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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诞生80周年光辉时刻。抚今追昔，1921年7月23日，13日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英聚首救中华”，在上海建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波诡云端的革命风浪中，13名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党员，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创立者，永垂青史；有的却甘心附逆，遗臭万年。
伟大的导师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惹人注目的角色。除了同周佛海共同担任记录工作以外，他只作过一次单独发言，内容是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据李达日后回忆：“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一大之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按照中央局的要求，开始在湖南筹建党的组织。就在当年的“双十节”，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委的第一任书记。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此后国共第一次合作所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负责统一战线的宣传理论工作。
1927年9月9日，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就在这次起义中，产生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成为毛泽东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巧合的是49年后的这一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3岁。有谁能想到，中共一大上沉默寡言的“书生”，日后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伟人呢?
“深信前途会伐柯”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现)红安人。1921年，时任武汉中学校长的35岁的董必武参加了一大。他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蓄着当时文人常留的八字胡，活像一个老学究。与其他的一大代表相比，董必武的革命历程要长得多。早在一大之前，他就是一名著名的同盟会元老了。1927年11月，董必武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1933年初，从前苏联学习回国的董必武担任了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的校长。一年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下，又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党校校长和最高法院院长。解放后，董必武相继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党史起草委员会书记。1975年3月5日，在90岁的生日上，他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又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临终前，他说了一句未完的话：“党中央开会了，中央还有绊脚石……”，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惨死在盛世才麻绳下”的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参加完党的一大，陈潭秋立刻投入到发展湖北工人运动的工作之中。1923年2月，他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并在此后，来到安源同刘少奇和李立三一道发展当地的建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先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江西、满洲和福建的省委书记。1934年1月，陈潭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第一任粮食部长。
1937年7月，陈潭秋开始负责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新疆的工作，去做新疆督办“土皇帝”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当他来到新疆的时候，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盛世才由拥护共产党转而开始排斥和打击共产党，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当陈潭秋得知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他果断地把其他革命干部和家属分三批撤退，但他自己却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结果错过了宝贵的撤退机会，被准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盛世才关入特设的地下秘密囚室中。
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在盛世才的指使下用麻绳把陈潭秋活活地勒死在监狱中。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中共一大的代表陈潭秋被反动军阀杀害了。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惟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1901年1月，他诞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贫困的水族农民家庭中。20岁的邓恩铭在参加党的一大后，便热情地投入到蓬勃发展的山东工人运动当中。1921年11月12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邓恩铭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并受到列宁的亲自接见。回国后，邓恩铭于1923年1月担任了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1924年春，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30年元旦，被捕后长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的邓恩铭在一次提审中不幸被叛徒认了出来。他默默地念着不久前所作的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在春寒料峭的黎明中，邓恩铭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济南纬八路的刑场。遗憾的是，解放后虽经多方查找，但烈士的遗骨一直没能找到。每当清明时节，悼念的花圈就只能摆在他亲密的战友王尽美烈士的墓旁。
“只善尽美唯解放”的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人，原名王瑞俊。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在参加了一大后，感到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自己必须不断改造，作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为此，他赋诗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
“贫富阶级见疆场，只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从此以后，他就改名为王尽美，决定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1924年，担任第一任山东省委书记的王尽美，拖着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身体，为国共合作的实现而忙碌地奔波着。由于长期忘我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山东大汉瘦骨嶙峋，不能再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了，党不得不强行把他送回老家休养。
1925年8月19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带着不能再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工作的遗憾，离开了他长期战斗的这块热土。
“革命老人”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这位清末的秀才，在参加一大时已逾不惑之年。这个宽肩膀、矮身材、留一口八字胡，显示出一股诚实和热情劲的长者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冬，刚从前苏联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来的何叔衡，被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最高临时法庭主席。在中央政府的九个部门中，他担任了三项要职。但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何叔衡却因种种因素，使得他不但被撤消了全部的领导职务，而且被留在根据地没有参加长征。
1935年3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汀江东岩的小迳村旁，一队化装成商人和家眷的队伍正在休息。这就是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何叔衡、瞿秋白和邓子恢等人化装前往上海的队伍。不幸的是，他们被敌匪“义勇队”发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年近花甲的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要邓子恢向他开枪，然后率队突围。邓子恢不肯丢下他，要两个队员挟着他走。到一处悬崖，他趁机跳崖，昏死在崖下的稻田边。两个匪兵以为他已死，企图搜身，为了保护由他保管的500港币的经费，他奋力搏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脱党的共产主义者”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27年12月7日晚，阴风怒吼、寒气袭人，在武汉汉口济生三马路的大街上，岗哨林立，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小心翼翼地押着两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向前走着，到了空场地，随着一阵枪响，两个高大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一人甚至没有换下脚上的拖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
作为党内知名的理论家，李汉俊在党的组织形式以及陈独秀的领导方式等问题上，都同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陈独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两人的政见无法达成一致，一大之后，李汉俊便离开上海，南下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鉴于他长期脱党，遂被正式开除出党。
离党后的李汉俊继续进行着革命活动。在北伐中他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大革命时期，他始终在政治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北伐军打下武汉后，鉴于李汉俊的积极表现和个人申请，中共湖北省委曾开会同意恢复他的党籍，并报请党中央批准。
遗憾的是李汉俊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后，身为国民党党员的李汉俊对“清共”态度消极，并在公开场合与之作对，引起了反对派的仇恨，遂遭毒手。
“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24年秋，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李达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陈独秀产生了严重分歧，反感于陈独秀的家长式的独断专横，他愤而宣布脱党。虽然如此，李达却从没放弃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脱党后，李达开始利用课堂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叫座的教授”。他在白色恐怖中坚持著书立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人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9月，李达成为解放后第一任湖南大学校长。经过他三年的苦心孤诣，湖南大学终于由一个破落的旧型大学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新型大学。1953年2月，中共中央权衡再三，决定调李达任武汉大学的校长，来改造这所旧思想和旧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学。遗憾的是，李达的艰辛努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连他本人也未能幸免，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品。1966年8月，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革命理论研究的老人在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87年8月5日凌晨，85岁的刘亦宇(原名刘仁静)持剑下楼去马路对面的大学校园晨练，不料一辆公共汽车疾驰而来把他撞倒，刘亦宇当场死亡。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指派前往前苏联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就在这时，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并成为一名托派分子。1929年，刘仁静利用回国的机会，途经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坚定了托派思想。他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是“中国托派的先知先觉”。对于刘仁静的行为，中共中央要求其三日内在中央和托派路线中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一意孤行，随即自动脱党。
离开共产党的刘仁静极端的自负，看不起其他的托派人物。由于观点日益相左，1935年12月15日，托派临时中央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叛徒，并开除其党籍。就这样，刘仁静又一次成为“无党派人士”。无路可走的刘仁静最后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中，成为一名反共宣传的枪手。1950年12月21日，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承认错误的声明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后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刘仁静以后一直从事翻译著述，后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荣誉参半”的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这位革命老战士也许正为自己坎坷的一生而嗟叹，也许正在为身后的定论而忧愁。总之，这位一大代表资格长期受到争议的老人，再也无法听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了。
1925年2月，包惠僧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1927年5月，由于当时党中央的错误决定，给予包惠僧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的艰难、思想的彷徨、政治上的无助，使他感到苦闷、失望和灰心，因而退出了共产党。此后，他相继担任国民党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和人口局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向党中央发出电报，表示愿意回到人民中间。经党中央同意后，包惠僧被分到内务部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此后，他不顾年高体衰，抱病撰写了大量党史回忆录，特别是对一大前后的回忆，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冻死异国的叛徒”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79年12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连日来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凌晨时分，终日卧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不慎将被子和毛毯掉在地上。他无力地叫了几声，但没人听见。前半生叱咤风云的张国焘，就这样在多伦多寒冷的老人院中冻僵而死。
在一大上当选中央组织主任、一度曾代理中共中央书记的张国焘，真正暴露其反党的真面目是在红军进行的艰苦的战略转移——长征中。在长征中，张国焘拥兵自重，企图以武力挟持党中央，遭到挫败后，又另立第二“中央”，公开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虽然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努力下，他暂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仍心存不满。1938年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利用陪祭黄帝陵的机会，公开叛逃，声明脱党。
叛变后的张国焘立刻被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所罗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为国民党培养反对共产党的特务分子。在解放的炮声已响起在上海郊区时，张国焘随着溃散的国民党残部逃到台湾。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看到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张国焘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自己想回国的愿望。但在得知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后，顽固不化的张国焘拒绝了，失去了一次回到人民怀抱的宝贵机会，最终客死他乡。
“卖国投敌的”陈公博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乳源人。有谁能想到，一大上侃侃而谈、大讲共产主义的陈公博，一年后竟公开宣布：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可耻的“逃兵”。陈公博在脱党后，随即投入汪精卫的怀抱；但投机政治的本性使他旋即又投靠蒋介石；好景不长，在宁汉的对立中，陈公博再一次改换门庭，重投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也许是他已经嗅到了日本末日的即将到来，虽担任伪主席，他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真正的主席，而坚持自己是在代早已死去的汪精卫“行国事”代主席，因而上演了一部旷古未有的活人代死人行使职权的闹剧。1946年6月3日上午8时，遭到全国人民唾弃的大汉奸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这个人神共愤的民族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病死狱中的大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48年的春节，面对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笼罩着一片低靡失败的情绪。正月初五，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曾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又担任国民党高官，最后又数典忘祖充当日本走狗的大汉奸周佛海，在经过数十天的惨叫哀号后，口鼻流血，孤独地死去了。
1924年9月，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的周佛海脱离了共产党，叫嚣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走上了背叛革命的不归路。抗日战争中，他极力尾随汪精卫，向日本摇尾乞怜，并成为投靠日本的急先锋。抗战胜利后，由于见风使舵地投靠了蒋介石，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五子登科”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但人民决不允许这个沐猴而冠的民族败类再在中国继续猖狂下去，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周佛海被判为终身监禁，并最终病死狱中，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伟大的导师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并不是一个惹人注目的角色。除了同周佛海共同担任记录工作以外，他只作过一次单独发言，内容是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他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据李达日后回忆：“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
一大之后，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按照中央局的要求，开始在湖南筹建党的组织。就在当年的“双十节”，湖南省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委的第一任书记。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此后国共第一次合作所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负责统一战线的宣传理论工作。
1927年9月9日，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就在这次起义中，产生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成为毛泽东艰难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巧合的是49年后的这一天。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3岁。有谁能想到，中共一大上沉默寡言的“书生”，日后竟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伟人呢?
“深信前途会伐柯”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现)红安人。1921年，时任武汉中学校长的35岁的董必武参加了一大。他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蓄着当时文人常留的八字胡，活像一个老学究。与其他的一大代表相比，董必武的革命历程要长得多。早在一大之前，他就是一名著名的同盟会元老了。1927年11月，董必武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1933年初，从前苏联学习回国的董必武担任了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的校长。一年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下，又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党校校长和最高法院院长。解放后，董必武相继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共中央党史起草委员会书记。1975年3月5日，在90岁的生日上，他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又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临终前，他说了一句未完的话：“党中央开会了，中央还有绊脚石……”，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惨死在盛世才麻绳下”的陈潭秋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参加完党的一大，陈潭秋立刻投入到发展湖北工人运动的工作之中。1923年2月，他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并在此后，来到安源同刘少奇和李立三一道发展当地的建党工作。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先后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江西、满洲和福建的省委书记。1934年1月，陈潭秋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的第一任粮食部长。
1937年7月，陈潭秋开始负责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新疆的工作，去做新疆督办“土皇帝”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当他来到新疆的时候，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盛世才由拥护共产党转而开始排斥和打击共产党，革命形势不容乐观。当陈潭秋得知盛世才叛变革命后，他果断地把其他革命干部和家属分三批撤退，但他自己却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到最后。结果错过了宝贵的撤退机会，被准备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盛世才关入特设的地下秘密囚室中。
1943年9月的一个晚上，丧心病狂的刽子手在盛世才的指使下用麻绳把陈潭秋活活地勒死在监狱中。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中共一大的代表陈潭秋被反动军阀杀害了。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邓恩铭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惟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1901年1月，他诞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贫困的水族农民家庭中。20岁的邓恩铭在参加党的一大后，便热情地投入到蓬勃发展的山东工人运动当中。1921年11月12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邓恩铭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并受到列宁的亲自接见。回国后，邓恩铭于1923年1月担任了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1924年春，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30年元旦，被捕后长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的邓恩铭在一次提审中不幸被叛徒认了出来。他默默地念着不久前所作的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在春寒料峭的黎明中，邓恩铭高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济南纬八路的刑场。遗憾的是，解放后虽经多方查找，但烈士的遗骨一直没能找到。每当清明时节，悼念的花圈就只能摆在他亲密的战友王尽美烈士的墓旁。
“只善尽美唯解放”的王尽美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人，原名王瑞俊。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在参加了一大后，感到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无产阶级尽善尽美的社会理想，要实现这一崇高理想，自己必须不断改造，作一个尽善尽美的人。为此，他赋诗一首《肇在造化——赠友人》：
“贫富阶级见疆场，只善尽美唯解放。
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从此以后，他就改名为王尽美，决定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1924年，担任第一任山东省委书记的王尽美，拖着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身体，为国共合作的实现而忙碌地奔波着。由于长期忘我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山东大汉瘦骨嶙峋，不能再承担这样繁重的工作了，党不得不强行把他送回老家休养。
1925年8月19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带着不能再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工作的遗憾，离开了他长期战斗的这块热土。
“革命老人”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这位清末的秀才，在参加一大时已逾不惑之年。这个宽肩膀、矮身材、留一口八字胡，显示出一股诚实和热情劲的长者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冬，刚从前苏联莫 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来的何叔衡，被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中央政府最高临时法庭主席。在中央政府的九个部门中，他担任了三项要职。但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何叔衡却因种种因素，使得他不但被撤消了全部的领导职务，而且被留在根据地没有参加长征。
1935年3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汀江东岩的小迳村旁，一队化装成商人和家眷的队伍正在休息。这就是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何叔衡、瞿秋白和邓子恢等人化装前往上海的队伍。不幸的是，他们被敌匪“义勇队”发现，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年近花甲的何叔衡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要邓子恢向他开枪，然后率队突围。邓子恢不肯丢下他，要两个队员挟着他走。到一处悬崖，他趁机跳崖，昏死在崖下的稻田边。两个匪兵以为他已死，企图搜身，为了保护由他保管的500港币的经费，他奋力搏斗，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脱党的共产主义者”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1927年12月7日晚，阴风怒吼、寒气袭人，在武汉汉口济生三马路的大街上，岗哨林立，一群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小心翼翼地押着两个穿长衫的中年人向前走着，到了空场地，随着一阵枪响，两个高大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一人甚至没有换下脚上的拖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和党的创始人之一李汉俊。
作为党内知名的理论家，李汉俊在党的组织形式以及陈独秀的领导方式等问题上，都同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陈独秀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两人的政见无法达成一致，一大之后，李汉俊便离开上海，南下武汉进行革命活动。鉴于他长期脱党，遂被正式开除出党。
离党后的李汉俊继续进行着革命活动。在北伐中他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大革命时期，他始终在政治上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北伐军打下武汉后，鉴于李汉俊的积极表现和个人申请，中共湖北省委曾开会同意恢复他的党籍，并报请党中央批准。
遗憾的是李汉俊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汪精卫公开反共后，身为国民党党员的李汉俊对“清共”态度消极，并在公开场合与之作对，引起了反对派的仇恨，遂遭毒手。
“理论界的鲁迅”李达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1924年秋，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的李达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陈独秀产生了严重分歧，反感于陈独秀的家长式的独断专横，他愤而宣布脱党。虽然如此，李达却从没放弃过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脱党后，李达开始利用课堂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叫座的教授”。他在白色恐怖中坚持著书立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人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1949年9月，李达成为解放后第一任湖南大学校长。经过他三年的苦心孤诣，湖南大学终于由一个破落的旧型大学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新型大学。1953年2月，中共中央权衡再三，决定调李达任武汉大学的校长，来改造这所旧思想和旧传统根深蒂固的大学。遗憾的是，李达的艰辛努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连他本人也未能幸免，成为这场浩劫的牺牲品。1966年8月，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革命理论研究的老人在迫害下悲惨地死去。
“中国托派第一号人物”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87年8月5日凌晨，85岁的刘亦宇(原名刘仁静)持剑下楼去马路对面的大学校园晨练，不料一辆公共汽车疾驰而来把他撞倒，刘亦宇当场死亡。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指派前往前苏联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就在这时，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并成为一名托派分子。1929年，刘仁静利用回国的机会，途经土耳其拜访了托洛茨基，坚定了托派思想。他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是“中国托派的先知先觉”。对于刘仁静的行为，中共中央要求其三日内在中央和托派路线中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一意孤行，随即自动脱党。
离开共产党的刘仁静极端的自负，看不起其他的托派人物。由于观点日益相左，1935年12月15日，托派临时中央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叛徒，并开除其党籍。就这样，刘仁静又一次成为“无党派人士”。无路可走的刘仁静最后公开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中，成为一名反共宣传的枪手。1950年12月21日，刘仁静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承认错误的声明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后到人民出版社工作。刘仁静以后一直从事翻译著述，后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荣誉参半”的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弥留之际，这位革命老战士也许正为自己坎坷的一生而嗟叹，也许正在为身后的定论而忧愁。总之，这位一大代表资格长期受到争议的老人，再也无法听到人们对他的评价了。
1925年2月，包惠僧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1927年5月，由于当时党中央的错误决定，给予包惠僧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生活的艰难、思想的彷徨、政治上的无助，使他感到苦闷、失望和灰心，因而退出了共产党。此后，他相继担任国民党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内政部户政司司长和人口局局长。新中国建立后，他向党中央发出电报，表示愿意回到人民中间。经党中央同意后，包惠僧被分到内务部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此后，他不顾年高体衰，抱病撰写了大量党史回忆录，特别是对一大前后的回忆，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
“冻死异国的叛徒”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79年12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连日来大雪纷飞，天气异常寒冷。凌晨时分，终日卧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不慎将被子和毛毯掉在地上。他无力地叫了几声，但没人听见。前半生叱咤风云的张国焘，就这样在多伦多寒冷的老人院中冻僵而死。
在一大上当选中央组织主任、一度曾代理中共中央书记的张国焘，真正暴露其反党的真面目是在红军进行的艰苦的战略转移——长征中。在长征中，张国焘拥兵自重，企图以武力挟持党中央，遭到挫败后，又另立第二“中央”，公开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虽然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努力下，他暂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仍心存不满。1938年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利用陪祭黄帝陵的机会，公开叛逃，声明脱党。
叛变后的张国焘立刻被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戴笠所罗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为国民党培养反对共产党的特务分子。在解放的炮声已响起在上海郊区时，张国焘随着溃散的国民党残部逃到台湾。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看到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张国焘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自己想回国的愿望。但在得知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后，顽固不化的张国焘拒绝了，失去了一次回到人民怀抱的宝贵机会，最终客死他乡。
“卖国投敌的”陈公博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乳源人。有谁能想到，一大上侃侃而谈、大讲共产主义的陈公博，一年后竟公开宣布：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成为共产党的一个可耻的“逃兵”。陈公博在脱党后，随即投入汪精卫的怀抱；但投机政治的本性使他旋即又投靠蒋介石；好景不长，在宁汉的对立中，陈公博再一次改换门庭，重投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也许是他已经嗅到了日本末日的即将到来，虽担任伪主席，他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真正的主席，而坚持自己是在代早已死去的汪精卫“行国事”代主席，因而上演了一部旷古未有的活人代死人行使职权的闹剧。1946年6月3日上午8时，遭到全国人民唾弃的大汉奸陈公博在苏州被枪决，这个人神共愤的民族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病死狱中的大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48年的春节，面对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笼罩着一片低靡失败的情绪。正月初五，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曾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又担任国民党高官，最后又数典忘祖充当日本走狗的大汉奸周佛海，在经过数十天的惨叫哀号后，口鼻流血，孤独地死去了。
1924年9月，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的周佛海脱离了共产党，叫嚣着：“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走上了背叛革命的不归路。抗日战争中，他极力尾随汪精卫，向日本摇尾乞怜，并成为投靠日本的急先锋。抗战胜利后，由于见风使舵地投靠了蒋介石，他又摇身一变成为“五子登科”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但人民决不允许这个沐猴而冠的民族败类再在中国继续猖狂下去，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周佛海被判为终身监禁，并最终病死狱中，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