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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生于1909 年。他是以赛亚·伯林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同龄人，比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汉娜·阿伦特小3岁，比卡尔·波普尔小7岁，比埃里克·沃格林小8岁，比列奥·施特劳斯小10岁。
人们总是免不了有些阅读“恶趣味”。我的“恶趣味”之一是，每遇到一位作者，都要先在“作家古老排行榜”上找到他的位置。我的“恶趣味”之二是，总是对更“古老”的作者报以更多的信任。我把这种“恶趣味”称为“阅读势利眼”。“阅读势利眼”分很多种。有人崇拜新书，有人崇拜古书;有些人热爱流行书，有些人喜欢冷僻书。我属于后者。
直到前些天，我才意识到德鲁克竟然是伯林、贡布里希、阿伦特、朋霍费尔、波普尔、沃格林、施特劳斯的同代人。这些伟大的名字，是我心智成长之路上的重要坐标。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我思考、感知的基本倾向和趣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得把德鲁克和他们放到一起。理由很简单，也很“势利眼”：他们是渊深的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是圣徒，而德鲁克，是“管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神学家、圣徒，是现代世界的反思者、批判者，而“管理学家”，听起来像是现代世界的弄潮儿。
读惯了朋霍费尔、阿伦特那类忧心忡忡的深邃文字，我没法不对“管理学家”这个标签抱些成见。依照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的诊断，“管理学”本身就是现代世界灵性疾病的表征之一。他的思路是：现代人心中的世界图景，早已全然机械化。一个现代人想象的世界和生活，不多不少，相当于一个结构精密的钟表。一个钟表，可能运转良好，也可能崩溃失灵。无论运转还是失灵，都只是机械领域的技术问题，与心灵和道德无涉。麦金泰尔的意思是，如果钟表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图景，那就意味着人们把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理解成机械问题，而非灵魂问题、道德问题。对于机械问题而言，“善”与“恶”是无效的概念。在机械世界里，唯一有效的概念，是“效率”。“管理学”，就是一门由“效率”崇拜催生出来的学问。“管理学家”则是被现代人的“效率”焦虑推上神坛的人《德性之后》（After Virtue ：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直到几个月前，我仍对麦金泰尔的判断深信不疑。日常生活也不断印证他的判断。身边的朋友，但凡有些从商经历的，几乎没人不知道德鲁克，当然，几乎没人知道朋霍费尔、麦金泰尔。提起德鲁克，大家说的，几乎总是那几个词：企业、绩效、管理、生产力、自我管理。似乎，这些字眼包藏什么魔力，只要不断叨念，就能搭救惨淡的生意。
但愿身边的亲友都能生意兴隆。但我的“势利眼”告诉我，他们关注的“大师”，不会是我喜欢的作者。像我这么一个懒散惯了的孤家寡人，不必关心“管理”，也没什么“效率”焦虑。最主要的是，我没有需要“大师”保佑的生意。
偶然的一天，一位小朋友塞给我两本小册子：“老师，这是德鲁克的两本小说。我读了，有些蒙。你能不能也读一下。”那两本小册子是《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行善的诱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读完，我意识到，德鲁克不仅是朋霍费尔、阿伦特他们的同代人，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同道人。除了生意人口中的德鲁克，还有另一个德鲁克。我的“阅读势利眼”让我险些错过他。
二
《行善的诱惑》故事很简单：
海因茨·齐默曼神父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圣杰罗姆是一所天主教大学。25年前，这所大学只是当地天主教区的一个教育服务机构。其职责，是为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提供就学机会。仅仅用了25年，海因茨神父让它变成一所有天主教背景的现代大学。它不再只是满足于为教区子女提供就学机会，它已经有能力与第一流的世俗大学在学术上一较高下。
化学系打算解聘一位教师，名叫霍洛韦的教授实在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霍洛韦太太拉着丈夫闯进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主持公道。海因茨神父知道，化学系的决定毫无问题。霍洛韦太太的歇斯底里，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威胁。让他愤怒的只有一件事：这个名叫霍洛韦的男人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怯懦猥琐，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可怜人，海因茨心中泛起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怒，甚至是耻辱。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到另一个人正在践踏人之为人的尊严，便会感到耻辱。愤怒耻辱之后，他想起自己不只校长，还是神父，至少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信仰和教养告诉他，作为基督徒，他有责任减轻一个可怜的靈魂的痛苦，把他从自我糟践自我憎恨的泥潭中救出来。于是，他给女子学院打了电话，推荐霍洛韦去那里承担高中水平的课程。作为校长，他不该打这个电话。作为基督徒，他打了这个电话。
这只是一天早上发生的不太愉快的小事，就像做工精良的鞋里进了一粒沙子。很快，一粒沙子引发了一场雪崩。霍洛韦太太认为自己和丈夫受到了侮辱，各处写信，编造校长和秘书的性丑闻。了解海因茨的人不会相信她的胡扯。就连不甚了解校长的大学员工，也不把这事当真。可是，没人当真的胡扯，成了整个大学的腐蚀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有一只会笑的柴郡猫。它的脸消失了，笑容还弥漫在空气里。圣杰罗姆的校园里，看起来人人如常，空气里却弥漫着一丝无形的阴郁的笑。简单地说，大学瘫痪了。校长仍然掌握大权，却丧失了权威。就连校长本人，也丧失了对自己的信任。校务照旧运转。但人人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人人都束手等着那一刻，也有人盼着从那一刻赚些好处。
在教区主教的斡旋下，海因茨神父辞去校长职务，出任州立民权委员会主席。这所曾因他的领导而获得方向的大学，总算人人保住了体面。但没人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概述故事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因为《行善的诱惑》讲的就是一个乏味的故事。没有大奸巨恶，没有救世英雄。很难把它读成海因茨神父的个人悲剧，也很难把它读成正邪交战的道德传奇，更没办法把它读成一位管理学大师留给世人的“管理学案例”。小说出版时，德鲁克 73 岁了。他的主要管理学教材都已写成。他显然不是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教材上的话重讲一遍。教材上的案例，永远意在帮助读者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圣杰罗姆大学的故事里，没人能定义问题，因此谈不上解决问题。大学和大学内外的所有人，命运悬而未决。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正是这本小说的惊心动魄之处。 那个把小说塞给我的小朋友，好几次怯怯地打听：“老师，读完没有？”我说：“读完了，但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不是因为书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书里似乎有很多东西，在我的理解之外。我能感到它们，却抓不住它们。”
于是，我决定花点儿时间，读德鲁克。我想知道这位被企业老板们奉为神明的“大师”究竟操心什么。这位高龄且高产的大师写了太多书。我的办法，是从一头一尾开始读起。
《旁观者》《最后的完美世界》《行善的诱惑》，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自画像和寓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1990） 、《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2002），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建议和嘱托。当他在晚年提笔写作时，假定读者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他们在战后长大，经历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飞速进步。他们渴望致富，渴望成功。他们大多相信，和平、繁荣、进步会持续下去，世界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准备好一切等待他们成功的舞台。他们是乐观的一代人，或几代人。21世纪的年轻人，似乎注定要把这种乐观延续下去。对这些乐观的读者而言，德鲁克几乎是指导他们走向成功的职业教练。德鲁克也愿意充当这样的教练。但他决非那种岁月静好式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那些鼓舞人心的成功指南背后，总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忧心：恶魔就蛰伏在人间;人一旦放下对自己的责任，恶魔便会立刻卷土重来，对人实施奴役。没错，恶魔在人间。这正是德鲁克这位“管理学家”的核心譬喻。这不太像是企业顾问、大学教授的用语，更像一位老基督徒的话风。
顺着这个核心譬喻，我追到了德鲁克的早期写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他可能是最早把纳粹定性为“恶魔”的作者之一。这两本书里，“恶魔”不是对某个坏人群体的修辞性称呼，而是对纳粹的定性判词。“恶魔”的重点不是“坏”“作恶”，而是与人类文明、信念截然异质。在德鲁克笔下，与纳粹的战斗，不是西方的“内战”，而是全体人类为了捍卫家园而进行的驱魔之战。
时间点很重要。《经济人的末日》动笔于1933年，出版于1939年。它的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本研究“极权主义”的书。他动笔几个星期之后，希特勒上台。书出版一年之后，丘吉尔上台。而汉娜·阿伦特那本更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要到1951年才问世。德鲁克动笔的时代，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的看法远非数十年之后那般众口一词。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场略微沉重的风寒，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德国民族性孕育出的特殊病毒，还有人真诚相信德国代表着现代世界的方向。德鲁克提醒当时的读者，纳粹不是什么小风寒、新方向，纳粹意味着人的毁灭。人的毁灭不只意味着肉体的消亡。比那更可悲的是，人在肉体消亡之前就变成渴望奴役、依赖奴役、享受奴役的动物。
从 80 岁的德鲁克，追到30 岁的德鲁克，我觉得，在暴政分析家和企业经理人导师之间，有一条隐隐贯通的线。这条线就是：恶魔在人间;恶魔来过，恶魔还会再来;为了捍卫生活，人必须不断驱魔，无论时间是1939年，还是 1999年。当一个老基督徒说“恶魔在人间”时，他可能同时在暗示两层意思：第一，人需要上帝;第二，人有责任让自己成为人。德鲁克那些风靡全世界的管理学名著反复申说的，恰恰就是这两层意思，尤其是后一层意思。
读完这些书，我跟那位塞书给我的小朋友说：“要想了解《行善的诱惑》这本小册子，可能得讲一个又长又曲折的故事。”我想试着讲一下。
三
如果可以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句式来概括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或许该是：“管理，使人成为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有些滥俗的戏拟。“艺术，使人成为人”“文学，使人成为人”“阅读，使人成为人”……类似的口号，可以批量复制。比较起来，可能要属“管理，使人成为人”最缺乏诗意。
不管怎么说，现代文宣体系里，“某某，使人成为人”是最具感染力的口号之一。听到此类口号，人们总能对那个“某某”顿生好感，乃至敬意。不过可惜，最具感染力的口号，可能也是最空洞的口号。因为当我们被“使人成为人”感动的时候，往往忘了首先反问自己，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漢语世界的习惯，是把这当成一个枯燥的哲学话题，相当于书斋或课堂上的智力游戏，无害也无益。德鲁克却坚信，这是决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核心问题。正因是核心问题，所以它的答案从来不会出现在哲学考试的试卷上。当我们谈论“什么是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谈论某种写进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在追问不同时代里人们关于人的核心想象、核心激情。
总得知道某种人的典范，人才会努力为人;总得想象得出某种好生活，人才能尽力去过生活。但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而言，人和生活的典范并不一样。这是《经济人的末日》这本书的出发点。德鲁克就从这里出发，认出了徘徊人间的恶魔。
德鲁克说，西方世界的“人”之简史是这样的：十三四世纪前后，“灵性人”是人之典范。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时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灵魂获救机会的平等。那时的人承担的“自由”，是在追随基督还是追随撒旦之间的选择的自由。17 世纪前后，人之典范从“灵性人”变成“智性人”。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探究真理，并且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触怒教会。那时最高贵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真理面前的平等。他们愿意承担的“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当“灵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信仰便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感到核心领域的事务性命攸关。唯其生死攸关，故而时刻准备生死一搏。当“智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便从为上帝而战转向为真理而战。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是时刻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当然，时刻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人，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以真理之名渎神。 到了19 世纪，人之典范变成了“经济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 19 世纪才产生的新事物。只不过，要到这时，它们才前所未有地显得理所应当。这时候，人们期待的“平等”，就只是经济上的“平等”。人们想象的“自由”，就只是一个“经济人”所能想到的那些：获取足够面包马戏所需要的各种权益。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激情便降落在物质世界。从前愿意为之赴死的灵魂事务、道德事务，现在显得无关紧要。从前显得伧俗的盈亏计算，现代变得重于一切，因为这关系到尘世幸福的全部。对“经济人”而言，尘世上的物质幸福，等于幸福。
从“灵性人”到“经济人”的变迁，依照某种哲学史故事，这属于人的“进化”。在德鲁克这里，无所谓“进化”或“退化”。问题的关键是，人把自己的希望投射到哪里。当全部希望降落到物质生活时，“人”这个概念里所剩的东西就不多了。“经济人”必须得到足够多的面包和马戏，否则他就不是“人”。这个“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为了“得到”，一切皆可为。因为正义不是别的，只是“得到”。
德鲁克说，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是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是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德鲁克说，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激情。
德鲁克说，20 世纪的头 30 年，西方人的经验已经足够多，多到看出两种承诺的虚幻。人们很容易看出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人们也很快发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20 世纪“经济人”的两大希望全都破灭了。无论相信哪个承诺，他们都不可能得到想要的。无论投身哪种希望，道路的尽头都是失望。更可悲的是，他們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是“经济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得到”，他们没办法想象别的生活。
希望注定走向失望，除了注定失望的希望，别处更无希望可寻。德鲁克称之为“群众的绝望”。“群众的绝望”，正是恶魔登基的大好时机。绝望的人，没有能力再用“希望”“信念”“价值”整饬自己的生活。对这个让他左右绝望的世界，除了愤怒、麻木，他手足无措。对世界和生活，他只剩下纯粹的“否定”。不管说出千言万语，他要说的其实只是“我不信”。没有任何信念可以支撑他说出“我应该”。这样一个绝望的人，不再相信任何合理的事情，因此也就做好准备接受最最荒谬的事情：把自己交给恶魔。
德鲁克说，所谓极权主义，首先是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类曾经珍视的一切，它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会说不，只知砸碎。正是这种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最能俘获“绝望的群众”。当然，没人能活在纯粹的虚空里。为了让“绝望的群众”找到重获希望的幻觉，它会编造出最荒谬的神话。哪怕是最为荒谬的神话，“绝望的群众”也会死死抓住，并且信，拼命信，因为此外再无可以抓住的东西。
一旦俘获“绝望的群众”，恶魔便可为所欲为。恶魔的登基，不需要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也不必操持某种特定的哲学语言。恶魔行使统治的唯一前提，是人的绝望。绝望意味着，人彻底放弃由自己寻求希望的义务，彻底放弃由自己照料生活的义务。简言之，人在绝望的时候，竟然渴望丢掉人之为人的责任。丢掉责任，他失去的仅仅是自由，得到的则是奴隶般的岁月静好。
依照德鲁克的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于欧洲的那个恶魔，正是凭借人的绝望肆虐人间。问题在于，这种宁可委身恶魔的绝望，可以说是“经济人”的咎由自取，因为“经济人”对生活的理解早已狭隘到除了面包和马戏，没能力渴望任何别的。当面包和马戏变成生活的核心领域时，自由其实是一种累赘。
这就是《经济人的末日》讲述的主要故事。德鲁克的重点，不是谴责希特勒，也不是批评绝望的群众。他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指出绝望的无可避免。绝望，是“经济人”的宿命。只要人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以“经济人”为模板的世界，绝望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那也意味着，恶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经济人的末日》之后不久，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1950），《管理的实践》（1954）是他的第五本书。他的身份，逐渐从政治分析家向着“管理学”先知转变。他的“管理学”思考，始于战争年代。他认定，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生活做好准备。为和平生活做好准备，首先不是指物质的重建，而是尽一切努力防备恶魔的卷土重来。而要防备恶魔卷土重来，唯一的办法是，人得在面包和马戏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担起人的责任。换言之，在“经济人”的浩劫之后，人得寻求新的人之典范。
如果说，“管理，使人成为人”这样的口号可以道出管理学家德鲁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着：人，要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搭救出来。
四
德鲁克不是阿伦特那种以思辨为志业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社会生态。“使人成为人”，不能仅仅诉诸哲学推演和道德训诫。人，必须也只能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态里。唯有在某种具体的生态里，人才有可能学习人之为人，理解责任，承担责任。唯有理解责任、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抵抗环伺周遭，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恶魔。
当然，恶魔统治之下，人也生活在某种社会生态之中。那种社会生态的最大特征，是没有社会。社会意味着人不仅匍匐于单一的政治权力之下，而且随时随地结成伙伴，昂首挺胸，互相照料，自我管理，创造秩序。人要在互相照料、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学习照料和管理，也只有在学习照料和管理的过程中理解责任和自由。恶魔的技艺，就是剥夺任何让人成为人的机会。它的理想，是把人驱赶到一个无社会的社会里。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训是，绝望的人们曾被驱赶到那样的地方，还曾经真诚欢迎、热爱、依赖那样的地方。德鲁克坚信，劫后余生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让人间再次沦陷成那样的地方。1950 年，《新社会》的结尾： 政治行动替代不了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忏悔的伟大先知、把我们重新引向光明的伟大圣人、重新唱响人类伟大与高贵之歌的诗人。但是，正如一位伟大的先哲，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曾经说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首先要成为公民。”如果说政治行动不能消灭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的魔鬼，它至少能给我们这些仍徘徊在恐惧之中的人们与之斗争的武器、勇气和希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这段话，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德鲁克心目中的“管理”，首先是一桩防备恶魔重来的政治事业、社会事业。“管理”意味着建造可以把恶魔挡在外面的社会生态，意味着人在社会里结伴、照料、自我管理。
战争还未结束，德鲁克就写了《工业人的未来》。那本书是说，不管愿不愿意，未来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工业化。整个地球都会连成一个庞大的工业社会，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会被卷进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之中。那些惯于为现代世界唱哀歌的人，会不断抱怨工业化扼杀人性。德鲁克看不起这样的抱怨，因为，这种抱怨等于把人性的定义权推诿给机器和生产线。这种看似深刻的哀怨，跟那些把自由交给恶魔的人没什么两样。德鲁克说，工业化无所谓好坏，它只是未来的人们无法逃避的生存环境。无论遭遇哪种环境，成为哪种人的决定权，还是在人的手里，除非他自己放弃。既然无法回到田园牧歌的时代捡拾人性碎片，人就得想办法在新的生存环境里重建人性、保守人性。
《工业人的未来》是管理学家德鲁克写给战后世界的第一堂管理课。它的核心教诲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的工厂、公司的真正意义，不是替个人或党派牟利，而是丰富社会生态。换句话说，工厂、公司将要成为让人学习人之为人的地方。因为每个管理良好的工厂、公司，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只谋求生存，还要学习生活。工厂、公司不应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地方，而应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的地方。所以，德鲁克研究的“管理”，不是工厂老板或公司经理的事情，而是组织里每个人的事情。“管理”不是特殊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而是组织里所有人的责任。假如“管理”成了老板和经理的特权，那就根本不是“管理”，而是奴役。奴役不一定体现为鞭打和辱骂，只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放弃责任，奴役就开始了。那也就意味着，恶魔卷土重来。
工业社會的人们，不得不以工厂、公司作为主要生活场景。既然如此，人们就得在那里学习结伴、照料、自我管理。这样的学习，让他们有机会理解自己的使命、责任。也是这样的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与绝望和恶魔斗争的公民。
当然，这是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期待，而非描述。德鲁克当然不相信工业社会能够天然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他再三强调的是，在无可避免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必须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并且拼尽全力捍卫它。工业社会的居民，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恶魔及其奴隶。结果为何，取决于人类自己。
《经济人的末日》是德鲁克的第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是德鲁克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里，德鲁克提醒世人，一旦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贫瘠到只剩面包和马戏，人就简化成“经济人”，“经济人”的结局只有一个：在绝望中迎接恶魔。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告诉世人，未来的重要挑战，是在工业丛林里学习成为比“经济人”高贵、丰盈的人。微妙的地方在于，依照流俗的政治宣传或感伤情绪，工业丛林恰恰是把人变成彻底的“经济人”的地方。德鲁克告诉人们，即便如此，也不该放弃责任，逃避挑战。他笔下的“管理学”，是要为所有愿意迎接挑战的人出谋划策。
德鲁克关注的第一批“管理”实体，是那些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的大型公司、工厂。逐渐，他的视野扩展到各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无论哪类组织，只要存在组织，就存在管理。这也就是“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德鲁克的词汇表里，“管理”的反义词是“奴役”。在一个组织里实现管理，意味着把组织里的人培养成负责任的人——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抵御潜在的奴役。“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是，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现“管理”捍卫“管理”，提防“管理”腐化为“奴役”。在80 岁出版的那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里，他把教堂、童子军、学校、志愿者协会之类都纳入视野，当然也包括《行善的诱惑》里的天主教大学。每个健全的组织，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都为成员提供自我管理的机会。只要能够创生和容许这样的组织，社会就有对奴役的抵抗力。
五
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人通过智慧、勇气在组织里实现的“管理”，使人成为人，成为阻挡恶魔的堤坝。这是德鲁克终生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即使是那些写给董事会、经理人的操作手册，这个主题也非弦外之音，而是重中之重。给经理们出谋划策的德鲁克，正是那个揭穿纳粹本质的德鲁克。防备恶魔重来，是他加在经理人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可我怀疑，有些德鲁克的热心读者未必能意识到这点，或者，刻意忽视这点。他们想从德鲁克那里找的，只是搭救生意的灵丹妙药。
恐怕，这非德鲁克所愿。把公司的希望寄托于某种规章或公式的人，多半也是会把自身和社会的希望托付给某个领袖、某种制度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希望跌入绝望，再带着绝望迎接恶魔。所有此类期盼背后，是某种共通的人性假设：人可以简化成数据、工具或棋子;只有简化成数据、棋子，人才能被公式、制度随意捏造。
德鲁克操心的“管理”恰恰与之相反。他希望，通过“管理”，人可以从数据、棋子复苏为人。80岁出版的那本《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1989）里，德鲁克写下了著名的一章：“管理的社会职能及博雅技艺”。把“管理”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 ，这是他晚年提出的最著名口号。什么是“博雅技艺”呢？他自己的表述是，把斯诺所谓“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整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这种技艺，既关乎技能，又关乎信仰和价值。现代世界的公民，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德鲁克说，好的“管理”，应该把人的两大需求整合到一起。其实说到底，“博雅技艺”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柏拉图在学园里施行的是博雅教育，中世纪的大学里施行的也是博雅教育。这是西方传统一以贯之的伟大理想。现在，德鲁克说，博雅教育要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公司、每个组织、组织里的每个人： 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新现实》，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管理”使人成为人的前提是，人通过参与管理重新认识自己。每个管理实践，都是一次这样的机会。
写到这里，终于可以重回那本让我让我困惑的小说了。
单从情节讲，《行善的诱惑》是个乏味的故事。但我又分明从中读到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现在我知道，打动我的，不是书中某个人的遭际，或者某项事业的前途。德鲁克写的，正是发生在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发现”。
海因茨神父对圣杰罗姆大学的管理实践，算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他曾经为大学引领方向，让校园生机勃勃。但到了第25年，他和他的员工都感到迷茫。生机勃勃的员工，正在慢慢蜕变，快要沦为乌合之众。依照德鲁克的界定，“管理”的使命是塑造公民，提防恶魔。而乌合之众正是恶魔的先头部队。说海因茨算不上成功，因为提防恶魔的事业永远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说海因茨算不上失败，因为他坚守了 25 年，直到最后也没让自己腐化成懦夫或独裁者。无论如何，这是不小的成就。
但这些都不重要，德鲁克真正要写的，是海因茨在那场令人丧气的校园闹剧中对自己的发现。
很多年前，海因茨是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的时髦青年。他有过很多女人，还深深地伤害过其中的一个。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爱过一个女孩，只是把她们当成欲望的工具时，他深深忏悔，立志从此献身教会。投身教会之后，他奋发工作。“为上帝增光”，一直是他的力量源泉。可是，霍洛韦夫妇的闹剧之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并非那么单纯。“一切不过是虚荣心、个人野心、权势、私心而已，一切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是个伟大人物而已”。这些东西，从前只是蛰伏在意识的深渊里，现在他迫使自己目不转睛地凝望深渊。一下子，他“体内的全部斗志似乎都被抽空了”，他不知道“为何工作”，“为谁工作”了。
当年那个坚信全部行动都在“为上帝增光”的海因茨，并不认识真正的自己。如今这个被野心、虚荣惊扰得灵魂瘫痪的海因茨，也未必认清了真实的自己。但是，这次灵魂地震毕竟把他带到一种更人性的状态。他的朋友、精神医生博格維茨说：“他裹在茧里 30 年，如今再也钻不回去了。今后他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必须学着忍受屈辱和内疚，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
“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这恰恰是人的本真状态。纯然的圣徒、纯然的禽兽，都是人对自身的误解。以为自己或某人可以成为纯然的圣徒，正是这种误解，使人乐于实施独裁，乐于接受独裁。以为自己不过像禽兽那样是欲望的囚徒，正是这种误解，让人心甘情愿沦为乌合之众。前一种误解，让人把自己当成上帝;后一种误解，让人根本否认上帝。正是这两种误解的合谋，让恶魔有机可乘。
“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才是人的本真状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决非完美，甚至随时可能跌入深渊。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仰望苍穹的渴欲真实不欺。早在 1942 年那本《工业人的未来》里，德鲁克就深入讨论过这种人性状态。他称之为人性的“二元论”。他说，这是一切社会捍卫自由的信念基础：
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相反，“认定人性的完美，或者认定人类已有趋向完美的已知或可知路径的前提假定，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和极权统治”。读到这段话，再去读《行善的诱惑》，我才意识到，海因茨神父的沮丧，是无比重大的灵魂事件。它可能让一个人从此一蹶不振，但它也可能让一个人在更加真实的人性基础上重启生活。
小说里，重新认识自己的不只海因茨神父。他的那位好友，精神医生博格维茨，也借助这场校园闹剧重审自我。他是犹太人，青年时代钻研神学，立志成为拉比。后来，人间种种荒唐暴行让他对上帝失望。他告诉自己，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灵魂也不存在。既然拯救灵魂是一件虚妄之事，那么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医治心灵。于是，他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他旁观了圣杰罗姆校园闹剧的全过程。一度，他认为问题的本质是个人的、群体的精神疾病。但是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故事里不只有病人，还有罪人：“经历了圣杰罗姆大学发生的种种后，我知道邪恶势力的确存在……那些神智正常的人。他们心胸狭窄，卑鄙无耻，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虚荣心不得受半点伤害，自尊心膨胀得极大，同时又卑怯懦弱。现在我明白，邪恶势力的确存在，我们需要上帝。”这位一度把世间乱象归咎于“病”的医生，重新发现了“罪”和“恶”。于是，他决定走进教堂，接受神父的指引：“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找回信仰，但现在我知道我需要它。”
这就是德鲁克所谓的“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他说的“认识自己”，决不止于发现自己的兴趣、才华、优势。《行善的诱惑》里展现的“重新认识自己”，涉及人性的全部领域，甚至包括人与上帝、恶魔的关系。
即便只是在一桩不痛不痒的校园闹剧里，人们也发现了邪恶。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德鲁克笔下的“管理”意味着什么。“管理”不只意味着权柄、盈利、效率、成功，“管理”还意味着善、恶之间的斗争和抉择。既然邪恶的确存在，并且是以越来越平庸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存在，那么如何看待“善”，就成了“管理”的根本问题。小说的题目是“行善的诱惑”。因为整场闹剧的起因，是海因茨神父出于基督徒的悲悯打了一个电话。所有人都知道，从行政原则上讲，那个电话不该打。海因茨还是打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僚体系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按官僚主义逻辑行事，还得按照基督徒的良心行事。但也就是这一点点任性的良心，几乎让整个组织瘫痪。德鲁克借助一个人物评价此事：“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在行善的诱惑前屈服了，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一名神父，而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此事意味着，一个看起来运转良好的组织，很可能脆弱，并且病态，因为它正腐化为高效的官僚机器。病态的高效，让它容不下任何行善的激情。脆弱的高效，让它随时可能被一群乌合之众击垮。 《行善的诱惑》里，德鲁克通过一场闹剧，让几位最出色的人物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管理”的本质及其困境。如果邪恶真的存在，如果“管理”实践里连一丝“行善的诱惑”都无法容纳，那么，看似运转良好的“管理”其实是处在至暗时刻：随时可能腐化成暴政，无论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群众的暴政。当然，发现困境也是一种发现，远比无所发现幸运。德鲁克的小说，最可怜的是那些永远无法重新发现自己的病人、罪人。
圣杰罗姆大学的前途悬而未决。任何真正的“管理”，都得意识到这种悬而未决。所谓捍卫自由，就是担荷起这种悬而未决。有悬而未决，才有人的责任。流俗的小说、流俗的读者，大概更喜欢“圣杰罗姆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那样的故事。德鲁克必会对此嗤之以鼻，因为那样的故事本质上属于恶魔的谎言。那种故事里的幸福，通常是以幸福之名行使的奴役。德鲁克不关心那种幸福。幸福从来不是德鲁克的关键词，人才是。他的小说和他的论文一样，关注的永远是发现责任，理解责任，担荷责任的人。
六
《行善的诱惑》的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鲁克的上一本小说名为《最后的完美世界》，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
无论标题还是行文，《最后的完美世界》都带有几分感伤色彩，因为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取材于德鲁克出生、成长的那个旧欧洲，那个被两次世界大战毁掉的欧洲。那也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描写的欧洲。对那个世界的人和生活，德鲁克当然带着欣赏、怀念。但他的怀旧，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煽情，不是遗老遗少式的复辟幻想，更不是借助神化旧世界诅咒现实生活。他只是担心，旧世界里某些最珍贵的东西可能再也无法复生，那就是人，某种特殊的人。小说里，他写了几位拥有贵族身份的商人、学者、艺术家。这些人，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情欲，但也各自坚守使命、责任、趣味和分寸感。他们的生活并不纯然高尚，也不纯然鄙俗。他们总是面临人生抉择，也总在决断时刻担起责任。其中的一个人物说，做出决断的动机可以很简单：“我不愿意一早起来照镜子，却在镜子里看到一张皮条客的脸，任何一位我称之为绅士的人都不会愿意的。”另一位人物说，不管投身革命、捍卫法律还是经营地产，他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让所有公民都能昂首挺胸地生活”。
德鲁克说，他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不妨称之为“贵族”。小说里，他们的确拥有贵族封号。但德鲁克说的“贵族”，主要不是指他们的封号，而是他们的人性结构：信仰、尊严、责任、决断、怯懦、野心、情欲共存的人性結构。旧日的欧洲，曾经培育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人物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明的消亡。德鲁克担心，两次毁灭性的战争之后，新的社会无力为己培养这样的人物。他更担心的是，新的社会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这样的人物。
《最后的完美世界》描写了一个消亡的旧世界。《行善的诱惑》讲述了一个命运悬而未决的新世界。新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究竟养育出何种人物。新旧世界之间，物质生活的格局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生活的基本需求从未改变。生活，永远需要有人担荷自由、责任，抵挡恶魔。新世界不可能照搬旧世界的方式制造身份贵族，就算可以制造出来，也只能是低劣的赝品。但新世界的确需要自己的“贵族”，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攸关。旧世界，人们在家庭、家族、宫廷、军旅中培育贵族。而新世界，“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这是它培育自己的人物的唯一机会。必须得有这样的人物，至于称他们为“贵族”还是“公民”，无关紧要。
两部小说之前，德鲁克还写过一本名为《旁观者》的自传。那里，他复述过一个瑞典童话里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座城叫作亚特兰蒂斯，因城中的人骄傲、自大和贪婪而没入海中。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他发觉在这沉没之城中，还有许多居民，每个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个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那个从阳世来的水手，目睹了这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能被发现，要不然，就永远见不到陆地与阳光，不能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
故事里的水手，见识过真正的生活，因而能够认出貌似生活的伪生活。他为自己确立的使命是，哪怕身处沉没之城，他也得努力盼望、保守真正的生活。我把这则故事当成德鲁克全部写作的隐喻。世界已经沉没过多次，很可能再度沉没。但总得有人在遭受惩罚的地方理解生活，捍卫生活。这个人，可以是水手、作家、哲人、管理学家，也可以是经理、校长和职员。亚特兰蒂斯的悲惨，不在于沉没，而在于根本没人知道自己已经沉没。
单凭这个故事我就确信，彼得·德鲁克是朋霍费尔、阿伦特、沃格林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同道人。
责编：梁红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生于1909 年。他是以赛亚·伯林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的同龄人，比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和汉娜·阿伦特小3岁，比卡尔·波普尔小7岁，比埃里克·沃格林小8岁，比列奥·施特劳斯小10岁。
人们总是免不了有些阅读“恶趣味”。我的“恶趣味”之一是，每遇到一位作者，都要先在“作家古老排行榜”上找到他的位置。我的“恶趣味”之二是，总是对更“古老”的作者报以更多的信任。我把这种“恶趣味”称为“阅读势利眼”。“阅读势利眼”分很多种。有人崇拜新书，有人崇拜古书;有些人热爱流行书，有些人喜欢冷僻书。我属于后者。
直到前些天，我才意识到德鲁克竟然是伯林、贡布里希、阿伦特、朋霍费尔、波普尔、沃格林、施特劳斯的同代人。这些伟大的名字，是我心智成长之路上的重要坐标。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我思考、感知的基本倾向和趣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得把德鲁克和他们放到一起。理由很简单，也很“势利眼”：他们是渊深的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是圣徒，而德鲁克，是“管理学家”;这些哲学家、神学家、圣徒，是现代世界的反思者、批判者，而“管理学家”，听起来像是现代世界的弄潮儿。
读惯了朋霍费尔、阿伦特那类忧心忡忡的深邃文字，我没法不对“管理学家”这个标签抱些成见。依照麦金泰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的诊断，“管理学”本身就是现代世界灵性疾病的表征之一。他的思路是：现代人心中的世界图景，早已全然机械化。一个现代人想象的世界和生活，不多不少，相当于一个结构精密的钟表。一个钟表，可能运转良好，也可能崩溃失灵。无论运转还是失灵，都只是机械领域的技术问题，与心灵和道德无涉。麦金泰尔的意思是，如果钟表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图景，那就意味着人们把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理解成机械问题，而非灵魂问题、道德问题。对于机械问题而言，“善”与“恶”是无效的概念。在机械世界里，唯一有效的概念，是“效率”。“管理学”，就是一门由“效率”崇拜催生出来的学问。“管理学家”则是被现代人的“效率”焦虑推上神坛的人《德性之后》（After Virtue ： A Study of Moral Theory）。
直到几个月前，我仍对麦金泰尔的判断深信不疑。日常生活也不断印证他的判断。身边的朋友，但凡有些从商经历的，几乎没人不知道德鲁克，当然，几乎没人知道朋霍费尔、麦金泰尔。提起德鲁克，大家说的，几乎总是那几个词：企业、绩效、管理、生产力、自我管理。似乎，这些字眼包藏什么魔力，只要不断叨念，就能搭救惨淡的生意。
但愿身边的亲友都能生意兴隆。但我的“势利眼”告诉我，他们关注的“大师”，不会是我喜欢的作者。像我这么一个懒散惯了的孤家寡人，不必关心“管理”，也没什么“效率”焦虑。最主要的是，我没有需要“大师”保佑的生意。
偶然的一天，一位小朋友塞给我两本小册子：“老师，这是德鲁克的两本小说。我读了，有些蒙。你能不能也读一下。”那两本小册子是《最后的完美世界》（The Last of All Possible Worlds，1982）、《行善的诱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1984）。读完，我意识到，德鲁克不仅是朋霍费尔、阿伦特他们的同代人，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同道人。除了生意人口中的德鲁克，还有另一个德鲁克。我的“阅读势利眼”让我险些错过他。
二
《行善的诱惑》故事很简单：
海因茨·齐默曼神父是圣杰罗姆大学的校长。圣杰罗姆是一所天主教大学。25年前，这所大学只是当地天主教区的一个教育服务机构。其职责，是为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提供就学机会。仅仅用了25年，海因茨神父让它变成一所有天主教背景的现代大学。它不再只是满足于为教区子女提供就学机会，它已经有能力与第一流的世俗大学在学术上一较高下。
化学系打算解聘一位教师，名叫霍洛韦的教授实在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霍洛韦太太拉着丈夫闯进校长办公室，要求校长主持公道。海因茨神父知道，化学系的决定毫无问题。霍洛韦太太的歇斯底里，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威胁。让他愤怒的只有一件事：这个名叫霍洛韦的男人怎么可以活得如此怯懦猥琐，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糟蹋成这个样子。对这个可怜人，海因茨心中泛起的不是怜悯，而是愤怒，甚至是耻辱。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到另一个人正在践踏人之为人的尊严，便会感到耻辱。愤怒耻辱之后，他想起自己不只校长，还是神父，至少是一名基督徒。他的信仰和教养告诉他，作为基督徒，他有责任减轻一个可怜的靈魂的痛苦，把他从自我糟践自我憎恨的泥潭中救出来。于是，他给女子学院打了电话，推荐霍洛韦去那里承担高中水平的课程。作为校长，他不该打这个电话。作为基督徒，他打了这个电话。
这只是一天早上发生的不太愉快的小事，就像做工精良的鞋里进了一粒沙子。很快，一粒沙子引发了一场雪崩。霍洛韦太太认为自己和丈夫受到了侮辱，各处写信，编造校长和秘书的性丑闻。了解海因茨的人不会相信她的胡扯。就连不甚了解校长的大学员工，也不把这事当真。可是，没人当真的胡扯，成了整个大学的腐蚀剂。《爱丽丝漫游仙境》里有一只会笑的柴郡猫。它的脸消失了，笑容还弥漫在空气里。圣杰罗姆的校园里，看起来人人如常，空气里却弥漫着一丝无形的阴郁的笑。简单地说，大学瘫痪了。校长仍然掌握大权，却丧失了权威。就连校长本人，也丧失了对自己的信任。校务照旧运转。但人人都知道灾难即将降临，人人都束手等着那一刻，也有人盼着从那一刻赚些好处。
在教区主教的斡旋下，海因茨神父辞去校长职务，出任州立民权委员会主席。这所曾因他的领导而获得方向的大学，总算人人保住了体面。但没人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概述故事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因为《行善的诱惑》讲的就是一个乏味的故事。没有大奸巨恶，没有救世英雄。很难把它读成海因茨神父的个人悲剧，也很难把它读成正邪交战的道德传奇，更没办法把它读成一位管理学大师留给世人的“管理学案例”。小说出版时，德鲁克 73 岁了。他的主要管理学教材都已写成。他显然不是想用讲故事的方式把教材上的话重讲一遍。教材上的案例，永远意在帮助读者定义问题，解决问题。圣杰罗姆大学的故事里，没人能定义问题，因此谈不上解决问题。大学和大学内外的所有人，命运悬而未决。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正是这本小说的惊心动魄之处。 那个把小说塞给我的小朋友，好几次怯怯地打听：“老师，读完没有？”我说：“读完了，但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不是因为书里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书里似乎有很多东西，在我的理解之外。我能感到它们，却抓不住它们。”
于是，我决定花点儿时间，读德鲁克。我想知道这位被企业老板们奉为神明的“大师”究竟操心什么。这位高龄且高产的大师写了太多书。我的办法，是从一头一尾开始读起。
《旁观者》《最后的完美世界》《行善的诱惑》，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自画像和寓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原理与实践》（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1990） 、《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1999）、《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2002），是他晚年留给世界的建议和嘱托。当他在晚年提笔写作时，假定读者主要是最近半个世纪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他们在战后长大，经历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飞速进步。他们渴望致富，渴望成功。他们大多相信，和平、繁荣、进步会持续下去，世界不是别的，只是一个准备好一切等待他们成功的舞台。他们是乐观的一代人，或几代人。21世纪的年轻人，似乎注定要把这种乐观延续下去。对这些乐观的读者而言，德鲁克几乎是指导他们走向成功的职业教练。德鲁克也愿意充当这样的教练。但他决非那种岁月静好式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那些鼓舞人心的成功指南背后，总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忧心：恶魔就蛰伏在人间;人一旦放下对自己的责任，恶魔便会立刻卷土重来，对人实施奴役。没错，恶魔在人间。这正是德鲁克这位“管理学家”的核心譬喻。这不太像是企业顾问、大学教授的用语，更像一位老基督徒的话风。
顺着这个核心譬喻，我追到了德鲁克的早期写作：《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他可能是最早把纳粹定性为“恶魔”的作者之一。这两本书里，“恶魔”不是对某个坏人群体的修辞性称呼，而是对纳粹的定性判词。“恶魔”的重点不是“坏”“作恶”，而是与人类文明、信念截然异质。在德鲁克笔下，与纳粹的战斗，不是西方的“内战”，而是全体人类为了捍卫家园而进行的驱魔之战。
时间点很重要。《经济人的末日》动笔于1933年，出版于1939年。它的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这可能是最早的一本研究“极权主义”的书。他动笔几个星期之后，希特勒上台。书出版一年之后，丘吉尔上台。而汉娜·阿伦特那本更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要到1951年才问世。德鲁克动笔的时代，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的看法远非数十年之后那般众口一词。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西方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场略微沉重的风寒，有人觉得纳粹只不过是德国民族性孕育出的特殊病毒，还有人真诚相信德国代表着现代世界的方向。德鲁克提醒当时的读者，纳粹不是什么小风寒、新方向，纳粹意味着人的毁灭。人的毁灭不只意味着肉体的消亡。比那更可悲的是，人在肉体消亡之前就变成渴望奴役、依赖奴役、享受奴役的动物。
从 80 岁的德鲁克，追到30 岁的德鲁克，我觉得，在暴政分析家和企业经理人导师之间，有一条隐隐贯通的线。这条线就是：恶魔在人间;恶魔来过，恶魔还会再来;为了捍卫生活，人必须不断驱魔，无论时间是1939年，还是 1999年。当一个老基督徒说“恶魔在人间”时，他可能同时在暗示两层意思：第一，人需要上帝;第二，人有责任让自己成为人。德鲁克那些风靡全世界的管理学名著反复申说的，恰恰就是这两层意思，尤其是后一层意思。
读完这些书，我跟那位塞书给我的小朋友说：“要想了解《行善的诱惑》这本小册子，可能得讲一个又长又曲折的故事。”我想试着讲一下。
三
如果可以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句式来概括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或许该是：“管理，使人成为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有些滥俗的戏拟。“艺术，使人成为人”“文学，使人成为人”“阅读，使人成为人”……类似的口号，可以批量复制。比较起来，可能要属“管理，使人成为人”最缺乏诗意。
不管怎么说，现代文宣体系里，“某某，使人成为人”是最具感染力的口号之一。听到此类口号，人们总能对那个“某某”顿生好感，乃至敬意。不过可惜，最具感染力的口号，可能也是最空洞的口号。因为当我们被“使人成为人”感动的时候，往往忘了首先反问自己，什么是人。
什么是人？漢语世界的习惯，是把这当成一个枯燥的哲学话题，相当于书斋或课堂上的智力游戏，无害也无益。德鲁克却坚信，这是决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生活状态的核心问题。正因是核心问题，所以它的答案从来不会出现在哲学考试的试卷上。当我们谈论“什么是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谈论某种写进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在追问不同时代里人们关于人的核心想象、核心激情。
总得知道某种人的典范，人才会努力为人;总得想象得出某种好生活，人才能尽力去过生活。但是，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而言，人和生活的典范并不一样。这是《经济人的末日》这本书的出发点。德鲁克就从这里出发，认出了徘徊人间的恶魔。
德鲁克说，西方世界的“人”之简史是这样的：十三四世纪前后，“灵性人”是人之典范。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时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灵魂获救机会的平等。那时的人承担的“自由”，是在追随基督还是追随撒旦之间的选择的自由。17 世纪前后，人之典范从“灵性人”变成“智性人”。这是说，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正当的生活，是尽此一生探究真理，并且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触怒教会。那时最高贵的人期待的“平等”，是在真理面前的平等。他们愿意承担的“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当“灵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信仰便是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感到核心领域的事务性命攸关。唯其生死攸关，故而时刻准备生死一搏。当“智性人”充当人之典范时，人类生活的核心领域便从为上帝而战转向为真理而战。越是严肃生活的人，越是时刻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当然，时刻准备为真理献身的人，可能也会毫不犹豫地以真理之名渎神。 到了19 世纪，人之典范变成了“经济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不是 19 世纪才产生的新事物。只不过，要到这时，它们才前所未有地显得理所应当。这时候，人们期待的“平等”，就只是经济上的“平等”。人们想象的“自由”，就只是一个“经济人”所能想到的那些：获取足够面包马戏所需要的各种权益。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激情便降落在物质世界。从前愿意为之赴死的灵魂事务、道德事务，现在显得无关紧要。从前显得伧俗的盈亏计算，现代变得重于一切，因为这关系到尘世幸福的全部。对“经济人”而言，尘世上的物质幸福，等于幸福。
从“灵性人”到“经济人”的变迁，依照某种哲学史故事，这属于人的“进化”。在德鲁克这里，无所谓“进化”或“退化”。问题的关键是，人把自己的希望投射到哪里。当全部希望降落到物质生活时，“人”这个概念里所剩的东西就不多了。“经济人”必须得到足够多的面包和马戏，否则他就不是“人”。这个“他”，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为了“得到”，一切皆可为。因为正义不是别的，只是“得到”。
德鲁克说，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是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是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德鲁克说，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激情。
德鲁克说，20 世纪的头 30 年，西方人的经验已经足够多，多到看出两种承诺的虚幻。人们很容易看出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人们也很快发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20 世纪“经济人”的两大希望全都破灭了。无论相信哪个承诺，他们都不可能得到想要的。无论投身哪种希望，道路的尽头都是失望。更可悲的是，他們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是“经济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得到”，他们没办法想象别的生活。
希望注定走向失望，除了注定失望的希望，别处更无希望可寻。德鲁克称之为“群众的绝望”。“群众的绝望”，正是恶魔登基的大好时机。绝望的人，没有能力再用“希望”“信念”“价值”整饬自己的生活。对这个让他左右绝望的世界，除了愤怒、麻木，他手足无措。对世界和生活，他只剩下纯粹的“否定”。不管说出千言万语，他要说的其实只是“我不信”。没有任何信念可以支撑他说出“我应该”。这样一个绝望的人，不再相信任何合理的事情，因此也就做好准备接受最最荒谬的事情：把自己交给恶魔。
德鲁克说，所谓极权主义，首先是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人类曾经珍视的一切，它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会说不，只知砸碎。正是这种纯粹否定的意识形态，最能俘获“绝望的群众”。当然，没人能活在纯粹的虚空里。为了让“绝望的群众”找到重获希望的幻觉，它会编造出最荒谬的神话。哪怕是最为荒谬的神话，“绝望的群众”也会死死抓住，并且信，拼命信，因为此外再无可以抓住的东西。
一旦俘获“绝望的群众”，恶魔便可为所欲为。恶魔的登基，不需要某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也不必操持某种特定的哲学语言。恶魔行使统治的唯一前提，是人的绝望。绝望意味着，人彻底放弃由自己寻求希望的义务，彻底放弃由自己照料生活的义务。简言之，人在绝望的时候，竟然渴望丢掉人之为人的责任。丢掉责任，他失去的仅仅是自由，得到的则是奴隶般的岁月静好。
依照德鲁克的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于欧洲的那个恶魔，正是凭借人的绝望肆虐人间。问题在于，这种宁可委身恶魔的绝望，可以说是“经济人”的咎由自取，因为“经济人”对生活的理解早已狭隘到除了面包和马戏，没能力渴望任何别的。当面包和马戏变成生活的核心领域时，自由其实是一种累赘。
这就是《经济人的末日》讲述的主要故事。德鲁克的重点，不是谴责希特勒，也不是批评绝望的群众。他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指出绝望的无可避免。绝望，是“经济人”的宿命。只要人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以“经济人”为模板的世界，绝望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那也意味着，恶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经济人的末日》之后不久，德鲁克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1950），《管理的实践》（1954）是他的第五本书。他的身份，逐渐从政治分析家向着“管理学”先知转变。他的“管理学”思考，始于战争年代。他认定，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生活做好准备。为和平生活做好准备，首先不是指物质的重建，而是尽一切努力防备恶魔的卷土重来。而要防备恶魔卷土重来，唯一的办法是，人得在面包和马戏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担起人的责任。换言之，在“经济人”的浩劫之后，人得寻求新的人之典范。
如果说，“管理，使人成为人”这样的口号可以道出管理学家德鲁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着：人，要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搭救出来。
四
德鲁克不是阿伦特那种以思辨为志业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社会生态。“使人成为人”，不能仅仅诉诸哲学推演和道德训诫。人，必须也只能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态里。唯有在某种具体的生态里，人才有可能学习人之为人，理解责任，承担责任。唯有理解责任、承担责任的人，才有能力抵抗环伺周遭，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恶魔。
当然，恶魔统治之下，人也生活在某种社会生态之中。那种社会生态的最大特征，是没有社会。社会意味着人不仅匍匐于单一的政治权力之下，而且随时随地结成伙伴，昂首挺胸，互相照料，自我管理，创造秩序。人要在互相照料、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学习照料和管理，也只有在学习照料和管理的过程中理解责任和自由。恶魔的技艺，就是剥夺任何让人成为人的机会。它的理想，是把人驱赶到一个无社会的社会里。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训是，绝望的人们曾被驱赶到那样的地方，还曾经真诚欢迎、热爱、依赖那样的地方。德鲁克坚信，劫后余生的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让人间再次沦陷成那样的地方。1950 年，《新社会》的结尾： 政治行动替代不了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忏悔的伟大先知、把我们重新引向光明的伟大圣人、重新唱响人类伟大与高贵之歌的诗人。但是，正如一位伟大的先哲，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曾经说的：“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首先要成为公民。”如果说政治行动不能消灭游荡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为的魔鬼，它至少能给我们这些仍徘徊在恐惧之中的人们与之斗争的武器、勇气和希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这段话，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德鲁克心目中的“管理”，首先是一桩防备恶魔重来的政治事业、社会事业。“管理”意味着建造可以把恶魔挡在外面的社会生态，意味着人在社会里结伴、照料、自我管理。
战争还未结束，德鲁克就写了《工业人的未来》。那本书是说，不管愿不愿意，未来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工业化。整个地球都会连成一个庞大的工业社会，地球上的大部分人都会被卷进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之中。那些惯于为现代世界唱哀歌的人，会不断抱怨工业化扼杀人性。德鲁克看不起这样的抱怨，因为，这种抱怨等于把人性的定义权推诿给机器和生产线。这种看似深刻的哀怨，跟那些把自由交给恶魔的人没什么两样。德鲁克说，工业化无所谓好坏，它只是未来的人们无法逃避的生存环境。无论遭遇哪种环境，成为哪种人的决定权，还是在人的手里，除非他自己放弃。既然无法回到田园牧歌的时代捡拾人性碎片，人就得想办法在新的生存环境里重建人性、保守人性。
《工业人的未来》是管理学家德鲁克写给战后世界的第一堂管理课。它的核心教诲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的工厂、公司的真正意义，不是替个人或党派牟利，而是丰富社会生态。换句话说，工厂、公司将要成为让人学习人之为人的地方。因为每个管理良好的工厂、公司，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在那里，人们不只谋求生存，还要学习生活。工厂、公司不应是把人变成工具的地方，而应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的地方。所以，德鲁克研究的“管理”，不是工厂老板或公司经理的事情，而是组织里每个人的事情。“管理”不是特殊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而是组织里所有人的责任。假如“管理”成了老板和经理的特权，那就根本不是“管理”，而是奴役。奴役不一定体现为鞭打和辱骂，只要人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放弃责任，奴役就开始了。那也就意味着，恶魔卷土重来。
工业社會的人们，不得不以工厂、公司作为主要生活场景。既然如此，人们就得在那里学习结伴、照料、自我管理。这样的学习，让他们有机会理解自己的使命、责任。也是这样的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与绝望和恶魔斗争的公民。
当然，这是德鲁克对工业社会的期待，而非描述。德鲁克当然不相信工业社会能够天然赋予人们这样的机会。他再三强调的是，在无可避免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必须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机会，并且拼尽全力捍卫它。工业社会的居民，可能是人，也可能是恶魔及其奴隶。结果为何，取决于人类自己。
《经济人的末日》是德鲁克的第一本书，《工业人的未来》是德鲁克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里，德鲁克提醒世人，一旦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贫瘠到只剩面包和马戏，人就简化成“经济人”，“经济人”的结局只有一个：在绝望中迎接恶魔。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告诉世人，未来的重要挑战，是在工业丛林里学习成为比“经济人”高贵、丰盈的人。微妙的地方在于，依照流俗的政治宣传或感伤情绪，工业丛林恰恰是把人变成彻底的“经济人”的地方。德鲁克告诉人们，即便如此，也不该放弃责任，逃避挑战。他笔下的“管理学”，是要为所有愿意迎接挑战的人出谋划策。
德鲁克关注的第一批“管理”实体，是那些创造财富、提供就业的大型公司、工厂。逐渐，他的视野扩展到各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无论哪类组织，只要存在组织，就存在管理。这也就是“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德鲁克的词汇表里，“管理”的反义词是“奴役”。在一个组织里实现管理，意味着把组织里的人培养成负责任的人——公民，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抵御潜在的奴役。“管理无处不在”的意思是，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现“管理”捍卫“管理”，提防“管理”腐化为“奴役”。在80 岁出版的那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里，他把教堂、童子军、学校、志愿者协会之类都纳入视野，当然也包括《行善的诱惑》里的天主教大学。每个健全的组织，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社会，都为成员提供自我管理的机会。只要能够创生和容许这样的组织，社会就有对奴役的抵抗力。
五
不是组织本身，而是人通过智慧、勇气在组织里实现的“管理”，使人成为人，成为阻挡恶魔的堤坝。这是德鲁克终生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即使是那些写给董事会、经理人的操作手册，这个主题也非弦外之音，而是重中之重。给经理们出谋划策的德鲁克，正是那个揭穿纳粹本质的德鲁克。防备恶魔重来，是他加在经理人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可我怀疑，有些德鲁克的热心读者未必能意识到这点，或者，刻意忽视这点。他们想从德鲁克那里找的，只是搭救生意的灵丹妙药。
恐怕，这非德鲁克所愿。把公司的希望寄托于某种规章或公式的人，多半也是会把自身和社会的希望托付给某个领袖、某种制度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从希望跌入绝望，再带着绝望迎接恶魔。所有此类期盼背后，是某种共通的人性假设：人可以简化成数据、工具或棋子;只有简化成数据、棋子，人才能被公式、制度随意捏造。
德鲁克操心的“管理”恰恰与之相反。他希望，通过“管理”，人可以从数据、棋子复苏为人。80岁出版的那本《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1989）里，德鲁克写下了著名的一章：“管理的社会职能及博雅技艺”。把“管理”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 ，这是他晚年提出的最著名口号。什么是“博雅技艺”呢？他自己的表述是，把斯诺所谓“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整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这种技艺，既关乎技能，又关乎信仰和价值。现代世界的公民，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德鲁克说，好的“管理”，应该把人的两大需求整合到一起。其实说到底，“博雅技艺”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柏拉图在学园里施行的是博雅教育，中世纪的大学里施行的也是博雅教育。这是西方传统一以贯之的伟大理想。现在，德鲁克说，博雅教育要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公司、每个组织、组织里的每个人： 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新现实》，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管理”使人成为人的前提是，人通过参与管理重新认识自己。每个管理实践，都是一次这样的机会。
写到这里，终于可以重回那本让我让我困惑的小说了。
单从情节讲，《行善的诱惑》是个乏味的故事。但我又分明从中读到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现在我知道，打动我的，不是书中某个人的遭际，或者某项事业的前途。德鲁克写的，正是发生在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发现”。
海因茨神父对圣杰罗姆大学的管理实践，算不上成功，也算不上失败。他曾经为大学引领方向，让校园生机勃勃。但到了第25年，他和他的员工都感到迷茫。生机勃勃的员工，正在慢慢蜕变，快要沦为乌合之众。依照德鲁克的界定，“管理”的使命是塑造公民，提防恶魔。而乌合之众正是恶魔的先头部队。说海因茨算不上成功，因为提防恶魔的事业永远没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说海因茨算不上失败，因为他坚守了 25 年，直到最后也没让自己腐化成懦夫或独裁者。无论如何，这是不小的成就。
但这些都不重要，德鲁克真正要写的，是海因茨在那场令人丧气的校园闹剧中对自己的发现。
很多年前，海因茨是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的时髦青年。他有过很多女人，还深深地伤害过其中的一个。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未爱过一个女孩，只是把她们当成欲望的工具时，他深深忏悔，立志从此献身教会。投身教会之后，他奋发工作。“为上帝增光”，一直是他的力量源泉。可是，霍洛韦夫妇的闹剧之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并非那么单纯。“一切不过是虚荣心、个人野心、权势、私心而已，一切只不过是想证明自己是个伟大人物而已”。这些东西，从前只是蛰伏在意识的深渊里，现在他迫使自己目不转睛地凝望深渊。一下子，他“体内的全部斗志似乎都被抽空了”，他不知道“为何工作”，“为谁工作”了。
当年那个坚信全部行动都在“为上帝增光”的海因茨，并不认识真正的自己。如今这个被野心、虚荣惊扰得灵魂瘫痪的海因茨，也未必认清了真实的自己。但是，这次灵魂地震毕竟把他带到一种更人性的状态。他的朋友、精神医生博格維茨说：“他裹在茧里 30 年，如今再也钻不回去了。今后他将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必须学着忍受屈辱和内疚，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
“在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下生活”，这恰恰是人的本真状态。纯然的圣徒、纯然的禽兽，都是人对自身的误解。以为自己或某人可以成为纯然的圣徒，正是这种误解，使人乐于实施独裁，乐于接受独裁。以为自己不过像禽兽那样是欲望的囚徒，正是这种误解，让人心甘情愿沦为乌合之众。前一种误解，让人把自己当成上帝;后一种误解，让人根本否认上帝。正是这两种误解的合谋，让恶魔有机可乘。
“自我怀疑、模棱两可的状态”才是人的本真状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决非完美，甚至随时可能跌入深渊。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仰望苍穹的渴欲真实不欺。早在 1942 年那本《工业人的未来》里，德鲁克就深入讨论过这种人性状态。他称之为人性的“二元论”。他说，这是一切社会捍卫自由的信念基础：
自由的唯一基础是基督教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人都是不完美的、软弱的，人都是罪人，是注定要化为尘埃的尘埃;然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相反，“认定人性的完美，或者认定人类已有趋向完美的已知或可知路径的前提假定，必然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和极权统治”。读到这段话，再去读《行善的诱惑》，我才意识到，海因茨神父的沮丧，是无比重大的灵魂事件。它可能让一个人从此一蹶不振，但它也可能让一个人在更加真实的人性基础上重启生活。
小说里，重新认识自己的不只海因茨神父。他的那位好友，精神医生博格维茨，也借助这场校园闹剧重审自我。他是犹太人，青年时代钻研神学，立志成为拉比。后来，人间种种荒唐暴行让他对上帝失望。他告诉自己，既然上帝不存在，那么灵魂也不存在。既然拯救灵魂是一件虚妄之事，那么唯一值得做的，就是医治心灵。于是，他成为一名心理医生。他旁观了圣杰罗姆校园闹剧的全过程。一度，他认为问题的本质是个人的、群体的精神疾病。但是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故事里不只有病人，还有罪人：“经历了圣杰罗姆大学发生的种种后，我知道邪恶势力的确存在……那些神智正常的人。他们心胸狭窄，卑鄙无耻，将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虚荣心不得受半点伤害，自尊心膨胀得极大，同时又卑怯懦弱。现在我明白，邪恶势力的确存在，我们需要上帝。”这位一度把世间乱象归咎于“病”的医生，重新发现了“罪”和“恶”。于是，他决定走进教堂，接受神父的指引：“我不知道能不能重新找回信仰，但现在我知道我需要它。”
这就是德鲁克所谓的“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他说的“认识自己”，决不止于发现自己的兴趣、才华、优势。《行善的诱惑》里展现的“重新认识自己”，涉及人性的全部领域，甚至包括人与上帝、恶魔的关系。
即便只是在一桩不痛不痒的校园闹剧里，人们也发现了邪恶。唯有如此，人们才能意识到德鲁克笔下的“管理”意味着什么。“管理”不只意味着权柄、盈利、效率、成功，“管理”还意味着善、恶之间的斗争和抉择。既然邪恶的确存在，并且是以越来越平庸越来越隐蔽的方式存在，那么如何看待“善”，就成了“管理”的根本问题。小说的题目是“行善的诱惑”。因为整场闹剧的起因，是海因茨神父出于基督徒的悲悯打了一个电话。所有人都知道，从行政原则上讲，那个电话不该打。海因茨还是打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僚体系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只按官僚主义逻辑行事，还得按照基督徒的良心行事。但也就是这一点点任性的良心，几乎让整个组织瘫痪。德鲁克借助一个人物评价此事：“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在行善的诱惑前屈服了，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一名神父，而不是一个官僚主义者。”此事意味着，一个看起来运转良好的组织，很可能脆弱，并且病态，因为它正腐化为高效的官僚机器。病态的高效，让它容不下任何行善的激情。脆弱的高效，让它随时可能被一群乌合之众击垮。 《行善的诱惑》里，德鲁克通过一场闹剧，让几位最出色的人物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管理”的本质及其困境。如果邪恶真的存在，如果“管理”实践里连一丝“行善的诱惑”都无法容纳，那么，看似运转良好的“管理”其实是处在至暗时刻：随时可能腐化成暴政，无论是一个人的暴政，还是群众的暴政。当然，发现困境也是一种发现，远比无所发现幸运。德鲁克的小说，最可怜的是那些永远无法重新发现自己的病人、罪人。
圣杰罗姆大学的前途悬而未决。任何真正的“管理”，都得意识到这种悬而未决。所谓捍卫自由，就是担荷起这种悬而未决。有悬而未决，才有人的责任。流俗的小说、流俗的读者，大概更喜欢“圣杰罗姆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那样的故事。德鲁克必会对此嗤之以鼻，因为那样的故事本质上属于恶魔的谎言。那种故事里的幸福，通常是以幸福之名行使的奴役。德鲁克不关心那种幸福。幸福从来不是德鲁克的关键词，人才是。他的小说和他的论文一样，关注的永远是发现责任，理解责任，担荷责任的人。
六
《行善的诱惑》的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鲁克的上一本小说名为《最后的完美世界》，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的头十年。
无论标题还是行文，《最后的完美世界》都带有几分感伤色彩，因为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取材于德鲁克出生、成长的那个旧欧洲，那个被两次世界大战毁掉的欧洲。那也是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描写的欧洲。对那个世界的人和生活，德鲁克当然带着欣赏、怀念。但他的怀旧，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煽情，不是遗老遗少式的复辟幻想，更不是借助神化旧世界诅咒现实生活。他只是担心，旧世界里某些最珍贵的东西可能再也无法复生，那就是人，某种特殊的人。小说里，他写了几位拥有贵族身份的商人、学者、艺术家。这些人，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情欲，但也各自坚守使命、责任、趣味和分寸感。他们的生活并不纯然高尚，也不纯然鄙俗。他们总是面临人生抉择，也总在决断时刻担起责任。其中的一个人物说，做出决断的动机可以很简单：“我不愿意一早起来照镜子，却在镜子里看到一张皮条客的脸，任何一位我称之为绅士的人都不会愿意的。”另一位人物说，不管投身革命、捍卫法律还是经营地产，他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让所有公民都能昂首挺胸地生活”。
德鲁克说，他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不妨称之为“贵族”。小说里，他们的确拥有贵族封号。但德鲁克说的“贵族”，主要不是指他们的封号，而是他们的人性结构：信仰、尊严、责任、决断、怯懦、野心、情欲共存的人性結构。旧日的欧洲，曾经培育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代表。这种人物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明的消亡。德鲁克担心，两次毁灭性的战争之后，新的社会无力为己培养这样的人物。他更担心的是，新的社会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这样的人物。
《最后的完美世界》描写了一个消亡的旧世界。《行善的诱惑》讲述了一个命运悬而未决的新世界。新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究竟养育出何种人物。新旧世界之间，物质生活的格局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生活的基本需求从未改变。生活，永远需要有人担荷自由、责任，抵挡恶魔。新世界不可能照搬旧世界的方式制造身份贵族，就算可以制造出来，也只能是低劣的赝品。但新世界的确需要自己的“贵族”，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攸关。旧世界，人们在家庭、家族、宫廷、军旅中培育贵族。而新世界，“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这是它培育自己的人物的唯一机会。必须得有这样的人物，至于称他们为“贵族”还是“公民”，无关紧要。
两部小说之前，德鲁克还写过一本名为《旁观者》的自传。那里，他复述过一个瑞典童话里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座城叫作亚特兰蒂斯，因城中的人骄傲、自大和贪婪而没入海中。有个水手在船触礁之后，发现自己身在其中。他发觉在这沉没之城中，还有许多居民，每个星期天，钟声响起，大家都到奢华的教堂做礼拜，为的就是希望一个星期的其他六天都可以把“上帝”抛在脑后，互相欺诈……那个从阳世来的水手，目睹了这一切，顿时目瞪口呆，他知道自己要小心，不能被发现，要不然，就永远见不到陆地与阳光，不能享受爱情、生命与死亡。
故事里的水手，见识过真正的生活，因而能够认出貌似生活的伪生活。他为自己确立的使命是，哪怕身处沉没之城，他也得努力盼望、保守真正的生活。我把这则故事当成德鲁克全部写作的隐喻。世界已经沉没过多次，很可能再度沉没。但总得有人在遭受惩罚的地方理解生活，捍卫生活。这个人，可以是水手、作家、哲人、管理学家，也可以是经理、校长和职员。亚特兰蒂斯的悲惨，不在于沉没，而在于根本没人知道自己已经沉没。
单凭这个故事我就确信，彼得·德鲁克是朋霍费尔、阿伦特、沃格林他们的同代人，以及同道人。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