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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诗歌的王国，古典和现代诗歌一起构成了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将自身优秀的文化通过翻译而介绍给更多的民族和国家，这是提升本国文化影响力、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要求，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的必然要求；同时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有自身风格独特的诗歌，源远流长，对于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需要积极吸收，以不断丰富自身的诗歌创作，而这也需要诗歌的翻译工作。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古典传统诗歌的翻译工作，以具体实在的例子说明和探讨相关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 翻译
翻译中国传统的施工，其历史不是很长，最早见于庞德（Ezra Pound）的《中国》（1905）、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汉诗一百七十首》（1918）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松花笺》（1921）。那么在最初的这些翻译过程中就碰到了一些特殊的困难，即使这些译者基本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没有哪一种语言更难使译者感到没有把握进行完美再创作，然而使译者努力不致白费的部分的成功，又很容易取得。因此相关于中国传统诗歌翻译工作的研究就基本开始起步，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们不妨举例说明，中国的诗歌史写意的，有时诗歌整体的意象是抽象的，这些抽象的意象对于具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国人来说恐怕在理解上都有困难，需要专业的老师进行解读，何况外国人。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诗人在这两行中把自己的失意与两位古代政治家的成功相对比，如果不在词语上稍加修饰，很难把这两行译成勉强像样的英文：“A disdained K’uang Heng，as a critic of policy，As promoter of learning，a Liu Hsiang who failed.”
最能流传广远的诗的因素当然是具体的形象，不管我们可能对译成英文的歌德或普希金的诗多么不感兴趣，我们对洛尔迦的诗却能立即产生共鸣，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评判他究竟是一位大诗人，还是一个卖弄技巧、华而不实的诗匠。幸运的是，中国诗写得纪委具体：“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译者不得不改变其顺序，所以写的是很不相同的诗。能读汉语诗的英国读者总觉得，有些诗句几乎已经自动译成了英语，在此之后，就很难抵抗把全诗译出来诱惑了：“A Tartar horn tugs at the North wind，Thistle Gate shines whiter than the stream.The sky swallows the road to Kokonor，On the Great Wall，a thousand miles of moonlight.”。这几行译文说明，由于要照顾语句流畅、节奏分明和明白易懂，字字对应的理想很快就被破坏了。“Swallow”并不等于中文的“含”。“water”（水）由于不幸与“whiter”（白）在音韵上冲突，只好代之以“stream”（溪流）。唯一最要紧的既然是形象，所以几经犹豫之后，还是把“（is）white（r）”（更白）变成更强的“shines whiter”（闪出更白的光），这一方面是为了保留那个中文形容词的有力语气（原文那个形容词的作用像一个不及物动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出与末行中月光的联系。原诗中没有特别说明的“城”，在译文中成了“the Great Wall”（长城）。
中国诗的盛期是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其最著名的诗人是李白（701-62）和杜甫（712-70）。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诗歌的发展不断造成译者的障碍——语言越来越精炼，晚唐诗的艰深还有一点重要的补偿：不断复杂化的意象使一个诗人的个人风格在英译文里更容易显现出来。翻译的一个十分恼人的特点，就是译者的个人风格不能不抹杀他处理的各种材料的多样性。庞德和威利都翻译过陶潜和李白诗。“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 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fair morning. I will clothe myself in spring-clothing，And visit the slopes of the Eastern Hill.”（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我东郊。）可以肯定，许多并不熟悉这首诗的读者也会立即认出这是威利而不是庞德的笔调；但是有谁能认出这是陶渊明的诗呢？具有一千五百年传统的丰富多彩的诗歌，在庞德的《中国》里互相之间区别之小，还不及他的《阿尔达弗特》和《休·塞尔汶·莫泊利》的区别。仅仅从几篇译作和几本谈艺术的的书籍里去了解中国文明的欧洲人，从他站得远远地立场看去，整个中国文明都显得统一而无变化；放过纠正这种错误看法的任何机会都是可惜的。
诗歌翻译的变体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创始人之一Reiss认为，译者应该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Vermeer认为单靠语言学是解决不了翻译问题的，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Vermeer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根据功能理论，翻译中真正重要的是翻译目的。只有翻译目的的实现与否决定着译文的成功，而且译文并不需要和原文属于同一种文体。只要翻译目的需要，这种文体的变换完全是可以的。因此功能理论给了变译策略很好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沈国荣，浅谈中国诗歌翻译的历史与现状，《作家》 2011年18期
[2] 闫敏敏，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审美过程，《华东师范大学》 2005年。
[3] 殷习芳，刘明东，叶从领.文化图式与诗歌翻译[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04）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 翻译
翻译中国传统的施工，其历史不是很长，最早见于庞德（Ezra Pound）的《中国》（1905）、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汉诗一百七十首》（1918）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的《松花笺》（1921）。那么在最初的这些翻译过程中就碰到了一些特殊的困难，即使这些译者基本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没有哪一种语言更难使译者感到没有把握进行完美再创作，然而使译者努力不致白费的部分的成功，又很容易取得。因此相关于中国传统诗歌翻译工作的研究就基本开始起步，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们不妨举例说明，中国的诗歌史写意的，有时诗歌整体的意象是抽象的，这些抽象的意象对于具有一定语言基础的国人来说恐怕在理解上都有困难，需要专业的老师进行解读，何况外国人。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诗人在这两行中把自己的失意与两位古代政治家的成功相对比，如果不在词语上稍加修饰，很难把这两行译成勉强像样的英文：“A disdained K’uang Heng，as a critic of policy，As promoter of learning，a Liu Hsiang who failed.”
最能流传广远的诗的因素当然是具体的形象，不管我们可能对译成英文的歌德或普希金的诗多么不感兴趣，我们对洛尔迦的诗却能立即产生共鸣，甚至觉得自己有资格评判他究竟是一位大诗人，还是一个卖弄技巧、华而不实的诗匠。幸运的是，中国诗写得纪委具体：“胡角引北风，蓟门白于水。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译者不得不改变其顺序，所以写的是很不相同的诗。能读汉语诗的英国读者总觉得，有些诗句几乎已经自动译成了英语，在此之后，就很难抵抗把全诗译出来诱惑了：“A Tartar horn tugs at the North wind，Thistle Gate shines whiter than the stream.The sky swallows the road to Kokonor，On the Great Wall，a thousand miles of moonlight.”。这几行译文说明，由于要照顾语句流畅、节奏分明和明白易懂，字字对应的理想很快就被破坏了。“Swallow”并不等于中文的“含”。“water”（水）由于不幸与“whiter”（白）在音韵上冲突，只好代之以“stream”（溪流）。唯一最要紧的既然是形象，所以几经犹豫之后，还是把“（is）white（r）”（更白）变成更强的“shines whiter”（闪出更白的光），这一方面是为了保留那个中文形容词的有力语气（原文那个形容词的作用像一个不及物动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出与末行中月光的联系。原诗中没有特别说明的“城”，在译文中成了“the Great Wall”（长城）。
中国诗的盛期是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其最著名的诗人是李白（701-62）和杜甫（712-70）。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中，诗歌的发展不断造成译者的障碍——语言越来越精炼，晚唐诗的艰深还有一点重要的补偿：不断复杂化的意象使一个诗人的个人风格在英译文里更容易显现出来。翻译的一个十分恼人的特点，就是译者的个人风格不能不抹杀他处理的各种材料的多样性。庞德和威利都翻译过陶潜和李白诗。“Swiftly the years， beyond recall. Solemn the stillness of this fair morning. I will clothe myself in spring-clothing，And visit the slopes of the Eastern Hill.”（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我东郊。）可以肯定，许多并不熟悉这首诗的读者也会立即认出这是威利而不是庞德的笔调；但是有谁能认出这是陶渊明的诗呢？具有一千五百年传统的丰富多彩的诗歌，在庞德的《中国》里互相之间区别之小，还不及他的《阿尔达弗特》和《休·塞尔汶·莫泊利》的区别。仅仅从几篇译作和几本谈艺术的的书籍里去了解中国文明的欧洲人，从他站得远远地立场看去，整个中国文明都显得统一而无变化；放过纠正这种错误看法的任何机会都是可惜的。
诗歌翻译的变体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创始人之一Reiss认为，译者应该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Vermeer认为单靠语言学是解决不了翻译问题的，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Vermeer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根据功能理论，翻译中真正重要的是翻译目的。只有翻译目的的实现与否决定着译文的成功，而且译文并不需要和原文属于同一种文体。只要翻译目的需要，这种文体的变换完全是可以的。因此功能理论给了变译策略很好的理论支持，也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标准和策略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沈国荣，浅谈中国诗歌翻译的历史与现状，《作家》 2011年18期
[2] 闫敏敏，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审美过程，《华东师范大学》 2005年。
[3] 殷习芳，刘明东，叶从领.文化图式与诗歌翻译[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