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1866年提出生态学概念以来，生态思维揭示了生态系统的统一性、丰富多样性和开放循环性，它强调世界作为‘人·社会·自然”内在关联与协同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相济，以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关怀开启了颇具现代理念的全新的思维范式。尤其是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工业社会形成之后，城市的发展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日新月异”一词形容并不为过。那么，城市的发展对生态带来了什么影响?或言之，生态对城市发展有什么制约?这一问题始终困惑着既要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的物质享受)又要平衡生态(以持续发展遗泽后代)的世人。前不久，美国启动的一项名叫“曼纳哈塔工程”的环保计划，也许对举目渺茫、投足徘徊的世人起着解惑的作用。
　　说起“曼纳哈塔”，鲜为人知，而“曼哈顿”则无人不晓。其实，这两个地名是同一区域。1609年9月12日，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得孙驾驶“半月”号木帆船，无意间发现了一片新岛屿。欧洲人首次探访了曼哈顿——“曼纳哈塔”，原住民语言中的“群丘之岛”。历经400年的沧桑巨变，昔日的蛮荒之地广盖高楼大厦，昔日的土著之民普着西装革履，如今，“曼纳哈塔”的身影早已淡化，代之以曼哈顿的雄姿。除了中央公园那仅有的几棵尚幸存的百年古树，当年“曼纳哈塔”那种“鸟语花香、水天一色”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400年的历程，曼哈顿从“树木森林”走入“水泥森林”，看似战胜了自然，实为自毁了家园。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人深悟全球金融的生态链效应，于是乎，一项“曼纳哈塔工程”环保计划应运而生。
　　这项耗时10年、集50多名多学科的学者和跨行业的志愿者之力的工程，将引领人们穿越时空，走进曼哈顿的原生态——山丘、峡谷、溪流、沙滩、盐滩、森林、湿地等，1300种物种将得以鉴定，8000多种物种的关联将得以明确，使生态学家重拾失去的生态链。在这些现实感极为强烈的三维场景之中，人们似乎走进当年的曼纳哈塔。逮一旨在为城市建设与扩建进程提供生态系统变迁的模型，可谓是美国人对“山水城市”的一种憧憬，无怪乎，2009年9月号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纽约往昔”为封面文章献给这项工程。
　　对“山水城市”的憧憬，就中国人来说，似乎并没有激情的冲动。伴随着政策放宽、经济搞活，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非凡，神州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几乎所有的大、中、小城市都在“疯长”——小城市往中等城市上“长”，中等城市往大城市上“长”，大城市往国际化一流大都市上“长”。如此的“遣城运动”貌似繁荣，其实是以耕地的流失、水资源的枯竭、环境污染日重为代价的。记得去年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来访大陆时感叹：城市的变化确实很大，可是好多河流变脏了，好多土地荒芜了，噪声也更加“挤”耳朵了。可见，快速的城市建设进程让诗人获得了喜，也感受了忧。而这种忧在那些倾心致力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官员们压根儿就没有。同样是“工程”，其对人类生态的作用力的落差简直判若霄壤：中国某些官员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对“山水城市”的叛逆，而美国人的“曼纳哈塔工程”则是通过追寻原生态来憧憬“山水城市”，使人类有一个“宜居家园”的蓝本。
　　要说现代的中国人没有“山水城市”的理念，那也不确。搜罗卷帙，引经据典，我力所不速，就拿刚作古的钱学森来说事罢。这位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杰出科学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读到《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关于菊儿胡同危房改建为北京四合院的报道，引发了他多年来的想法：“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1900年7月j1日致吴良镛函)钱学森对“连城”而破坏生态的做法颇为反感，晚年时，他还将中国未来的城市作了一番诗意般的描绘：“有山有水，依山伴水，显山露水；要让城市有足够的森林绿地，足够的江河湖面，足够的自然生态；要让城市富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宜居环境。”钱老虽已逝去，但他留下的“山水城市”构想却是中国人城市建设的一杆标尺，丈量着现代文明的刻度!
　　将“生态文明”同列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党的十七大的“亮点”。倘若我们把建设生态文明喻为一部有声有色的“话剧”，那么，创建“山水城市”乃是它的“重头戏”。唱好这一“重头戏”无疑将造福于当代，遗泽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