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后，有心人统计，三中全会公报5500个字中提改革59次，可见政府对改革的重视。其中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中比较令人关注和期待的组成部分，公报虽未给予金融改革过多笔墨，但这并非意味着金融改革不重要。那么，下一步我们应如何把握中国改革的趋势和总体战略来推进金融改革？如何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经济》：您如何看待金融改革在三中全会的地位？
巴曙松：三中全会虽没有单独给金融改革太多笔墨，但在全会提出的许多相关领域改革中都与金融改革直接相关。一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会带动大量国有资产重组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会促进产业的重组整合，引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显著调整；二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上对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机构发展的改革措施，会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会促进现有的房地产金融出现结构性变化，从目前较为单一的集中在住宅金融，转向更为多元化的、兼顾城乡的房地产金融服务方式；四是科技体制改革为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等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五是金融监管部门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集中监管资源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为市场运行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空间；六是建立支持城镇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城镇化相关领域，也包括三中全会部署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积极创新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业务，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开展市政收益债发行试点，综合运用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七是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产业全球布局，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八是三中全会部署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也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中全会强调，要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
《经济》：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就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那么下一步应如何破解这道“槛”？
巴曙松：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得到明显促进。下一步，建议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此倒逼带动外汇市场、跨境投资、债券市场、金融机构本外币综合经营等领域的改革。
一是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和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扩大波动区间。推进外汇市场各项交易制度的完善，减少中央银行对汇率水平的干预和日常性外汇买卖，增加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调节。发展外汇衍生品，为金融机构和贸易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外汇避险工具和产品选择，增强其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二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下一步，需要根据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所制定的“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逐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要注重推进措施与国际金融形势、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企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并进一步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和预警，构建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运用托宾税、零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控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动。
三是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参照，实现在岸市场的金融改革与离岸市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参考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状况，分析在资本充分自由流动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遇到的挑战，降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继续率先在香港设计和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资产的交易规模，试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改革措施等。
《经济》：公报提出要在“关键环节改革”，那么金融改革如何有针对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巴曙松：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制度的同时，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建设，积极引导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鼓励证券公司探索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扩大资本市场的涵盖面和包容度；做好金融市场与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的对接与服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
二是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推进债券市场建立统一的准入条件、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统一的资信评级要求、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统一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探索建立跨市场执法机制，逐步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
三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放松管制，夯实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促进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主体归位尽责。监管重心从市场准入控制转向行为和过程的监督，发行审批重点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转移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来，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不断提升财务报告的质量，帮助投资者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识别和承担证券风险，在此基础上实现发行制度的市场化。
四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引导长期资金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参与资本市场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引进境外长期资金，适当加快引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步伐，特别是来自港澳台的机构和使用人民币的产品。
《经济》：如何强化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监管问题？
巴曙松：一是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特别是要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职权职责、特别是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强化央行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
二是落实三中全会部署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需要根据不同领域的状况，适当赋予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一定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与责任，将类似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小型准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权限交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同时，提高省级金融管理部门的独立性，降低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干预。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避免垂直管理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鞭长莫及”、不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问题。
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可以预计，随着三中全会部署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落实并产生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会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并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经济》：您如何看待金融改革在三中全会的地位？
巴曙松：三中全会虽没有单独给金融改革太多笔墨，但在全会提出的许多相关领域改革中都与金融改革直接相关。一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会带动大量国有资产重组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会促进产业的重组整合，引发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显著调整；二是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加上对保险和社会保障等机构发展的改革措施，会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会促进现有的房地产金融出现结构性变化，从目前较为单一的集中在住宅金融，转向更为多元化的、兼顾城乡的房地产金融服务方式；四是科技体制改革为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等促进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带来新的增长空间；五是金融监管部门同样需要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集中监管资源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为市场运行提供更为灵活的创新空间；六是建立支持城镇化发展的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将社会资金更多引入城镇化相关领域，也包括三中全会部署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改革。积极创新开展农村房屋产权抵押贷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业务，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开展市政收益债发行试点，综合运用资产证券化、引入保险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七是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产业全球布局，为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八是三中全会部署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发展，也为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中全会强调，要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
《经济》：在金融市场化进程中，人民币国际化一直就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那么下一步应如何破解这道“槛”？
巴曙松：目前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活动中的使用得到明显促进。下一步，建议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此倒逼带动外汇市场、跨境投资、债券市场、金融机构本外币综合经营等领域的改革。
一是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和灵活性，发挥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的积极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逐步扩大波动区间。推进外汇市场各项交易制度的完善，减少中央银行对汇率水平的干预和日常性外汇买卖，增加其对汇率形成机制的调节。发展外汇衍生品，为金融机构和贸易企业提供更为丰富的外汇避险工具和产品选择，增强其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
二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目前中国资本管制程度仍较高，与资本账户开放还有较大距离。下一步，需要根据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所制定的“突出重点、整体推进、顺应市场、减少扭曲、积极探索、留有余地”的总体原则，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逐步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要注重推进措施与国际金融形势、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企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并进一步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和预警，构建防范跨境资金双向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运用托宾税、零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工具控制短期资本的过度流动。
三是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的参照，实现在岸市场的金融改革与离岸市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参考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状况，分析在资本充分自由流动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遇到的挑战，降低整个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继续率先在香港设计和推出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资产的交易规模，试点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改革措施等。
《经济》：公报提出要在“关键环节改革”，那么金融改革如何有针对地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巴曙松：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制度的同时，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建设，积极引导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鼓励证券公司探索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扩大资本市场的涵盖面和包容度；做好金融市场与科技创新、现代农业、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建设等的对接与服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
二是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推进债券市场建立统一的准入条件、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统一的资信评级要求、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统一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场内和场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探索建立跨市场执法机制，逐步建设规范统一的债券市场。
三是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放松管制，夯实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促进发行人、中介机构和投资主体归位尽责。监管重心从市场准入控制转向行为和过程的监督，发行审批重点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转移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来，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不断提升财务报告的质量，帮助投资者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识别和承担证券风险，在此基础上实现发行制度的市场化。
四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引导长期资金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为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参与资本市场提供公平高效的平台；引进境外长期资金，适当加快引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步伐，特别是来自港澳台的机构和使用人民币的产品。
《经济》：如何强化改革过程中的金融监管问题？
巴曙松：一是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完善监管协调机制问题，特别是要加强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在明确划分一行三会职权职责、特别是对交叉性金融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的基础上，特别是要完善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重大风险的识别预警，强化央行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
二是落实三中全会部署的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需要根据不同领域的状况，适当赋予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一定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与责任，将类似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不吸收公众存款的小型准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权限交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同时，提高省级金融管理部门的独立性，降低地方政府对本地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干预。加强地方政府金融管理部门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避免垂直管理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鞭长莫及”、不同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各自为战”的问题。
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可以预计，随着三中全会部署的一系列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的落实并产生成效，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会在多个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并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