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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朝末期，国内兴起了教育改革热潮，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为参考，西方各科学说也借此流传至中国，“教育学”这一概念作为西方学科门类的一种被引入，开始在我国近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清朝末期的兴学热潮使得“教育学”能够借助各级师范学堂和教育机关的力量，渗透至中国教育体系中，并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生根，发芽。本文从“教育学”的出现开始，简述了“教育学”这一概念在我国早期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教育学；教学发展；“教育学”研究
准确地说，中国最早并没有“教育学”这一概念，“教育学”是随着西方学术理论引进中国后產生的，属于外来词汇，研究“教育学”在中国的历史变迁，有利于对我国“教育学”发展研究的正本清源工作，对理清我国“教育学”知识谱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教育学”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本文基于汉语语境，对“教育学”概念在我国的早期形成进行研究。
一、“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历史背景
“教育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1895年，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具体针对到在教育界而言，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主流，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与物质上的差距，归根究底是学术力量、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抗衡，此时国人对于西学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工艺锻造为主的技艺，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更具代表性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量关于西方社会的书籍被翻译出版，中国学术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传入中国。
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发动戊戌变法，虽然只持续了百余天即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很多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并最终保留了下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确立了“分科治学”的观念，心事血糖开始尝试对学生进行分科交道，利用分科的观念对我国学术重新进行梳理，这个时期引进的西方学科，除了各种自然科学，还包括“教育学”在内的重要人文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大量新的名词、术语传入中国，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中大量使用“教育”“民权”“自由”“民主”“社会”“民族”“师范”等词汇，大范围的转播使得这些新语很快为人所熟知。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看来是利用西方教育进行国家改革的典范，这种方法从根本上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和做法，因此，关于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开始被翻译并传播，很多西方各科术语也借此流传至中国，“教育学”这一概念作为西方学科门类的一种被引入，开始在我国近近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清朝末期的兴学热潮使得“教育学”能够借助各级师范学堂和教育机关的力量，渗透至中国教育体系中，并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生根，发芽。
二、师范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清朝末期，教育成为了国人实施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关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使得“兴学育才”的观念得到高度认可，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失败，师范教育终归沦为纸上谈兵，未能予以实践。
1901年，师范学堂的设立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思想上为统治者所接受，设立师范学堂一事被提上议程，很快，各地书院都相继改设为学堂。与此同时，“教育学”作为师范学堂的必修课程，纳入了师范学堂的教学范围内，成为培养优秀教师必不可少的一环。1903年全国学制文件中专门规定了师范学堂中“教育学”的课程内容以及要求标准，同时学部也颁布了章程条例对教育行政等相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要求。一时间兴办教育成为了全民运动，接下来更是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各种“教育学”教科书相继流入国内。
“教育学”的西方词源有不少研究者作出了详尽考证，在此不予赘述。而汉语的“教育”一词则来自日语的“形借词”，“教育学”一词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十九世纪，于中国人而言“教育学”还是一个新面孔，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是理解“教育学”这一概念的起点。
十九世纪末期，以国人大量译制并传入中国的各种章程、法度以及报刊、杂志为载体，“教育学”一词在各种改革议论中频繁出现，迅速成为“新学语”并被人们所接纳。
早在1891年，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运动的时候，就在各种著作中提及“教育”一词，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中，甚至有专门的“论师范”“论女学”来对日本的师范学校与女子师范学校进行说明，当时的“教育”学科设立是仿照日本进行，然而彼时梁启超等人并未前往日本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他们根据自己的方式对教育进行了注解，将中国传统的“为教之道”引入了“教育”科目中，中国的《学记》成了“教育”科目教材，尝试用《学记》来理解和阐释“教育学”课程。
到了1898年，以《学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说仍然占据了教育理论的主要地位。维新派以日本作为学习榜样，然而缺乏实践的结果是只学来了“师范学校”的外壳，对日本学校开设课程的具体内容全无了解。
1901年，张之洞派遣罗振玉等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并搜集了日本各级学校教科书，1902年，罗振玉等人回国后待会了大量的日本教科书，并撰文明确指出教育学科在师范学堂中的特殊地位。
有了货真价实的“教育学”后，《学记》成为了沉晦的旧物，不再作为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参考，《论语》《学记》之类也因此在师范学堂和教育改革中退居二线，这意味着国人对西方教育学说的承认与接纳，中国的教育学概念在此时真正形成。
关键词：教育学；教学发展；“教育学”研究
准确地说，中国最早并没有“教育学”这一概念，“教育学”是随着西方学术理论引进中国后產生的，属于外来词汇，研究“教育学”在中国的历史变迁，有利于对我国“教育学”发展研究的正本清源工作，对理清我国“教育学”知识谱系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教育学”在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本文基于汉语语境，对“教育学”概念在我国的早期形成进行研究。
一、“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历史背景
“教育学”这一概念的出现与中国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1895年，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具体针对到在教育界而言，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主流，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与物质上的差距，归根究底是学术力量、教育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抗衡，此时国人对于西学的理解，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工艺锻造为主的技艺，而是将目光转向了更具代表性的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量关于西方社会的书籍被翻译出版，中国学术也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传入中国。
1898年6月，维新派人士发动戊戌变法，虽然只持续了百余天即以失败告终，但是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很多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并最终保留了下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确立了“分科治学”的观念，心事血糖开始尝试对学生进行分科交道，利用分科的观念对我国学术重新进行梳理，这个时期引进的西方学科，除了各种自然科学，还包括“教育学”在内的重要人文社会科学。与此同时，大量新的名词、术语传入中国，以《时务报》为代表的维新派报刊中大量使用“教育”“民权”“自由”“民主”“社会”“民族”“师范”等词汇，大范围的转播使得这些新语很快为人所熟知。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看来是利用西方教育进行国家改革的典范，这种方法从根本上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和做法，因此，关于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开始被翻译并传播，很多西方各科术语也借此流传至中国，“教育学”这一概念作为西方学科门类的一种被引入，开始在我国近近代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清朝末期的兴学热潮使得“教育学”能够借助各级师范学堂和教育机关的力量，渗透至中国教育体系中，并在这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生根，发芽。
二、师范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清朝末期，教育成为了国人实施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关乎民族存亡的危机感使得“兴学育才”的观念得到高度认可，然而由于资本主义改良派的失败，师范教育终归沦为纸上谈兵，未能予以实践。
1901年，师范学堂的设立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前提在思想上为统治者所接受，设立师范学堂一事被提上议程，很快，各地书院都相继改设为学堂。与此同时，“教育学”作为师范学堂的必修课程，纳入了师范学堂的教学范围内，成为培养优秀教师必不可少的一环。1903年全国学制文件中专门规定了师范学堂中“教育学”的课程内容以及要求标准，同时学部也颁布了章程条例对教育行政等相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要求。一时间兴办教育成为了全民运动，接下来更是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各种“教育学”教科书相继流入国内。
“教育学”的西方词源有不少研究者作出了详尽考证，在此不予赘述。而汉语的“教育”一词则来自日语的“形借词”，“教育学”一词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十九世纪，于中国人而言“教育学”还是一个新面孔，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是理解“教育学”这一概念的起点。
十九世纪末期，以国人大量译制并传入中国的各种章程、法度以及报刊、杂志为载体，“教育学”一词在各种改革议论中频繁出现，迅速成为“新学语”并被人们所接纳。
早在1891年，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运动的时候，就在各种著作中提及“教育”一词，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中，甚至有专门的“论师范”“论女学”来对日本的师范学校与女子师范学校进行说明，当时的“教育”学科设立是仿照日本进行，然而彼时梁启超等人并未前往日本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他们根据自己的方式对教育进行了注解，将中国传统的“为教之道”引入了“教育”科目中，中国的《学记》成了“教育”科目教材，尝试用《学记》来理解和阐释“教育学”课程。
到了1898年，以《学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说仍然占据了教育理论的主要地位。维新派以日本作为学习榜样，然而缺乏实践的结果是只学来了“师范学校”的外壳，对日本学校开设课程的具体内容全无了解。
1901年，张之洞派遣罗振玉等人东渡日本进行考察，并搜集了日本各级学校教科书，1902年，罗振玉等人回国后待会了大量的日本教科书，并撰文明确指出教育学科在师范学堂中的特殊地位。
有了货真价实的“教育学”后，《学记》成为了沉晦的旧物，不再作为西方教育制度在中国的参考，《论语》《学记》之类也因此在师范学堂和教育改革中退居二线，这意味着国人对西方教育学说的承认与接纳，中国的教育学概念在此时真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