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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前，我卖掉了位于平泽[1]的那块三百坪[2]的土地。那块地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负债买下的。虽然之前也有几次打算卖掉，却从没想过真能卖得出去。土地一般很难找到买家，所以我一直很安心。这次委托销售还不到十天，居然出现了痛快的买家，我一冲动就卖掉了。我不相信那块地已经卖了，更不相信那块地三十年来曾经属于我。可那块地的所有者就是我，千真万确。我刚开始是如何得到那块地的呢？不是几十坪，而是足足三百坪的一块地啊。
大儿子用卖地的钱在清州长途汽车站旁边开了一家饭馆，卖手擀面。店面开张即雇了四名职员。开业那天，我没去。我问他，你那是开了多大的店啊，开业就要雇四名职员？他回答说，光是大堂就足有三十坪。我却只觉得，不就是个手擀面馆么，弄那么大干什么？用大儿子的话说，卖的可不是那种五六千韩元的普通手擀面，而是像火锅一样，开锅后放入各种海鲜和蘑菇、蔬菜之类，搭配着吃。
还有十分之一的钱给了二儿子，十分之一给了三儿子，又拿出十分之一给了女儿。女儿说用我汇的钱还了一部分房贷。那套公寓已经买了十年，看来贷款还是没有还清。女儿住在首尔的祠堂洞。只分到了十分之一，女儿似乎不太开心。不过她给我快递来了一袋紫菜锅巴[3]、两袋腌黄瓜，还有一瓶带鱼汤。她担心腌黄瓜馊掉把塑料袋胀破，所以寄了当日特快。这几天，我就着紫菜锅巴、腌黄瓜和带鱼汤吃饭。如果女儿住在附近该多好啊，不过这也只是我贪得无厌罢了。
到了晚上，我铺好被子，躺着一动不动，心想，平泽那块地是否从来就不曾属于我呢？ 感觉那块地似乎从来没有一天属于过我……三十年来，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看似外表光鲜罢了。我不曾在那块土地上栽过一棵辣椒苗，也没有撒过一粒种……
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吃药，站起身来。我今年六十七岁，是一名肝癌患者。五年来，我每天吃三次药，并接受定期检查。小袋子里一共有六粒药。我分三次咽下，每次两颗。先喝一口水，待塞进嘴里的两粒药一起通过食道，再咽下两颗，待这两颗也通过食道之后，再咽下最后两颗。
我吃过药，意识到四天之后就是去医院做定期检查的日子了。
我做检查的那家综合医院位于首尔。我住在天安市，坐一个半小时的长途大巴就可以到达首尔长途汽车站。从长途汽车站打车到医院，差不多六七千韩元。过去的五年间，我每个月都会做定期检查，多则三次，少则一次。每次去做定期检查，那种心情都像是被拉往屠宰场。如果检查结果不错，回天安的路上，我只觉得心里除了安慰，还是安慰。
在去往首尔的长途大巴上，我接到了大儿媳妇的电话。她知道今天是我做检查的日子，特意打来电话。她反复地说了三四遍对不起，随后匆匆挂了电话。到店的客人是否觉得手擀面好吃、一份手擀面卖多少钱，我虽然对此十分好奇，却没好意思问出口。
等了足足四十分钟，终于见到了主治医生。在主治医师面前，我永远像一个罪人般手足无措。有时我也会想，在一个顶多四十过半的男性面前低声下气实在丢脸，却又真的觉得主治医生很可怕。我小心翼翼地告诉主治医生，这几天消化不太好，总是往上反酸水。主治医生建议我做一个内视镜检查。不论是什么检查，我只要听到检查二字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非常害怕。结束了和主治醫生不过五分多钟的谈话，我去了内视镜检查室。
全麻内视镜检查室在三楼。检查室里挂着白色帘子，分成很多隔间，像急诊室一样杂乱繁忙。我接过白色液体状药物含在嘴里，片刻之后吐掉，到床上躺下。
舌头火辣辣的，重得像块大石头。
我出现了一种错觉，仿佛嘴里有一洼深不见底的池水，舌头沉入了无尽的水底。
医生来了，用输液针头扎在我的右臂，注入了麻醉剂。我的眼前变得模糊，检查室里回荡的声音也越来越远。
我醒来时，检查已经结束了。护士告诉我麻药还没有全消。我迷迷糊糊地被护士拖下了床。
我坐在全麻内视镜检查室门前的椅子上，昏昏沉沉地又待了十多分钟。
回到天安的家，已经是晚上七点。这栋建于1982年的单层小洋楼一片漆黑，像是被一场火灾烧成了废墟。我走进院子，感觉自己迈入了一堆棺材般的废墟。
四天后，久未联络的大外甥给我挂了一个电话。不知不觉间，大外甥也已年过六十。他向我转达了姐姐在光州医院住院的消息。据说姐姐的胆管长了结石。结石阻塞了胆管，胆汁无法正常排出，淤积在胆囊里，最终满溢出来，渗到了其他的内脏器官。胆汁的毒性是有多大啊，之前好端端的内脏全都烂掉了，肝、心脏、胃、大肠……本应做手术将结石化掉，无奈姐姐年岁已高，手术风险太大。他们在姐姐的肚子上打了一个洞，插进一条管子把胆汁抽了出来。姐姐现在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我算了算，姐姐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大外甥说他在笠场休息站给我打的电话。
大外甥叫汉九。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搞不清楚是拯救的救，还是数字九[4]。姐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汉九是老大，也是姐姐的所有孩子当中跟我玩得最好的。
汉九是开大货车的。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四天当中就有一天在路边或者休息站里过夜。前年，父亲忌日那天，大外甥开着卡车来找过我，九十岁的姐姐坐在副驾驶位。汉九当天晚上要赶到江原道的平昌，于是把姐姐，姐姐的包裹，祭祀用的酒、牛肉等卸货一般丢给我，重新上了卡车。大外甥身形矮小，驾驶大型卡车看起来十分吃力。可能因为如此，我感觉大外甥开着大型卡车没日没夜地奔驰在高速公路实在令人心酸。父亲的祭日过后，姐姐又在我身边待了四天。
我打算吃晚饭，却发现紫菜锅巴上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怪我没封好袋口。我只好配着腌黄瓜和带鱼汤吃了点米饭。腌黄瓜馊得很快，袋子也胀破了。
我吃着晚饭，心里却只想着应该去看看姐姐。
人一旦上了年纪，有时会因为一些小病无奈离世。又不能做手术……我感觉到一阵眩晕，姐姐的面孔在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得了肝癌，我经常眩晕。生前绝对不会忘记的那些面孔，经常在眼前变得模糊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曾和姐姐手拉手去过的那个水库。距离鸟致院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库，有一天，姐姐带我去了那里。那时我应该勉强五六岁。穿过一片栗树林，水库展现在眼前的瞬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怖。
或许，腐蚀了姐姐的肝、心脏、胃和大肠的胆汁，会不会就和那水库的水颜色差不多呢？那湾水仿佛凝固了一般，寂寞地聚积在水库，散发着可怕的光泽……那种可怕的光泽，像是要把鲜活的生命生吞、致死……那种又黑又蓝的光泽……
我最近经常梦到那个水库，每次总在说不出的恐惧中颤抖着醒来。
我打算推迟两周再去看姐姐。两周之后，等到我的定期检查结果出来再去也不算晚。想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姐姐，只能稀里糊涂地期待着定期检查的结果。
上次的检查结果并不乐观，肝里发现了癌细胞。消失了将近三年的癌细胞复发了。肿块大约两厘米。幸运的是，肝脏周围的其他器官并未发现癌细胞。此外，据说不用做开腹手术就能消灭癌细胞。主治医生说，先在肚子上打一个洞，内视镜伸进去，切除癌细胞的部分。他又补充说，比起开腹，这种操作既简单又容易康复，而且手术只需要短短三十分钟，再住院四天三夜就可以。主治医生的说明很简单。我却怀疑，癌细胞有那么容易消灭吗？
手术日期定在一周之后。为了做手术，我需要提前一天住院。没办法，只能在手术后再去看姐姐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我给汉九去了一个电话。我一共打了两次，他都没有接。没办法，我只好给他婆娘打。谢天谢地，汉九婆娘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是舅舅吗？”
本打算和姐姐说话，她却说姐姐刚才进去灌肠了。姐姐长了结石，排便也困难，只能灌肠。
“首尔的姑妈也来了，静善姑妈[5]。”
“是吗？静善……？”
静善是姐姐的女儿。姐姐一共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牧师，一个是理发师，一个是生意人。静善是那个理发师。不记得什么时候曾听姐姐说起过，静善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十多年了，一直参加公务员考试却从未通过，静善不辞劳苦地照顾他的起居。我说会再去电话，收了线。
女儿寄来的腌黄瓜吃完了。我把带鱼汤摆上桌，开始吃饭。啪的一声，我撂下了筷子，在锅里盛上水，放在煤气上，出去买了包方便面。煤气的火苗调得很小，我都回来了，水还没有烧开。我没有把火苗调大，只是呆呆地等着水烧开。锅盖开着。面煮得很烂，我只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倒掉了。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答应汉九婆娘再去电话那回事。
据说阻塞姐姐胆管的胆结石一共有五个。那些结石是什么形态呢？散发着怎样的光泽，又是怎样地死死堵住了姐姐的胆管，把姐姐折磨成一个随时可能会死去的人？
四十多岁那年，姐姐也曾得过一次结石。那时，姐姐的胆囊和胆管之间堵了二十多个结石。那二十多个结石，有的小如沙粒，有的大如红豆。姐姐那段时间以为只是腰疼，去韩式医院扎了几针。后来实在疼痛难忍，满地打滚，半夜被拉到了急诊。当时不过才四十二岁的姐姐，做手术取出了结石。姐姐做了结石手术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结石，小如沙粒，大如鸡蛋，大小不一;个数也从一个到数百个不等。
反正人的身体里长出石头这个事，我只觉得很神奇。那么，这个世界上滚来滚去的普通石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一粒沙子，一块小石子，一块岩石又是如何……以时速37千米沿着宇宙轨道运行的陨石又是……
下午四点钟左右，自来水管道查表员来了。他走后，我看了一下水表箱。水表箱里灌满了水，水里漂着馊掉的蛐蛐，散发出浓浓的臭味，让人很想捏住鼻子。清理蛐蛐实在无从下手，我只点了点数量。一共十三只。它们又长又细的腿和触角纠缠在一起，像是在谩骂着什么。我盖上了水表箱的盖子。
得了肝癌以后，我连洒水扫地都觉得累得慌，甚至连捡起掉落在地板上的一根头发也是一样。一根失了光泽的头发，却仿佛重如千斤。前天早晨，我想要关掉水龙头，却迷迷糊糊地流掉了足有四五盆自来水。虽然觉得白白浪费了自来水很心痛，手却没有伸向水龙头。我一动不动，感觉自己就像是两只手掌被钉在洗脸盆底上的动物标本。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血管内流动的血液凝固了，意識也麻痹了。
如此一来，我这一整天所做的事情就只是吃了三顿饭，以及看了一下水表箱而已。每次突然想起几天后要去首尔做手术，我就会长长地叹一口气。
客厅开着电视，我躺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天棚。
晚上11点左右，我从衣橱里找出一个白色口罩戴上。我重新穿上之前脱下来的袜子，找出围脖围上。我手里提着手电筒、木质筷子，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来到了院子里。我打开水表箱的盖子，用手电筒的光照向里面。
在手电筒的照射之下，蛐蛐看起来像是之前从未见到过的珍稀昆虫，如怪物般恐怖。我感觉世界上没有比这长得更加稀奇古怪的昆虫了。水表箱里的积水竟比白天在阳光下看起来更加浑浊暗黑，而且油光发亮。可能是因为看不清水里，我竟产生了一种错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以为这水少说也有十里[6]深。因为这水不仅油光发亮，而且很平静，水里似乎有成千上万只蛐蛐挤成一团叫骂着……
池塘的水也一定是这样吧……
我不禁发出这种类似叹息的絮叨。
我在水里挥舞着木筷，一只一只打捞着蛐蛐。有些蛐蛐的腿和触角纠缠在一起，一次会捞起两三只。我立刻把蛐蛐捞出来，塞进了黑色塑料袋里。
我捞出了一只后背光溜溜的蛐蛐，看到它的腿在微微地抖动。蛐蛐的触角碰到我手指的那一瞬间，我差点儿把它放跑。该不会还活着吧？想到它可能是在众多死蛐蛐当中垂死挣扎的唯一一只，我觉得它又稀奇又不幸。不过，最强烈的却是恐惧感，觉得这种存活既不堪又恶心。我犹豫着该怎么处理这只蛐蛐，最终还是塞进了黑色塑料袋里。那只蛐蛐和其他死去的蛐蛐，还有那些腿和触角，一起微微抖动着。我把最后一只蛐蛐也捞出来塞进黑色塑料袋，紧紧地系上了袋口。 过了凌晨两点，我才钻进被窝，却怎么也睡不着。感觉黑色塑料袋里的那些蛐蛐们全都活着，拼命挣扎着。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咯吱咯吱地咬着彼此的腿和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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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一共四天三夜。腋下做了局部麻醉，除了打洞的部位有点刺痛，其他的都还能忍受。据说手术非常成功。出院那天，在制药公司上班的三儿子开车来了医院。他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给我买了一碗两万韩元的牛筋软骨汤，又给我买了车票。我蘸着酱料吃牛筋的时候，他总共打了五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还是去餐厅外面打的，足有十多分钟。他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抽烟了，身上一股浓浓的烟味扑面而来。我偷偷看了他一眼，皱纹似乎瞬间又加深了不少。
我回到家之后，除了吃饭吃药，什么事也没做。无所事事，又想到不能去看姐姐，心里十分难过。不过，五天之后还要去首尔进行定期检查。想要到首尔做检查，与主治医生见面，我便不能再浪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只得好好休养;就连嚼一粒米，也是白白浪费力气而已。
躺下想要睡个午觉，这才突然切实感觉到已经卖掉了平泽的三百坪土地。到死也不能卖掉那块地啊。后悔涌上心头，近乎绝望。我躺在那里，翻来覆去了很久。大儿子的餐馆刚开业就雇了四个服务员，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是怎么打算的，开业就需要四个服务员吗？大儿子以前卖过车，八年前自己开了一家代理店，却把一套公寓也给折腾没了。卖掉公寓之后，依然不够还债，我只好替他还上了那三千万韩元的债。我本以为他已经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打算脚踏实地过日子，他却突然要开餐馆，不断要求我卖掉平泽那块地为其提供资金。大儿子非常执拗，一旦铁了心做什么事，折腾父母，糟践老婆，一定会想尽办法达到目的。
傍晚，我在“南原泥鳅汤”餐馆与朋友金、韩和郑聚餐。我们点了一碗泥鳅汤、一碟炸泥鳅，还有一瓶烧酒。炸泥鳅端上来之前，我们一直在闲聊。香喷喷的一碟炸泥鳅堆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十分酥脆，勾起了我久违的食欲。我夹了一条炸泥鳅，咬着吃起来。我津津有味地嚼着吸足了油的泥鳅的肉和刺。我接过他们给我倒的酒，一点点地喝着。自从患上肝癌以后，我从来没有喝过一杯以上的烧酒。吃了五六条炸泥鳅，肚子很撑。我又点了一瓶雪碧，与滴酒不沾的郑分着喝光了。
近半个月以来，听的说的全是关于子女的事情。韩到了退休年龄，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在单亲母亲的手底下长大，身世悲惨，步入中年之后却是我们三个当中最富足的一个。他嘴上说着只要能当上校长就算是死而无憾了，却赖在校长职位上足足三年才肯退休。作为退休纪念，还出了一本自传，又花费了一千多万韩元带上全家老小去北海道温泉旅游了一趟。
聊着聊着，我们就谈到了姐姐的事情。
“对了，你姐姐信教吗？”
郑问道。
“都九十多了，信什么教啊……”
“人啊，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应该信教。我也是去了教堂之后，才悟到了这个道理。人们聚集在教堂，看起来又虚假又夸张，似乎没有什么用，奇怪的是，却又十分心安。”
“你啊，肯定能去天堂！”
韩挖苦道。
“我又不够虔诚，天堂嘛……就那么回事吧。”
去年，郑跟随信奉天主教的夫人一起接受了洗礼。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与夫人大半辈子关系不和，直到六十六岁才接受了洗礼。虽然算是半强迫的，水淋在头顶的一瞬间，他却不由自主地簌簌流泪。郑在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也会按时交纳会费，夫人却总是数落他：“你想要成为真正的信徒，还差得远呢。想要得到救赎，必须得接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如此说来，姐姐年过九十，从来不曾像这样信过什么教。她偶尔去寺院，却不算是佛教徒。大女婿是牧师，姐姐却也没能成为基督徒。
像郑这种性情中人，却因为宗教问题与夫人闹了大半辈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人的固执更可怕了。
我在去厕所的路上经过厨房，看到了那些浑身裹满淡黄色面浆的泥鳅在作着垂死挣扎。它们被丢进无情翻滚的热油当中，很快被炸焦，浮到了油面上来。
服务员进来收空盘子，韩很大方地递给服务员一万韩元。
“收下这个钱，别看我们老就瞧不起我们，好好为我们服务！”
韓国人果然有开朗豪爽的一面。
“老人家瞧您说的，哪敢对您无礼啊，跟我爸一样的年纪……”
服务员轻率地笑了起来。她看起来跟我的大儿媳妇年纪相仿;不仅是相貌，就连身形也很神似。过了一会儿，这位服务员端来一盘泥鳅熟肉片，说是特别赠送。盘子虽然不大，拌着韭菜的泥鳅肉片却也凑了满满当当一碟。服务员刚走出包间，韩就环顾了一下在座的我们，接着说道：
“你们看看菜单！一盘泥鳅肉片要两万韩元！我们只花了一万韩元就得到了这一小盘熟肉，这就相当于捡了一万韩元的便宜不是吗？反正我们点一大盘熟肉也是吃不完的，只要这些就够了。喝了泥鳅汤，又吃了炸泥鳅，还能再吃下多少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果然还是韩考虑周全。我对他的这种小心思是又爱又恨，有时候对他非常不满，看都懒得看他，故意躲着不见他。可我从来也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这种不满，或者被他察觉到什么。如此看来，这就是我的为人方式。不过越是上了年纪，我却越十分羡慕他的这种得意、豪气、阴险与傲慢。
浑身裹满了淡黄色面浆的泥鳅使出浑身力气翻滚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垂死挣扎。
这个词语就像是舌根长出的一个泡，一阵阵刺痛。
周一上午九点钟发车的大巴上只有两位乘客——我和一名男子。男子穿着一件松垮的夹克，看起来有五十多岁。我坐在司机身后第二排靠窗的座位，男人在过道那边的座位，与我同一排。男人紧紧缩着肩膀，在与我对视的那一瞬间立刻眉头紧皱，转过脸去。刚一发车，他就悄悄起身，去了后排的座位。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却因为我而调换了座位，这令我有些慌张而歉疚。如果没有与我对视的话……我居然想到了这些。身后空着几十个座位，也只令我觉得很有负担。 我下定决心，如果检查结果不坏，一定要去看看姐姐。
五年前，我刚确诊为肝癌的时候，姐姐带着汉九的婆娘去过我在天安的家。姐姐还从光州买了风川鳗鱼带过来。姐姐开玩笑说，从光州到天安的途中，鳗鱼是多能折腾啊，大巴都快要被掀翻了，晃个不停。姐姐亲手清洗了气势丝毫不减的鳗鱼，在提桶里抹上香油，把鳗鱼蒸熟。汉九婆娘当天便返回了光州，姐姐在我那住了四天才回去。
没想到定期检查的结果不太乐观。本以为手术后便可放心，主治医生却告诉我说，发现了一个上次未能检查出来的肿瘤。这个肿瘤不是在肝上，而是在胆囊上，而且偏偏隐藏在肝胆相连的部位，因此开腹手术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开腹手术之前，无法准确判断肿瘤的大小。
我办好了住院手续，手术日期定在两周以后。我想离开医院，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我在医院的便利店买了一瓶豆奶。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钢琴的顶盖紧闭，看起来像极了一具棺材。钢琴前面摆着几个花盆，花盆里是黄色的菊花，看起来就像是庄严的吊客。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打开钢琴的顶盖，躺在里面。
我在长途汽车站的餐厅里点了一碗喜面[7]，边吃边苦恼。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去光州看一下姐姐呢？还是应该直接回天安呢？手术之后还需要住院多久，主治医生也不敢保证。我把面条绕在筷子上送进嘴里，心里一阵绝望，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吃面条了。我喝了几勺面汤，呆呆地坐了许久。碗里撒了烤紫菜碎，面汤表面漂浮着一层油。
我打算先去光州看姐姐。
本以为买了去光州的车票，拿到手里一看却是回天安的。看来我下意识地买了回天安的票。困顿、眩晕、绝望与恐惧，一并交织着向我袭来。我没有换票的念头，登上了去往天安的大巴。
车上有十多名乘客。邻座坐着一位看似三十五岁左右的壮汉。我无意中看了一下那个男人的脸，吓得浑身一激灵。男人那大如磐石的脸盘子上布满了缝针的疤痕，看起来像是一个手工缝制的娃娃。我慌张地赶快把脸转向窗边，一下子睡意全无。他年纪轻轻，一张脸怎么就成了这般模样？车上空位很多，本以为他会换到别的位子上去，他却直到天安车站都没有离开过座位。他一直在打瞌睡，甚至還将那颗奇怪的脑袋垂在了我的肩膀上。那个男人的脑袋低垂，公然搁在我的肩膀上，像是很快就要从脖子上滚下来，我觉得紧张极了。
晕车晕得厉害。
我在家附近的“德国点心店”里买了两袋单价八百韩元的奶油面包。攥着钥匙打开玄关门，手却瑟瑟发抖。我勉强洗过手，合上了眼睛。睡醒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我感觉到一阵恐惧，打开了玄关灯。
我一直睡到晚上九点多才醒过来。里屋的门紧闭着，四周很黑。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躺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玄武岩下面，内心极度平静。然而，这种平静极其短暂。想到九天之后就要去住院做手术，我担心得几乎要哭了，恐惧感侵袭而来。嘴里一阵苦涩，想要吃口奶油面包，却发现面包上爬满了蚂蚁。那一刻，我竟如小孩子般任性起来，被这猖狂的蚂蚁气得要死要活。
我给大儿子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又得住院了。费了好大劲，才终于说出了那句“开腹手术是在所难免了”。
“在……什么？”
“在所……难免。”
然后是长达三四秒钟的可怕沉默。
大儿子两口子的餐馆才开业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定是忙得不可开交。老二住在釜山，老三正在出差。大女儿家的老大正上高三，她一门心思扑在了孩子身上。就算是再多几个子女，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决定不再因此而感到难过。孩子们只是忙于生计。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在年老之后像我一样遭受疾病的折磨……想到这里，我竟生出一种怜悯之情。
我独自担心着手术的事情，韩和郑却找来了。他们提议去新滩津吃橡子凉粉饭，我坚决地拒绝了。身体不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心里始终惦记着不能去看姐姐的事。都不能去看姐姐，却能去新滩津吃凉粉饭，似乎也太不合适了。再说体力也跟不上。我没有告诉韩和郑自己几天之后又要住院的事情，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随时会死的病人，那会令我觉得又伤自尊又很丢脸。郑从带来的黑色塑料袋里拿出一瓶牡蛎酱。他说昨天与夫人一起去江景买了三十万韩元左右的鱼虾酱。
“干什么啊，这把年纪了还想做鱼虾酱生意吗？”
韩取笑他。郑立刻作出辩解。
“还有孩子们的，所以多买了一些！腌泡菜用的酱也要提前准备……我懂什么呀，老婆说要买，所以就觉得应该买吧。”
短暂的一阵沉默。
“对了，去过医院了吗？”
郑呆呆地看着我。
“去了啊。”
“是吗？医院方面怎么说？”
“就那样呗。”
“就那样就不错啦。要保持‘就那样’，也挺不容易的……”
韩说道。
“那当然了。保持‘就那样’，哪有那么容易啊。”
郑接住韩的话茬。
“也是，就那样……”
送走韩和郑，我像一尊雕像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想吃凉粉饭了。就在去年，韩每个月都会开车带我们去新滩津吃两次凉粉饭。因为定期检查的结果每次都差不多，所以我在去年一整年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虽然只是小山坡上支起的一个塑料帐篷，前来吃凉粉饭的人却不少。鯷鱼海带汤里泡上切好的橡子凉粉与米饭，加上配了香油和白苏子的老泡菜炒牛肉，再撒点紫菜碎，仅此而已。即便如此，只要一到吃饭时间，食客们就像难民一样蜂拥而至，因此需要一边走动一边吃。那个塑料帐篷十分寒酸，而且脏乎乎的，不过只要韩说去吃，我就装作一副难以拒绝的样子，跟着他们去点上一大碗凉粉饭。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我们只点一大碗凉粉饭，配一盘凉拌粉或者熟猪肉一起分着吃，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或许是因为客厅过于寂静，当时与韩、郑和金吃凉粉时的对话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所以说，这地方是风水宝地嘛。往里再走五十米，那里也有一家凉粉饭餐馆，却是无人问津。论口味，两家并无多大差别，那家却如此冷清。有一位来吃凉粉饭的风水大师曾经说过，这家凉粉饭所在的山坡位置刚好是乌龟的形状。这家摊子的主人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在大田儒城那片据说有两栋楼呢。” “哼，有两栋楼又怎样？还不都是孩子的。”
金如此说道。金在市厅做了三十多年的底层公务员，届满退休。他刚一退休，就和儿媳妇闹僵了。因为没有分到退休金，儿媳妇在公公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从那之后，金便死死守着退休金，不给儿女一分一厘。
“我们有钱，儿女也跟着衣食无忧，这不挺好的么？”
听了韩的回答，金忍无可忍，大发脾气。
“你以为他们会因此为我们做父母的考虑一丝半毫吗？全都白费！只会让你觉得虚妄、愤怒！我死的时候会把这些全带走的！”
我望着黑乎乎的厨房，念叨着“衣食无忧”这个词，感觉嘴里像是嚼着一个硬邦邦的坚果。我这磨损、松掉的槽牙，大概也根本不会有嚼动的念头。
我打了一阵瞌睡，从沙发上起身，去厨房盛了一碗米，洗了洗，放进电饭锅里。打了两个鸡蛋做鸡蛋羹，前一天买的圆白菜也放到蒸锅里蒸上。又拿出了郑带来的牡蛎酱，一桌子菜非常丰盛。盛上已经焖好的米饭，倒了一杯热好的大麦茶。我坐在饭桌前，拿起勺子，脑子却一片空白，呆呆地望着客厅的窗户。
窗外漆黑一片，悄无声息。
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
去吃凉粉饭的韩和郑，应该已经回来了吧。我在蒸好的圆白菜叶子上铺好米饭和牡蛎酱，包起来吃下去。
天气逐渐变冷，我打开了暖炉。很快就要去住院了，再患上感冒可就麻烦大了。被我装进塑料袋里闷死的蛐蛐们，似乎在某处哭着埋怨我。
无所事事地过了四天。我正在看九点钟新闻，汉九打来了电话。他说正拉着一卡车的钢筋材料去往首尔，还说姐姐已经出院，住在老三南九的家里。他说姐姐身上插着从身体里抽出胆汁的胶皮管出了院。姐姐出院似乎是在上周一。周一的话，不就是我去医院做定期检查的那天吗？那天我还打算从首尔直接去光州呢，看来差点白跑一趟。
“母亲很担心舅舅。”
可能是因为汉九正在高速上开车，电话里混杂着滋啦滋啦的杂音，说话声也断断续续。
“姐姐本就爱操心，當然少不了要挂念……”
南九住在大田，在一家中小企业振兴公社上班。从生计问题来看，他算是姐姐三个孩子当中情况最好的，也是最不让姐姐操心的一个。不过，姐姐对南九婆娘不是很满意。
单从距离上来讲，大田比光州要近得多。就拿坐大巴来说，去大田只要一个小时，去光州却要四个小时。我很开心去看姐姐方便了不少，又觉得增加了心理负担。
明天去趟大田吗？
我给南九家去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年幼的女儿。我说我是天安的舅姥爷，孩子却完全搞不明白我是谁。我觉得很难解释清楚自己是谁，啪地挂断了电话。
好不容易与南九通上了电话。南九尴尬地表示，老二真九周三来把姐姐接走了。真九住在首尔。姐姐只在老三家里住了两天就去了老二家，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再说姐姐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又是那副样子……可我无法向南九追问个究竟。从光州到大田，再到首尔，姐姐在这个烂摊子里完全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我感到内心一阵惆怅。
我没有给真九家打电话。对于真九两口子来说，姐姐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吧。
3
住院那天，女儿抽空给我办好了住院手续。病房定好之后，女儿申请了看护，决定从手术那天开始聘请看护。手术定在两天之后，如果提前申请看护，既不方便，又浪费钱。女儿买来了豆奶、柑橘，以及可以在微波炉里热着吃的鲍鱼粥，全部放进冰箱之后便匆匆离去。她临走时塞给我十万韩元，再三强调手术那天会再来。
我打算独自在病房里躺一会，却感觉自己像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六人间已经全满，我只能住在两人间。另一张床空荡荡的。我去做了术前的各种检查，再回来时，邻床上躺着一个男人。男人体型健硕，说他是巨人也毫不夸张。男人睡着了，呼噜噜地打着鼾。他那张脸大如磐石，我很难估测他的年纪。如此壮硕的身子套着病号服躺在那里，竟有种滑稽的感觉。他的表情带着几分纯真，看起来像一个巨婴。既然这里是癌症病房，那他肯定也是一名癌症患者。已经住院了，一定是非常严重吧，那么巨大的身躯，怎么就得了癌症呢？直到晚饭派送时间，他才极不情愿地起身。他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将餐盘上的米饭和小菜吃得一干二净。
看护是一位四十过半的胖女人。那个女人称呼我为“老人家”。她看起来非常疲倦，做事却又有条不紊。我像是一只病怏怏的老猫，安静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手术那天，女儿最先到达，随后大儿子也来了。大儿子望着我的表情，永远都是一副很傲慢的样子。这张傲慢的脸，似乎是遗传了我。我感到一阵憋闷。
去往手术室的途中，我强忍着不让子女们察觉到我的恐惧。
手术室的一切都是冰冷的，包括盖在我身上的那块白布。
“爸，爸……您醒了吗？”
那个女人为什么叫我“爸”？那个疯女人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叫我“爸”？
“爸，爸……”
我还以为是哪个疯女人，没想到居然是老二媳妇。麻药尚未完全褪去，我连儿媳妇也认不出来了。女儿告诉我说，我从麻药中醒来的时候，一直呼唤着姐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
“对了，据说不是肿瘤。”
枕边传来女儿的声音。
“不是肿瘤，说是块结石之类的东西。”
女儿不断用湿毛巾擦拭着我的嘴唇。
那天晚上，儿子打发走了看护，自己在病房里守了一夜。我根本没有对他抱过任何期待，这还挺意外的。我没有问他餐馆生意好不好，因为如果经营得还不错，不用我问，他也应该早已经炫耀一番了。对于大儿子，我做出的牺牲与让步最多，换来的却永远只是埋怨。
住院三个星期之后，我出院了。可能是做手术折腾的，体重足足掉了三公斤。我望着镜中消瘦的脸颊，心里非常难受。
我去了家附近的超市，想要买块豆腐，却一头栽倒在地。那一瞬间，全身瘫软无力，似乎腰背断裂，呈九十度直角瘫坐在那里。身体失去了重心，一头栽进了零食堆里。超市老板跑过来，立刻将我扶起。 我觉得非常丢脸，也忘了买豆腐，直接回到家中。
我又给南九家去了一个电话。姐姐已经从南九家搬到了真九家，我却忘得一干二净。南九告诉我说，姐姐在真九家住了些时日，现在在静善家。静善家也在首尔。我记得以前曾经听姐姐说过，静善家在首尔儿童公园附近。不过，我不知道静善家的电话。
才五天时间，我的体重又掉了两公斤。
下午，郑来了。他看着呆坐在沙发上的我，大吃一惊，说不上话来。很显然，他被吓到了。不过，我现在甚至连安慰他的力气也没有。他把买来的柑橘果汁倒在杯子里递给我。我接过杯子，手抖个不停。
傍晚，郑又来了。他拿了一小簇香菇，说是自己栽培的。
在更加消瘦之前，一定要去看看姐姐，这种迫切的想法很不真实。如果再这么瘦下去，可能就没法去见姐姐了。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卖掉了平泽那块地。我出去染了头发，又买来灭蚂蚁的药，喷洒在家里的每个角落，还亲手给生锈的大门刷了油漆。我望着刷漆后光亮的大门，很想知道和我住过同一间病房的那个男人的近况。他是大肠癌晚期。
整整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整整一周。
姐姐从静善家又回到了真九家。
真应该去看看姐姐……
可是去真九家看姐姐，只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去一趟首尔虽然还算方便，却又感觉在首尔根本找不到真九的家在哪里。我担心自己徘徊在地铁站里迷了路，有些恐惧。反正比起大外甥汉九，真九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方便。真九婆娘也让我觉得不舒服。全罗道筏桥的女人，嗓门那么大，又很爱笑，我很是不喜欢。
我去洗了个澡。体重又掉了两公斤。作为一名肝癌患者，体重增加固然很可怕，体重骤减也一样可怕。我在澡堂附近的餐馆喝了一碗牛骨浓汤。那家餐馆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大镜子。我正对着镜子坐着，喝完了那碗牛骨汤。
我捞起牛骨汤里的面条吃着，又想起了姐姐。我一共有三个姐姐，其中两个早早离开了人世，现在只有这一个姐姐了。三姐比这个姐姐小两岁，还不到四十岁就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晚上在睡梦中，人就没了，说来简直难以置信。
我抬起头来，吓了一跳。有一个老男人正在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个老男人像是在看一个死人，面无表情，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呢？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再给您来点儿腌萝卜块吗？”
餐馆主人问过话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个老男人就是我自己。不是其他人，而是镜子里映照着的我自己。
我没有吃米饭，而是又点了一份面条，泡在牛骨汤里吃了下去。我还在捞着面条，牛骨汤已经凉了。
汉九，真九，南九，静子，静善，静礼。
我反复念叨着姐姐的孩子们的名字。
4
听说姐姐再次去光州医院住院了。
胆总管也长了结石，所以出现了黄疸症状。我在百科大辞典里翻找了半天，才终于搞明白胆总管是个什么东西。肝脏分泌的胆汁与胆管汇合，流入十二指肠的管子就是胆总管。
我忙活了整个大清早，勤快地打扫了院子。我听了郑的建议，打算在院子一角培育香菇。
今明两天，我决定抽空去参观一下郑栽培的段木。几个月前，他从香菇农场里讨了五棵段木亲手栽培，据说已经长出了不少香菇。郑平时那么懒，却能栽培出香菇，难道我就不行？
去了趟银行，回来的路上经过小菜铺，买了五千韩元的醋拌鳐鱼。店主说尖椒炒鯷鱼也很好吃，于是买了三千韩元的。
吃过午饭后，我出了家门。从我家去郑家，步行需要十五分钟。郑家建在小山坡上，夏天非常凉爽，不需要开空调。冬天却又很冷。
段木歪歪斜斜地立在他家院子拐角的阴凉处。
这些段木都被截去了根部，枝干也被截掉了，是一些已经没有生命的枯木桩而已。这样的木桩子上却长出了生命力顽强的香菇，真是怪异。这些香菇像极了一些小虫子，吸附在早已枯死的段木上，要把它们的最后一丝营养也全部吸干。
“这些都是橡子树。蒙古栎和栗子树也可以做段木，不过不如橡子树生的香菇多。”
郑拿着一个蓝色的喷雾器，一边往段木上喷水一边说道。这些段木，多的一棵长出了十五六个香菇，少的也有五六个。
“用钻孔机在段木上打洞种菌，种菌后要过十八个月才会长出香菇。”
“……”
“这些段木已经差不多有三年了。寿命嘛，差不多有五年吧。”
郑挑选已经长成的香菇，掰了下来。
“什么寿命？”
“段木的寿命啊。”
“死去的木头也有寿命？”
我赶快问道。这些段木早已经死去，却又说什么寿命，真是离谱。
“怎么能叫死去呢？”
“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连根都被截掉了……”
“难道你看不到这些香菇吗？在生出这些香菇的日子，就算是没死啊。”
“什么没死……”
我摇着头，拼命反驳他。
“没死，绝对没死……”
他很固执。根也截掉了，枝干也截掉了，这样的木桩子还没死吗？他真是强词夺理。
郑把刚刚摘下的香菇放到水里稍微焯了一下，与加醋辣椒酱一起递给了我。
“看来我是不行了。”
我把一片香菇塞进嘴里，慢吞吞地咀嚼着。
“什么不行？”
“栽培香菇的事情啊。”
“别那么绝对。养一下试试看呗。养起来很有意思的。”
最终，郑还是硬塞给我一棵段木。
我抱着这棵段木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非常怪异，感觉就像是抱着一具尸体。这棵段木放在哪里好呢……我望著院子的各个角落，苦闷了好一阵子。真不该收下这棵段木。 不是死去……死去……
我嘴里絮叨着，把段木随手丢在了后院最阴处。
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看了一眼，发现段木上居然长出了六个香菇。我摘下香菇，放进竹篮里，搁在餐桌上。整个屋子里弥漫起香菇的气味。
我静静地躺在房间里，感觉自己好像也成了一棵段木。如虫子一般的香菇，在我的后背和前胸，一簇簇地生出……
我用报纸把香菇包好，塞进冰箱。
随后，我意识到四天之后是定期检查的日子。去首尔做定期检查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去看看姐姐呢？
这次无论如何也该去了。
在更迟之前。
5
我终于见到了姐姐。
姐姐睡着了。外甥媳妇在一旁看护。外甥媳妇说姐姐一直在等我，不久前才刚睡着。
“舅舅，我去趟银行。”
外甥媳妇离开了病房，留下我独自守在姐姐身旁。
姐姐也和我一样，消瘦了不少。我看着姐姐瘦骨嶙峋的四肢，又想起了段木。
我看到了床底下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就像是姐姐的内脏，通过一根管子与姐姐的身体紧密连接在一起。袋中已经盛了半袋胆汁。就像我想象的那样，胆汁与水库的水光如此神似。
困意袭来，无可抑制。
我决定在姐姐醒来之前闭会儿眼，于是从床底下取出简易小床躺下来。虽然这个小床高低不平，可我已经太久没有这样与姐姐并排躺着了，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本来只想闭会儿眼，居然还做了一个梦。
我在梦里见到了水库。
“你来了啊……”
空气中隐约传来姐姐的问话，嗓音像极了撕黄板纸。
“我在梦里见到了水库。”
我就这么躺着，望着病房的白色天花板，絮叨着。
“唔……水库……？”
“是啊。怎么会想起那个呢……我五六岁的时候，姐姐带我去过水库的嘛。”
“你是说我？”
“是啊，姐姐你啊。”
“是吗……”
“你牵着我的手，穿过茂密的栗子树林，去了水库啊。”
“不对……再怎么想，也好像不是我啊……”
“不是姐姐你吗？”
“不是我。好像是你乙淑姐姐。”
“乙淑姐姐？”
乙淑是那位已经去世的三姐的名字。
“乙淑很喜欢带你玩的啊。”
“……”
如此说来，带我去水库的不是二姐，而是三姐？那位还没到四十岁就离世的三姐。我努力回想着那位姐姐年幼时的模样，却一丁点儿也回忆不起来。
姐姐紧紧牵着年幼的我，注视着水库，沉默地面对着恐怖的水光。
我只能想起这些而已。
“你是说，不是你带我去的，而是乙淑姐姐对吧？”
说完这句，我突然大哭起来。
“你，是在哭吗？”
“……”
“你怎么哭了？”
“……”
“你怎么哭了……你怎么……”
我躺在那里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姐姐也小声哭着，与我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不算是死，却又算不上是活着的段木。
我仿佛听到了穿过段木树皮，生出香菇的声音。
注释：
[1] 平泽市位于韩国西海岸中部，处于韩国首都圈和中部圈的物流中心，是一座环境优美的观光农业和新兴的海港城市。
[2] 坪：韩国的面积计量单位，1坪≈3.305785平方米。
[3] 紫菜锅巴：在紫菜上抹上糯米糊，晾干后油炸而成。
[4] 韩国语当中，同一个发音可以代表多个不同汉字，救和九同音。
[5] 韩国人有时会以孩子的称呼指代其他亲戚。
[6] 1里=0.393公里。
[7] 喜面：以前在婚礼或者寿宴上才能吃到的一种面条，故而得名。
金息，1997年以《关于缓慢》入选“新春文艺”征文，1998年以《中世纪》获“文学村新人奖”，以此步入文坛。曾获“大山文学奖”、“許筠文学作家奖”等韩国各大文学奖项。
四天前，我卖掉了位于平泽[1]的那块三百坪[2]的土地。那块地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负债买下的。虽然之前也有几次打算卖掉，却从没想过真能卖得出去。土地一般很难找到买家，所以我一直很安心。这次委托销售还不到十天，居然出现了痛快的买家，我一冲动就卖掉了。我不相信那块地已经卖了，更不相信那块地三十年来曾经属于我。可那块地的所有者就是我，千真万确。我刚开始是如何得到那块地的呢？不是几十坪，而是足足三百坪的一块地啊。
大儿子用卖地的钱在清州长途汽车站旁边开了一家饭馆，卖手擀面。店面开张即雇了四名职员。开业那天，我没去。我问他，你那是开了多大的店啊，开业就要雇四名职员？他回答说，光是大堂就足有三十坪。我却只觉得，不就是个手擀面馆么，弄那么大干什么？用大儿子的话说，卖的可不是那种五六千韩元的普通手擀面，而是像火锅一样，开锅后放入各种海鲜和蘑菇、蔬菜之类，搭配着吃。
还有十分之一的钱给了二儿子，十分之一给了三儿子，又拿出十分之一给了女儿。女儿说用我汇的钱还了一部分房贷。那套公寓已经买了十年，看来贷款还是没有还清。女儿住在首尔的祠堂洞。只分到了十分之一，女儿似乎不太开心。不过她给我快递来了一袋紫菜锅巴[3]、两袋腌黄瓜，还有一瓶带鱼汤。她担心腌黄瓜馊掉把塑料袋胀破，所以寄了当日特快。这几天，我就着紫菜锅巴、腌黄瓜和带鱼汤吃饭。如果女儿住在附近该多好啊，不过这也只是我贪得无厌罢了。
到了晚上，我铺好被子，躺着一动不动，心想，平泽那块地是否从来就不曾属于我呢？ 感觉那块地似乎从来没有一天属于过我……三十年来，我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看似外表光鲜罢了。我不曾在那块土地上栽过一棵辣椒苗，也没有撒过一粒种……
我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吃药，站起身来。我今年六十七岁，是一名肝癌患者。五年来，我每天吃三次药，并接受定期检查。小袋子里一共有六粒药。我分三次咽下，每次两颗。先喝一口水，待塞进嘴里的两粒药一起通过食道，再咽下两颗，待这两颗也通过食道之后，再咽下最后两颗。
我吃过药，意识到四天之后就是去医院做定期检查的日子了。
我做检查的那家综合医院位于首尔。我住在天安市，坐一个半小时的长途大巴就可以到达首尔长途汽车站。从长途汽车站打车到医院，差不多六七千韩元。过去的五年间，我每个月都会做定期检查，多则三次，少则一次。每次去做定期检查，那种心情都像是被拉往屠宰场。如果检查结果不错，回天安的路上，我只觉得心里除了安慰，还是安慰。
在去往首尔的长途大巴上，我接到了大儿媳妇的电话。她知道今天是我做检查的日子，特意打来电话。她反复地说了三四遍对不起，随后匆匆挂了电话。到店的客人是否觉得手擀面好吃、一份手擀面卖多少钱，我虽然对此十分好奇，却没好意思问出口。
等了足足四十分钟，终于见到了主治医生。在主治医师面前，我永远像一个罪人般手足无措。有时我也会想，在一个顶多四十过半的男性面前低声下气实在丢脸，却又真的觉得主治医生很可怕。我小心翼翼地告诉主治医生，这几天消化不太好，总是往上反酸水。主治医生建议我做一个内视镜检查。不论是什么检查，我只要听到检查二字就觉得心里咯噔一下，非常害怕。结束了和主治醫生不过五分多钟的谈话，我去了内视镜检查室。
全麻内视镜检查室在三楼。检查室里挂着白色帘子，分成很多隔间，像急诊室一样杂乱繁忙。我接过白色液体状药物含在嘴里，片刻之后吐掉，到床上躺下。
舌头火辣辣的，重得像块大石头。
我出现了一种错觉，仿佛嘴里有一洼深不见底的池水，舌头沉入了无尽的水底。
医生来了，用输液针头扎在我的右臂，注入了麻醉剂。我的眼前变得模糊，检查室里回荡的声音也越来越远。
我醒来时，检查已经结束了。护士告诉我麻药还没有全消。我迷迷糊糊地被护士拖下了床。
我坐在全麻内视镜检查室门前的椅子上，昏昏沉沉地又待了十多分钟。
回到天安的家，已经是晚上七点。这栋建于1982年的单层小洋楼一片漆黑，像是被一场火灾烧成了废墟。我走进院子，感觉自己迈入了一堆棺材般的废墟。
四天后，久未联络的大外甥给我挂了一个电话。不知不觉间，大外甥也已年过六十。他向我转达了姐姐在光州医院住院的消息。据说姐姐的胆管长了结石。结石阻塞了胆管，胆汁无法正常排出，淤积在胆囊里，最终满溢出来，渗到了其他的内脏器官。胆汁的毒性是有多大啊，之前好端端的内脏全都烂掉了，肝、心脏、胃、大肠……本应做手术将结石化掉，无奈姐姐年岁已高，手术风险太大。他们在姐姐的肚子上打了一个洞，插进一条管子把胆汁抽了出来。姐姐现在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我算了算，姐姐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大外甥说他在笠场休息站给我打的电话。
大外甥叫汉九。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搞不清楚是拯救的救，还是数字九[4]。姐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汉九是老大，也是姐姐的所有孩子当中跟我玩得最好的。
汉九是开大货车的。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四天当中就有一天在路边或者休息站里过夜。前年，父亲忌日那天，大外甥开着卡车来找过我，九十岁的姐姐坐在副驾驶位。汉九当天晚上要赶到江原道的平昌，于是把姐姐，姐姐的包裹，祭祀用的酒、牛肉等卸货一般丢给我，重新上了卡车。大外甥身形矮小，驾驶大型卡车看起来十分吃力。可能因为如此，我感觉大外甥开着大型卡车没日没夜地奔驰在高速公路实在令人心酸。父亲的祭日过后，姐姐又在我身边待了四天。
我打算吃晚饭，却发现紫菜锅巴上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怪我没封好袋口。我只好配着腌黄瓜和带鱼汤吃了点米饭。腌黄瓜馊得很快，袋子也胀破了。
我吃着晚饭，心里却只想着应该去看看姐姐。
人一旦上了年纪，有时会因为一些小病无奈离世。又不能做手术……我感觉到一阵眩晕，姐姐的面孔在眼前晃来晃去。自从得了肝癌，我经常眩晕。生前绝对不会忘记的那些面孔，经常在眼前变得模糊起来。 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曾和姐姐手拉手去过的那个水库。距离鸟致院老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库，有一天，姐姐带我去了那里。那时我应该勉强五六岁。穿过一片栗树林，水库展现在眼前的瞬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恐怖。
或许，腐蚀了姐姐的肝、心脏、胃和大肠的胆汁，会不会就和那水库的水颜色差不多呢？那湾水仿佛凝固了一般，寂寞地聚积在水库，散发着可怕的光泽……那种可怕的光泽，像是要把鲜活的生命生吞、致死……那种又黑又蓝的光泽……
我最近经常梦到那个水库，每次总在说不出的恐惧中颤抖着醒来。
我打算推迟两周再去看姐姐。两周之后，等到我的定期检查结果出来再去也不算晚。想要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姐姐，只能稀里糊涂地期待着定期检查的结果。
上次的检查结果并不乐观，肝里发现了癌细胞。消失了将近三年的癌细胞复发了。肿块大约两厘米。幸运的是，肝脏周围的其他器官并未发现癌细胞。此外，据说不用做开腹手术就能消灭癌细胞。主治医生说，先在肚子上打一个洞，内视镜伸进去，切除癌细胞的部分。他又补充说，比起开腹，这种操作既简单又容易康复，而且手术只需要短短三十分钟，再住院四天三夜就可以。主治医生的说明很简单。我却怀疑，癌细胞有那么容易消灭吗？
手术日期定在一周之后。为了做手术，我需要提前一天住院。没办法，只能在手术后再去看姐姐了。
从医院回来之后，我给汉九去了一个电话。我一共打了两次，他都没有接。没办法，我只好给他婆娘打。谢天谢地，汉九婆娘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是舅舅吗？”
本打算和姐姐说话，她却说姐姐刚才进去灌肠了。姐姐长了结石，排便也困难，只能灌肠。
“首尔的姑妈也来了，静善姑妈[5]。”
“是吗？静善……？”
静善是姐姐的女儿。姐姐一共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牧师，一个是理发师，一个是生意人。静善是那个理发师。不记得什么时候曾听姐姐说起过，静善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十多年了，一直参加公务员考试却从未通过，静善不辞劳苦地照顾他的起居。我说会再去电话，收了线。
女儿寄来的腌黄瓜吃完了。我把带鱼汤摆上桌，开始吃饭。啪的一声，我撂下了筷子，在锅里盛上水，放在煤气上，出去买了包方便面。煤气的火苗调得很小，我都回来了，水还没有烧开。我没有把火苗调大，只是呆呆地等着水烧开。锅盖开着。面煮得很烂，我只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倒掉了。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答应汉九婆娘再去电话那回事。
据说阻塞姐姐胆管的胆结石一共有五个。那些结石是什么形态呢？散发着怎样的光泽，又是怎样地死死堵住了姐姐的胆管，把姐姐折磨成一个随时可能会死去的人？
四十多岁那年，姐姐也曾得过一次结石。那时，姐姐的胆囊和胆管之间堵了二十多个结石。那二十多个结石，有的小如沙粒，有的大如红豆。姐姐那段时间以为只是腰疼，去韩式医院扎了几针。后来实在疼痛难忍，满地打滚，半夜被拉到了急诊。当时不过才四十二岁的姐姐，做手术取出了结石。姐姐做了结石手术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结石，小如沙粒，大如鸡蛋，大小不一;个数也从一个到数百个不等。
反正人的身体里长出石头这个事，我只觉得很神奇。那么，这个世界上滚来滚去的普通石头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一粒沙子，一块小石子，一块岩石又是如何……以时速37千米沿着宇宙轨道运行的陨石又是……
下午四点钟左右，自来水管道查表员来了。他走后，我看了一下水表箱。水表箱里灌满了水，水里漂着馊掉的蛐蛐，散发出浓浓的臭味，让人很想捏住鼻子。清理蛐蛐实在无从下手，我只点了点数量。一共十三只。它们又长又细的腿和触角纠缠在一起，像是在谩骂着什么。我盖上了水表箱的盖子。
得了肝癌以后，我连洒水扫地都觉得累得慌，甚至连捡起掉落在地板上的一根头发也是一样。一根失了光泽的头发，却仿佛重如千斤。前天早晨，我想要关掉水龙头，却迷迷糊糊地流掉了足有四五盆自来水。虽然觉得白白浪费了自来水很心痛，手却没有伸向水龙头。我一动不动，感觉自己就像是两只手掌被钉在洗脸盆底上的动物标本。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血管内流动的血液凝固了，意識也麻痹了。
如此一来，我这一整天所做的事情就只是吃了三顿饭，以及看了一下水表箱而已。每次突然想起几天后要去首尔做手术，我就会长长地叹一口气。
客厅开着电视，我躺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天棚。
晚上11点左右，我从衣橱里找出一个白色口罩戴上。我重新穿上之前脱下来的袜子，找出围脖围上。我手里提着手电筒、木质筷子，还有一个黑色塑料袋，来到了院子里。我打开水表箱的盖子，用手电筒的光照向里面。
在手电筒的照射之下，蛐蛐看起来像是之前从未见到过的珍稀昆虫，如怪物般恐怖。我感觉世界上没有比这长得更加稀奇古怪的昆虫了。水表箱里的积水竟比白天在阳光下看起来更加浑浊暗黑，而且油光发亮。可能是因为看不清水里，我竟产生了一种错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以为这水少说也有十里[6]深。因为这水不仅油光发亮，而且很平静，水里似乎有成千上万只蛐蛐挤成一团叫骂着……
池塘的水也一定是这样吧……
我不禁发出这种类似叹息的絮叨。
我在水里挥舞着木筷，一只一只打捞着蛐蛐。有些蛐蛐的腿和触角纠缠在一起，一次会捞起两三只。我立刻把蛐蛐捞出来，塞进了黑色塑料袋里。
我捞出了一只后背光溜溜的蛐蛐，看到它的腿在微微地抖动。蛐蛐的触角碰到我手指的那一瞬间，我差点儿把它放跑。该不会还活着吧？想到它可能是在众多死蛐蛐当中垂死挣扎的唯一一只，我觉得它又稀奇又不幸。不过，最强烈的却是恐惧感，觉得这种存活既不堪又恶心。我犹豫着该怎么处理这只蛐蛐，最终还是塞进了黑色塑料袋里。那只蛐蛐和其他死去的蛐蛐，还有那些腿和触角，一起微微抖动着。我把最后一只蛐蛐也捞出来塞进黑色塑料袋，紧紧地系上了袋口。 过了凌晨两点，我才钻进被窝，却怎么也睡不着。感觉黑色塑料袋里的那些蛐蛐们全都活着，拼命挣扎着。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咯吱咯吱地咬着彼此的腿和触角。
2
住院一共四天三夜。腋下做了局部麻醉，除了打洞的部位有点刺痛，其他的都还能忍受。据说手术非常成功。出院那天，在制药公司上班的三儿子开车来了医院。他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给我买了一碗两万韩元的牛筋软骨汤，又给我买了车票。我蘸着酱料吃牛筋的时候，他总共打了五个电话，其中有一个还是去餐厅外面打的，足有十多分钟。他打电话的时候可能抽烟了，身上一股浓浓的烟味扑面而来。我偷偷看了他一眼，皱纹似乎瞬间又加深了不少。
我回到家之后，除了吃饭吃药，什么事也没做。无所事事，又想到不能去看姐姐，心里十分难过。不过，五天之后还要去首尔进行定期检查。想要到首尔做检查，与主治医生见面，我便不能再浪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只得好好休养;就连嚼一粒米，也是白白浪费力气而已。
躺下想要睡个午觉，这才突然切实感觉到已经卖掉了平泽的三百坪土地。到死也不能卖掉那块地啊。后悔涌上心头，近乎绝望。我躺在那里，翻来覆去了很久。大儿子的餐馆刚开业就雇了四个服务员，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是怎么打算的，开业就需要四个服务员吗？大儿子以前卖过车，八年前自己开了一家代理店，却把一套公寓也给折腾没了。卖掉公寓之后，依然不够还债，我只好替他还上了那三千万韩元的债。我本以为他已经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打算脚踏实地过日子，他却突然要开餐馆，不断要求我卖掉平泽那块地为其提供资金。大儿子非常执拗，一旦铁了心做什么事，折腾父母，糟践老婆，一定会想尽办法达到目的。
傍晚，我在“南原泥鳅汤”餐馆与朋友金、韩和郑聚餐。我们点了一碗泥鳅汤、一碟炸泥鳅，还有一瓶烧酒。炸泥鳅端上来之前，我们一直在闲聊。香喷喷的一碟炸泥鳅堆得满满当当，看起来十分酥脆，勾起了我久违的食欲。我夹了一条炸泥鳅，咬着吃起来。我津津有味地嚼着吸足了油的泥鳅的肉和刺。我接过他们给我倒的酒，一点点地喝着。自从患上肝癌以后，我从来没有喝过一杯以上的烧酒。吃了五六条炸泥鳅，肚子很撑。我又点了一瓶雪碧，与滴酒不沾的郑分着喝光了。
近半个月以来，听的说的全是关于子女的事情。韩到了退休年龄，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在单亲母亲的手底下长大，身世悲惨，步入中年之后却是我们三个当中最富足的一个。他嘴上说着只要能当上校长就算是死而无憾了，却赖在校长职位上足足三年才肯退休。作为退休纪念，还出了一本自传，又花费了一千多万韩元带上全家老小去北海道温泉旅游了一趟。
聊着聊着，我们就谈到了姐姐的事情。
“对了，你姐姐信教吗？”
郑问道。
“都九十多了，信什么教啊……”
“人啊，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应该信教。我也是去了教堂之后，才悟到了这个道理。人们聚集在教堂，看起来又虚假又夸张，似乎没有什么用，奇怪的是，却又十分心安。”
“你啊，肯定能去天堂！”
韩挖苦道。
“我又不够虔诚，天堂嘛……就那么回事吧。”
去年，郑跟随信奉天主教的夫人一起接受了洗礼。因为宗教的关系，他与夫人大半辈子关系不和，直到六十六岁才接受了洗礼。虽然算是半强迫的，水淋在头顶的一瞬间，他却不由自主地簌簌流泪。郑在每个周日都会去教堂，也会按时交纳会费，夫人却总是数落他：“你想要成为真正的信徒，还差得远呢。想要得到救赎，必须得接受火与圣灵的洗礼，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如此说来，姐姐年过九十，从来不曾像这样信过什么教。她偶尔去寺院，却不算是佛教徒。大女婿是牧师，姐姐却也没能成为基督徒。
像郑这种性情中人，却因为宗教问题与夫人闹了大半辈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人的固执更可怕了。
我在去厕所的路上经过厨房，看到了那些浑身裹满淡黄色面浆的泥鳅在作着垂死挣扎。它们被丢进无情翻滚的热油当中，很快被炸焦，浮到了油面上来。
服务员进来收空盘子，韩很大方地递给服务员一万韩元。
“收下这个钱，别看我们老就瞧不起我们，好好为我们服务！”
韓国人果然有开朗豪爽的一面。
“老人家瞧您说的，哪敢对您无礼啊，跟我爸一样的年纪……”
服务员轻率地笑了起来。她看起来跟我的大儿媳妇年纪相仿;不仅是相貌，就连身形也很神似。过了一会儿，这位服务员端来一盘泥鳅熟肉片，说是特别赠送。盘子虽然不大，拌着韭菜的泥鳅肉片却也凑了满满当当一碟。服务员刚走出包间，韩就环顾了一下在座的我们，接着说道：
“你们看看菜单！一盘泥鳅肉片要两万韩元！我们只花了一万韩元就得到了这一小盘熟肉，这就相当于捡了一万韩元的便宜不是吗？反正我们点一大盘熟肉也是吃不完的，只要这些就够了。喝了泥鳅汤，又吃了炸泥鳅，还能再吃下多少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果然还是韩考虑周全。我对他的这种小心思是又爱又恨，有时候对他非常不满，看都懒得看他，故意躲着不见他。可我从来也没有在他面前表现出这种不满，或者被他察觉到什么。如此看来，这就是我的为人方式。不过越是上了年纪，我却越十分羡慕他的这种得意、豪气、阴险与傲慢。
浑身裹满了淡黄色面浆的泥鳅使出浑身力气翻滚的样子，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垂死挣扎。
这个词语就像是舌根长出的一个泡，一阵阵刺痛。
周一上午九点钟发车的大巴上只有两位乘客——我和一名男子。男子穿着一件松垮的夹克，看起来有五十多岁。我坐在司机身后第二排靠窗的座位，男人在过道那边的座位，与我同一排。男人紧紧缩着肩膀，在与我对视的那一瞬间立刻眉头紧皱，转过脸去。刚一发车，他就悄悄起身，去了后排的座位。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却因为我而调换了座位，这令我有些慌张而歉疚。如果没有与我对视的话……我居然想到了这些。身后空着几十个座位，也只令我觉得很有负担。 我下定决心，如果检查结果不坏，一定要去看看姐姐。
五年前，我刚确诊为肝癌的时候，姐姐带着汉九的婆娘去过我在天安的家。姐姐还从光州买了风川鳗鱼带过来。姐姐开玩笑说，从光州到天安的途中，鳗鱼是多能折腾啊，大巴都快要被掀翻了，晃个不停。姐姐亲手清洗了气势丝毫不减的鳗鱼，在提桶里抹上香油，把鳗鱼蒸熟。汉九婆娘当天便返回了光州，姐姐在我那住了四天才回去。
没想到定期检查的结果不太乐观。本以为手术后便可放心，主治医生却告诉我说，发现了一个上次未能检查出来的肿瘤。这个肿瘤不是在肝上，而是在胆囊上，而且偏偏隐藏在肝胆相连的部位，因此开腹手术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开腹手术之前，无法准确判断肿瘤的大小。
我办好了住院手续，手术日期定在两周以后。我想离开医院，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我在医院的便利店买了一瓶豆奶。大厅的正中央摆着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钢琴的顶盖紧闭，看起来像极了一具棺材。钢琴前面摆着几个花盆，花盆里是黄色的菊花，看起来就像是庄严的吊客。我有一种冲动，想要打开钢琴的顶盖，躺在里面。
我在长途汽车站的餐厅里点了一碗喜面[7]，边吃边苦恼。我是不是应该立刻去光州看一下姐姐呢？还是应该直接回天安呢？手术之后还需要住院多久，主治医生也不敢保证。我把面条绕在筷子上送进嘴里，心里一阵绝望，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吃面条了。我喝了几勺面汤，呆呆地坐了许久。碗里撒了烤紫菜碎，面汤表面漂浮着一层油。
我打算先去光州看姐姐。
本以为买了去光州的车票，拿到手里一看却是回天安的。看来我下意识地买了回天安的票。困顿、眩晕、绝望与恐惧，一并交织着向我袭来。我没有换票的念头，登上了去往天安的大巴。
车上有十多名乘客。邻座坐着一位看似三十五岁左右的壮汉。我无意中看了一下那个男人的脸，吓得浑身一激灵。男人那大如磐石的脸盘子上布满了缝针的疤痕，看起来像是一个手工缝制的娃娃。我慌张地赶快把脸转向窗边，一下子睡意全无。他年纪轻轻，一张脸怎么就成了这般模样？车上空位很多，本以为他会换到别的位子上去，他却直到天安车站都没有离开过座位。他一直在打瞌睡，甚至還将那颗奇怪的脑袋垂在了我的肩膀上。那个男人的脑袋低垂，公然搁在我的肩膀上，像是很快就要从脖子上滚下来，我觉得紧张极了。
晕车晕得厉害。
我在家附近的“德国点心店”里买了两袋单价八百韩元的奶油面包。攥着钥匙打开玄关门，手却瑟瑟发抖。我勉强洗过手，合上了眼睛。睡醒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我感觉到一阵恐惧，打开了玄关灯。
我一直睡到晚上九点多才醒过来。里屋的门紧闭着，四周很黑。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躺在一块巨大的黑色玄武岩下面，内心极度平静。然而，这种平静极其短暂。想到九天之后就要去住院做手术，我担心得几乎要哭了，恐惧感侵袭而来。嘴里一阵苦涩，想要吃口奶油面包，却发现面包上爬满了蚂蚁。那一刻，我竟如小孩子般任性起来，被这猖狂的蚂蚁气得要死要活。
我给大儿子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又得住院了。费了好大劲，才终于说出了那句“开腹手术是在所难免了”。
“在……什么？”
“在所……难免。”
然后是长达三四秒钟的可怕沉默。
大儿子两口子的餐馆才开业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定是忙得不可开交。老二住在釜山，老三正在出差。大女儿家的老大正上高三，她一门心思扑在了孩子身上。就算是再多几个子女，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决定不再因此而感到难过。孩子们只是忙于生计。他们当中也会有人在年老之后像我一样遭受疾病的折磨……想到这里，我竟生出一种怜悯之情。
我独自担心着手术的事情，韩和郑却找来了。他们提议去新滩津吃橡子凉粉饭，我坚决地拒绝了。身体不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心里始终惦记着不能去看姐姐的事。都不能去看姐姐，却能去新滩津吃凉粉饭，似乎也太不合适了。再说体力也跟不上。我没有告诉韩和郑自己几天之后又要住院的事情，因为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随时会死的病人，那会令我觉得又伤自尊又很丢脸。郑从带来的黑色塑料袋里拿出一瓶牡蛎酱。他说昨天与夫人一起去江景买了三十万韩元左右的鱼虾酱。
“干什么啊，这把年纪了还想做鱼虾酱生意吗？”
韩取笑他。郑立刻作出辩解。
“还有孩子们的，所以多买了一些！腌泡菜用的酱也要提前准备……我懂什么呀，老婆说要买，所以就觉得应该买吧。”
短暂的一阵沉默。
“对了，去过医院了吗？”
郑呆呆地看着我。
“去了啊。”
“是吗？医院方面怎么说？”
“就那样呗。”
“就那样就不错啦。要保持‘就那样’，也挺不容易的……”
韩说道。
“那当然了。保持‘就那样’，哪有那么容易啊。”
郑接住韩的话茬。
“也是，就那样……”
送走韩和郑，我像一尊雕像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想吃凉粉饭了。就在去年，韩每个月都会开车带我们去新滩津吃两次凉粉饭。因为定期检查的结果每次都差不多，所以我在去年一整年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虽然只是小山坡上支起的一个塑料帐篷，前来吃凉粉饭的人却不少。鯷鱼海带汤里泡上切好的橡子凉粉与米饭，加上配了香油和白苏子的老泡菜炒牛肉，再撒点紫菜碎，仅此而已。即便如此，只要一到吃饭时间，食客们就像难民一样蜂拥而至，因此需要一边走动一边吃。那个塑料帐篷十分寒酸，而且脏乎乎的，不过只要韩说去吃，我就装作一副难以拒绝的样子，跟着他们去点上一大碗凉粉饭。不管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我们只点一大碗凉粉饭，配一盘凉拌粉或者熟猪肉一起分着吃，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或许是因为客厅过于寂静，当时与韩、郑和金吃凉粉时的对话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所以说，这地方是风水宝地嘛。往里再走五十米，那里也有一家凉粉饭餐馆，却是无人问津。论口味，两家并无多大差别，那家却如此冷清。有一位来吃凉粉饭的风水大师曾经说过，这家凉粉饭所在的山坡位置刚好是乌龟的形状。这家摊子的主人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在大田儒城那片据说有两栋楼呢。” “哼，有两栋楼又怎样？还不都是孩子的。”
金如此说道。金在市厅做了三十多年的底层公务员，届满退休。他刚一退休，就和儿媳妇闹僵了。因为没有分到退休金，儿媳妇在公公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从那之后，金便死死守着退休金，不给儿女一分一厘。
“我们有钱，儿女也跟着衣食无忧，这不挺好的么？”
听了韩的回答，金忍无可忍，大发脾气。
“你以为他们会因此为我们做父母的考虑一丝半毫吗？全都白费！只会让你觉得虚妄、愤怒！我死的时候会把这些全带走的！”
我望着黑乎乎的厨房，念叨着“衣食无忧”这个词，感觉嘴里像是嚼着一个硬邦邦的坚果。我这磨损、松掉的槽牙，大概也根本不会有嚼动的念头。
我打了一阵瞌睡，从沙发上起身，去厨房盛了一碗米，洗了洗，放进电饭锅里。打了两个鸡蛋做鸡蛋羹，前一天买的圆白菜也放到蒸锅里蒸上。又拿出了郑带来的牡蛎酱，一桌子菜非常丰盛。盛上已经焖好的米饭，倒了一杯热好的大麦茶。我坐在饭桌前，拿起勺子，脑子却一片空白，呆呆地望着客厅的窗户。
窗外漆黑一片，悄无声息。
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
去吃凉粉饭的韩和郑，应该已经回来了吧。我在蒸好的圆白菜叶子上铺好米饭和牡蛎酱，包起来吃下去。
天气逐渐变冷，我打开了暖炉。很快就要去住院了，再患上感冒可就麻烦大了。被我装进塑料袋里闷死的蛐蛐们，似乎在某处哭着埋怨我。
无所事事地过了四天。我正在看九点钟新闻，汉九打来了电话。他说正拉着一卡车的钢筋材料去往首尔，还说姐姐已经出院，住在老三南九的家里。他说姐姐身上插着从身体里抽出胆汁的胶皮管出了院。姐姐出院似乎是在上周一。周一的话，不就是我去医院做定期检查的那天吗？那天我还打算从首尔直接去光州呢，看来差点白跑一趟。
“母亲很担心舅舅。”
可能是因为汉九正在高速上开车，电话里混杂着滋啦滋啦的杂音，说话声也断断续续。
“姐姐本就爱操心，當然少不了要挂念……”
南九住在大田，在一家中小企业振兴公社上班。从生计问题来看，他算是姐姐三个孩子当中情况最好的，也是最不让姐姐操心的一个。不过，姐姐对南九婆娘不是很满意。
单从距离上来讲，大田比光州要近得多。就拿坐大巴来说，去大田只要一个小时，去光州却要四个小时。我很开心去看姐姐方便了不少，又觉得增加了心理负担。
明天去趟大田吗？
我给南九家去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年幼的女儿。我说我是天安的舅姥爷，孩子却完全搞不明白我是谁。我觉得很难解释清楚自己是谁，啪地挂断了电话。
好不容易与南九通上了电话。南九尴尬地表示，老二真九周三来把姐姐接走了。真九住在首尔。姐姐只在老三家里住了两天就去了老二家，其中必定有什么原因。再说姐姐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又是那副样子……可我无法向南九追问个究竟。从光州到大田，再到首尔，姐姐在这个烂摊子里完全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我感到内心一阵惆怅。
我没有给真九家打电话。对于真九两口子来说，姐姐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吧。
3
住院那天，女儿抽空给我办好了住院手续。病房定好之后，女儿申请了看护，决定从手术那天开始聘请看护。手术定在两天之后，如果提前申请看护，既不方便，又浪费钱。女儿买来了豆奶、柑橘，以及可以在微波炉里热着吃的鲍鱼粥，全部放进冰箱之后便匆匆离去。她临走时塞给我十万韩元，再三强调手术那天会再来。
我打算独自在病房里躺一会，却感觉自己像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六人间已经全满，我只能住在两人间。另一张床空荡荡的。我去做了术前的各种检查，再回来时，邻床上躺着一个男人。男人体型健硕，说他是巨人也毫不夸张。男人睡着了，呼噜噜地打着鼾。他那张脸大如磐石，我很难估测他的年纪。如此壮硕的身子套着病号服躺在那里，竟有种滑稽的感觉。他的表情带着几分纯真，看起来像一个巨婴。既然这里是癌症病房，那他肯定也是一名癌症患者。已经住院了，一定是非常严重吧，那么巨大的身躯，怎么就得了癌症呢？直到晚饭派送时间，他才极不情愿地起身。他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将餐盘上的米饭和小菜吃得一干二净。
看护是一位四十过半的胖女人。那个女人称呼我为“老人家”。她看起来非常疲倦，做事却又有条不紊。我像是一只病怏怏的老猫，安静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手术那天，女儿最先到达，随后大儿子也来了。大儿子望着我的表情，永远都是一副很傲慢的样子。这张傲慢的脸，似乎是遗传了我。我感到一阵憋闷。
去往手术室的途中，我强忍着不让子女们察觉到我的恐惧。
手术室的一切都是冰冷的，包括盖在我身上的那块白布。
“爸，爸……您醒了吗？”
那个女人为什么叫我“爸”？那个疯女人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叫我“爸”？
“爸，爸……”
我还以为是哪个疯女人，没想到居然是老二媳妇。麻药尚未完全褪去，我连儿媳妇也认不出来了。女儿告诉我说，我从麻药中醒来的时候，一直呼唤着姐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
“对了，据说不是肿瘤。”
枕边传来女儿的声音。
“不是肿瘤，说是块结石之类的东西。”
女儿不断用湿毛巾擦拭着我的嘴唇。
那天晚上，儿子打发走了看护，自己在病房里守了一夜。我根本没有对他抱过任何期待，这还挺意外的。我没有问他餐馆生意好不好，因为如果经营得还不错，不用我问，他也应该早已经炫耀一番了。对于大儿子，我做出的牺牲与让步最多，换来的却永远只是埋怨。
住院三个星期之后，我出院了。可能是做手术折腾的，体重足足掉了三公斤。我望着镜中消瘦的脸颊，心里非常难受。
我去了家附近的超市，想要买块豆腐，却一头栽倒在地。那一瞬间，全身瘫软无力，似乎腰背断裂，呈九十度直角瘫坐在那里。身体失去了重心，一头栽进了零食堆里。超市老板跑过来，立刻将我扶起。 我觉得非常丢脸，也忘了买豆腐，直接回到家中。
我又给南九家去了一个电话。姐姐已经从南九家搬到了真九家，我却忘得一干二净。南九告诉我说，姐姐在真九家住了些时日，现在在静善家。静善家也在首尔。我记得以前曾经听姐姐说过，静善家在首尔儿童公园附近。不过，我不知道静善家的电话。
才五天时间，我的体重又掉了两公斤。
下午，郑来了。他看着呆坐在沙发上的我，大吃一惊，说不上话来。很显然，他被吓到了。不过，我现在甚至连安慰他的力气也没有。他把买来的柑橘果汁倒在杯子里递给我。我接过杯子，手抖个不停。
傍晚，郑又来了。他拿了一小簇香菇，说是自己栽培的。
在更加消瘦之前，一定要去看看姐姐，这种迫切的想法很不真实。如果再这么瘦下去，可能就没法去见姐姐了。
我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已经卖掉了平泽那块地。我出去染了头发，又买来灭蚂蚁的药，喷洒在家里的每个角落，还亲手给生锈的大门刷了油漆。我望着刷漆后光亮的大门，很想知道和我住过同一间病房的那个男人的近况。他是大肠癌晚期。
整整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整整一周。
姐姐从静善家又回到了真九家。
真应该去看看姐姐……
可是去真九家看姐姐，只会增加我的心理负担。去一趟首尔虽然还算方便，却又感觉在首尔根本找不到真九的家在哪里。我担心自己徘徊在地铁站里迷了路，有些恐惧。反正比起大外甥汉九，真九多少有些令我觉得不方便。真九婆娘也让我觉得不舒服。全罗道筏桥的女人，嗓门那么大，又很爱笑，我很是不喜欢。
我去洗了个澡。体重又掉了两公斤。作为一名肝癌患者，体重增加固然很可怕，体重骤减也一样可怕。我在澡堂附近的餐馆喝了一碗牛骨浓汤。那家餐馆有一面墙上挂着一块大镜子。我正对着镜子坐着，喝完了那碗牛骨汤。
我捞起牛骨汤里的面条吃着，又想起了姐姐。我一共有三个姐姐，其中两个早早离开了人世，现在只有这一个姐姐了。三姐比这个姐姐小两岁，还不到四十岁就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晚上在睡梦中，人就没了，说来简直难以置信。
我抬起头来，吓了一跳。有一个老男人正在直勾勾地看着我。那个老男人像是在看一个死人，面无表情，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
那个男人为什么要那样看着我呢？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再给您来点儿腌萝卜块吗？”
餐馆主人问过话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个老男人就是我自己。不是其他人，而是镜子里映照着的我自己。
我没有吃米饭，而是又点了一份面条，泡在牛骨汤里吃了下去。我还在捞着面条，牛骨汤已经凉了。
汉九，真九，南九，静子，静善，静礼。
我反复念叨着姐姐的孩子们的名字。
4
听说姐姐再次去光州医院住院了。
胆总管也长了结石，所以出现了黄疸症状。我在百科大辞典里翻找了半天，才终于搞明白胆总管是个什么东西。肝脏分泌的胆汁与胆管汇合，流入十二指肠的管子就是胆总管。
我忙活了整个大清早，勤快地打扫了院子。我听了郑的建议，打算在院子一角培育香菇。
今明两天，我决定抽空去参观一下郑栽培的段木。几个月前，他从香菇农场里讨了五棵段木亲手栽培，据说已经长出了不少香菇。郑平时那么懒，却能栽培出香菇，难道我就不行？
去了趟银行，回来的路上经过小菜铺，买了五千韩元的醋拌鳐鱼。店主说尖椒炒鯷鱼也很好吃，于是买了三千韩元的。
吃过午饭后，我出了家门。从我家去郑家，步行需要十五分钟。郑家建在小山坡上，夏天非常凉爽，不需要开空调。冬天却又很冷。
段木歪歪斜斜地立在他家院子拐角的阴凉处。
这些段木都被截去了根部，枝干也被截掉了，是一些已经没有生命的枯木桩而已。这样的木桩子上却长出了生命力顽强的香菇，真是怪异。这些香菇像极了一些小虫子，吸附在早已枯死的段木上，要把它们的最后一丝营养也全部吸干。
“这些都是橡子树。蒙古栎和栗子树也可以做段木，不过不如橡子树生的香菇多。”
郑拿着一个蓝色的喷雾器，一边往段木上喷水一边说道。这些段木，多的一棵长出了十五六个香菇，少的也有五六个。
“用钻孔机在段木上打洞种菌，种菌后要过十八个月才会长出香菇。”
“……”
“这些段木已经差不多有三年了。寿命嘛，差不多有五年吧。”
郑挑选已经长成的香菇，掰了下来。
“什么寿命？”
“段木的寿命啊。”
“死去的木头也有寿命？”
我赶快问道。这些段木早已经死去，却又说什么寿命，真是离谱。
“怎么能叫死去呢？”
“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连根都被截掉了……”
“难道你看不到这些香菇吗？在生出这些香菇的日子，就算是没死啊。”
“什么没死……”
我摇着头，拼命反驳他。
“没死，绝对没死……”
他很固执。根也截掉了，枝干也截掉了，这样的木桩子还没死吗？他真是强词夺理。
郑把刚刚摘下的香菇放到水里稍微焯了一下，与加醋辣椒酱一起递给了我。
“看来我是不行了。”
我把一片香菇塞进嘴里，慢吞吞地咀嚼着。
“什么不行？”
“栽培香菇的事情啊。”
“别那么绝对。养一下试试看呗。养起来很有意思的。”
最终，郑还是硬塞给我一棵段木。
我抱着这棵段木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非常怪异，感觉就像是抱着一具尸体。这棵段木放在哪里好呢……我望著院子的各个角落，苦闷了好一阵子。真不该收下这棵段木。 不是死去……死去……
我嘴里絮叨着，把段木随手丢在了后院最阴处。
一个星期之后，我去看了一眼，发现段木上居然长出了六个香菇。我摘下香菇，放进竹篮里，搁在餐桌上。整个屋子里弥漫起香菇的气味。
我静静地躺在房间里，感觉自己好像也成了一棵段木。如虫子一般的香菇，在我的后背和前胸，一簇簇地生出……
我用报纸把香菇包好，塞进冰箱。
随后，我意识到四天之后是定期检查的日子。去首尔做定期检查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去看看姐姐呢？
这次无论如何也该去了。
在更迟之前。
5
我终于见到了姐姐。
姐姐睡着了。外甥媳妇在一旁看护。外甥媳妇说姐姐一直在等我，不久前才刚睡着。
“舅舅，我去趟银行。”
外甥媳妇离开了病房，留下我独自守在姐姐身旁。
姐姐也和我一样，消瘦了不少。我看着姐姐瘦骨嶙峋的四肢，又想起了段木。
我看到了床底下的塑料袋。这个塑料袋就像是姐姐的内脏，通过一根管子与姐姐的身体紧密连接在一起。袋中已经盛了半袋胆汁。就像我想象的那样，胆汁与水库的水光如此神似。
困意袭来，无可抑制。
我决定在姐姐醒来之前闭会儿眼，于是从床底下取出简易小床躺下来。虽然这个小床高低不平，可我已经太久没有这样与姐姐并排躺着了，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
本来只想闭会儿眼，居然还做了一个梦。
我在梦里见到了水库。
“你来了啊……”
空气中隐约传来姐姐的问话，嗓音像极了撕黄板纸。
“我在梦里见到了水库。”
我就这么躺着，望着病房的白色天花板，絮叨着。
“唔……水库……？”
“是啊。怎么会想起那个呢……我五六岁的时候，姐姐带我去过水库的嘛。”
“你是说我？”
“是啊，姐姐你啊。”
“是吗……”
“你牵着我的手，穿过茂密的栗子树林，去了水库啊。”
“不对……再怎么想，也好像不是我啊……”
“不是姐姐你吗？”
“不是我。好像是你乙淑姐姐。”
“乙淑姐姐？”
乙淑是那位已经去世的三姐的名字。
“乙淑很喜欢带你玩的啊。”
“……”
如此说来，带我去水库的不是二姐，而是三姐？那位还没到四十岁就离世的三姐。我努力回想着那位姐姐年幼时的模样，却一丁点儿也回忆不起来。
姐姐紧紧牵着年幼的我，注视着水库，沉默地面对着恐怖的水光。
我只能想起这些而已。
“你是说，不是你带我去的，而是乙淑姐姐对吧？”
说完这句，我突然大哭起来。
“你，是在哭吗？”
“……”
“你怎么哭了？”
“……”
“你怎么哭了……你怎么……”
我躺在那里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姐姐也小声哭着，与我的哭声交织在一起。
不算是死，却又算不上是活着的段木。
我仿佛听到了穿过段木树皮，生出香菇的声音。
注释：
[1] 平泽市位于韩国西海岸中部，处于韩国首都圈和中部圈的物流中心，是一座环境优美的观光农业和新兴的海港城市。
[2] 坪：韩国的面积计量单位，1坪≈3.305785平方米。
[3] 紫菜锅巴：在紫菜上抹上糯米糊，晾干后油炸而成。
[4] 韩国语当中，同一个发音可以代表多个不同汉字，救和九同音。
[5] 韩国人有时会以孩子的称呼指代其他亲戚。
[6] 1里=0.393公里。
[7] 喜面：以前在婚礼或者寿宴上才能吃到的一种面条，故而得名。
金息，1997年以《关于缓慢》入选“新春文艺”征文，1998年以《中世纪》获“文学村新人奖”，以此步入文坛。曾获“大山文学奖”、“許筠文学作家奖”等韩国各大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