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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云集和名人亲属及不得志老干部栖身之所
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20年，其间接触到不少人物，很有特点。一类是馆领导和知名专家。因为上海图书馆在世界上地位较高，所以馆长、副馆长一般都是各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刚去时馆长是任鸿隽，有专车和专职司机，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去世后接任馆长是顾廷龙，古籍版本专家，他是苏州人，不善表达。副馆长是严独鹤，原来是报刊图书馆馆长，是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他孙女后来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位副馆长李芳馥，老的图书馆学专家，原来是人民图书馆的。另一位是郭学群，化学专家，原来是科技图书馆的。这些副馆长基本上不管事，管事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文革”中这些馆长、副馆长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打倒。从他们的身份看，上海图书馆的地位很高。
第二类我所接触的人，同中国名人有关系，他们多是知名人物的亲属，在书目部有3人。我刚到上图时见到一老者，似曾相识，人家叫他林老，本名林知渊，他原是国民党少将，属于福建海军系统，原来是陈绍宽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海军中的福建派进行排挤，所以大陆解放时他没走，后来参加了民革，1957年被划为“右派”，摘帽后调到上图。一位是黄维的夫人蔡若曙，同我在一个部门，她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神经也不太正常，这是当年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后因为焦虑和紧张引起的。她写的字非常漂亮。后来黄维被特赦，她去了北京。还有一位叫汤兆珪，她是梁鸿志的小老婆，住在慈惠南里，一直住到“文革”开始。这个人很聪明，善于保护自己，“文革”时很注意向年轻的造反派示好，所以没遭到批斗。外文采编部有一位是叶公超的妹妹，叫叶崇德，后来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文革”中上图因此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说明上图很奇怪，是近代一些历史人物亲属的安身之地。
我在上图还接触到的一些革命老干部，像读者部（俗称阅览部）主任陆震，是新四军老同志；另一位徐剑，也是新四军老同志，曾当过办公室、书目部主任；李光铎，也是部队老同志，曾任采购部主任（科级）。另两位组级干部，一位叫王甦，一位叫万清玉，后来是离休干部，也是部队过来的，他们同我关系非常好。现在陆、徐、王都去世了。实际上他们在党内不得志，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上图在社会上的作用。
我和柯庆施“钦点”的右派苗立沉结为好友
我在上图期间同我接触多，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同我友情很深的，有几位人物。
一位是苗力沉，他1921年出生，河南洛阳人，比我大7岁，笔名之真。他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总政和军委两考察团团员、中央敌伪研究室研究员等，1946年2月，延安新华社为加强广播力量，调他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担任编辑。1948年9月12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开始试播，成立了以周新武、苗力沉、陈浩天、王元石、华坚、孙卫山等7人为委员的管理委员会，周新武和苗力沉为正、副主任，苗力沉还兼编辑主任。解放战争时他先在山东，后随部队一路南下，5月23日进上海，由周新武带领他们接收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的国民党电台后，用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义对外进行广播，这时周是台长，苗是副台长。同时他俩也是后来上海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正副处长。1955年9月22日周调北京，苗任台长，当时的任命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他还是中共上海市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跟踪国外电视发展的信息，酝酿在上海创建电视台，当年8月2日，身为台长的苗力沉和副台长陈浩天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报告，申请筹建上海电视台，还编制出了《上海电视台设计任务书》草案，提出要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电视发射设备。1957年7月26日，苗力沉又会同副台长陈浩天向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正式提出建立上海电视台的方案，这个计划当时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的支持，被纳入市政建设规划。正当各项工作展开之际，“反右”运动开始，苗力沉、陈浩天遭到批判，下放劳动，上海电视台的筹建工作也因此陷入停顿状态，不然上海电视台的诞生会早几年。
苗力沉性格脾气急躁，因为参加革命早，平时常摆老资格的派头，“反右”运动中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很清楚，没有历史问题，同时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保他，但是后来弄到柯庆施那里就不行了。柯庆施在一次市里召开的会议上说，苗力沉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因为柯庆施对苗所主张的电台节目搞多样化十分反感。由此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1958年被补划的一般都是大右派。他的副手陈浩天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苗力沉被开除党籍，送去劳动改造，老婆也因此同他离婚。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调到上图，到书目部的报刊索引组。我记得很清楚，他头天来上班时，披着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派头。后来在学习时我慢慢同他熟悉。凡是小组学习他必发言。
我对苗十分尊重，调来时他是10级干部。因他是河南人，同山西邻近，我俩的饮食习惯相近，他不吃米饭，只吃馒头，总是备有大蒜头，所以我同他一见如故。我因为同他感情上很接近，故后来逐渐知道他的历史，一直感到把他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并不认为他是反党，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右派来看待。在编报刊索引时，他有一创见，自编了一个报刊索引分类表，戏称苗氏分类表，他还将有关内容写成论文，登在刊物上供大家讨论，后来真有人写文章同他商榷。后来他又结婚，找了一个老工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女儿是北师大生物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某生物研究所，他續妻有个儿子。他业务上很钻研，他搞的报刊索引分类表蛮有政治水平，在上图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整，挨批斗，被打，关牛棚，什么都挨到了，但这都没有搞倒他，因他出身农民，身体底子好，他在夏收割麦时动作飞快，挑担比我们挑得还多。那时每天下班前造反派押他到上图门口跪在那里，向过路的革命群众请罪。有一年三秋下乡劳动，他和我分在一个组，他是组内主要劳动力，干活主力，当时他已50来岁，但是比我们青年人干得好，大家对他的体力特别佩服，他什么活都能干，而且不怕脏不怕累。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上我都佩服他，生活习惯我们也相近，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无所不谈，“文革”中我被列为“狗崽子”，我于心不甘，他被批判，也于心不甘，所以我同他心心相印。他从不把我当外人，一直视我为小兄弟。
“文革”后期我一度调到上海工人政治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我又从工人政治学校回到上图书目部书目组，编各种专题索引。回来后对我政治上的压力基本没有了，但无形的压力仍然存在，时时刻刻存在。书目部有五六个人，主角是苗力沉，包括我，其余都是老知识分子，是搞古籍、俄文的，每天午饭后我们在一起散步，开始是偶尔散步，后来成了约定，每次沿着南京路、西藏路到人民广场，再沿黄陂路回来。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进行串联和交流，交流有关政治形势的消息并进行议论。不久被上图同事注意到了，有消息漏出来工军宣队内部说我们这组政治谣言甚多，但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老百姓私底下都担心形势怎么发展。有一次我们走到人民广场，我同苗力沉悄悄地说，你在延安呆过，叶帅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叶帅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我说：“你让我像吃了一个秤砣一样，我的心定了。”当时大家都寄希望于叶帅。果然，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苗的判断非常正确。
“四人帮”被粉碎后苗力沉得到改正，恢复原来的级别，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在落实政策时他还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1985年他离休。我在上图从1963年干到1980年，离开上图前，曾向他征询意见，去复旦分校帮助筹建档案专业是否好，他说应该去，全力支持我。我们后来一直保持密切往来。后来他患了癌症，住进了华东医院高干病房，我去看他，曾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2005年的一天，市委统战部周箴副部长告诉我，统战部部务会议已经过讨论，想让我到上海市文史馆去当馆员，随即我就到华东医院去看苗力沉，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但我俩有一段特别的对话，至今仍印在我脑海里。我对他说：如果你能听清楚我的话，你就眨眨眼，他马上眨了下眼睛。我说统战部领导让我去文史馆，我看到他又眨了下眼，脸上露出微笑。这是我俩最后的一次见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现在我家里还养着一株植物，终年碧绿，这是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在他病房里放着的他女儿养的一盆植物，我和另一个朋友看这植物很有韵味，就各摘了一小片，带回家养着，至今活着，这是他生前所喜欢的，也算是寄托我对他的怀念。他去世后他女儿邀请我和一个朋友帮助编辑《苗力沉文集》，至今尚未完成，我的心愿是一定要完成这件事。
因组织聚会多惹祸上身的朱济忍
另一位同事朱济忍，给我印象也非常深，他也是个喜欢强烈表现自己的人，在上图的老同志中无人不知，他1962年来到上图，也在书目资料组，他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20年代留日，30年代入党，解放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任处长，他对旧上海很熟悉，是大少爷出身，他夫人是上海美术馆副馆长，住在枕流公寓。他性格开放，喜欢强烈表现自己，加上他资格老，我们学习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洗耳恭听，听苗力沉和他发言。当时正好学习新华社发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每次他们都是高谈阔论，成为学习的主角。书目部学习在上图出名，就是因为有他们俩。他来上图后不把自己当成右派，完全是老革命。他同我关系很好，因他同我舅徐大可在解放前是一个支部。他喜欢同大家交往，经常在家里举行酒会，准备了西点冷菜饮料，邀请书目部的老同志到他家去，一个常客是苗力沉，还有几个老知识分子，一个是顾颉刚的学生，还有我们这批大学生，十来个人。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去新疆支边，我们都去欢送。这样的聚会搞了好多次，“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说在老反革命老右派家中搞聚会，被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是骨干之一，凡是去过的都被贴了大字报。当时确实是聚会，但没有什么所谓的反革命罪行。1969年、1970年有一天，上面通知馆里工作人员集中在一个大阅览室，可坐二三百人，举行批判反革命分子朱济忍大会，通知我坐在第一排，我在私底下偷偷同苗力沉讲，看来今天要大家进行揭发，我俩千万不能上台，要想办法逃避。我估计这个会不是上图自己搞的，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搞他，因他平时口无遮拦。那天公检法都有人来，会议第一项议程是群众对朱进行揭发批判，一开始又是我那同学上去揭发，他一口浙江慈溪方言，形象也不好，一副佝僂的样子。这个人人品不好，这已经是第三次表演了，他的发言空洞无物，我印象中除了他没有第二人发言，就宣布将大特务老反革命予以逮捕。他曾知道蓝苹的历史，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夫人不久也去世，后来听说他没有死在监狱里，在上图公开逮捕的只有他一人。他被逮捕后，所谓“裴多菲俱乐部”的事情也就告一段落。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武重年口述历史》，该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口述者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人为上海档案馆研究馆员）
我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20年，其间接触到不少人物，很有特点。一类是馆领导和知名专家。因为上海图书馆在世界上地位较高，所以馆长、副馆长一般都是各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刚去时馆长是任鸿隽，有专车和专职司机，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去世后接任馆长是顾廷龙，古籍版本专家，他是苏州人，不善表达。副馆长是严独鹤，原来是报刊图书馆馆长，是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文人，他孙女后来是我的学生。还有一位副馆长李芳馥，老的图书馆学专家，原来是人民图书馆的。另一位是郭学群，化学专家，原来是科技图书馆的。这些副馆长基本上不管事，管事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副馆长。“文革”中这些馆长、副馆长都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打倒。从他们的身份看，上海图书馆的地位很高。
第二类我所接触的人，同中国名人有关系，他们多是知名人物的亲属，在书目部有3人。我刚到上图时见到一老者，似曾相识，人家叫他林老，本名林知渊，他原是国民党少将，属于福建海军系统，原来是陈绍宽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对海军中的福建派进行排挤，所以大陆解放时他没走，后来参加了民革，1957年被划为“右派”，摘帽后调到上图。一位是黄维的夫人蔡若曙，同我在一个部门，她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神经也不太正常，这是当年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后因为焦虑和紧张引起的。她写的字非常漂亮。后来黄维被特赦，她去了北京。还有一位叫汤兆珪，她是梁鸿志的小老婆，住在慈惠南里，一直住到“文革”开始。这个人很聪明，善于保护自己，“文革”时很注意向年轻的造反派示好，所以没遭到批斗。外文采编部有一位是叶公超的妹妹，叫叶崇德，后来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文革”中上图因此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说明上图很奇怪，是近代一些历史人物亲属的安身之地。
我在上图还接触到的一些革命老干部，像读者部（俗称阅览部）主任陆震，是新四军老同志；另一位徐剑，也是新四军老同志，曾当过办公室、书目部主任；李光铎，也是部队老同志，曾任采购部主任（科级）。另两位组级干部，一位叫王甦，一位叫万清玉，后来是离休干部，也是部队过来的，他们同我关系非常好。现在陆、徐、王都去世了。实际上他们在党内不得志，这也或多或少影响上图在社会上的作用。
我和柯庆施“钦点”的右派苗立沉结为好友
我在上图期间同我接触多，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同我友情很深的，有几位人物。
一位是苗力沉，他1921年出生，河南洛阳人，比我大7岁，笔名之真。他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后任总政和军委两考察团团员、中央敌伪研究室研究员等，1946年2月，延安新华社为加强广播力量，调他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担任编辑。1948年9月12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开始试播，成立了以周新武、苗力沉、陈浩天、王元石、华坚、孙卫山等7人为委员的管理委员会，周新武和苗力沉为正、副主任，苗力沉还兼编辑主任。解放战争时他先在山东，后随部队一路南下，5月23日进上海，由周新武带领他们接收了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上的国民党电台后，用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名义对外进行广播，这时周是台长，苗是副台长。同时他俩也是后来上海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正副处长。1955年9月22日周调北京，苗任台长，当时的任命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他还是中共上海市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跟踪国外电视发展的信息，酝酿在上海创建电视台，当年8月2日，身为台长的苗力沉和副台长陈浩天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报告，申请筹建上海电视台，还编制出了《上海电视台设计任务书》草案，提出要自己动手设计制造电视发射设备。1957年7月26日，苗力沉又会同副台长陈浩天向中共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正式提出建立上海电视台的方案，这个计划当时得到了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的支持，被纳入市政建设规划。正当各项工作展开之际，“反右”运动开始，苗力沉、陈浩天遭到批判，下放劳动，上海电视台的筹建工作也因此陷入停顿状态，不然上海电视台的诞生会早几年。
苗力沉性格脾气急躁，因为参加革命早，平时常摆老资格的派头，“反右”运动中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没有被打成右派，因为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很清楚，没有历史问题，同时当时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保他，但是后来弄到柯庆施那里就不行了。柯庆施在一次市里召开的会议上说，苗力沉不当右派谁当右派，因为柯庆施对苗所主张的电台节目搞多样化十分反感。由此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1958年被补划的一般都是大右派。他的副手陈浩天则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与此同时苗力沉被开除党籍，送去劳动改造，老婆也因此同他离婚。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1963年调到上图，到书目部的报刊索引组。我记得很清楚，他头天来上班时，披着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派头。后来在学习时我慢慢同他熟悉。凡是小组学习他必发言。
我对苗十分尊重，调来时他是10级干部。因他是河南人，同山西邻近，我俩的饮食习惯相近，他不吃米饭，只吃馒头，总是备有大蒜头，所以我同他一见如故。我因为同他感情上很接近，故后来逐渐知道他的历史，一直感到把他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并不认为他是反党，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右派来看待。在编报刊索引时，他有一创见，自编了一个报刊索引分类表，戏称苗氏分类表，他还将有关内容写成论文，登在刊物上供大家讨论，后来真有人写文章同他商榷。后来他又结婚，找了一个老工人，过普通人的生活。他女儿是北师大生物专业毕业，分配到上海某生物研究所，他續妻有个儿子。他业务上很钻研，他搞的报刊索引分类表蛮有政治水平，在上图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文革”开始后他又被整，挨批斗，被打，关牛棚，什么都挨到了，但这都没有搞倒他，因他出身农民，身体底子好，他在夏收割麦时动作飞快，挑担比我们挑得还多。那时每天下班前造反派押他到上图门口跪在那里，向过路的革命群众请罪。有一年三秋下乡劳动，他和我分在一个组，他是组内主要劳动力，干活主力，当时他已50来岁，但是比我们青年人干得好，大家对他的体力特别佩服，他什么活都能干，而且不怕脏不怕累。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上我都佩服他，生活习惯我们也相近，我和他的关系很融洽，无所不谈，“文革”中我被列为“狗崽子”，我于心不甘，他被批判，也于心不甘，所以我同他心心相印。他从不把我当外人，一直视我为小兄弟。
“文革”后期我一度调到上海工人政治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我又从工人政治学校回到上图书目部书目组，编各种专题索引。回来后对我政治上的压力基本没有了，但无形的压力仍然存在，时时刻刻存在。书目部有五六个人，主角是苗力沉，包括我，其余都是老知识分子，是搞古籍、俄文的，每天午饭后我们在一起散步，开始是偶尔散步，后来成了约定，每次沿着南京路、西藏路到人民广场，再沿黄陂路回来。说是散步，实际上是进行串联和交流，交流有关政治形势的消息并进行议论。不久被上图同事注意到了，有消息漏出来工军宣队内部说我们这组政治谣言甚多，但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后，老百姓私底下都担心形势怎么发展。有一次我们走到人民广场，我同苗力沉悄悄地说，你在延安呆过，叶帅这个人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叶帅既有能力又有魄力。我说：“你让我像吃了一个秤砣一样，我的心定了。”当时大家都寄希望于叶帅。果然，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苗的判断非常正确。
“四人帮”被粉碎后苗力沉得到改正，恢复原来的级别，调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在落实政策时他还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1985年他离休。我在上图从1963年干到1980年，离开上图前，曾向他征询意见，去复旦分校帮助筹建档案专业是否好，他说应该去，全力支持我。我们后来一直保持密切往来。后来他患了癌症，住进了华东医院高干病房，我去看他，曾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2005年的一天，市委统战部周箴副部长告诉我，统战部部务会议已经过讨论，想让我到上海市文史馆去当馆员，随即我就到华东医院去看苗力沉，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但我俩有一段特别的对话，至今仍印在我脑海里。我对他说：如果你能听清楚我的话，你就眨眨眼，他马上眨了下眼睛。我说统战部领导让我去文史馆，我看到他又眨了下眼，脸上露出微笑。这是我俩最后的一次见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现在我家里还养着一株植物，终年碧绿，这是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在他病房里放着的他女儿养的一盆植物，我和另一个朋友看这植物很有韵味，就各摘了一小片，带回家养着，至今活着，这是他生前所喜欢的，也算是寄托我对他的怀念。他去世后他女儿邀请我和一个朋友帮助编辑《苗力沉文集》，至今尚未完成，我的心愿是一定要完成这件事。
因组织聚会多惹祸上身的朱济忍
另一位同事朱济忍，给我印象也非常深，他也是个喜欢强烈表现自己的人，在上图的老同志中无人不知，他1962年来到上图，也在书目资料组，他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20年代留日，30年代入党，解放前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上海解放后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际处任处长，他对旧上海很熟悉，是大少爷出身，他夫人是上海美术馆副馆长，住在枕流公寓。他性格开放，喜欢强烈表现自己，加上他资格老，我们学习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洗耳恭听，听苗力沉和他发言。当时正好学习新华社发的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每次他们都是高谈阔论，成为学习的主角。书目部学习在上图出名，就是因为有他们俩。他来上图后不把自己当成右派，完全是老革命。他同我关系很好，因他同我舅徐大可在解放前是一个支部。他喜欢同大家交往，经常在家里举行酒会，准备了西点冷菜饮料，邀请书目部的老同志到他家去，一个常客是苗力沉，还有几个老知识分子，一个是顾颉刚的学生，还有我们这批大学生，十来个人。当时他的两个儿子去新疆支边，我们都去欢送。这样的聚会搞了好多次，“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说在老反革命老右派家中搞聚会，被称为“裴多菲俱乐部”，我是骨干之一，凡是去过的都被贴了大字报。当时确实是聚会，但没有什么所谓的反革命罪行。1969年、1970年有一天，上面通知馆里工作人员集中在一个大阅览室，可坐二三百人，举行批判反革命分子朱济忍大会，通知我坐在第一排，我在私底下偷偷同苗力沉讲，看来今天要大家进行揭发，我俩千万不能上台，要想办法逃避。我估计这个会不是上图自己搞的，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搞他，因他平时口无遮拦。那天公检法都有人来，会议第一项议程是群众对朱进行揭发批判，一开始又是我那同学上去揭发，他一口浙江慈溪方言，形象也不好，一副佝僂的样子。这个人人品不好，这已经是第三次表演了，他的发言空洞无物，我印象中除了他没有第二人发言，就宣布将大特务老反革命予以逮捕。他曾知道蓝苹的历史，此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夫人不久也去世，后来听说他没有死在监狱里，在上图公开逮捕的只有他一人。他被逮捕后，所谓“裴多菲俱乐部”的事情也就告一段落。
（本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武重年口述历史》，该书即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口述者生前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人为上海档案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