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冰场最受欢迎的选手

　　姬凯峰的速度有些缓慢，滑行时双手会配合着一些花手和云手的舞蹈动作，称不上优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协调。偶尔小跳，他的身体会晃荡一下才能站稳。但他看上去沉醉其中，头上那副旧旧的白色耳机帮他屏蔽了周围所有的声音，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乐节奏中，那个枯瘦的身影反复练习几个单一的动作，如果成功完成，他的脸上会露出弧度很大的笑容。
　　从专业角度来看，他的花样滑冰没有太多欣赏性，但如果你了解这些难度动作是由一位75岁的老人做出来的，评价可能会全然不同。
　　姬凯峰是国贸溜冰场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溜冰场已经开了21年，他在这里也滑了整整21年。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冰场上午10点开门，他拎着一个蓝色挎包准时出现，包里是他穿了十来年的黑色冰鞋和一条擦拭冰刃的毛巾。12点多回家吃个饭、睡两个小时午觉，下午继续来“上班”，滑到四五点钟“下班”回家。
　　几周前，有人拍了一段姬凯峰滑冰的视频发到微博上，背景音乐是冰场当时正在放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坂本龙一为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创作的主题曲，因此拍摄者给这段视频起名叫“国贸的劳伦斯先生”。画面上，姬凯峰舒缓的动作和着那首略带悲伤的曲子，像一部电影里的慢镜头。
　　在这里，姬凯峰有很多冰友，他乐于指导一些初学者，从冰场走过，他要停下来好几次和不同的人打招呼。姬凯峰昂着头告诉我：“在65岁以上的年龄组，我每年都拿第一。”然后补充一句，“我们组就我一个，没人和我竞争。”
　　比赛时有个惯例，一些选手和观众会站在二楼观看，自己喜欢的选手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会往场内扔一些布偶娃娃。姬凯峰是最受欢迎的选手。“其他运动员可能只有半筐娃娃，姬大爷的娃娃特别多，得有两筐吧。”工作人员说。
　　肖雨红是国贸溜冰场的主教练，曾经是专业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退役之后在这里工作了20年。在她印象中，姬凯峰是一位体面的老先生，衣着朴素而整洁，有时会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白色耳机滑冰。肖雨红见多了来这里滑冰的客人，有些熟客会做一些“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说但实际上不太合适”的事情，但姫大爷从来不钻冰场管理的空子，一板一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会投机取巧或者倚老卖老。他在冰场唯一的特权是，能踩着冰鞋穿过员工通道到肖雨红的办公室，站在办公桌前跟她聊聊花样滑冰的动作，只要手里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肖雨红都会陪他聊聊天。
　　姬凯峰最近在学的一个动作是后内刃转三，需要使用冰刀内刃倒滑出阿拉伯数字“3”的形状。他用刃不太准确，重心也找得不对，练了3个月，依然没什么进展，肖雨红能感觉到他的着急，经过冰场的时候看他立在那儿琢磨，尝试，却还是不能完成。他经常穿着冰鞋“噔噔噔”地进来，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这个动作到底怎么才能完成。肖雨红觉得，那种执着和痴迷有时甚至近乎神经质，仿佛那是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他反复跟她说：“我这个动作要是能成，可就太幸福了。”
　　姬凯峰年轻时是个摄影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他喜欢优美的动作，发现别人在做好看的动作时，总会凑上去请教人家，有时候陌生人嫌他唠叨，不怎么理他，所以他更愿意去找肖雨红。有时某一个动作做成功了，他像一个老顽童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拉肖雨红上冰来看：“你看我滑一段。”他喜欢在人多时滑冰，只要逮到机会，就给其他冰友“滑一段”。

　　“他那个状态会让你感觉到很开心，他喜欢别人欣赏他，喜欢别人看他滑冰。”肖雨红说。
　　老头也有顽固的时候，他常常劝肖雨红多上冰，她滑得那么好，不滑可惜了，但肖雨红负责整个冰场的管理工作，挪不出太多时间。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气冲冲地到她办公室：“我跟你说，我自从认识你，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坐了20年还坐在这儿，你就坐这儿吧！”说完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补了一句，“我说这话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然后掉头“噔噔噔”走了，肖雨红愣了一会儿，哑然失笑。

忘记生活的重量

　　姬凯峰痴迷在冰上的感觉，前进、后退或旋转，让他感到自由，风从耳边吹过，他张开双臂，有飞翔的感觉。
　　对姬凯峰来说，在漫长的时间里，溜冰可以让他忘记生活的重量。他当了将近30年的摄影师，先后在故宫研究院、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外经贸部工作过。但那不是他喜欢的工作，总体来说，“没啥意思”，忙活一天，总是很疲惫，“为了吃饭，为了谋生，为了生活，我必须得做这一项工作”。
　　1978年之后，中國实行改革开放，北京有了第一家室内溜冰场，位于首都体育馆。那时候姬凯峰30出头，结婚没多久，儿子刚出生，他在体制内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无论白天工作有多累，晚上都会去首都体育馆滑上两个小时。那时候他还年轻，体能好，玩的是速滑，速度一起来，“就跟小鸟飞似的，特别舒服，心情特别愉快”。
　　白天上班，晚上滑冰，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和妻子的收入都不错，儿子也一天天长大，和姬凯峰一样，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但不幸遗传了母亲的心脏病。儿子15岁的时候，姬凯峰和妻子上班，儿子一人留在家里，晚上夫妻二人下班回家，看见孩子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
　　姬凯峰没有哭，他心中难受，但想着如果自己不去跳楼自杀，还是得往开了想。“一想起这事我就难受，难受我就滑冰，我一滑冰就忘了这些不高兴的事。” 　　开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总是在冰上。去年老伴儿也去世了，他说：“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没人了。”他从北京城南边搬到了距离冰场只有10分钟路程的小区。他以前一天来一次，现在变成了一天来两次。
　　姬凯峰没有手机，我问要怎么联系他时，他说：“你给冰场打电话就行，我就在这儿。”
　　疫情期间，冰场关闭了3个月，他觉得心里空得慌，只能在小区里跳绳，或者拿又大又厚的速写本画画。今年5月，妹妹在国贸吃完饭，看到冰场开了，打电话通知他。挂了电话，他拎上冰鞋就来了。
　　疫情期间都需要扫健康码，不使用手机的姬凯峰没法进来。肖雨红记得，为了让他进来，冰场专门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半天，如何既不违反规定又能让姬凯峰方便。
　　考虑到他没有离京的可能，冰场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些额外的照顾。“你会觉得他是我们冰场的一部分，好像跟冰场共存似的。”肖雨红说。
　　他又回到了熟悉而舒服的环境，所有熟悉的人也在这儿。和我聊天的那天，他给一位熟识的冰友带了一幅自己的水粉画，是夕阳下的一叶小舟，底下还用俄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到今年，国贸溜冰场已经21岁了，一拨又一拨学滑冰的小朋友长大又离开，冰场的工作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周围的店铺名字换了好几轮。但在肖雨红的记忆里，冰场的模样一直不曾变过，冰面宽阔，围着冰面的栏杆还是20年前刚开业时的样子。
　　姬凯峰也好像一直不曾变过，他总是按时出现在雪白的冰面上，他和冰场一起，成为这个快速变化的财富地标中一个缓慢而恒定的存在。
　　姬凯峰近乎顽固地对抗着时间对肉体的侵蚀，多吃豆腐、鸡蛋、蔬菜和水果，绝不吃油炸食物和烧烤。夏天再热也不开车里的冷风，因为他认为“氟有毒”。他看不上那些过早“缴械投降”的人，小区里的老头儿老太太拉着小推车，装个两斤菜，他不想与其为伍，也许是常年运动的关系，他依然有一把好力气，去超市买东西，左手10斤米，右手10斤面。“跟玩似的我就拎回家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冰场一面墙上贴着他2006年参加比赛的照片，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西装背心，黑色的裤子，打着紫色的领结，双手张开，笑着感谢观众，有意气风发之态。现在，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参加比赛每次都要戴假牙。这几年，肖雨红看着他在冰场上，腿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内心有些胆战心惊。
　　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去年的比赛，他忘了动作，下场的时候很沮丧，妹妹和她的孩子都来了，给他扔了小猫小狗的布偶。他有些难过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但他总是记得自己最成功的一次表演，那是在3年前，他戴着红领巾成功地跳完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谢幕时楼上一片欢呼声，一群俄罗斯小孩也给他鼓掌。他像个小孩儿一样高兴，因为俄罗斯领队对他说：“你滑得挺好。”
　　他觉得自己也许滑不了几年了，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身病的人没准比活蹦乱跳的人活得还长，现在看上去一切都好，“没准得个暴病，一下子就完了”。
　　有时候姬凯峰家中有事，一段时间不来，李岩和其他教练会有些不习惯，但又不敢打电话去问。“人到这个岁数了，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们还是不想往那个方向去想。”过了几天，姬凯峰又出现了，李岩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心里会暗暗松一口气。
　　姬凯峰不存钱，每个月的养老金和退休工资一到账就从银行提出来。每个月各种花销有一万块，他把妻子留下的存款都交给了妹妹，妹妹比他年轻，刚刚60出头，为了相互照应，和他的住处只隔着一条街。“我以后有什么事，让她料理我一下就完了，我不费那脑子。”
　　他想把脑力和体力留给滑冰。直到现在，他还想做一些难度动作。李岩记得，姬凯峰一直想要完成一周跳，但被他劝住了。还有后内刃转三，他自己知道不理智，但还是想要尝试。“我都75岁了，还追求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有点过头了。”他看着我，缓慢地说，“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但那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让他选择，他理想中的结局是能回到老家定州市西城村，那是他6歲以前待过的地方，死后可以和儿子葬在一起。
　　聊完天之后，外面开始下雨，他开着一辆红色的小车送我回家，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全凭他的方向感向前开，他说，自己到底还是做了喜欢做的事情，过了“happy and lucky（快乐和幸运）的一辈子”。
　　“我这辈子没什么正经的，没啥能耐，也没给国家做什么贡献。我也有点儿狼狈，遇到了一些难事儿，你看我这辈子就是玩儿了一辈子，我还挺高兴的，什么也难不住我。”他把happy和lucky两个单词翻译成俄文念给我听，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上了“非常”这个副词。
　　（云 英摘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