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重视儿童教育，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幼儿，往往以能多识字、多背唐诗、会算术为能事，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孩子未到识字年，是断然不可多识字的，否则，就扼杀了他的想象力—所谓此起彼伏。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讼案：一个两岁女孩的母亲，状告托儿所的保姆教会她的女儿认识了字母。
　　案情的经过是：有一天，这个母亲回家时，带了一个纸袋，女孩很兴奋地指着上面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O”对妈妈说：“这是O。”妈妈很震惊于女儿的识字，等她了解到是托儿所保姆所教之后，就提起诉讼，并提出巨额赔偿要求。起诉的理由是：托儿所剥夺了她女儿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她女儿见到“O”时，都会说是苹果、盘子或月亮什么的。最后的结果是：她胜诉了。
　　这个于我们中国人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的故事，却正好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出发点之异。
　　想象力是思维成长的基础。孩子正是通过想象，对自己的知识进行组合与创造。扼杀想象力，无异于扼杀思维的成长与创造力的培养。
　　如果把人类比作一个个体的人的话，则人类文明临界于开化的前后，不正是相当于幼儿时期？与之相应的是：那时，他们对世界的描述，亦即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神话”的东西，正是那时他们留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透过这些遗产，考察出他们思维形成的特点、性格、创造力以及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雏形及形成脉络。
　　可是，中国人在研究历史时，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方法，都有一个错误的做法，即排斥神话。他们以为那荒诞无稽之辞，必然不足信；而历史则以“信”为主旨。《论语》里就说孔子“不曰怪力乱神”；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黄帝以前的历史不予记录，同时也不记录黄帝时代许多传说故事，原因也是太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其实正是宝贵的神话！这两个人极具代表性：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两千多年间一直被尊为“至圣先师”；司马迁则是国学中史学方面的泰山北斗，其《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
　　最可恨的是他们写史（述史）时，自作聪明地把神话分割成两个部分进行处理：一部分是他们认为“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将其彻底抛弃；另一部分作为正宗的历史，相信确有其事，保存下来。
　　比如孔子。首先，我可以问一问，凤、麒麟这两样东西，算不算“怪力乱神”？如果它们本身不算的话，那么，关于它们的出现，会预示着时代的一些变迁，算不算“怪力乱神”呢？我看是应该算了。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两万多字的《论语》里，充满着这样的“怪力乱神”。其次，经孔子手删定的《春秋》一书中，记载了很多神话，包括卜辞。经他删定的《诗经》，神话就更多。几乎所有国王诸侯们的先人，都是感应了神而生的。所谓“六经皆史”，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即便不是孔子删定的，也是经过他手整理的，或起码是他非常尊崇的。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孔子把这些东西，都当作信史了。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把那些他认为不是“信史”的神话删除了。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记》开头时很清楚地表白：不记录那些神话。但在《黄帝传》的开头，却分明这样记载：“黄帝者……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不是神话又是什么？
　　经过他们的删除和篡改，这上古的历史就很成问题。
　　众所周知，古希腊有一部伟大的《荷马史诗》，但汉民族没有。按文化成熟发展的时段推，如果汉民族有神话的话，应该在黄帝、尧、舜、禹时代盛行，即出现像荷马这样的行吟诗人；而成书则应在商周文字成熟的时代。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周武王灭商之后，一定会对这些文字进行焚毁和改造；而如果周朝民间果然有史诗，则派下去采风的王官们必然要对它们进行“删繁就简”、“归于雅声”、“思无邪”式的修改。一部《诗经》就是明证。
　　无奈，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还正在剥夺儿童的想象力！看到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大量地识字背书，何异于人类文明史上，中国一些圣人在宰割汉文化中的神话啊！
　　中国没有系统的神话传说，中国的孩子们也缺乏想象力。我们的文化复兴，首先要做的就是两件事：复兴中国神话，放飞孩子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