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东盟有史以来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成果最多的一年，在自身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东盟何以迎来了一个对外经济合作的盛世？
　　
　　2002年是东盟有史以来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成果最多的一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1月4日与中国签署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已经启动。11月5日东盟又与日本签署《全面经济合作伙伴联合宣言》，目标是在十年之内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不包括农业）。在此之前，印度，表示希望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9月与东盟签署了旨在建立密切经济伙伴关系的声明；美国在10月推出所谓“激励东盟方案”，鼓励东盟各国搞经济改革，符合条件者将获准与美国谈判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欧盟正在着手制定一个加强与东盟经济联系的方案；俄罗斯也有意通过参与东亚合作来推动与东盟的经济关系。
　　在东盟经济复苏乏力、巴厘岛爆炸案使其前景更加扑朔迷离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却纷纷前来，似乎要挤破东盟的门框，确实有点儿令人费解。究其根源，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是与东盟成立35年以来在外交领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策略分不开，而另一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良好局面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中国：在东盟遭遇困境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秉承“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精神的中国主动出手协助，目前的局面大概还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出现。
　　
　　左右逢源，西方不亮东方亮
　　
　　历经35年建设，东盟取得的成就还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盟已经了30年的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970年到1995年，连续25年，东盟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平均7%的年增长率，年外贸总值也从140亿美元增长到650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四大外贸大户。
　　二是自身整合。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只用了32年的时间，就在1999年把整个东南亚地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经济水平都有相当差别的10个国家全部吸收进来。
　　三是外交成就。这个由中小国家组成的集团，成功地发起、组织甚至主导了“东盟外长后续会议”（PMC: 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东盟地区论坛”（ARF:Asean Regional Forum）、“亚欧会议”（ASEM: Asia-Europe Meeting）和“东盟加三”（ASEAN+3，即10+3）此外，东盟还参与发起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tr ation）在全球各大力量都参与其中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对外合作机制基本上保持了自身在东南亚区域及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或平衡作用。这些机制（ARF除外），要么是建立之初就以经济合作为宗旨，要么是目前议题以经济合作为主。
　　1977年建立的PMC是东盟成功发起与组织的最早一个机制，它是在东盟与欧共体（欧盟的前身）1972年就已开始的非正式对话基础上吸收了日本、美国和加拿大而发展起来的，到90年代又先后吸收了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在90年代中期之前，PMC是东盟对外合作的最重要渠道。1977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福田纠夫访问东南亚时在马尼拉推出所谓“福田主义”，说要从“对等合作者”的立场出发，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80年代，日本产业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大举外移，东盟国家成为最重要的接收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的经济先后就此起飞。当然，PMC、福田主义和东盟经济起飞之间并不是一条线穿下来的直接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不能如此简单，但毫无疑问，这中间确实存在一些间接的关系。
　　1992年以后，PMC的议题范围从当初的经济合作扩大到政治、安全等领域，但由于APEC和ARF的快速发展，PMC的影响逐渐淡化。首先，1993年建立的ARF专门讨论亚太安全问题，使得PMC在安全问题上的作用相形见绌。其次，以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为己任的APEC在1993年发展为成员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加之当时的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是全球经济活力最旺盛的地区，更使得PMC在经济问题上的作用几乎被人遗忘。
　　对以平衡政策为生存、发展、扩大影响的法宝的东盟来说，特别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上述情形存在很大缺陷。首先，东盟本来是APEC的发起者之一，在1989年APEC成立之时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当时12个成员，东盟占一半），但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多，东盟在这方面的优势也被大大削弱。其次，在东亚、北美和西欧三大经济区域中，美欧关系和美亚关系相对密切，而亚欧关系相对薄弱。第三，在东盟与欧盟的对话过程中，欧盟往往以人权、民主、环保等方面的“卫道士”自居，气势压人，较难开展平等的协商与合作。
　　上述原因正是东盟发起ASEM（1996年首次召开会议）的主要考虑。在这里，东盟借重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力量，以整个东亚为一个集体，与欧盟进行对话与合作。但对东盟来说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欧盟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兴趣似乎已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活力更旺盛的中国。对此，东盟也许早已预料到，其平衡策略就是1997年启动的ASEAN+3（10+3）以及三个ASEAN+1（10+1，三个1分别为中国、日本、韩国）机制。
　　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合作机制，东盟成功地把自己放置在互有重叠但重点不同的几个大圈子的核心地带，从而打造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多边合作网络，即使不能左右逢源，最起码可以做到“西方不亮东方亮”。
　　
　　负责任大国，中国成为主要推动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在促进国际社会恢复对东盟的信心、促进东亚合作的发展方面，中国已两次发挥“主要推动力”的作用。第一次是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金融稳定政策，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的扩散和恶化，对当时饱受危机之苦的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来说，堪称雪中送炭之举。东亚各国之所以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内化危机为转机，启动ASEAN+3和ASEAN+1机制，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对东亚区域稳定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二次就是朱总理2000年提出、东盟各国去年达成共识、今年签署框架协议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01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源头是在西方，金融危机后已开始复苏的东南亚各国经济因此而处于“回暖又遇雨加雪”的境地，无法指望西方。另一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吸收外资的比例，90年代中期是3︰7，现在正好例了一个个7︰3，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显然已大大超过东盟（巴厘岛爆炸案可能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朱总理主动提出10年内建立自贸区的设想，当然很快就得到东盟方面的积极回应。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评论传达了东盟各国的普遍看法：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来说固然重要，但对东盟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吴作栋之所以如此表述，除了敦促东盟各国“赶搭中国经济快车”的考虑外，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国的主动行为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东盟的信心，恢复东盟在外来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在中国和东盟去年就自贸区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后，韩国总统金大中立即表示，希望该自贸区尽快扩大，让韩国和日本也加入进来。而日本、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争相强化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显然也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刺激下才出现的情况。
　　从经济方面看，东南亚对区外各国的吸引力仍然不小，毕竟，只有5亿人口的东盟，其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约1万亿美元）仍然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不相上下。东南亚不少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即“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外经济合作框架的日趋完善，显然符合东盟的战略需求。但比较分析这些框架或计划，可以发现：美国仍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问题，与东盟关系越走越远的欧盟似乎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能够拿出什么切实有力的改进措施来，而日本恐怕很难在重要而敏感的农业问题上做出妥协。此外，目前的国际经济整体环境确实很严酷，而恐怖活动对东南亚的威胁和反恐形势的复杂对东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东盟暂时还笑不起来。
　　只有已成为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是惟一的例外：中国将首先向东盟各国单方面开放农业市场，至于其他领域的相互开放，也充分考虑到东盟经济落后成员的承受能力（允许其先享受优惠而后开放市场），并以此（但不限于此）协助东盟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协助促进东盟的内部整合。有这样的政治诚意作基础，东盟对华出口在2001年39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48%、国内生产总值多增长0.9个百分点的评估结果，一定不会落空。当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双赢，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也可在310亿美元的基础上增长55%，国内生产总值也可多增长0.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