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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先勇的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城市：台北，白先勇曾不止一次说过，台北是他真正熟悉的；纽约，一度生活了40余年的地方，是他一生中栖息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重庆，在幼年的时代因抗战而来，期间患上肺炎，致使他在隔离那段时间，脑中所思改变了他的一生。
时间定格在2012年5月的一天。白先勇再一次和重庆这个城市产生了交集。
从重庆机场到城区，这一路上白先勇回忆抗战时期对重庆的认知，说出了李子坝、上清寺、牛角沱等地名，一路上经过好多抗战时候的防空洞。“当年我们整天躲防空洞，当时日本人不停的轰炸，重庆到处都是战火，战时的记忆又回来了。重庆对我来说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
75岁的白先勇，在年龄上，他算是一位老人；在文学上，他是一位大家；在出身上，他是一位贵族。当白先勇面带笑容，迈着轻缓的步子出现在书友面前时，这位当今时代最后的贵族与我们没有任何区别。他谦和的姿态已经充分融合在重庆这片土地上。
这一次他带着父亲白崇禧的老照片和著作《白崇禧将军的身影集》回到重庆，分别在重庆图书馆和西西弗书店做讲座。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以足智多谋据称。父亲白崇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儿子白先勇在文坛上出类拔萃。一文一武，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随着白先勇带给我们的一组组老图片，时光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台北人
虽然在主持人介绍之时一言不发，但他依旧保持着一脸的笑意。只有在他的易激动与偶尔走神般的沉默时，才能让人把握到一位小说家的敏感内心，揣想其写作时的状态。他的身上有种简单到呼之欲出的快乐因子。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和底下的人做个手势，抛个眼神，一路笑不停。
白先勇之于一般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但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符号。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把白先勇当作“海外作家”、“旅美作家”来看待的。其实，在台湾，特别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白先勇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人爱读白先勇”也许并非虚辞。1960年，白先勇与他的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更是成为当时文坛的奇异的风景。
白先勇12岁时随父离开上海，直到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期，才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白先勇的童年和梦，都留在了桂林、南京、重庆和上海，留在了海峡的这一边。
白先勇曾不止一次说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是的，对白先勇而言，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南京、上海也不是，他的“家”，不是任何一个“地名”，而是一份深深的怀念和记忆。
在他的作品之中总能看到一种颠沛流离。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对白先勇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岁的小孩，那时候的感触特别深。整个少年时代，都在颠沛中度过。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落差，都是大起大落。在上海的花花世界走到当时那个台北落后的城市，这种落差和历史的沧桑感在他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在心里烙印了。
高中毕业时，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
纽约客
台上展示着白先勇父与子的最后合影，那幅照片里的白崇禧神色凝重，正是在那个场景下白将军留下了最后的英雄泪。这样的情景，白先勇对于出国留学更多了一份沉重。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艾奥瓦大学的艾奥瓦作家工作室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白先勇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访惶。”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
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着他。
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直到他在美国写下了众多巨作《纽约客》、《孽子》、《秋思》、《孤恋花》等。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重庆仔
一张在重庆铜梁西温泉的合影照片把全场的氛围引到了高潮。照片里有白先勇和他的兄弟，有白崇禧，还有蒋介石。照片里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难得的放松姿态。
这幅照片的背景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候的重庆城区充斥着日机的轰炸。而西温泉这里，仿佛是战争以外的世外桃源，那里有满山的竹子，飞来飞去的小野鸡。时不时地，白先勇会同小伙伴去抓野鸡。那时候到处都会遇见蛇，印象最深的一种蛇叫竹叶青，跑得又很快，甚至有时候会从床上爬出来，着实把孩童时期的白先勇吓一跳。对白先勇来说，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童年这样的经历是蛮好玩的。
在白先勇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位非常热爱生命豁达的女人。家里会上演“母爱争夺战”。家里会有“妈妈党”和“爸爸党”，“而我两边都是。”
好景不长，在西温泉呆了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得了肺病，又回到了重庆，因为肺病要传染，到了重庆的白先勇又被隔离了。就是那段隔离的日子，白先勇充满了孤独，老是胡思乱想，也就是那个时候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
直到后来，有人问白先勇一生最大的苦楚时，白先勇回答的是“一种孤独感”，那是一种无人了解的感触。那种感触跟自己生过病有关，自己受过痛楚。所以对别人的痛苦一样敏感，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才诉诸文学。“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内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正是在重庆这段短暂的经历，磨砺了白先勇内心的那种思考。在他看来，他是一个文学史者，最终的目的是文学，写人性和人情。对于人性，那么对男人女人都应该同样了解。 剖析自己，白先勇觉得自己是水、土参半的男人。“很多人心中的痛苦没法解决，可能在医学、宗教都无法解决。有来生，我希望解决人类心中的苦处。”
讲座完成后，一位老人带着一组照片走上台。随着对照片的讲解，白先勇发现自己去过，“我小时候在这里吃过西餐的”。 现在这个餐厅已经被拆掉了，随着这位重庆老人的重庆话，白先勇操起了一口重庆口音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
小时候生在桂林，因为战乱到过很多地方，关于对自己的认同或者根在哪里，白先勇说，“不以地理为限，几千年的古文化对我来说才是一种认同。”对中国文化是一种拥抱和认同。所以，在白先勇的近年时光，他一直都在推崇昆曲。
【人物标签】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生于广西桂林，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65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在此定居，1994年退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等。
时间定格在2012年5月的一天。白先勇再一次和重庆这个城市产生了交集。
从重庆机场到城区，这一路上白先勇回忆抗战时期对重庆的认知，说出了李子坝、上清寺、牛角沱等地名，一路上经过好多抗战时候的防空洞。“当年我们整天躲防空洞，当时日本人不停的轰炸，重庆到处都是战火，战时的记忆又回来了。重庆对我来说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
75岁的白先勇，在年龄上，他算是一位老人；在文学上，他是一位大家；在出身上，他是一位贵族。当白先勇面带笑容，迈着轻缓的步子出现在书友面前时，这位当今时代最后的贵族与我们没有任何区别。他谦和的姿态已经充分融合在重庆这片土地上。
这一次他带着父亲白崇禧的老照片和著作《白崇禧将军的身影集》回到重庆，分别在重庆图书馆和西西弗书店做讲座。
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以足智多谋据称。父亲白崇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儿子白先勇在文坛上出类拔萃。一文一武，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里独领风骚。随着白先勇带给我们的一组组老图片，时光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台北人
虽然在主持人介绍之时一言不发，但他依旧保持着一脸的笑意。只有在他的易激动与偶尔走神般的沉默时，才能让人把握到一位小说家的敏感内心，揣想其写作时的状态。他的身上有种简单到呼之欲出的快乐因子。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和底下的人做个手势，抛个眼神，一路笑不停。
白先勇之于一般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但也并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似乎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符号。实际上，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把白先勇当作“海外作家”、“旅美作家”来看待的。其实，在台湾，特别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白先勇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人人爱读白先勇”也许并非虚辞。1960年，白先勇与他的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更是成为当时文坛的奇异的风景。
白先勇12岁时随父离开上海，直到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期，才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白先勇的童年和梦，都留在了桂林、南京、重庆和上海，留在了海峡的这一边。
白先勇曾不止一次说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
是的，对白先勇而言，台北不是他的家，桂林、南京、上海也不是，他的“家”，不是任何一个“地名”，而是一份深深的怀念和记忆。
在他的作品之中总能看到一种颠沛流离。1949年离开大陆以后，对白先勇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几岁的小孩，那时候的感触特别深。整个少年时代，都在颠沛中度过。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落差，都是大起大落。在上海的花花世界走到当时那个台北落后的城市，这种落差和历史的沧桑感在他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在心里烙印了。
高中毕业时，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
纽约客
台上展示着白先勇父与子的最后合影，那幅照片里的白崇禧神色凝重，正是在那个场景下白将军留下了最后的英雄泪。这样的情景，白先勇对于出国留学更多了一份沉重。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艾奥瓦大学的艾奥瓦作家工作室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白先勇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访惶。”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
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着他。
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直到他在美国写下了众多巨作《纽约客》、《孽子》、《秋思》、《孤恋花》等。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重庆仔
一张在重庆铜梁西温泉的合影照片把全场的氛围引到了高潮。照片里有白先勇和他的兄弟，有白崇禧，还有蒋介石。照片里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难得的放松姿态。
这幅照片的背景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候的重庆城区充斥着日机的轰炸。而西温泉这里，仿佛是战争以外的世外桃源，那里有满山的竹子，飞来飞去的小野鸡。时不时地，白先勇会同小伙伴去抓野鸡。那时候到处都会遇见蛇，印象最深的一种蛇叫竹叶青，跑得又很快，甚至有时候会从床上爬出来，着实把孩童时期的白先勇吓一跳。对白先勇来说，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童年这样的经历是蛮好玩的。
在白先勇的印象中，母亲是一位非常热爱生命豁达的女人。家里会上演“母爱争夺战”。家里会有“妈妈党”和“爸爸党”，“而我两边都是。”
好景不长，在西温泉呆了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得了肺病，又回到了重庆，因为肺病要传染，到了重庆的白先勇又被隔离了。就是那段隔离的日子，白先勇充满了孤独，老是胡思乱想，也就是那个时候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
直到后来，有人问白先勇一生最大的苦楚时，白先勇回答的是“一种孤独感”，那是一种无人了解的感触。那种感触跟自己生过病有关，自己受过痛楚。所以对别人的痛苦一样敏感，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才诉诸文学。“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内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正是在重庆这段短暂的经历，磨砺了白先勇内心的那种思考。在他看来，他是一个文学史者，最终的目的是文学，写人性和人情。对于人性，那么对男人女人都应该同样了解。 剖析自己，白先勇觉得自己是水、土参半的男人。“很多人心中的痛苦没法解决，可能在医学、宗教都无法解决。有来生，我希望解决人类心中的苦处。”
讲座完成后，一位老人带着一组照片走上台。随着对照片的讲解，白先勇发现自己去过，“我小时候在这里吃过西餐的”。 现在这个餐厅已经被拆掉了，随着这位重庆老人的重庆话，白先勇操起了一口重庆口音连说了两声“可惜！可惜！”
小时候生在桂林，因为战乱到过很多地方，关于对自己的认同或者根在哪里，白先勇说，“不以地理为限，几千年的古文化对我来说才是一种认同。”对中国文化是一种拥抱和认同。所以，在白先勇的近年时光，他一直都在推崇昆曲。
【人物标签】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生于广西桂林，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65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在此定居，1994年退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