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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村出土的龟甲、牛骨被当成龙骨入药，不知有多少商代文明的历史信息被当时人吃进了肚子。这也就是让后人哭笑不得的“人吞商史”。直到1899年，终于有一个需要龙骨入药的病人是个“识货人”，解开了龙骨的真相，并揭开了“甲骨文”的面纱。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文献记录，目前已知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出土于豫北洹河边的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这里曾经是商朝的都邑，古称殷，因而商朝又被称为殷商。商朝灭亡，殷都废弃，深埋地下三千年。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被发现，这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都才以“殷墟”之名闻名于世。
“人吞商史”
殷墟的发现，须从安阳小屯村村民发现“龙骨”的传说说起。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个地方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人的理想地点。
直到明朝时，才开始有人移居到这里，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也只有几百年。
清末以来，小屯的村民常常会在耕作中从地下挖到一些龟甲、牛骨等碎骨片。村民们认识不到这些碎骨片的价值，将这些骨片随意抛弃。
到了19世纪末，小屯村里有了一个传说。据说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得了疥疮没钱抓药。他不知从何处得知，有种中药叫“龙骨”，能治自己的病。
龙骨，确实是一味中药材，指的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古人为药材命名时，用上了神话中的“龙”，也许是取吉祥之意，也许是故弄玄虚，类似的还有“龙脑”、“龙涎”等，很多来源于动植物的中药，命名也与其真身相差十万八千里。
剃头匠李成不知道龙骨究竟是什么，看到田地里经常被挖出的碎骨片很古老，就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龙骨。他用这些所谓的龙骨治好了自己的疥疮，由此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开始做起了龙骨生意。
以现在最基本的科学常识，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可信度。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类似的传说信之者众。小屯村的龙骨生意很快做大，成了重要的龙骨产地——这个传说或许就是一套“生意经”，也未可知。
小屯村出土的龟甲、牛骨被当成龙骨入药，不知有多少商代文明的历史信息被当时人吃进了肚子。这也就是让后人哭笑不得的“人吞商史”。
幸而，1899年时，终于有一个需要龙骨入药的病人是个“识货人”。
这个人是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买到“龙骨”后惊异地发现，“龙骨”上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王懿荣当即判断出，“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王懿荣很快认定，这些带有文字的“龙骨”是比钟鼎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这些“龙骨”基本是龟甲和兽骨，因而其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在金石学之外，“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
甲骨文刚刚为世人所知时，众多收藏家、达官显贵趋之若鹜。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为了“藏宝”而来。一时间，“龙骨”身价百倍。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也自此以“殷墟”名世。
殷墟首掘
1936年，H127坑出土的完整甲骨灰土柱。
1928年，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被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傅斯年是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他交给李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发掘安阳的殷墟。
此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近30年，距离殷墟的位置确定也已经过了20年——1908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上，第一次明确了安阳小屯为甲骨的出土地。
这块注定能有惊天发现的历史遗迹，却拖了这么长时间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动荡的岁月。另一个迟迟不能发掘殷墟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对李济的任命，也是为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当务之急”。
由于民国初年人们文物意识的淡漠，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炒得价格昂贵，奇货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盗掘十分严重，已经不知道被人挖了多少遍。
为此，在找到李济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当时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到安阳“踩点儿”。
即便是董作宾这样的历史学家，讲到考古挖掘，也是头一回。没有一个“行家”，一群人只能边干边摸索。挖了一天，把土都筛了一遍，一块甲骨也没有。
正在气沮，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一种中药材），一村民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来深的一个小洞，将地下深处的根茎取上来。
这种向深处挖掘速度奇快的工具引起了董作宾的兴趣，当即谈好工钱，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
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迹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家时代，更为后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道路。
“科学”的考古
1929年春，李济主持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這次挖掘中，李济他们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对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调查。挖掘结束后，他们把大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此时，创建于广东的史语所已经迁址到北京了。
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走上科学考古的正轨，此后中央研究院又前后主持了15次发掘。
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
根据甲骨文断代研究，这个坑里甲骨文的时代为商代武丁时期。如此巨量的甲骨只能是有意贮存的档案库，存储地只能是商代都城。
殷墟考古带给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结论，是把中国的可靠历史推进到了商代。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以实物资料，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
时至今日，殷墟成为备受全世界关注的历史文化遗址。殷墟博物馆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甲骨文发现地”六个字。殷墟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北京日报》2016.3.22）
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发布消息，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文献记录，目前已知的甲骨文，绝大部分出土于豫北洹河边的安阳市小屯村一带。这里曾经是商朝的都邑，古称殷，因而商朝又被称为殷商。商朝灭亡，殷都废弃，深埋地下三千年。直到一百多年前，甲骨文被发现，这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都才以“殷墟”之名闻名于世。
“人吞商史”
殷墟的发现，须从安阳小屯村村民发现“龙骨”的传说说起。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个地方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人的理想地点。
直到明朝时，才开始有人移居到这里，因此，小屯村的“村史”距今也只有几百年。
清末以来，小屯的村民常常会在耕作中从地下挖到一些龟甲、牛骨等碎骨片。村民们认识不到这些碎骨片的价值，将这些骨片随意抛弃。
到了19世纪末，小屯村里有了一个传说。据说有个叫李成的剃头匠，得了疥疮没钱抓药。他不知从何处得知，有种中药叫“龙骨”，能治自己的病。
龙骨，确实是一味中药材，指的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古人为药材命名时，用上了神话中的“龙”，也许是取吉祥之意，也许是故弄玄虚，类似的还有“龙脑”、“龙涎”等，很多来源于动植物的中药，命名也与其真身相差十万八千里。
剃头匠李成不知道龙骨究竟是什么，看到田地里经常被挖出的碎骨片很古老，就想当然地认为那就是龙骨。他用这些所谓的龙骨治好了自己的疥疮，由此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开始做起了龙骨生意。
以现在最基本的科学常识，这个传说没有什么可信度。但是在19世纪末的中国，类似的传说信之者众。小屯村的龙骨生意很快做大，成了重要的龙骨产地——这个传说或许就是一套“生意经”，也未可知。
小屯村出土的龟甲、牛骨被当成龙骨入药，不知有多少商代文明的历史信息被当时人吃进了肚子。这也就是让后人哭笑不得的“人吞商史”。
幸而，1899年时，终于有一个需要龙骨入药的病人是个“识货人”。
这个人是官居清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买到“龙骨”后惊异地发现，“龙骨”上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王懿荣当即判断出，“龙骨”上的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王懿荣很快认定，这些带有文字的“龙骨”是比钟鼎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这些“龙骨”基本是龟甲和兽骨，因而其上的文字被称为“甲骨文”，在金石学之外，“甲骨学”很快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
甲骨文刚刚为世人所知时，众多收藏家、达官显贵趋之若鹜。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为了“藏宝”而来。一时间，“龙骨”身价百倍。名不见经传的小屯村，也自此以“殷墟”名世。
殷墟首掘
1936年，H127坑出土的完整甲骨灰土柱。
1928年，李济作为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被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傅斯年是刚刚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他交给李济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发掘安阳的殷墟。
此时，距离甲骨文被发现已经近30年，距离殷墟的位置确定也已经过了20年——1908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上，第一次明确了安阳小屯为甲骨的出土地。
这块注定能有惊天发现的历史遗迹，却拖了这么长时间无人问津，最大的原因自然是中国动荡的岁月。另一个迟迟不能发掘殷墟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对李济的任命，也是为解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当务之急”。
由于民国初年人们文物意识的淡漠，甲骨文又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文物市场炒得价格昂贵，奇货可居，殷墟的甲骨被盗掘十分严重，已经不知道被人挖了多少遍。
为此，在找到李济之前，傅斯年先行派了当时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到安阳“踩点儿”。
即便是董作宾这样的历史学家，讲到考古挖掘，也是头一回。没有一个“行家”，一群人只能边干边摸索。挖了一天，把土都筛了一遍，一块甲骨也没有。
正在气沮，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一种中药材），一村民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向下挖，很快能挖出一丈来深的一个小洞，将地下深处的根茎取上来。
这种向深处挖掘速度奇快的工具引起了董作宾的兴趣，当即谈好工钱，请这位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
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迹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板229件，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李济在后来的著作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第一次试挖“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捡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绪乱，一无记载。”
但是，董作宾这次以甲骨为主要目标、带有探宝性质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结束了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家时代，更为后面的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开启了道路。
“科学”的考古
1929年春，李济主持的第二次殷墟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明确把殷墟作为发掘对象，而不是单纯地挖掘甲骨，考古方式和工作原则发生了质的变化。
這次挖掘中，李济他们一共挖出685片甲骨，对村南、村中和村北的麦地、棉田进行了地下情况调查。挖掘结束后，他们把大量的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到北京。此时，创建于广东的史语所已经迁址到北京了。
殷墟发掘从第二次开始走上科学考古的正轨，此后中央研究院又前后主持了15次发掘。
这个在小屯发现的地下贮藏坑里，堆着数以千计的字甲。
根据甲骨文断代研究，这个坑里甲骨文的时代为商代武丁时期。如此巨量的甲骨只能是有意贮存的档案库，存储地只能是商代都城。
殷墟考古带给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结论，是把中国的可靠历史推进到了商代。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以实物资料，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有物证可考的中华信史向前延伸了1100多年。
时至今日，殷墟成为备受全世界关注的历史文化遗址。殷墟博物馆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甲骨文发现地”六个字。殷墟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如此，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更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北京日报》201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