市场、社会、公民多层面共赢善治，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六位一体的系统建设，有利于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高超治理能力，聚焦社会利益诉求，吸纳各种先进力量，激发和汇聚社会创造力，不断增强改革后劲，释放改革红利。国家治理必须巩固治理基础，深刻把握现代化和治理、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持治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理直气壮地学习吸收中华民族优秀的治理智慧，批判继承包括资本主义治理在内的一切人类治理成果，根据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