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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1987年对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遗址的寺塔地宫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了上千件高等级的文物，鎏金铜浮屠是其中之一。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对鎏金铜浮屠的研究多局限于描述层面，对其独特造型和深层意蕴之间的微妙联系尚未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文章以文物实体的独特造型（鎏金铜浮屠踏步呈极为罕见的拱形）为突破口，结合文献资料对文物独特造型与其深层意蕴之间的关系做出论证，即文物造型与其意蕴之间具有互释关系。具体来看，就是为了突出文物的文化意蕴，古人常常会改变文物的实用外形。以鎏金铜浮屠为例，亦可解读相关文物的造型与其意蕴特征的关系。
关键词：鎏金铜浮屠;造型;意蕴;互释
考古发掘中常常会发现有一些文物的造型极为独特，这给我们了解其原有功能及文化意蕴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文物的独特造型与其出土总体环境以及文物自身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观察的话，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为我们成功破译文物的深层内涵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路径。
1987年，考古人员在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的地宫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上千件极为珍贵的唐代文物，其中有一件是鎏金铜浮屠（图1）。《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1]是这样描述这件珍贵文物的：“由宝刹、浮屠、月台、基座组成。浮屠设方形基座。基座上有三层月台。最底层月台呈方形，四周边沿有栏杆。栏杆上下段有宝珠、如意云头、葫芦状装饰物;中间层月台呈四级叠涩，四周亦设栏杆，栏杆四周中部竖立‘望柱’二，柱顶有蹲狮;最上层月台亦为方形，月台侧面各有四个桃形壸门。最上层月台上为铜浮屠，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顶似‘攒尖顶’，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俱全。当心间设门两扇，门中部有插杠，门外置金刚力士一对。从最低月台到当心间，有左、右阶，中间以丹墀分割。浮屠四周亦设栏板，‘攒尖顶’上有须弥座，座上有宝刹。宝刹下端有六枚相轮，相轮上置华盖。盖上有十字相交的火焰背光，其上有双轮新月与日轮，刹尖高耸，最上为摩尼珠。通高53.5厘米，座宽28.5厘米，刹高23.5厘米。原通体鎏金，现多已脱落。”
这段文字简单描述了铜浮屠的外形结构，但是对其形制非常独特的一类构件——拱形踏步（图2）却严重忽视了。铜浮屠四面各设双拱踏步，这种独特的设计绝不可简单地认为是一般台阶的简化设计，其形制与意蕴均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1 鎏金铜浮屠的出土地点及相关背景
鎏金铜浮屠出土于法门寺唐塔地宫的前室，被放置在阿育王石塔（图3）中。鎏金铜浮屠内部放置鎏金迦陵频伽纹小银棺，四号佛骨舍利（三枚影骨之一）就在银棺之内。
鎏金铜浮屠虽然被放置于阿育王石塔之内，但是从当年出土的实况来看，它们之间并不十分配套，由此可以推断，鎏金铜浮屠本来的功用未必是与它物组装起来放置舍利的。在设计之初它应该是单独成型，用于供佛的器物。关于这种看法曾参与法门寺地宫发掘的王仓西先生亦有论述：“鎏金铜浮屠出土时，将宝刹、各月台上望柱、护栏拆解放置于阿育王石塔中。经考古修复整理，发现此浮屠亦残缺严重，宝刹与吻角间的牵引、风铃均残佚，望柱、护栏残佚甚多，鎏金脱落严重。所有这些文化现象，说明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即鎏金铜浮屠绝非唐懿宗咸通年间制造，而是一个时代较早的容器。”[2]由此来看，鎏金铜浮屠与阿育王石塔的组合实属偶然性所致。咸通十四年（873），唐王朝最后一次安奉佛骨舍利时，密教大师智慧轮等人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安奉方案，这套方案兼顾了佛指舍利的安全性和神圣性：即四枚舍利同时安奉，各具一套舍利容器，其中三枚虽为佛指舍利的复制品（影骨），但将其分别置于地宫的前、中、后室的显眼位置，而真佛骨却置于密室之内，这样的排布明显具有迷惑性，可以严防真佛骨被盗。这反映出武宗灭佛之后，僧人们对保护佛指舍利的警惕性大为提高。当然这样的布局也有陪侍之意，突出了佛骨舍利的神圣性。总体来看，这样的布局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临时性需要，而将一些原有的器物和新做的器物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四套舍利容器[3]。弄清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推测出鎏金铜浮屠确为供佛器物，在发掘出土时虽成套出现，但其具有高度独立性。这点为我们从铜浮屠自身特征入手来探寻其内在意蕴奠定了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审视角度将铜浮屠从“套装”中解放了出来。
2 鎏金铜浮屠结构要素的文化成分分析
文首已对鎏金铜浮屠的主要构成做了简介，可以看出其属于典型的楼阁式塔。如果要从文化要素的角度来看，鎏金铜浮屠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高度交融的产物。
2.1 鎏金铜浮屠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主体结构：鎏金铜浮屠的主体结构为一座台榭式楼阁，即位于高台之上的楼阁。台分数层，逐步升高，抬高了楼阁主体，这与此类楼阁的主人身份地位或楼阁本身的宗教、文化等功能相匹配。台榭建筑是中國古代宫室、宗庙的常用建筑形式。
细部构件：鎏金铜浮屠以古代木楼阁为基本原型制作而成，其细部构建中的许多要素亦属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斗拱、直棂窗、飞檐、攒尖顶等。
2.2 鎏金铜浮屠的外来文化元素
“浮屠”就是“佛塔”的音译。从“鎏金铜浮屠”的定名便可看出其所具有的佛文化属性。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塔刹部分。须弥座、六级相轮、华盖、火焰背光、日月组合、摩尼珠等构成塔刹。塔刹是印度式佛塔的缩影或模型，对此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个史官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见《后汉书·陶谦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文献……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个上累金盘的重楼。完全可以肯定……所谓‘重楼’，就是在汉朝，例如司马迁《史记》中所提到的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4]塔刹是佛塔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②其他构件。四门两侧分别设置的金刚力士（四组共八个）、望柱上的蹲狮（四组共八个）、月台侧面的壸门图案等都属于比较典型的佛教元素。
除了上述内容中提到的一些文化元素，事实上还有一类非常显著而独特的构件，那就是分布于四侧的双拱形踏步（台阶）。这些踏步完全不同于日常所见的实物踏步。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非常罕见，那么设计者为何要做出如此独特的设计呢？
3 独特的拱形踏步意蕴何在
如果在铜浮屠的四侧分别构筑台阶式踏步，那么这件文物将显得极为写实。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通往上层楼阁的踏步被设计成了罕见的拱形。显而易见，将本应逐级而上的台阶变成拱形结构非常不符合常理。因为由拱形结构相连的两端并非处于同一水平面，两端所处水平面的落差较大，如果将其还原成实物建筑，人行其上是非常不便的。这样一种设计是不是为了省事而简化其造型或者仅仅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对其做了“变形”处理呢？稍加探查便可知道原因并不是如此简单。
前文已经指出鎏金铜浮屠是一件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供佛器物，它的出土地点是法门寺唐代地宫遗址。而法门寺在唐代属于皇家寺院。这件精心设计、造型独特、做工精湛的鎏金铜浮屠极有可能是出自皇家工匠的奉命而为，不可能因为观赏需要或因省料目的而轻易改变其形态。那么究竟应如何来认识其独特的造型特征呢？
细致观察，可以看出这种拱形踏步非常类似于常见的拱桥。生活中常见的用于跨越河流、沟壑的桥梁造型被“移植”到了这座塔（浮屠）上。当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不科学，但其背后是否有古人某种思想观念的投射呢？是否有某些特别的涵义蕴含其中呢？
古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强调了“救人于危难之中”是无尚善举，同时也可以看出，佛教理念中“建造浮屠”确是积累功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桥梁”造型移植于“浮屠”之上，是否也是古人的功德观使然呢？佛教讲究“此岸”与“彼岸”，讲究自度度人。桥梁是由此岸跨越彼岸以及自度度人的有效途径和精神象征。这样来看，铸桥确与功德相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柯嘉蒙先生在他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谈到：“至少从6世纪开始直到清末，中国僧人在桥梁的建造和修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更广的层面来讲，佛教功德观念的普及是很多桥梁建设的关键因素。”[5]“造橋被认为是一大善举。佛经中也经常引用桥梁譬喻慈善，例如‘戒为桥梁’，能助人度过艰险。而菩萨发愿忍受千踏万践，‘亦如桥梁’。佛法为桥梁，帮助追随者从轮回生死之海到达涅槃的彼岸。”[6]到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件供佛器物（鎏金铜浮屠）之上投射有唐代皇室崇奉佛教的强烈意识。换言之，这件器物很重要的文化意蕴是佛教中的功德观。正是为了突出文物的文化意蕴，古人大胆地改变文物的实用外形。虽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它有悖常理，但从器物与其文化意蕴相统一的角度来看，它却实现了一种完满，这也使文物的外形与其内在意蕴之间具有了一定的互释性。
我们在解读一些形态异常但文化归属相对明确的器物时，往往可以由其文化属性出发，来探究其异常形态背后的观念因素。例如，1957年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的一座匈奴人墓葬出土的鹿形金怪兽（图4，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图案带有鲜明的组合性特征，并非常态图案。它由马、羊、鹰、鹿等各种草原兽、禽原型图案组合而成，其文化属性为草原文化。可以看出这件器物应含有世代生活于草原的匈奴人对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的崇敬与留恋之意，对广袤的草原生态所持有的那种“生时不可离，死亦难相舍”的民族文化心理，全都凝铸在了这件形态奇特的文物之上。
综上可以看出，不少形态异常的文物与其特有的文化意蕴之间具有互释性特点。从文物自身的文化属性出发，结合其形态做深度探究，往往能给我们深入、正确地解读文物本身带来诸多启发。当然，对于一些文化属性不明的文物，我们也可以从其独特的形态构造入手，试究其文化归属。
参考文献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王仓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几件舍利容器时代之判定及相关问题》[C]//宝鸡市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法门寺佛舍利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宝鸡：宝鸡市法门寺博物馆，2014.
[3]张高举.浅析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舍利容器纹饰的文化内涵[C]//宝鸡市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法门寺佛舍利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宝鸡：宝鸡市法门寺博物馆，2014.
[4]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1（2）：51-71.
[5][6]（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M].上海：中西书局，2015.
关键词：鎏金铜浮屠;造型;意蕴;互释
考古发掘中常常会发现有一些文物的造型极为独特，这给我们了解其原有功能及文化意蕴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将文物的独特造型与其出土总体环境以及文物自身的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观察的话，往往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为我们成功破译文物的深层内涵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路径。
1987年，考古人员在唐代皇家寺院法门寺的地宫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上千件极为珍贵的唐代文物，其中有一件是鎏金铜浮屠（图1）。《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1]是这样描述这件珍贵文物的：“由宝刹、浮屠、月台、基座组成。浮屠设方形基座。基座上有三层月台。最底层月台呈方形，四周边沿有栏杆。栏杆上下段有宝珠、如意云头、葫芦状装饰物;中间层月台呈四级叠涩，四周亦设栏杆，栏杆四周中部竖立‘望柱’二，柱顶有蹲狮;最上层月台亦为方形，月台侧面各有四个桃形壸门。最上层月台上为铜浮屠，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顶似‘攒尖顶’，柱头斗拱、补间人字拱，攀间枋、栏额、蜀柱俱全。当心间设门两扇，门中部有插杠，门外置金刚力士一对。从最低月台到当心间，有左、右阶，中间以丹墀分割。浮屠四周亦设栏板，‘攒尖顶’上有须弥座，座上有宝刹。宝刹下端有六枚相轮，相轮上置华盖。盖上有十字相交的火焰背光，其上有双轮新月与日轮，刹尖高耸，最上为摩尼珠。通高53.5厘米，座宽28.5厘米，刹高23.5厘米。原通体鎏金，现多已脱落。”
这段文字简单描述了铜浮屠的外形结构，但是对其形制非常独特的一类构件——拱形踏步（图2）却严重忽视了。铜浮屠四面各设双拱踏步，这种独特的设计绝不可简单地认为是一般台阶的简化设计，其形制与意蕴均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1 鎏金铜浮屠的出土地点及相关背景
鎏金铜浮屠出土于法门寺唐塔地宫的前室，被放置在阿育王石塔（图3）中。鎏金铜浮屠内部放置鎏金迦陵频伽纹小银棺，四号佛骨舍利（三枚影骨之一）就在银棺之内。
鎏金铜浮屠虽然被放置于阿育王石塔之内，但是从当年出土的实况来看，它们之间并不十分配套，由此可以推断，鎏金铜浮屠本来的功用未必是与它物组装起来放置舍利的。在设计之初它应该是单独成型，用于供佛的器物。关于这种看法曾参与法门寺地宫发掘的王仓西先生亦有论述：“鎏金铜浮屠出土时，将宝刹、各月台上望柱、护栏拆解放置于阿育王石塔中。经考古修复整理，发现此浮屠亦残缺严重，宝刹与吻角间的牵引、风铃均残佚，望柱、护栏残佚甚多，鎏金脱落严重。所有这些文化现象，说明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即鎏金铜浮屠绝非唐懿宗咸通年间制造，而是一个时代较早的容器。”[2]由此来看，鎏金铜浮屠与阿育王石塔的组合实属偶然性所致。咸通十四年（873），唐王朝最后一次安奉佛骨舍利时，密教大师智慧轮等人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安奉方案，这套方案兼顾了佛指舍利的安全性和神圣性：即四枚舍利同时安奉，各具一套舍利容器，其中三枚虽为佛指舍利的复制品（影骨），但将其分别置于地宫的前、中、后室的显眼位置，而真佛骨却置于密室之内，这样的排布明显具有迷惑性，可以严防真佛骨被盗。这反映出武宗灭佛之后，僧人们对保护佛指舍利的警惕性大为提高。当然这样的布局也有陪侍之意，突出了佛骨舍利的神圣性。总体来看，这样的布局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临时性需要，而将一些原有的器物和新做的器物组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四套舍利容器[3]。弄清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推测出鎏金铜浮屠确为供佛器物，在发掘出土时虽成套出现，但其具有高度独立性。这点为我们从铜浮屠自身特征入手来探寻其内在意蕴奠定了基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审视角度将铜浮屠从“套装”中解放了出来。
2 鎏金铜浮屠结构要素的文化成分分析
文首已对鎏金铜浮屠的主要构成做了简介，可以看出其属于典型的楼阁式塔。如果要从文化要素的角度来看，鎏金铜浮屠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外来文化元素高度交融的产物。
2.1 鎏金铜浮屠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主体结构：鎏金铜浮屠的主体结构为一座台榭式楼阁，即位于高台之上的楼阁。台分数层，逐步升高，抬高了楼阁主体，这与此类楼阁的主人身份地位或楼阁本身的宗教、文化等功能相匹配。台榭建筑是中國古代宫室、宗庙的常用建筑形式。
细部构件：鎏金铜浮屠以古代木楼阁为基本原型制作而成，其细部构建中的许多要素亦属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斗拱、直棂窗、飞檐、攒尖顶等。
2.2 鎏金铜浮屠的外来文化元素
“浮屠”就是“佛塔”的音译。从“鎏金铜浮屠”的定名便可看出其所具有的佛文化属性。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塔刹部分。须弥座、六级相轮、华盖、火焰背光、日月组合、摩尼珠等构成塔刹。塔刹是印度式佛塔的缩影或模型，对此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个史官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见《后汉书·陶谦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文献……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个上累金盘的重楼。完全可以肯定……所谓‘重楼’，就是在汉朝，例如司马迁《史记》中所提到的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4]塔刹是佛塔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②其他构件。四门两侧分别设置的金刚力士（四组共八个）、望柱上的蹲狮（四组共八个）、月台侧面的壸门图案等都属于比较典型的佛教元素。
除了上述内容中提到的一些文化元素，事实上还有一类非常显著而独特的构件，那就是分布于四侧的双拱形踏步（台阶）。这些踏步完全不同于日常所见的实物踏步。在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非常罕见，那么设计者为何要做出如此独特的设计呢？
3 独特的拱形踏步意蕴何在
如果在铜浮屠的四侧分别构筑台阶式踏步，那么这件文物将显得极为写实。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通往上层楼阁的踏步被设计成了罕见的拱形。显而易见，将本应逐级而上的台阶变成拱形结构非常不符合常理。因为由拱形结构相连的两端并非处于同一水平面，两端所处水平面的落差较大，如果将其还原成实物建筑，人行其上是非常不便的。这样一种设计是不是为了省事而简化其造型或者仅仅是为了审美的需要对其做了“变形”处理呢？稍加探查便可知道原因并不是如此简单。
前文已经指出鎏金铜浮屠是一件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供佛器物，它的出土地点是法门寺唐代地宫遗址。而法门寺在唐代属于皇家寺院。这件精心设计、造型独特、做工精湛的鎏金铜浮屠极有可能是出自皇家工匠的奉命而为，不可能因为观赏需要或因省料目的而轻易改变其形态。那么究竟应如何来认识其独特的造型特征呢？
细致观察，可以看出这种拱形踏步非常类似于常见的拱桥。生活中常见的用于跨越河流、沟壑的桥梁造型被“移植”到了这座塔（浮屠）上。当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不科学，但其背后是否有古人某种思想观念的投射呢？是否有某些特别的涵义蕴含其中呢？
古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强调了“救人于危难之中”是无尚善举，同时也可以看出，佛教理念中“建造浮屠”确是积累功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桥梁”造型移植于“浮屠”之上，是否也是古人的功德观使然呢？佛教讲究“此岸”与“彼岸”，讲究自度度人。桥梁是由此岸跨越彼岸以及自度度人的有效途径和精神象征。这样来看，铸桥确与功德相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柯嘉蒙先生在他的《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一书中谈到：“至少从6世纪开始直到清末，中国僧人在桥梁的建造和修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更广的层面来讲，佛教功德观念的普及是很多桥梁建设的关键因素。”[5]“造橋被认为是一大善举。佛经中也经常引用桥梁譬喻慈善，例如‘戒为桥梁’，能助人度过艰险。而菩萨发愿忍受千踏万践，‘亦如桥梁’。佛法为桥梁，帮助追随者从轮回生死之海到达涅槃的彼岸。”[6]到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这件供佛器物（鎏金铜浮屠）之上投射有唐代皇室崇奉佛教的强烈意识。换言之，这件器物很重要的文化意蕴是佛教中的功德观。正是为了突出文物的文化意蕴，古人大胆地改变文物的实用外形。虽然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它有悖常理，但从器物与其文化意蕴相统一的角度来看，它却实现了一种完满，这也使文物的外形与其内在意蕴之间具有了一定的互释性。
我们在解读一些形态异常但文化归属相对明确的器物时，往往可以由其文化属性出发，来探究其异常形态背后的观念因素。例如，1957年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村的一座匈奴人墓葬出土的鹿形金怪兽（图4，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其图案带有鲜明的组合性特征，并非常态图案。它由马、羊、鹰、鹿等各种草原兽、禽原型图案组合而成，其文化属性为草原文化。可以看出这件器物应含有世代生活于草原的匈奴人对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的崇敬与留恋之意，对广袤的草原生态所持有的那种“生时不可离，死亦难相舍”的民族文化心理，全都凝铸在了这件形态奇特的文物之上。
综上可以看出，不少形态异常的文物与其特有的文化意蕴之间具有互释性特点。从文物自身的文化属性出发，结合其形态做深度探究，往往能给我们深入、正确地解读文物本身带来诸多启发。当然，对于一些文化属性不明的文物，我们也可以从其独特的形态构造入手，试究其文化归属。
参考文献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王仓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几件舍利容器时代之判定及相关问题》[C]//宝鸡市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法门寺佛舍利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宝鸡：宝鸡市法门寺博物馆，2014.
[3]张高举.浅析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舍利容器纹饰的文化内涵[C]//宝鸡市法门寺文化研究会.法门寺佛舍利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宝鸡：宝鸡市法门寺博物馆，2014.
[4]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1（2）：51-71.
[5][6]（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M].上海：中西书局，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