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炳元，国家一级作曲，历任陕西爱乐乐团团长、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现任陕西赵季平音乐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陕西省交响乐协会会长，曾获得第二届“陕西最具文化影响力十大杰出成就人物”称号。2018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崔炳元音乐作品集》（套装版），并与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和陕西省交响乐协会在西安联合举办了“乐章焕炳，音动始元”新书发布会。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也得以借此机会，与崔炳元先生坐下来，好好聊聊他的作品、他的人生。

“歌王”王洛宾的作曲助理

　　崔炳元出生于辽宁，两三岁时由于父母的工作关系，全家一起迁居包头。之后，他又随父母辗转去过吉林、甘肃、西宁、嘉峪关、江西等地。参加工作后，崔炳元被分配到了工厂的车间做一名电线维修工，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坐车到茫茫戈壁上去架线。这样的工作无疑太辛苦了，年轻的崔炳元迫切地希望换一份工作，改善一下环境。那么，换什么工作呢？他想到了文藝单位，他十岁学习手风琴，音乐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梦想。说干就干，他一连报考了好几家文艺团体，但是都失败了，因为每个文艺团体中基本上都有几个人会拉手风琴，人家不再需要这个乐器了。那怎么办呢？后来，经过一个专业老师的指点，“一般的文艺团体都缺中提琴”，崔炳元从零基础开始学起了中提琴。

　　1978年底，二十岁刚出头的崔炳元顺利考入了兰州军区歌舞团，在交响乐团中担任中提琴手。这仿佛为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他发现音乐的海洋是如此广袤、浩瀚，立即如饥似渴地学习了起来。由于早前是拉手风琴出身，如今又整天泡在乐队里，崔炳元对管弦乐思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闲暇时间自学了作曲“四大件”——和声、复调、配器、曲式，有时自己也会改编一些四重奏作品“玩票”。歌舞团经常要演出大量的声乐作品，交响乐队为其伴奏必须得有总谱，虽然乐团的创作组有几位作曲老师专门负责总谱的编配，但有时候时间紧、任务多，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时，崔炳元便被顶替了上去。

　　崔炳元第一次正儿八经地为交响乐团写配器时的情景，他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次，歌舞团的王士坤老师写了一部话剧，因为急着交稿，配乐部分他只写了钢琴缩谱，来不及配器了。他知道崔炳元平时会写写弄弄，便问他：“你能不能帮我配几段？”虽然心里没什么底，但崔炳元还是答应试一下。接着，让他一辈子难忘的时刻就到来了——乐队演奏了他配的总谱之后，指挥撂下指挥棒，问崔炳元：“你觉得怎么样？”当时在军队，回答指挥问题时要起立，崔炳元站起来后，只觉得自己的心脏颤动不已，快要蹦出来了，那种激动又迷离的感觉导致他眩晕了好几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乐队演奏的，真的是出自我的手吗？”直到身旁的一个乐手拉了拉他的衣服，他才回过神来，赶紧回答道：“谢谢指挥，没有问题。”——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就像是核电站的一粒原子，虽然还没裂变，但是储备了、存留了……

　　万事开头难，有了这第一次之后，崔炳元就像“入了道”一样，疯狂地配起了曲，手法越来越熟练，最多的一年甚至配了一百多首乐曲。他曾经创造过一个通宵配出演奏时长约七八分钟的作品的记录，他们团里有人便开玩笑地称他为“缝纫机”，寓意他写谱子就像缝纫机工作时那么快。崔炳元配曲不但速度快，质量也有保证。他善于创新，简简单单的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他配了很多个版本，有民乐队版的、管弦乐队版的、小乐队版的，甚至还有给不同演员唱的不同调的版。那一次，因为编配有功，他被乐团授予了“团嘉奖”，仅次于“立三等功”。
　　在兰州军区歌舞团工作期间，崔炳元和“歌王”王洛宾的一段交往，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1979年4月，为了创作一部歌剧，兰州军区歌舞团把当时刚刚出狱、尚未完全平反的王洛宾从新疆军区请来担任作曲。组织上为王洛宾挑选了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生活，帮他洗衣服、打饭等；另一位负责业务，帮他配器、抄抄写写等。崔炳元便幸运地成为了那个负责王洛宾业务的助理。那一年多中，崔炳元跟随王洛宾走过许多山村田野，目睹了这位精神导师对民间艺术的赤诚痴迷。
　　不过，由于当时崔炳元的人生阅历有限，他对王洛宾的感觉仅止于仰慕与感动。几年后，他才幡然醒悟道，当时接触王洛宾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件事，后者已在潜移默化中对他的艺术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如何在价值判断上看待、尊重民族民间音乐；第二，对于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来说，其审美选择决定了其艺术道路的格局；第三，王洛宾做人纯真，目标明确、执着，身上闪耀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正是这样的品质为他带来了一种专业上的坚定与持久。这几个后知后觉的、“反刍”般的醒悟，让崔炳元觉得自己能够遇到包括王洛宾在内的很多老一辈纯粹、正直、有良知的音乐家，实在是太幸运了。

拜师金湘，建立多声音乐思维

　　正是因为在兰州军区歌舞团有了这样大量的配器锻炼，崔炳元对音响感知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初步建立了乐谱、眼睛、耳朵、音响效果即时互换的能力。“我写的谱子，至少在兰州军区歌舞团的交响乐队中演奏出来是什么声音，我一看就能知道。”这时，他渴望进一步的学习，于是申请去专业音乐学院深造，得到了歌舞团领导的批准。

　　1985年，二十九岁的崔炳元来到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师从金湘教授。金湘是中国乐坛上的风云人物，他创作的歌剧《原野》是国际公认的第一部叩开西方歌剧宫殿大门的东方歌剧，也是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引进并公演的第一部中国歌剧。金湘的教导让崔炳元终生受益。“虽然以前对多声有着尊崇，但我的多声思维还没有建立，写的东西过于平面化，而金湘老师砸碎了我原有的单线条思维，帮助我比较稳定地建立了自己的多声思维。”更重要的是，金湘还使崔炳元在建立音乐审美能力方面有了里程碑式的改变。“他告诉了我，什么是好的东西，什么可能不太好。我们以前对中国式的音乐审美往往停留在歌舞层面，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文人雅士们的音乐，了解了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民俗音乐几者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之前作为部队里的一员，崔炳元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宣传”特质比较浓厚，而现在，他在作品中加入了更多抒发个人情怀的内容。
　　跟随金湘老师的这两年学习，对崔炳元来说是蜕变式的、脱胎换骨的，但同时也是地狱式的、近乎残酷的。金湘的个性在乐界闻名，他的脾气非常火爆，有时甚至严苛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有一次，崔炳元写了一首钢琴奏鸣曲，金湘觉得连接部不太好，但又不肯直接告诉他到底哪里不好，想让他自己发现问题。崔炳元老实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哪里不好。”金湘又弹了一遍，问他：“真不知道？”“真不知道。”金湘勃然大怒：“你个笨蛋，洗菜去！”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啊，崔炳元哪敢不听，只得乖乖地去洗菜了。洗着洗着，突然，他领悟到了：好像是那两个音的过渡有点生硬。洗完菜，他拿着谱子向老师请教，金湘立刻转怒为喜：“答对了！中午一块儿吃饭！”……
　　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崔炳元成为了一位职业作曲家。他非常多产，创作了交响乐、室内乐、戏剧音乐、影视作品等多种体裁与题材。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将豪放、雄浑、悲怆、大气、苍凉的西北民族特质一股脑儿地倾泻在近三百部作品中。他的交响组曲《大唐》自2005年开始在西安大雁塔北广场随喷泉播放三千余次，成为了西安的标志性音乐；《丝路长安》《炎黄颂》《九曲秧歌黄河阵》等管弦乐作品曾由捷克爱乐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等在各地上演；钢琴组曲《西藏素描》在文化部、中国音协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音乐评奖”中一举夺魁，成为中外钢琴家的保留曲目，并多次被录制成唱片；他的《天地社火》应邀参加了英国爱丁堡军乐节和俄罗斯莫斯科军乐节。
　　谈到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崔炳元表示，首先是要有感悟能力。“对有形、有声、有色的外部事物，以及对无形、无声、无色的内在哲理性的思考，都应该成为一个职业作曲家创作灵感可能产生的沃土。”其次是坚持阅读。“书中自有黄金屋，一个人再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前人留下来的所有文明都亲自体验一回，而阅读能让你设身处地地和作者一道呼吸，感受作者提供的语境。”第三就是走向生活，走向民间。“现在的采风，主要是指体验那个地区、民族的精神世界、思维方式、审美取舍和价值取向，了解他们对于当前世界的态度，特别是那些符合人类共同命运的东西。”

《崔炳元音乐作品集》（套装版）

　　此次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崔炳元音乐作品集》，涵盖了作曲家的四部作品——歌剧《貂蝉》、咏颂交响套曲《唐诗之路》、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第一管弦乐组曲《内蒙古民歌六首》。它们均是崔炳元近年来的委约作品，风格亲切朴实，技法丰富多彩，在全国各地演出了六十余场，产生了广泛影响。
　　由甘肃省歌剧院委约的歌剧《貂蝉》是崔炳元创作的第一部歌剧。其中，他运用了秦腔苦音的基本素材作为貂蝉的形象，用了秦腔的“黑头”（花脸唱腔的俗称）作为董卓的形象，创造了一个非常明亮的主题给吕布，又写了一个比较阴暗、纠结的主题给王允。这四个主题的设计，有点像瓦格纳的“主导动机”，是对剧中每个人物性格最集中的体现。不过，崔炳元自认它的音乐在表现人物性格方面还不够到位。“音乐多多少少展开得有点儿不够，大家能明白是这个意思，但是感觉不过瘾。如果音乐能够沿着这个人物性格再往前走一点，再把他的个性展开得充分一点，就会更好了。”

　　咏诵交响套曲《唐诗之路》由浙江交响乐团和新昌市委宣传部共同委约，形式上类似于合唱交响曲或清唱剧。它由序曲、终曲以及四个乐章构成，包括人声独唱、合唱及吟诵，总时长约七十分钟。作品的歌词选用了唐朝十六位诗人的十七首诗，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江南好》、杜甫的《壮游》、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等。在音乐创作上，崔炳元运用了浙东一带的越剧、绍剧、高腔等地方戏曲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元素，并加入了笛子、古筝、中阮等中国民族乐器。作为将管弦乐演奏、声乐演唱以及唐诗吟诵有机地融于一体的交响乐演出，《唐诗之路》为国内首创，它兼具细腻与大气，磅礴中带有一丝温柔，如同一部庞大的“穿越”史诗，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与情感。
　　“唐诗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浙江省新昌县文史馆的竺岳兵先生提出的，在他看来，这是一条自杭州钱塘江南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镇）起始，经绍兴镜湖至曹娥江，再沿新昌的沃江溯流而上，过天姥，到天台山石梁飞瀑，全长约一百九十公里的路。那么，“诗”怎么会和“路”联系在一起呢？原来，唐代诗人因仰慕六朝文化沿路走来，在这条路上流连忘返、吟咏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四百多位诗人在浙东留下过踪迹，创作了跟这一带地理环境有关的诗歌一千多首，其中包括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还有“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骆宾王，“饮中八仙”中的贺知章、崔宗之，“中唐三俊”的元稹、李绅、李德裕等。

　　崔炳元介绍道，《唐诗之路》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些非常有名的唐诗串联起来，这些唐诗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比如说，他把赞美江南好的诗构成一个乐章——“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接着，他把描述古代知识分子潇洒的、带有魏晋风骨品格的诗集中到一个乐章——“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他把和道、佛两家有关的诗放在一个乐章——“十里松门国清路，饭猿台上菩提樹。怪来烟雨落晴天，元是海风吹瀑布。”因此，他是用音乐来架构整部作品，而不是被诗牵着鼻子走的。
　　交响组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主题素材来自刘峰作曲的歌曲。在这部作品中，崔炳元运用了西方交响乐的方法来处理中国民歌素材，使其既具有史诗般的气魄，又有着迷人的民族风情，美妙而动听。在崔炳元看来，很多所谓改编成交响乐的民歌作品，只是把民歌重新“编配”了一下。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把民歌改编成交响乐”呢？“就是把民歌的旋律撕开了以后，用交响乐的思维方式将它贯穿到所有声部中，但还是能看到那些民歌的影子。”他甚至改变了有些民歌的结束音，“比如原来很四平八稳的结束音，我把它改得更有动力了，好像继续往前走似的，这样就有了变奏的可能了”。
　　在如此中西融合的作曲过程中，崔炳元认为最困难的一点是改变民歌原有的收拢性。“有时候，你把旋律一撕开，那些对旋律非常执着的人会认为这太难听了，你把旋律给改了。所以，要让那些‘顽固’的人觉得改编版反而比原作更好听了，这是最大的挑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变和声可能是一种方式，但崔炳元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改变和声只不过是让音乐的色彩变了一点儿，但实质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他的办法是用从原来旋律的基因上长出来的新旋律，去否定前面的旋律。“用旋律的办法去改造旋律，见招拆招，解决原有旋律过于收拢性的特点，这样就能使音乐变得更加丰富了。”

　　前不久，崔炳元刚刚完成一部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的创作，而他手中的委约也已经排到了2019年。虽已过耳顺之年，却经常可以连续写上四五个小时而不知疲倦的他，究竟是如何保持这么旺盛的体力和创作力呢？崔炳元说，自己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平时，他会尽量早睡、早起，远离烟酒，他会尽可能多时间地独处、放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学习可以让你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渴望，有了这种渴望，身体自然而然地就服从于我这个创作的总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