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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唐时期文人通过诗歌唱和来抒情言志,成为一时风尚。其中,刘禹锡、柳宗元二人的唱和活动集中表现了二人共同政治命运中结下的深厚情谊。通过刘柳唱和诗的研究,可以把个性迥异但志趣相同的两大文豪的心路历程联系起来,两相对照,比单独研究个人诗作又多了一层深意,从而能更加深入理解在中唐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有志不获骋”的正直文人群体普遍的思想波动和人生感悟,极具研究价值。
关键词: 刘、柳唱和 永贞革新 贬谪 友谊
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文人唱和之风的盛行。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是这一风尚的引领者,他们或言闲适之乐,或述贬谪之苦,为后世留下大量唱和作品。总体来看,中唐诗人唱和在贞元、永贞年间初具气象,经过元和年间的发展(以元白的“通江唱和”最为著名),到了长庆年间才真正形成高潮。与元白唱和的盛况相比,刘柳的唱和活动并不算频繁,但引领了后来唱和之风,刘柳唱和诗是二人二十余年宦海生涯共同浮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更是元和士人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屡遭贬谪的痛苦心路的真实写照,所以极具研究价值。
一、文坛双星——性格和诗风的异趣
刘柳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方面,都是当时并称的两大明星。二人的性格和诗风都各具特色,柳宗元个性冷静理性、孤洁克制,诗风清峻沉郁、明净简峭,避开了韩诗中由于过于追求独特而致险怪,令人难以接受的弊端,也避开了白诗一味追求平易反而流于浅俗的弊端。
刘禹锡的个性则刚直爽朗、烂漫旷达,原因是多方面的:刘从小生活于江南,那里幽雅的人文环境与清丽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其诗人特有的灵心善感;刘更与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等人有密切的诗歌交流,大大丰富了创作经验、锻炼了才思;刘还取法民歌写《竹枝词》:“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①为此大大丰富了诗歌内容、题材与技巧,形成了豪迈俊爽、雄浑苍劲的诗风,被白居易称为“诗豪”、“国手”。
二、同为天涯沦落人——政治党争和贬谪中结下的革命友谊
就是这样性格不同的二人,其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人同年登进士第;相隔一年步入仕途,同在长安供职;同时参与参与了王叔文为清除种种弊端而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历经百余日便夭折);同时在革新失败后被贬谪远放,一个朗州、一个永州;同时被政治冰冻了十年之久,又同时被召回长安,但不久后因未取得当时掌权者的信任又同时再次被贬谪,这次是一个连州、一个柳州。这种惊人相似的经历正如柳诗中所说的“二十年来万事同”,“志同道合”在刘柳二人身上体现得可谓非常深刻。
另外从二人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不仅仅因为经历相似,更重要的是建构在对宇宙、人生、政治的一致态度上。如在哲学思想上二人都具有唯物主义立场,认同天无预乎“治乱”的能力,更重人事。刘曾著有《与董生言易》、《辩易九六论》,无人用其说,柳则著《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支持刘的革新思想,嘲笑因循守旧的俗见。此外,唐人思想普遍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浸染,刘柳二人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佛家思想试图解脱人生的苦闷、平衡压抑不满的心理。但在社会政治方面,二人始终坚持儒家理想、不悔初衷。如柳的“苟馀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惩咎赋》)颇似屈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坚定意志。刘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也透着一股顽强、乐观之气。
三、刘柳唱和诗——友谊与文才的见证
二人的唱和诗数量并不算太多,每人各十首左右,都集中在元和年间贬谪时期,按时间及内容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元和六年,哭吕温。
这组诗创作与二人的第一次贬谪期间,刘柳分别在朗州、永州之时,与二人年龄、经历相仿的好友吕温卒于衡州刺史任上。刘、柳皆有诗哭之,这不仅是伤悼吕温的早卒,更是自伤不遇。刘作有《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其中“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句极为苍浑沉着,正是“不独为衡州而哭,实为天下而哭。不可泛作哭友诗观之。”②柳作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其中“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用典新颖,情意深厚,语言苍健。
第二组:元和十年,在长安与杨凭酬唱。
元和十年正月至京。永贞元年同时被贬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晔等被召回京,由刘柳回赠柳宗元岳父杨凭的诗可见,二人当时的心情应是复杂的,既有结束十年放逐得还京师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翰林寂寞谁为主?鸣凤应须早上天”(柳《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也有十年废置江湖的伤嗟,“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刘《酬杨侍郎凭见寄二首》)还有欲洗除原来所受冤屈,得到公正对待之意,“冶长虽解缧绁,无由得见东周。”(柳同上)
除了这些情绪以外,直率的刘禹锡更有讽刺时事、牢骚尤人之语,即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奉诏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此诗“首句便见气焰,次见附势者众,三以桃喻新贵,末太露,安免再谪!”③其实官员的升降不会仅凭一首诗,刘柳再次被贬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与当权者的政见相违背,触犯了其既得利益,所以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组:第二次贬谪途中过淳于髡墓。
刘柳二人虽再次在政治上受重创,但情谊不移,甚至进一步加深了。二次贬谪最初刘柳分别出为播州刺史和柳州刺史,柳宗元以刘禹锡母老而贬地僻远,请求以自己的貶地与刘更换,可谓情深义厚。后来裴度也为刘禹锡求情,才改贬刘为连州刺史。刘柳二人又结伴南行,至衡阳才分道而行。在途经宜城县善谑驿的淳于髡墓时,刘题诗,柳和之。刘禹锡的《题淳于髡墓》中的“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本意是要借淳于髡客死异乡来表达自己长年远放、客居南荒的悲辛,却不期竟成为四年后柳卒于柳州的谶语。柳宗元的《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中的“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承接刘的“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诗意,有惺惺相惜之情。二人对于淳于髡的感触基于与自身经历对比后的不平之鸣,认为自己与淳于髡皆为国尽心尽力,但却境遇迥异,淳于髡得明主赏识,功成名就,而他们二人却久遭贬逐,难逢圣君。 第四组:元和十年,赴连州途中经衡阳作。
到了衡阳,二人已即将“临湘水为别”,柳乘舟适柳州,刘登陆赴连州。离别的气氛随着分手时刻的迫近而愈来愈浓厚,二人阔别十年刚刚相逢不久又要分赴两地,不知何年再见,怎能不依依不舍?所以二人选择了三赠三酬的这种特殊唱和方式来表达绵长深厚的情谊。
第一次赠答主要反映了对此次重返京师又重被贬逐的失望与离别的不舍情绪。柳的“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翻用了《李少卿与苏武诗》中的“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又巧加夸张手法使悲意更浓。刘的“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惜别情意也是绵密悠远。
第二、三次赠答则从眼前离别的情绪中跳脱出来,柳的“二十年来万事同”和刘的“弱冠同怀长者忧”概括了两人20年来共同经历坎坷人生的感受。对于未来,二人不断相约,期待晚年能不再经受宦海风波,得以归田重逢。如“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柳《重别梦得》)“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刘《重答柳柳州》)常易陷入悲观情绪中的柳不禁怀疑重逢之日虚渺难待:“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三赠刘员外》)而一向乐天的刘就以“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答柳子厚》)来宽慰好友。可见在二人生命轨迹最后的交集点,友谊已达到了坚如金石的程度。
第五组:元和十至十二年,二人各在连州、柳州时的赠答。
这组赠答诗是围绕刘的两个儿子学习书法展开的戏笔,充满亲近调侃的家常生活气息。《义门读书记·河东集》中记载:“卢携言:刘、柳并学书于皇甫阅,柳为升堂,刘为及门。”刘还曾求柳为其书写《西京赋》,故柳诗中有“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重赠二首》)《因话录》中还记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可见柳在书法上确实颇有造诣,在地方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故刘诗中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句(《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柳在其诗中也半带自嘲地说“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叠后》)。刘可能是谪居无聊,又想重拾书法之技,向柳开玩笑说要与他一较高低:“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答后篇》)
另外据史料可知,柳直到元和十二年仍无子,故刘在诗中调侃柳“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答前篇》)柳也在诗中表示对刘有二子的羡慕和自己的膝下空虚之感:“小学新翻墨沼池,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玉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叠前》)
除了以上五组唱和诗,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到达柳州后,作有《答刘连州邦字》和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但刘无相关和诗存世。元和十五年,柳去世,刘对比自己小一岁的柳宗元的早逝感到十分惊诧和悲痛,先后作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和祭文《祭柳员外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来哭悼好友,痛惋之情浮于笔端。此外,刘还为柳编定诗集,料理抚孤、归葬等身后事宜,以尽朋友之谊。
综上所述,刘禹锡、柳宗元虽有过崇佛、归隐之念,但始终抱定儒家执著进取的思想,并肩作战,携手走过无数磨难。至元和之后,白居易等贬谪文人便已逐渐由执著走向了超越,以刘柳为代表的文人身上那种刚烈正直之气也渐渐消退了。刘禹锡与柳宗元如同历史天空中的双子星,以其独特的文才、人格之光芒彼此辉映,璀璨一时,万古流芳。
注释: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刘禹锡传(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99:306.
②[金]元好问.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卷7)[M],古籍,清乾隆57年(1792年).
③[明]周珽编.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卷46)[M].古籍,明崇祯元年(1628年).
参考文献:
[1][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
[2][唐]柳宗元撰.吴文治等校点.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
关键词: 刘、柳唱和 永贞革新 贬谪 友谊
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文人唱和之风的盛行。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是这一风尚的引领者,他们或言闲适之乐,或述贬谪之苦,为后世留下大量唱和作品。总体来看,中唐诗人唱和在贞元、永贞年间初具气象,经过元和年间的发展(以元白的“通江唱和”最为著名),到了长庆年间才真正形成高潮。与元白唱和的盛况相比,刘柳的唱和活动并不算频繁,但引领了后来唱和之风,刘柳唱和诗是二人二十余年宦海生涯共同浮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更是元和士人在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屡遭贬谪的痛苦心路的真实写照,所以极具研究价值。
一、文坛双星——性格和诗风的异趣
刘柳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方面,都是当时并称的两大明星。二人的性格和诗风都各具特色,柳宗元个性冷静理性、孤洁克制,诗风清峻沉郁、明净简峭,避开了韩诗中由于过于追求独特而致险怪,令人难以接受的弊端,也避开了白诗一味追求平易反而流于浅俗的弊端。
刘禹锡的个性则刚直爽朗、烂漫旷达,原因是多方面的:刘从小生活于江南,那里幽雅的人文环境与清丽的自然环境培养了其诗人特有的灵心善感;刘更与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等人有密切的诗歌交流,大大丰富了创作经验、锻炼了才思;刘还取法民歌写《竹枝词》:“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①为此大大丰富了诗歌内容、题材与技巧,形成了豪迈俊爽、雄浑苍劲的诗风,被白居易称为“诗豪”、“国手”。
二、同为天涯沦落人——政治党争和贬谪中结下的革命友谊
就是这样性格不同的二人,其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人同年登进士第;相隔一年步入仕途,同在长安供职;同时参与参与了王叔文为清除种种弊端而发动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历经百余日便夭折);同时在革新失败后被贬谪远放,一个朗州、一个永州;同时被政治冰冻了十年之久,又同时被召回长安,但不久后因未取得当时掌权者的信任又同时再次被贬谪,这次是一个连州、一个柳州。这种惊人相似的经历正如柳诗中所说的“二十年来万事同”,“志同道合”在刘柳二人身上体现得可谓非常深刻。
另外从二人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出他们的友情不仅仅因为经历相似,更重要的是建构在对宇宙、人生、政治的一致态度上。如在哲学思想上二人都具有唯物主义立场,认同天无预乎“治乱”的能力,更重人事。刘曾著有《与董生言易》、《辩易九六论》,无人用其说,柳则著《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支持刘的革新思想,嘲笑因循守旧的俗见。此外,唐人思想普遍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浸染,刘柳二人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佛家思想试图解脱人生的苦闷、平衡压抑不满的心理。但在社会政治方面,二人始终坚持儒家理想、不悔初衷。如柳的“苟馀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惩咎赋》)颇似屈原“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坚定意志。刘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也透着一股顽强、乐观之气。
三、刘柳唱和诗——友谊与文才的见证
二人的唱和诗数量并不算太多,每人各十首左右,都集中在元和年间贬谪时期,按时间及内容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元和六年,哭吕温。
这组诗创作与二人的第一次贬谪期间,刘柳分别在朗州、永州之时,与二人年龄、经历相仿的好友吕温卒于衡州刺史任上。刘、柳皆有诗哭之,这不仅是伤悼吕温的早卒,更是自伤不遇。刘作有《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其中“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句极为苍浑沉着,正是“不独为衡州而哭,实为天下而哭。不可泛作哭友诗观之。”②柳作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其中“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用典新颖,情意深厚,语言苍健。
第二组:元和十年,在长安与杨凭酬唱。
元和十年正月至京。永贞元年同时被贬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晔等被召回京,由刘柳回赠柳宗元岳父杨凭的诗可见,二人当时的心情应是复杂的,既有结束十年放逐得还京师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翰林寂寞谁为主?鸣凤应须早上天”(柳《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二首》)也有十年废置江湖的伤嗟,“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书召回”(刘《酬杨侍郎凭见寄二首》)还有欲洗除原来所受冤屈,得到公正对待之意,“冶长虽解缧绁,无由得见东周。”(柳同上)
除了这些情绪以外,直率的刘禹锡更有讽刺时事、牢骚尤人之语,即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奉诏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此诗“首句便见气焰,次见附势者众,三以桃喻新贵,末太露,安免再谪!”③其实官员的升降不会仅凭一首诗,刘柳再次被贬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因为他们与当权者的政见相违背,触犯了其既得利益,所以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三组:第二次贬谪途中过淳于髡墓。
刘柳二人虽再次在政治上受重创,但情谊不移,甚至进一步加深了。二次贬谪最初刘柳分别出为播州刺史和柳州刺史,柳宗元以刘禹锡母老而贬地僻远,请求以自己的貶地与刘更换,可谓情深义厚。后来裴度也为刘禹锡求情,才改贬刘为连州刺史。刘柳二人又结伴南行,至衡阳才分道而行。在途经宜城县善谑驿的淳于髡墓时,刘题诗,柳和之。刘禹锡的《题淳于髡墓》中的“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本意是要借淳于髡客死异乡来表达自己长年远放、客居南荒的悲辛,却不期竟成为四年后柳卒于柳州的谶语。柳宗元的《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中的“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承接刘的“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诗意,有惺惺相惜之情。二人对于淳于髡的感触基于与自身经历对比后的不平之鸣,认为自己与淳于髡皆为国尽心尽力,但却境遇迥异,淳于髡得明主赏识,功成名就,而他们二人却久遭贬逐,难逢圣君。 第四组:元和十年,赴连州途中经衡阳作。
到了衡阳,二人已即将“临湘水为别”,柳乘舟适柳州,刘登陆赴连州。离别的气氛随着分手时刻的迫近而愈来愈浓厚,二人阔别十年刚刚相逢不久又要分赴两地,不知何年再见,怎能不依依不舍?所以二人选择了三赠三酬的这种特殊唱和方式来表达绵长深厚的情谊。
第一次赠答主要反映了对此次重返京师又重被贬逐的失望与离别的不舍情绪。柳的“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翻用了《李少卿与苏武诗》中的“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又巧加夸张手法使悲意更浓。刘的“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惜别情意也是绵密悠远。
第二、三次赠答则从眼前离别的情绪中跳脱出来,柳的“二十年来万事同”和刘的“弱冠同怀长者忧”概括了两人20年来共同经历坎坷人生的感受。对于未来,二人不断相约,期待晚年能不再经受宦海风波,得以归田重逢。如“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柳《重别梦得》)“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刘《重答柳柳州》)常易陷入悲观情绪中的柳不禁怀疑重逢之日虚渺难待:“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三赠刘员外》)而一向乐天的刘就以“会待休车骑,相随出罻罗”(《答柳子厚》)来宽慰好友。可见在二人生命轨迹最后的交集点,友谊已达到了坚如金石的程度。
第五组:元和十至十二年,二人各在连州、柳州时的赠答。
这组赠答诗是围绕刘的两个儿子学习书法展开的戏笔,充满亲近调侃的家常生活气息。《义门读书记·河东集》中记载:“卢携言:刘、柳并学书于皇甫阅,柳为升堂,刘为及门。”刘还曾求柳为其书写《西京赋》,故柳诗中有“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重赠二首》)《因话录》中还记载:“元和中,柳柳州书,后生多师效。就中尤长于章草,为时所宝。湖湘以南童稚悉学其书,颇有能者。”可见柳在书法上确实颇有造诣,在地方上也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故刘诗中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句(《酬柳柳州家鸡之赠》),柳在其诗中也半带自嘲地说“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叠后》)。刘可能是谪居无聊,又想重拾书法之技,向柳开玩笑说要与他一较高低:“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答后篇》)
另外据史料可知,柳直到元和十二年仍无子,故刘在诗中调侃柳“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答前篇》)柳也在诗中表示对刘有二子的羡慕和自己的膝下空虚之感:“小学新翻墨沼池,羡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玉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叠前》)
除了以上五组唱和诗,柳宗元在元和十年到达柳州后,作有《答刘连州邦字》和著名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但刘无相关和诗存世。元和十五年,柳去世,刘对比自己小一岁的柳宗元的早逝感到十分惊诧和悲痛,先后作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和祭文《祭柳员外文》、《为鄂州李大夫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来哭悼好友,痛惋之情浮于笔端。此外,刘还为柳编定诗集,料理抚孤、归葬等身后事宜,以尽朋友之谊。
综上所述,刘禹锡、柳宗元虽有过崇佛、归隐之念,但始终抱定儒家执著进取的思想,并肩作战,携手走过无数磨难。至元和之后,白居易等贬谪文人便已逐渐由执著走向了超越,以刘柳为代表的文人身上那种刚烈正直之气也渐渐消退了。刘禹锡与柳宗元如同历史天空中的双子星,以其独特的文才、人格之光芒彼此辉映,璀璨一时,万古流芳。
注释: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刘禹锡传(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99:306.
②[金]元好问.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卷7)[M],古籍,清乾隆57年(1792年).
③[明]周珽编.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卷46)[M].古籍,明崇祯元年(1628年).
参考文献:
[1][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
[2][唐]柳宗元撰.吴文治等校点.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