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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系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和文化特质，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国家运作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一书中，杨美慧教授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发现中国的“礼品经济”和关系网络建构了一种与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对关系资本主义、关系与腐败、关系式人情、女性在关系实践中的角色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为我们透析关系运作的逻辑提供了一个别样的视角。
关键词：关系学；礼物；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100-05
一、引言
“关系”是中国社会一个微妙而无法绕过的有趣话题，对关系的研究，学界从未间断过。而关系学的研究范畴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关系和礼物是分不开的，正如赵旭东所说，“关系的维系依靠的也是这种所谓的以礼物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它是不确定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馈赠，一种相互稳定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维系”。那么，“礼物”、“关系”为什么会引起学者们如此大的研究兴趣呢？关系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杨美慧（以下称杨）的回答是“关系学”之所以值得考察，是因为民间话语赋予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即民间的虚饰赋予其语义学的意义，一种展示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其《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以下简称《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正是用一种后现代式的方法，或者说诠释人类学的方法，以民间和官方话语中的关系的方言和辞汇为桥梁，从语义学的意义人手深入剖析关系运作的逻辑。
尽管都对“礼物”、“关系”有研究兴趣，但不同学者的切人不一样，对这些重要的观点和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关系”的逻辑，发现杨的作品与众不同的贡献所在。莫斯是第一位研究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家，他主要关注礼物回报的内在逻辑，通过追寻“什么原则使得收礼后必须回礼以及什么力量迫使受礼者回礼”？他提出了“礼物之灵”理论。马林诺斯基则通过对美拉尼西亚社会的研究，对莫斯的观点发出挑战，提出了曾占主导地位的马氏“互惠”原则。接着，来自亚洲的民族志研究对“互惠”原则提出了质疑，比如莱博若对日本“恩”礼的研究以及帕里对印度的“檀施”之礼的研究对“完全回报”的互惠原则提出了疑问。从以上线索可以看出，西方人类学对礼物研究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互惠原则、礼物的不可让渡性、礼物和商品的对立。在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侵袭下，“互惠”的关系原则进一步受到了挑战。礼物并不只是礼物，其真正魅力在于背后的关系意义之网，西方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的关系现象有着借鉴意义。
回顾中国的“礼物”和“关系”的研究，最经典的莫过于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他主要分析了乡村社会的礼物经济和关系网络，互惠原则和人情伦理，归纳出礼物交换的特征和作用。他根据礼物馈赠目的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区分了礼物的表达性和工具性，对人情的“扩展形式”进行了探讨。他对中国关系的研究在杨之前，其关注点却是中国城市之中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更是涉及了“关系资本主义的探讨”。
如果说莫斯关注的是礼物回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力量迫使受礼者做出回报——“礼物之灵”。阎云翔则运用人情中的互惠原则分析人情中的道德和情感，呈现出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杨美慧则通过礼物来探究关系学和国家再分配权力的关系，她把礼物和关系的伦理及逻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尤其是将它们与国家权力运作联系起来解释当代中国权力的多重运作。
二、杨美慧及《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1.简介
作者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前言里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内地的关系学实践，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两年时间对中国都市田野调查的结果，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译后语所述，该书力图呈现20世纪八九十年间，“关系”在中国社会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个人崇拜的背景当中去。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分析了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学者，杨的身份经历兼跨中西两种文化，因而使得她能够从“参与性观察”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虽然她提到“关系”展示了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但她讨论“关系”并不是为了从道德上谴责它，而是因为她意识到“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
杨的贡献在于她看到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特点。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涉及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它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情感及伦理特性。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因为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当事人的社会声誉。
2.评价
边燕杰曾总结出三种关系主义研究的理论模型：第一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关系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网络，代表人物是梁漱溟、费孝通、杨庆堃、金耀基等人。第二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关系的本质特征定义为“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它由美国学者魏昂德提出。第三种理论模型将关系本质特征定义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它由林南提出。边燕杰把杨对关系的观点归为第二种模型，认为其强调中国人之间能达到关系认同的根本点是工具性的实惠交换，实惠交换是关系成立和存在的原因，是关系交往的手段。 翟学伟则指出虽然此书采用了后现代式的研究方式，对关系的表现及其文化、政治、历史背景及社会变迁方面均有涉及，但此作品的不足是缺少研究框架，并带有“文革”结束不久的某些历史痕迹。对于带着“文革”结束不久的痕迹，这点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美慧本身，其调查的背景正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她难以避免的，而且其进入现场调查的过程亦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我们更应该看到她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对中国式关系的“洞见”的贡献。
当然本文并不认为杨对中国关系的剖析全都正确和到位，有些观点难免有些片面化。例如在杨看来，中国大陆日常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学或礼物经济同社会商品物质短缺有关，中国人所拥有的关系网使人们可以通过民间手段来表达，并把现代关系学的复兴定位为“文革”后的成果。挖掘出关系运作与物质是否丰腴的关系，这点确实是杨的洞见，但因此过于强调“文革”在关系学复兴中的作用似乎不太妥当。此外，杨在“干部”的例子所说的关于还人情的地方性解释让人有些费解。“讲人情”的逻辑可能确实对农村有很深的影响，但这个干部的案例似乎有些极端，中国农村的情况是复杂的，这种极端的案例并不具有普适性。而她所提到的这种“作为一种民间自我组织媒介的仪式”亦显得范式化了点。总之，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是不准确的，而仅以国企工作人员为访谈对象，可能会导致研究“失真”。
不过不管怎样，杨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有其独到的创见，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析中国式关系运作之逻辑。一本优秀的著作能够打动读者，它将激发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对话对于当地人的社会和学者将产生新的洞见和犀利的剖析。杨的作品正是提出了一些引发读者产生共鸣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杨所提出的一些有意义的洞见为线索，以其为镜，印证笔者对中国式关系运作的认识。
三、关系运作之反思
1.关系资本主义
“中国关系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儒教资本主义”，这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争议，从最开始的责难和非议到后来的反思。这种运作方式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自有其自身的价值。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独特，或者说“特殊主义化”，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介入以及中国核心文化的消融。尽管观点有些偏激，但杨确实提了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礼物经济穿透、颠覆并改造了资本主义，这一不同的景象又当如何？
另一个问题是，将资本主义引进中国，与礼物经济混合，难道真的会带来温情的一面，就失去了其剥削的一面而变得更有人性吗？当然，杨也说了，自己也不觉得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一定会更富人性化，只是应注意到是不是礼物经济会对资本主义也起到一定冲击作用。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关系”与资本主义的适应性问题。或许，资本主义引入中国带来的既不是关系的式微，也不是理想的温情状态，而是变本加厉的剥削和更多花样翻新的社会乱象。换言之，“关系”或者人情关系仅是便利资本主义的进入和适应而已，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性质。关系在“文革”时期的私人消费领域的关系确实“式微”了，但在一些需要权力庇护的特殊部门，关系的运作仍然少不了。
但不管怎样，“关系”文化定会冲击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理性法制资本主义及其各种运作原则。关系的运作是一个多重的、且不断变化的实践，它在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后在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安排中表现出韧性，会开拓出其新的运作空间。而且，研究者必须不怕艰难继续深入，找出“关系”在未来社会前进的方向中所发挥的作用。
2.关系与腐败
人们多把关系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把关系当做腐败的主要根源。“关系”具有某些难以界定的暖昧特征，许多中国人都熟谙关系学，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它的存在。关系学的公共话语中存在一个在恰当或不恰当的行为与绕过规章制度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一方面，关系腐败和行贿受贿的现象在改革中不断增加，导致普通民众怨恨满腹，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多次发生运动，着力打击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关系学的逻辑正体现着中国社会重视人情的文化特征。
在杨看来，“关系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贪污，因为在“关系”中义务、恩惠、互惠的个人品质和物质利益的活动同等重要。而且，不能单纯地以为法理科层体制完全取代关系就能遏制腐败。她甚至援引另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考虑到美国社会繁琐的法律秩序、昂贵的法律和诉讼费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系”社会是无效的社会。
除了杨本身的观点给我们反腐路线的启示外，她刺激我们要认清中国人民的腐败观和关系观。正如陈佩华等人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里面所述，中国人对腐败采取一种十分宽松和异常实际的态度：腐败只是获取的利益大大超过了人们私下可接受的界限。对关系的运作亦是如此暧昧：一方面对社会上由关系的运作所带来的不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被动的成为关系运作的主动建构者。
3.关系或人情：城市和农村之别
杨的另一个贡献便是清晰地提出了关系运作的城乡之别。在她看来，城市更偏向关系艺术，而农村更偏向人情礼物经济。关系艺术更男性化，起着对国家再分配权力、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它比人情更工具化、更强硬、更玩世不恭和政治化，适应了政治中的一些男性化特征。人情则更“女性化”，更人性化，带有自愿的性质。区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必要的，但杨的阐述还是有些范式化，关系和人情的实践在现实中并没有这么大的区别。
4.性别线索：女性在关系实践中的角色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便是杨关于中国社会关系建构中“阴柔的力量”的阐述。在关系实践中，女性扮演着很隐晦的角色。她在“龙船送礼”这个场景中提到了女性在相关的送礼形式中的实践，即表达对娘家的感情，保持和发展村内及血缘系统内的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她所说的“在城市中，性别在关系交换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内容”，因为她看重的不是什么性别从事关系运作，而是关系运作自身是什么性别。“龙船送礼”的情境描绘的是“人情”在农村的运作，在城市，强调的是关系交换本身，而关系相对于人情的女性化特质而言，则变成了阳刚的男性化。在杨调查的那个年代，城市关系运作中女性的角色还不是那么明显，但随着酒色文化的发展，女性“阴柔的力量”在关系运作中逐渐成为重要的一环。
四、结语
杨美慧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精辟的见解和想象空间，但不论如何，关系学的运作都在随着时代发展和不断演化。我们应该带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纷繁的日常线索中发现关系的实践逻辑，并反思其背后所被赋予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意义。此外，在看待关系的实践时，需要从批判中跳出来更加客观地看待它。关系的运作是多重的文化实践，我们既要看到其“表达性”的文化价值意义，也要看到其“工具性”的一面，面对不同的表现，应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关系学；礼物；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100-05
一、引言
“关系”是中国社会一个微妙而无法绕过的有趣话题，对关系的研究，学界从未间断过。而关系学的研究范畴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关系和礼物是分不开的，正如赵旭东所说，“关系的维系依靠的也是这种所谓的以礼物为基础的人情往来，它是不确定的，需要有持续不断的馈赠，一种相互稳定的关系才能够得到维系”。那么，“礼物”、“关系”为什么会引起学者们如此大的研究兴趣呢？关系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杨美慧（以下称杨）的回答是“关系学”之所以值得考察，是因为民间话语赋予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即民间的虚饰赋予其语义学的意义，一种展示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其《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以下简称《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正是用一种后现代式的方法，或者说诠释人类学的方法，以民间和官方话语中的关系的方言和辞汇为桥梁，从语义学的意义人手深入剖析关系运作的逻辑。
尽管都对“礼物”、“关系”有研究兴趣，但不同学者的切人不一样，对这些重要的观点和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关系”的逻辑，发现杨的作品与众不同的贡献所在。莫斯是第一位研究礼物交换的人类学家，他主要关注礼物回报的内在逻辑，通过追寻“什么原则使得收礼后必须回礼以及什么力量迫使受礼者回礼”？他提出了“礼物之灵”理论。马林诺斯基则通过对美拉尼西亚社会的研究，对莫斯的观点发出挑战，提出了曾占主导地位的马氏“互惠”原则。接着，来自亚洲的民族志研究对“互惠”原则提出了质疑，比如莱博若对日本“恩”礼的研究以及帕里对印度的“檀施”之礼的研究对“完全回报”的互惠原则提出了疑问。从以上线索可以看出，西方人类学对礼物研究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互惠原则、礼物的不可让渡性、礼物和商品的对立。在现代话语和实践的侵袭下，“互惠”的关系原则进一步受到了挑战。礼物并不只是礼物，其真正魅力在于背后的关系意义之网，西方的研究对我们探讨中国的关系现象有着借鉴意义。
回顾中国的“礼物”和“关系”的研究，最经典的莫过于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他主要分析了乡村社会的礼物经济和关系网络，互惠原则和人情伦理，归纳出礼物交换的特征和作用。他根据礼物馈赠目的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区分了礼物的表达性和工具性，对人情的“扩展形式”进行了探讨。他对中国关系的研究在杨之前，其关注点却是中国城市之中的礼物交换和人际关系，更是涉及了“关系资本主义的探讨”。
如果说莫斯关注的是礼物回报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样的力量迫使受礼者做出回报——“礼物之灵”。阎云翔则运用人情中的互惠原则分析人情中的道德和情感，呈现出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杨美慧则通过礼物来探究关系学和国家再分配权力的关系，她把礼物和关系的伦理及逻辑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尤其是将它们与国家权力运作联系起来解释当代中国权力的多重运作。
二、杨美慧及《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1.简介
作者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前言里说明，这本书的内容是中国内地的关系学实践，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利用两年时间对中国都市田野调查的结果，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把关系学的伦理和逻辑系统放在当代中国更广的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背景和联系之中来观察。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译后语所述，该书力图呈现20世纪八九十年间，“关系”在中国社会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个人崇拜的背景当中去。更具体地说，这本书分析了中国进入现代性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紧张且挫折重重的具体时刻里关系学的历史性复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国家权力僭越所有先前的机构制度的界限和文化的限制，主宰和统帅了整个社会秩序。
作为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华人学者，杨的身份经历兼跨中西两种文化，因而使得她能够从“参与性观察”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虽然她提到“关系”展示了其讽刺性意义的虚饰，但她讨论“关系”并不是为了从道德上谴责它，而是因为她意识到“关系学是一个窗口，可能为我展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模式的侧面”。
杨的贡献在于她看到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特点。关系学涉及礼品、赠品和宴请的交换，涉及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产生，它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情感及伦理特性。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负债”——因为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当事人的社会声誉。
2.评价
边燕杰曾总结出三种关系主义研究的理论模型：第一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关系的本质特征定义为家族亲情伦理的社会延伸网络，代表人物是梁漱溟、费孝通、杨庆堃、金耀基等人。第二种理论模型是将中国关系的本质特征定义为“特殊主义的工具性关系”，它由美国学者魏昂德提出。第三种理论模型将关系本质特征定义为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关系，它由林南提出。边燕杰把杨对关系的观点归为第二种模型，认为其强调中国人之间能达到关系认同的根本点是工具性的实惠交换，实惠交换是关系成立和存在的原因，是关系交往的手段。 翟学伟则指出虽然此书采用了后现代式的研究方式，对关系的表现及其文化、政治、历史背景及社会变迁方面均有涉及，但此作品的不足是缺少研究框架，并带有“文革”结束不久的某些历史痕迹。对于带着“文革”结束不久的痕迹，这点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杨美慧本身，其调查的背景正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她难以避免的，而且其进入现场调查的过程亦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我们更应该看到她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对中国式关系的“洞见”的贡献。
当然本文并不认为杨对中国关系的剖析全都正确和到位，有些观点难免有些片面化。例如在杨看来，中国大陆日常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学或礼物经济同社会商品物质短缺有关，中国人所拥有的关系网使人们可以通过民间手段来表达，并把现代关系学的复兴定位为“文革”后的成果。挖掘出关系运作与物质是否丰腴的关系，这点确实是杨的洞见，但因此过于强调“文革”在关系学复兴中的作用似乎不太妥当。此外，杨在“干部”的例子所说的关于还人情的地方性解释让人有些费解。“讲人情”的逻辑可能确实对农村有很深的影响，但这个干部的案例似乎有些极端，中国农村的情况是复杂的，这种极端的案例并不具有普适性。而她所提到的这种“作为一种民间自我组织媒介的仪式”亦显得范式化了点。总之，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是不准确的，而仅以国企工作人员为访谈对象，可能会导致研究“失真”。
不过不管怎样，杨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有其独到的创见，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析中国式关系运作之逻辑。一本优秀的著作能够打动读者，它将激发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一对话对于当地人的社会和学者将产生新的洞见和犀利的剖析。杨的作品正是提出了一些引发读者产生共鸣以及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杨所提出的一些有意义的洞见为线索，以其为镜，印证笔者对中国式关系运作的认识。
三、关系运作之反思
1.关系资本主义
“中国关系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儒教资本主义”，这引发了国内外很多学者的争议，从最开始的责难和非议到后来的反思。这种运作方式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自有其自身的价值。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之所以如此独特，或者说“特殊主义化”，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介入以及中国核心文化的消融。尽管观点有些偏激，但杨确实提了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礼物经济穿透、颠覆并改造了资本主义，这一不同的景象又当如何？
另一个问题是，将资本主义引进中国，与礼物经济混合，难道真的会带来温情的一面，就失去了其剥削的一面而变得更有人性吗？当然，杨也说了，自己也不觉得礼物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一定会更富人性化，只是应注意到是不是礼物经济会对资本主义也起到一定冲击作用。这个问题的核心便是“关系”与资本主义的适应性问题。或许，资本主义引入中国带来的既不是关系的式微，也不是理想的温情状态，而是变本加厉的剥削和更多花样翻新的社会乱象。换言之，“关系”或者人情关系仅是便利资本主义的进入和适应而已，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剥削性质。关系在“文革”时期的私人消费领域的关系确实“式微”了，但在一些需要权力庇护的特殊部门，关系的运作仍然少不了。
但不管怎样，“关系”文化定会冲击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理性法制资本主义及其各种运作原则。关系的运作是一个多重的、且不断变化的实践，它在中国引进资本主义后在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安排中表现出韧性，会开拓出其新的运作空间。而且，研究者必须不怕艰难继续深入，找出“关系”在未来社会前进的方向中所发挥的作用。
2.关系与腐败
人们多把关系和腐败联系在一起，把关系当做腐败的主要根源。“关系”具有某些难以界定的暖昧特征，许多中国人都熟谙关系学，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它的存在。关系学的公共话语中存在一个在恰当或不恰当的行为与绕过规章制度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一方面，关系腐败和行贿受贿的现象在改革中不断增加，导致普通民众怨恨满腹，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多次发生运动，着力打击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关系学的逻辑正体现着中国社会重视人情的文化特征。
在杨看来，“关系学”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贪污，因为在“关系”中义务、恩惠、互惠的个人品质和物质利益的活动同等重要。而且，不能单纯地以为法理科层体制完全取代关系就能遏制腐败。她甚至援引另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考虑到美国社会繁琐的法律秩序、昂贵的法律和诉讼费用，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关系”社会是无效的社会。
除了杨本身的观点给我们反腐路线的启示外，她刺激我们要认清中国人民的腐败观和关系观。正如陈佩华等人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里面所述，中国人对腐败采取一种十分宽松和异常实际的态度：腐败只是获取的利益大大超过了人们私下可接受的界限。对关系的运作亦是如此暧昧：一方面对社会上由关系的运作所带来的不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被动的成为关系运作的主动建构者。
3.关系或人情：城市和农村之别
杨的另一个贡献便是清晰地提出了关系运作的城乡之别。在她看来，城市更偏向关系艺术，而农村更偏向人情礼物经济。关系艺术更男性化，起着对国家再分配权力、对日常生活精细的调节和限制的颠覆和破坏作用，它比人情更工具化、更强硬、更玩世不恭和政治化，适应了政治中的一些男性化特征。人情则更“女性化”，更人性化，带有自愿的性质。区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必要的，但杨的阐述还是有些范式化，关系和人情的实践在现实中并没有这么大的区别。
4.性别线索：女性在关系实践中的角色
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便是杨关于中国社会关系建构中“阴柔的力量”的阐述。在关系实践中，女性扮演着很隐晦的角色。她在“龙船送礼”这个场景中提到了女性在相关的送礼形式中的实践，即表达对娘家的感情，保持和发展村内及血缘系统内的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她所说的“在城市中，性别在关系交换中并不是一个突出的内容”，因为她看重的不是什么性别从事关系运作，而是关系运作自身是什么性别。“龙船送礼”的情境描绘的是“人情”在农村的运作，在城市，强调的是关系交换本身，而关系相对于人情的女性化特质而言，则变成了阳刚的男性化。在杨调查的那个年代，城市关系运作中女性的角色还不是那么明显，但随着酒色文化的发展，女性“阴柔的力量”在关系运作中逐渐成为重要的一环。
四、结语
杨美慧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精辟的见解和想象空间，但不论如何，关系学的运作都在随着时代发展和不断演化。我们应该带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纷繁的日常线索中发现关系的实践逻辑，并反思其背后所被赋予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意义。此外，在看待关系的实践时，需要从批判中跳出来更加客观地看待它。关系的运作是多重的文化实践，我们既要看到其“表达性”的文化价值意义，也要看到其“工具性”的一面，面对不同的表现，应从不同的视角来分析关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