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建彬教授寄来新著《文学意蕴中的结构诗学：现代诗性小说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研究诗性小说的叙事，话题很有意思，也极为重要，这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小说是讲故事的。福斯特说：“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了。可见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以史传文学为渊源的传统小说往往强调故事情节的中心特征，“中国古代小说绝大部分以故事情节为结构中心……这无疑大大妨碍了作家审美理想的表现及小说抒情功能的发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传统的叙事理论也往往是建构于传统小说叙事实践的基础上的。而现代诗性小说、抒情小说的显著特征则是以淡化叙事，强调主观情绪，更多地营构一种情绪氛围诗意。那么，叙事，在诗性小说中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诗性、抒情与叙事如何统一在一部小说文本中，其关系到底怎样？诗性小说是如何叙事的？这一系列问题，是在诗性小说研究中，让人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面对这样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席建斌著《文学意蕴中的结构诗学：现代诗性小说叙事研究》作出了自己的系统探索与理论回应。
　　20世纪以降，文学讲述故事的方法愈加多元化，故事也正以不同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作为小说的规约性要素，“叙事”必然要融进变化、发展的文学现代化过程，传统叙事的历史性特征将更多趋向变异。在现代小说中，尤其是诗性小说中，叙事往往不是像传统叙事那样对故事的线性表述，不是关于历史道统的认知与传达，而是对人生情感体验与意蕴的丰富喻示。于是，传统的叙事、情节等，已经难以解释现代小说诸多叙事形态。诸如意识流等小说的出现，使得传统叙事学面临着困境。对于传统叙事观念与现代诗性小说叙事实践之间的癥牾与龃龉，这涉及了传统叙事范型的调整、转换，需要建构一种现代诗性小说多元叙事形态和小说诗学，来探寻出现代诗性小说叙事与传统叙事学之间的共通与区别，从而凸显一种走向别致的小说叙事诗学。
　　基于此，该著对“叙事”范畴的外延和内涵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调整和重新阈定。叙事文体的变化，表面上看来属于一种话语系统内部的形式变化，其实背后存在着一个以人类生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背景。叙事抓住了现代人类生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并以故事形式呈现出来，使得叙事成为展现人生体验以及生活涵蕴的张力结构。由此看来，与其认为现代叙事属于如何结构情节的话语形式，不如说是传达人所感知的生活和世界本身。情节不过是通向这一世界诸多叙事途径的一种而并非唯一。
　　在现代诗性小说中，叙事，由传统的“情节”，变成了“情境”。由于诗性小说指向现代人生的审美维度与本体价值，就促使小说在体式形态等方面发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变化，使“小说变成了诗”，从而成为一种诗性文体。席著以为，诗性小说文体借助于张力型审美情境的营造，得以突破传统小说时序性历史特征的束缚，为表现面向无限的情意诉求提供了基础。
　　问题在于，如果淡化了故事情节，故事性就会减弱，由线性动态过程产生的阅读快感也就将消退。在这种情形下，能够维持作品整一性的就不再是情节，而是贯串文本内部的某种其他秩序。具体而言，在现代诗性小说中，叙事的因果链条被一条条“情绪流”所取代，人物行动的“场面或场景”转化为蕴涵丰富情感的深远“情境”，起伏波荡的情节被削平、淡化，最终造成内部形态的空间化和意向性。而“情景化”的叙事取向，有利于从整体上削弱因果叙事的局限，也就将拓展叙事行为的空间张力，造就成文本含蓄、悠远的审美意蕴。
　　对于诗性小说的叙事的理论新建构，我以为该著最精彩和新颖的当属对于诗性小说的叙事体式的论述。该著从情境、视点、语言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诗性小说异于其他类型小说在叙事体式上的独特存在。这是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探索。比如，就“视点”方面而言，本书相当准确地指出，有限视点的运用，也造就了诗性小说的叙事特点。作为现代型小说的叙事特征，有限视点普遍运用，而且往往具有相对单纯、冷静的叙事眼光，叙述者表现出明显的体验性、印象性。叙事的有限视点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这就是视点的“节制”与“静态”特征，讲求一种主体介入的“适度”，眼光相对平和沉静，氤氲含蓄深远。那么诗性小说的有限视点与现代小说的浪漫主义、主情主义的小说叙事视点，会不会混淆，二者如何区分呢？对此，著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诗性小说的有限视点“不仅区别于传统小说叙事，即使在现代小说中，也和直抒胸臆的‘主情主义’小说构成明显差异，如郭沫若的抒情叙事虽然也基本采用有限视点，但是由于作家情感的过渡膨胀，叙述视点跳跃性强，缺乏节制，情绪夸张起伏，甚至扭曲，就难以形成情境的美感。其实这是一种对于‘审美距离’把握的‘失度’。虽然说视点本身就是一种在距离中的观照，但是如果距离太近或消弭了距离，也就不能达到‘节制’的艺术效果”。
　　该著的另一突出特点是，作家的叙事理论的建构往往是落实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在文本的细读中，唤醒小说世界的诗性之美。在具体的作家与作品的分析当中，新见迭出，不乏精彩之处。特别是对废名的乡土叙事的分析，作者站在自己的审美立场，从自己的理论视阈，进行了精彩的解读。比如著作提到废名的小说《桥》，在章节设置之间基本上看不到贯穿性的叙事因果链条，“史家庄”“落日”“万寿宫”“路上”“萤火”等与其说是小说的叙事环节，不若说更近似于一个个由情景组成的“册页”。
　　当然，在文本解读中，某些具体观点并非没有可供商榷的余地。比如“当废名陷入意义的‘过度’，我们也同样看到了‘适度的哲思’是如何从一种‘理趣’被异化为一种‘理障’的转变，见识了废名小说的艺术偏至。……为厌世精神所纠缠直至滑入无所归属的叙述困境也就势成必然”。在我看来，意见稍有不同，废名并非由“理趣”走向了“理障”，其小说中的“意义”也没有过多，其诗性的意味也正是通过那样一种隐晦、曲折和极有弹性的语言实验传达出来的，其实这正是废名之所以称为废名的最重要的原因。废名的作品，乃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尝试，他所努力的也是给文学史所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许正在于：哲学的文学表达如何可能？或者说：文学的哲学思索如何可能？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自己的语言竟然如此学术化，大概是读该著过于投入，不知不觉文风也受到席建彬教授的影响了？笔者与席兄，在南师随园读书，相识久矣，且有同门之谊，后席建彬到南国琼州任教，音讯亦不曾稍断。读是著，不由得想起席兄曾经埋头苦读的身影，不觉浮现那些年笔者与他谈诗论学的惬意畅快来……
　　（责任编辑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