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小规模实现，对应着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它骤然来临，旋即湮灭，但它的消亡灼烧出中国人精神历程中的一个难以弥合的创伤。
　　
　　自有科幻小说以来， “乌托邦”想象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原本是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发明。他借用地理大发现之后突然兴起的“新世界”故事模式，将美好政治的理想寄托于幻想的异邦。进入19世纪后，在一批具有社会改良理想的科幻作家（如贝拉美、威尔斯）笔下，无论是异邦异星、还是异时空的想象，都在延续发展“乌托邦”的文学传统。但同时甚至就在同一批作家笔下，诞生了“乌托邦”的邪恶姊妹——所谓“恶托邦”或“反乌托邦”。随后，一战爆发，苏俄崛起，这期间陆续出现三部“恶托邦”经典：《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彻底改写了现代小说的“乌托邦”叙述。面对未来的乐观精神被黑暗的政治失望取代。事实上，“恶托邦”叙述体现的原本就是在现代语境下重构“乌托邦”的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完美的世界不在此岸，但也不在幻想的彼岸。
　　反观中国科幻的历史，从晚清开始，“乌托邦”式的光明想象早已出现在《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中国》、《新天地》等等 一系列“新”中国叙事之中，以小说为传声筒，以光怪陆离的幻想来抒发对现实政治的愤懑。但到新中国建立后，整個国家要跑步进入完美社会，“乌托邦”好像已化为人间现实，或者说明天就要实现，用不着向异时异邦去寻找了。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科幻小说彻底失去“幻想”的彼岸。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乌托邦”还是“恶托邦”，在中国文学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在这个背景下来看王晋康的长篇科幻小说《蚁生》，我认为它是一部难得的中国式“乌托邦”小说。而且更加可贵的是，这部小说极为巧妙地把“乌托邦”想象本身作为主题，对于这种想象的政治和伦理后果，保持着清醒的态度，既庄严又反讽，这也使得它具有一种“恶托邦”的色彩，或至少呈现出“乌托邦”与“恶托邦”实为一体两面的错综复杂的意识。
　　小说用幻想方式重提“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农场，主人公颜哲有感于时代激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决定借用科学的方法，来彻底地“除恶扬善”，建立真正的“乌托邦”。他的“乌托邦”世界的原型是蚂蚁社会，原来他的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父亲，是一位昆虫学家，曾留有一部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
　　颜哲的“乌托邦”理想是把有着种种自私劣根的国民改造成蚂蚁那样无私的新人。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在知青农场播撒蚁素，将其变成“乌托邦”的实验场。一时之间，整个农场上下，从农场干部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精神面貌全都焕然一新。每个人脸上挂着沉静的幸福的笑容，争先恐后地无私劳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人是颜哲的女友秋云，从有限度的视角出发，将特定的时代氛围与人物心理加以细腻的刻画。
　　小说叙述行进到此，将这个小型“乌托邦”实验场与整个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但我们不难发现，当颜哲和秋云在小心维护他们的实验成果时，整个中国其实不也正在经历一场改天换地塑造“新人”的大规模实验吗？小说在开头部分写到一位非洲访客，看到大跃进期间人民忘我劳动的情景后，感叹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诬蔑。”这番感叹放在故事发展脉络之中，真是令人唏嘘。
　　当颜哲的“乌托邦”实验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中国的“乌托邦”实验的缩影时，王晋康充分地展示出“蚁生”社会的各个面向，充满生机，但也不乏危机。整个叙述在走向一个宿命的结局，就是“乌托邦”的倾覆。有着自我反省力的颜哲，退出“蚁生”的世界，使新人们重返凡尘，各自回归或自私或无忌的本性。他留给秋云无限的记忆，也留给历史一个空白点：“乌托邦”的小规模实现，对应着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它骤然来临，旋即湮灭，但它的消亡灼烧出中国人精神历程中的一个难以弥合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