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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笔下的成都。在中国历史上，成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地处西南，远离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但它却一直是“中心”般的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西南地区最繁华城市，也是整个中国经济、文化的分中心之一，从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来说，它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几个城市之一。
依据考古挖掘的金沙遗址看来，成都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200年前，而现在，金沙处于成都市三环以内，距离唐代文化圣地“杜甫草堂”很近。尽管城市的形态不同，但成都一直是作为城市文明而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三个朝代，在不同的观察视野中，有着不同的魅力。这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三个朝代，是中国文化三个阶段性高峰。在汉唐宋三代，成都都是举足轻重的城市。在汉代，成都平原取代关中地区成为“天府之国”；到了唐代，成都成为与西安、洛阳地位同等重要的城市；而在宋代，成都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从汉代到三国
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彭州青铜器的发现，都说明在春秋时期，成都周围已经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化。
“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都。这个名字讲述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这是相当罕见的。
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兼并蜀国、巴国，并设置蜀郡于成都，这是蜀地归顺中原政权的开始，成都作为蜀郡的中心，开始了它在秦朝的“城市化”，秦张仪、司马错筑太城（府南城）。次年，张仪在太城以西筑少城（府西城），这些地方，现在也处于成都的中心地带，成都一直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沿用至今的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基本为这个城市消除了水患，也奠定了这片土地长达2000多年的富庶地位。这是成都作为“中心城市”的基础，它的背后有稳定而富裕的农业人口，这也是商业得以发育的条件。
“天府之国”是成都平原的别称，但是最初，这个词可不是形容成都的。“天府”这个词的演变非常有意思，中医上，“天府”中的天，指人体上部；府，聚结。《黄帝内经》中说的天府，是指人的肺部，那是呼吸的地方。所谓天府之国，最早指的不是四川，而是八百里秦川——拥有郑国渠的关中平原。在秦代，那里算是首都经济圈，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这个地方自古就号称“陆海”“天府”，尤其在秦朝时期修建郑国渠之后，一时间更是富甲天下，被古人誉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
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小政权都有把自己富裕地区称为“天府”的习惯，但是中原政权群峰并起，连年征战，以黄河文明核心的地带，长期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很多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点规模的城邑，很容易毁灭。在秦汉时期，西安当然是政治中心，但是其政治地位与军事价值，同时也让这一片土地屡遭战火。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这是成都经济圈地位高于首都经济圈的结果，所以，在《史记》中还被用来形容关中地区的“天府之国”，到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说的已经是成都平原了。从那时开始，“天府之国”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在汉代，成都已经成了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里出土了4部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证明成都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数十平方米房间大小。成都郫县人扬雄是首个写成都城市赋的人，他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的贝锦斐成、阿丽纤靡、濯色江波、壮阔富饶的锦城形象和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
所以，在东汉末年，当刘备决心复兴汉室的时候，诸葛亮帮他找的根据地就是成都。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成都有发达的生产力，而天府之国的财力，也足以与霸占中原的曹操相抗衡。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隐喻：中原政权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政治或经济中心，但是成都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中心。
唐代大都市与后花园
在唐代，成都就基本奠定了现在的城市格局。在隋唐时期，有一个说法叫“扬一益二”，除了曾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与西安之外，扬州与成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和扬州不同，繁华的成都与西安之间，隔着无数的山，李白写了“蜀道难”的名篇，让人对这些山很生气，但是，也多亏了蜀道艰难，让成都避开皇朝崩溃期的乱世。很多人离开首都经济圈，到成都生活，成都人张开双臂欢迎，让杜甫这样的诗人倍感温暖。如今很少有人提起，在唐朝，有两位皇帝，玄宗和僖宗，都曾带着庞大的逃难团队来成都避难。
成都不仅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按照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的说法，唐时的成都城，也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城市。谭继和认为，唐亁符三年（公元87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时，围绕成都城的两条江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公元876年，高骈上书朝廷，请求重新修建成都城池。罗城只修了96天，周长25里，城墙外表第一次使用砖砌，城墙上修建了用于守城的城楼、库房、通道，城墙顶部外面修了女儿墙，从此防御能力大增。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都基本上延续了罗城的格局和形状，所以近代成都城的形状，基本上就是唐时罗城的形状，只是范围上稍有差距。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春熙路附近的正科甲巷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清理出房屋、排水渠（沟）等生活遗迹。据考古工作人员透露，这次考古清理出的生活遗物，对研究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市格局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正科甲巷遗址与江南馆街遗址发现的部分遗迹单位之间存在联系。根据文献记录和考古成果，考古队确认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个商业区。今天繁华的春熙路步行街，在唐代也是繁华的消费区，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成都的自由集市在唐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花市、灯市、蚕市、还有锦里的夜市，热闹非凡。特别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呼朋唤友，闲步在街头巷尾，很是惬意。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境内）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叛军迅速攻下了太原、洛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第二年，安禄山的军队进攻潼关，兵锋直指京师长安，京畿附近的河东、华阴、上洛等郡官吏弃城而逃。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成都。于是，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皇妃以及宰相杨国忠等官员、亲近宦官、宫人，悄悄溜出了延秋门。唐玄宗的入蜀路当然是凄惨的，哗变的士兵杀死了他的宠臣杨国忠，逼他赐死杨贵妃，好在最终他还是抵达了成都——这个大唐的避风港。唐玄宗共计在成都生活了一年多，公元757年9月，郭子仪收复两京。10月，唐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于是，唐玄宗离开成都，次年初回到长安。继位的唐肃宗李亨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父子见面，抱头痛哭，演出了一幕悲欢离合的情景剧。唐玄宗回到长安后不久，唐肃宗就对随从玄宗入蜀的大臣加官进爵，并给蜀郡冠以“南京”的称号。
成都注定成为唐代贵族的后花园。公元874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公元880年12月，黄巢起义军占领东都洛阳后，开始向潼关进攻，守关将领望风而逃，宦官田令孜挟持十九岁的唐僖宗皇帝，带着皇子、嫔妃以及御林军数百骑，以出幸山南为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京城，重演了当年唐玄宗仓惶出逃的一幕。唐僖宗一行顺利到达成都。稍后，追随而来的臣子们也陆续赶到。听说皇帝到了成都，各地官府及各族首领的贡献络绎不绝，成都俨然成了另一个长安。
在唐代，成都曾是真正的中心，但是它似乎并不在乎“南京”这个封号，在成都，没几个人知道这个说法。成都，还是那个成都，而不是“南京”或“西京”。在唐代，成都的繁华与稳定，让它成为中原精英落难后的养伤之地。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高适，都为成都写过很多诗。尤其是高适与杜甫，更是在成都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高适在彭州当官，而杜甫住在市中心，两人都失意，但是能相互鼓励，一起玩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成都作为一个中心，与中原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唐代迎来了最好的局面，这种交流，对成都自身，也是一种滋养。
宋代成都：世界的“华尔街”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东方，被元代中国人使用的“交子”惊呆了。1298年，他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马可·波罗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无可辩驳地认为，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北宋时期，成都经济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北宋有开封可以和成都相比，而南宋，则有杭州可以和成都相提并论，但是贯穿两宋繁华的，却是成都所独有。长期稳定和繁荣，终于催生出中国古代最璀璨的城市：成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都大慈寺东面原来有一个“交子街”，就是世界纸币的发源地。
交子出现的确切时间是1023年。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成都在宋代的地位，有点像现在的上海。它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成都有不少尝试，这是成都经济长期繁荣的一个自然结果。宋代的成都，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前些年在彭州，人们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藏有大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华。成都在宋代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游玩文化。在彭州，人们甚至开发了不少牡丹新品种，送给宋徽宗。彭州的繁华，是大成都都市圈在宋代达到顶峰的标志。随着北宋灭亡，中原精英再次南迁，一部分精英和皇帝一起跑到了杭州，而另外一部分精英，又追随唐代先贤的脚步跑到了成都。成都再次吸纳了中原的精英，像陆游这样的诗人，后来常常在梦中回到客居成都的美好生活。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汉、唐、宋三个朝代，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西安、洛阳与开封，是这几个时期的政治中心，而成都，则一直是足以分庭抗礼的一个中心。到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政治中心不得不北迁到北京，以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北京作为中心的几百年，西安、洛阳与开封，都迅速衰败，尤其是进入现代，开封与洛阳，已被战略性抛弃，成为普通的地级城市。这种政治中心的北移，某种程度上架空了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成都虽然也曾遭遇张献忠的屠城，但仍能迅速恢复，雄踞一方。在清代，成都的地位仍然重要，即使是清代结束，作为辛亥革命先声的保路运动，也发生在成都。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心，成都的地位在2千多年的城市史中，从来没有动摇过。
依据考古挖掘的金沙遗址看来，成都建城史可以追溯到3200年前，而现在，金沙处于成都市三环以内，距离唐代文化圣地“杜甫草堂”很近。尽管城市的形态不同，但成都一直是作为城市文明而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三个朝代，在不同的观察视野中，有着不同的魅力。这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三个朝代，是中国文化三个阶段性高峰。在汉唐宋三代，成都都是举足轻重的城市。在汉代，成都平原取代关中地区成为“天府之国”；到了唐代，成都成为与西安、洛阳地位同等重要的城市；而在宋代，成都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从汉代到三国
成都附近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彭州青铜器的发现，都说明在春秋时期，成都周围已经发展出灿烂的古代文化。
“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蜀都。这个名字讲述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这是相当罕见的。
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兼并蜀国、巴国，并设置蜀郡于成都，这是蜀地归顺中原政权的开始，成都作为蜀郡的中心，开始了它在秦朝的“城市化”，秦张仪、司马错筑太城（府南城）。次年，张仪在太城以西筑少城（府西城），这些地方，现在也处于成都的中心地带，成都一直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沿用至今的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这基本为这个城市消除了水患，也奠定了这片土地长达2000多年的富庶地位。这是成都作为“中心城市”的基础，它的背后有稳定而富裕的农业人口，这也是商业得以发育的条件。
“天府之国”是成都平原的别称，但是最初，这个词可不是形容成都的。“天府”这个词的演变非常有意思，中医上，“天府”中的天，指人体上部；府，聚结。《黄帝内经》中说的天府，是指人的肺部，那是呼吸的地方。所谓天府之国，最早指的不是四川，而是八百里秦川——拥有郑国渠的关中平原。在秦代，那里算是首都经济圈，以长安为中心的渭河平原地区，这个地方自古就号称“陆海”“天府”，尤其在秦朝时期修建郑国渠之后，一时间更是富甲天下，被古人誉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
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小政权都有把自己富裕地区称为“天府”的习惯，但是中原政权群峰并起，连年征战，以黄河文明核心的地带，长期面临着治水的难题，很多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点规模的城邑，很容易毁灭。在秦汉时期，西安当然是政治中心，但是其政治地位与军事价值，同时也让这一片土地屡遭战火。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这是成都经济圈地位高于首都经济圈的结果，所以，在《史记》中还被用来形容关中地区的“天府之国”，到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说的已经是成都平原了。从那时开始，“天府之国”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在汉代，成都已经成了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里出土了4部前所未见的蜀锦提花机模型，证明成都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数十平方米房间大小。成都郫县人扬雄是首个写成都城市赋的人，他和晋代左思的《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的贝锦斐成、阿丽纤靡、濯色江波、壮阔富饶的锦城形象和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
所以，在东汉末年，当刘备决心复兴汉室的时候，诸葛亮帮他找的根据地就是成都。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成都有发达的生产力，而天府之国的财力，也足以与霸占中原的曹操相抗衡。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隐喻：中原政权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政治或经济中心，但是成都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中心。
唐代大都市与后花园
在唐代，成都就基本奠定了现在的城市格局。在隋唐时期，有一个说法叫“扬一益二”，除了曾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与西安之外，扬州与成都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繁华的城市。和扬州不同，繁华的成都与西安之间，隔着无数的山，李白写了“蜀道难”的名篇，让人对这些山很生气，但是，也多亏了蜀道艰难，让成都避开皇朝崩溃期的乱世。很多人离开首都经济圈，到成都生活，成都人张开双臂欢迎，让杜甫这样的诗人倍感温暖。如今很少有人提起，在唐朝，有两位皇帝，玄宗和僖宗，都曾带着庞大的逃难团队来成都避难。
成都不仅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按照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的说法，唐时的成都城，也是当时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城市。谭继和认为，唐亁符三年（公元87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时，围绕成都城的两条江已经变成了如今的模样。公元876年，高骈上书朝廷，请求重新修建成都城池。罗城只修了96天，周长25里，城墙外表第一次使用砖砌，城墙上修建了用于守城的城楼、库房、通道，城墙顶部外面修了女儿墙，从此防御能力大增。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都基本上延续了罗城的格局和形状，所以近代成都城的形状，基本上就是唐时罗城的形状，只是范围上稍有差距。
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春熙路附近的正科甲巷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唐宋时期街坊遗址，清理出房屋、排水渠（沟）等生活遗迹。据考古工作人员透露，这次考古清理出的生活遗物，对研究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市格局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正科甲巷遗址与江南馆街遗址发现的部分遗迹单位之间存在联系。根据文献记录和考古成果，考古队确认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是个商业区。今天繁华的春熙路步行街，在唐代也是繁华的消费区，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成都的自由集市在唐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花市、灯市、蚕市、还有锦里的夜市，热闹非凡。特别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呼朋唤友，闲步在街头巷尾，很是惬意。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境内）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叛军迅速攻下了太原、洛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第二年，安禄山的军队进攻潼关，兵锋直指京师长安，京畿附近的河东、华阴、上洛等郡官吏弃城而逃。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成都。于是，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皇妃以及宰相杨国忠等官员、亲近宦官、宫人，悄悄溜出了延秋门。唐玄宗的入蜀路当然是凄惨的，哗变的士兵杀死了他的宠臣杨国忠，逼他赐死杨贵妃，好在最终他还是抵达了成都——这个大唐的避风港。唐玄宗共计在成都生活了一年多，公元757年9月，郭子仪收复两京。10月，唐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于是，唐玄宗离开成都，次年初回到长安。继位的唐肃宗李亨备法驾迎于望贤宫，父子见面，抱头痛哭，演出了一幕悲欢离合的情景剧。唐玄宗回到长安后不久，唐肃宗就对随从玄宗入蜀的大臣加官进爵，并给蜀郡冠以“南京”的称号。
成都注定成为唐代贵族的后花园。公元874年，唐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公元880年12月，黄巢起义军占领东都洛阳后，开始向潼关进攻，守关将领望风而逃，宦官田令孜挟持十九岁的唐僖宗皇帝，带着皇子、嫔妃以及御林军数百骑，以出幸山南为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京城，重演了当年唐玄宗仓惶出逃的一幕。唐僖宗一行顺利到达成都。稍后，追随而来的臣子们也陆续赶到。听说皇帝到了成都，各地官府及各族首领的贡献络绎不绝，成都俨然成了另一个长安。
在唐代，成都曾是真正的中心，但是它似乎并不在乎“南京”这个封号，在成都，没几个人知道这个说法。成都，还是那个成都，而不是“南京”或“西京”。在唐代，成都的繁华与稳定，让它成为中原精英落难后的养伤之地。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高适，都为成都写过很多诗。尤其是高适与杜甫，更是在成都度过了难忘的时光。高适在彭州当官，而杜甫住在市中心，两人都失意，但是能相互鼓励，一起玩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成都作为一个中心，与中原文化的良性互动，在唐代迎来了最好的局面，这种交流，对成都自身，也是一种滋养。
宋代成都：世界的“华尔街”
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东方，被元代中国人使用的“交子”惊呆了。1298年，他在那本著名的游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马可·波罗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无可辩驳地认为，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北宋时期，成都经济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北宋有开封可以和成都相比，而南宋，则有杭州可以和成都相提并论，但是贯穿两宋繁华的，却是成都所独有。长期稳定和繁荣，终于催生出中国古代最璀璨的城市：成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甚至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成都大慈寺东面原来有一个“交子街”，就是世界纸币的发源地。
交子出现的确切时间是1023年。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成都在宋代的地位，有点像现在的上海。它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成都有不少尝试，这是成都经济长期繁荣的一个自然结果。宋代的成都，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前些年在彭州，人们发现了一个地窖，里面藏有大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华。成都在宋代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游玩文化。在彭州，人们甚至开发了不少牡丹新品种，送给宋徽宗。彭州的繁华，是大成都都市圈在宋代达到顶峰的标志。随着北宋灭亡，中原精英再次南迁，一部分精英和皇帝一起跑到了杭州，而另外一部分精英，又追随唐代先贤的脚步跑到了成都。成都再次吸纳了中原的精英，像陆游这样的诗人，后来常常在梦中回到客居成都的美好生活。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汉、唐、宋三个朝代，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流域。西安、洛阳与开封，是这几个时期的政治中心，而成都，则一直是足以分庭抗礼的一个中心。到了元明清三代，封建社会进入末期，政治中心不得不北迁到北京，以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抗衡。北京作为中心的几百年，西安、洛阳与开封，都迅速衰败，尤其是进入现代，开封与洛阳，已被战略性抛弃，成为普通的地级城市。这种政治中心的北移，某种程度上架空了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成都虽然也曾遭遇张献忠的屠城，但仍能迅速恢复，雄踞一方。在清代，成都的地位仍然重要，即使是清代结束，作为辛亥革命先声的保路运动，也发生在成都。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心，成都的地位在2千多年的城市史中，从来没有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