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被法国人称为“光之世纪”，它很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这一世纪最耀眼的事，是开启现代世界的启蒙运动，而照亮了整个欧洲的启蒙之炬，相当程度上是由法国人点亮的。不过，这场以观念更新与科学革新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之火，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点燃。
　　自17世纪中叶起，一种变化悄然酝酿，欧洲人开始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怀疑精神，去质疑此前为他们所深信不疑的基本信念。一批人文学者进而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
　　当然，这并不是说，启蒙前的中世纪就是不讲理性的，毋宁说，启蒙运动实现了一次转换，将理性的运用从形式逻辑的方法变成自然科学的方法。它直接体现于两个学科的大发展：天文学和数学。而这两个领域的两个代表人物—1642年去世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以及1650年去世的法国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实际上也正是这场运动的开启者。
　　他们一个用科学帮人逃离地球进入宇宙，一个用哲学帮人逃离世界返回自我，联手定位了现代人的处境。不过，在心智革命的意义上，笛卡尔对人类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因为由他开启的哲学革命指向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冲击着每个人的思维结构。

重建根基

　　中世纪的法国，是称霸欧洲多个世纪的军事强国和政治强国，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欧洲文化。这得益于8世纪查理大帝的远见卓识和养士之风。他在国内兴建从宫廷到教堂乃至修道院的三级学校，积极引进学术人才，极大地催生了法兰西思考和论辩哲学与神学问题的学术氛围。
　　在这一注重文化的氛围推动下，经院哲学开始逐步酝酿形成，理性被引入信仰，逻辑被吸纳进神学系统，成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论证的具体方法是以宗教信条为根据，以一系列固定的逻辑共识，推出结论。
　　当时，逻辑作为神学院的三大基础课之一，其主要内容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最早证明上帝存在问题的经院哲学家安瑟伦，带着“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的宣誓，采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去完成证明。他的论证很简单：
　　大前提：凡是最完满的观念必然包含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最完满的观念;
　　结论：上帝必然存在。
　　这种方法虽然现在已被抛弃，但在当时很有力。
　　在经院哲学兴盛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方式也全面影响着其他思维领域。以对物质世界的解释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支配物质运动的有“四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和质料因。
　　比如，高山上的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滑落。此时，因为岩石是重的，它倾向于回归大地，这就是它的“动力因”。它回到了大地，这是它的“目的因”。它是由石块组成的，这是它的“质料因”。而“形式因”是说，一颗树苗的种子，会长出树，而不是结成葡萄，这是因为“树”是这颗种子所内在的“形式”，所以种子发育后，是在渐渐实现它本就内在的形式。
　　这种解释很有创见，但是很粗糙。按照它来解释世界，简单点说就是：指南针为什么要指南，因为它注定了要指南。
　　这种以先验和感觉为基础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虽然在中世纪一直支配着欧洲人的思考方式，但到了17世纪，随着科学研究在各个領域的进展，开始岌岌可危，不仅在科学上受到类似英国医生哈维所提出的“血液循环论”的直接挑战，也受到笛卡尔这样的哲学家的批评与反思。
　　笛卡尔批评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是在用想象力思考问题。他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以实际的探索来发现自然世界的规律。在热衷于解剖的一段时间里，他曾写信给朋友，称自己“正在解剖不同动物的头颅，希望从中发现想象和记忆等等是由什么构成的”。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没有发现任何不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其形成的事物”。

　　笛卡尔批评道，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是在用想象力思考问题。

　　笛卡尔相信，对待知识的传统方式的软肋在于它的根基，“在如此不稳固的基础上，绝无可能产生稳固的东西”，而“证明亚里士多德原则错误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们被追捧的那么多个世纪里，没有产生任何进步”。

　　当这位发明了解析几何的数学家试图重建哲学地基时，他将出发点选择为数学。因为数学不从感觉出发，而是“从最抽象的原则出发，经由严格的推理，而达到正确的结论”。在数学推导中，逻辑会引导人不停地问，对吗？正是这种怀疑的态度，一步步把人引向正确的结论。

　　尽管笛卡尔谨小慎微，但还是迫于严密的社会氛围，逃去了荷兰。

　　也由此，笛卡尔确定了自己的哲学原则：对万物诸事还未被确定为“真”之前，都要抱怀疑的态度。

我思故我在

　　怀疑只是笛卡尔的第一步，他真正要做的，是用怀疑来检验一切，以寻找到一个确实可靠的原理。但这“确实可靠”的并不好找。也许，世界本就是一场梦呢？我们又如何真的能确定眼前的风景、书上的内容、上帝的存在都是真的，对一切我们都可加以怀疑。
　　但在笛卡尔的思考逻辑中，哪怕可以视世界万物为虚妄，仍有一点毋庸置疑，人不能怀疑自己正在怀疑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存在不真，那么我就无法产生怀疑，也不能假设宇宙万物皆为虚妄。 　　就此，笛卡尔说出了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通过把它确定为好比“1 1=2”的数学定理一般的哲理原理，笛卡尔回到了思考的最基本起点。

　　但确立了“我”的主体意识，并不是为了推翻上帝，反对信仰。笛卡尔自己无意于贬损信仰，更不敢贬损信仰，他再三声明自己是个最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完全服从教会，他的哲学写作与神学无干，也与政治、社会无干。
　　这倒并不是笛卡尔出于自保的权宜声明，包括笛卡尔在内的启蒙思想家大多仍是虔诚的信徒。他们的思考努力，只是希望人能完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心智，将理性更好地运用于信仰，用清晰的眼光来评价包括宇宙、上帝和自然在内的一切，而不是通过有组织的教会和做着逻辑游戏的经院哲学。
　　事实上，17世纪的法国，处在狂热的天主教徒路易十四世的統治下，国家宗教氛围浓厚。尽管笛卡尔谨小慎微，但还是迫于严密的社会氛围，逃去了荷兰。他的哲学思考和写作，也是在异国完成的。
　　无论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思辨层面的难度，笛卡尔这一步走得都不容易。在他第一本哲学书《谈谈方法》中，他形容自己“好像一个在黑暗中独自摸索前进的人，下决心慢慢地走，每一样东西都仔细摸它一摸，这样虽然进步不大，至少保得住不摔倒”。
　　通过怀疑证明了意识的存在后，接下来，笛卡尔要证明周遭世界的存在。出于理论体系的逻辑需要和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他决心在证明中引入信仰，去证明上帝的存在。
　　如何证明上帝之存在呢？笛卡尔的分析逻辑是：首先，人类社会、自然世界都是不完美的，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理论上讲，不完美的存在应该不会拥有“完美”这个观念，但是人类却拥有完美这个观念，既然如此，这个完美观念只可能是完美的神赐予人类的，就像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美的三角形和圆形，但理性告诉我们，它是存在的。
　　而如果上帝确实存在，那么上帝赐予人类的认知能力就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上帝不会欺骗人类。就此，笛卡尔得出结论：只要正确运用上帝赐予的理性，就可以认识真理。而这一结论正是日后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的最重要信念。

理性主义

　　笛卡尔对世界存在的证明是暧昧的，一方面，他确立了“我”这个主体，几乎挤走了上帝，但另一方面，他依然给上帝留下了看似重要的贵宾席。

　　与他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在《思想录》中看到了这种暧昧的危险性，他说：“我不能原谅笛卡尔，在他的整套哲学中，他本愿意避开上帝而不谈，但他终未能阻止自己让上帝的手轻轻拨弄了一下，使世界动起来;此后，他就再也没有给上帝安排别的什么事做。”
　　无论笛卡尔主观意愿如何，他都开启了一个不需要上帝参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成为自己以及自然的主人。
　　这种坚信人类能够进步的乐观的理性主义观念，也成为了日后启蒙思想家们的核心信念与主要追求。他们真诚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一旦人认识到并应用了适当的科学方法，人类知识的稳步扩展以及人类条件的稳步改善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他们相信人的完美性和可塑性，也相信人类能够摆脱痛苦与疾病，摆脱偏见和谬思，在真理和幸福的大道上昂首前进。
　　笛卡尔虽然从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哲学起步，但奠基自他的哲学体系深深烙印上了法国人华丽而浪漫的特点。他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体系，这个体系能够涵盖一切，从小小的蚂蚁到上帝的恩典，从人类的情感到宇宙星辰。在这一点上，它倒是与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大厦相配。
　　如今我们理解启蒙运动，言必提及法国，然而就是笛卡尔这位打开启蒙之门的人，一生中最丰富的创作阶段却不在法国，乃至他的去世，也不在法国，而是在寒冷的瑞典。这位哲学家在自己的母国难以自由伸展，但他的思想结果却仍然影响到了法国，哪怕在启蒙大潮到来之前的17世纪。
　　路易十四，这位统治法国长达72年，跨越17、18两个世纪的君主，一手在法国确立了一个强大的的中央集权王国。在他统治期间，一套与这一制度相配合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体系也随之建立。尽管它是禁止宗教自由、压制自由讨论的，但国家的行政系统日趋科学、系统和完善，这个变化正同科学的、演绎的、理性的笛卡尔思想遥遥相应，共同预示着现代性的即将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