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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建议吴祖光提出入党申请
吴祖光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又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直到1979年的夏秋之交，他才得知自己的冤案被彻底平反的消息。几个月之后，1980年的一天，吴祖光的主管领导、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他谈话。
两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文革”。周巍峙一家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他本人挨过多次批斗，后来又和他的夫人王昆都被赶到农村去劳动，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则因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投进监狱，被关了将近9年。忆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周巍峙感叹道：“一场‘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祸害，使共产党的名声和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党特别需要老朋友的支持。”接着，周巍峙对吴祖光说：“你有和党长期共患难、共甘苦的经历，尤其是和周总理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是不是应当考虑写一份入党申请呢……”周巍峙突然提到入党，这让吴祖光感到有些意外。
吴祖光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周巍峙的话是诚挚、恳切的，“我不得不认真对待”。特别是周巍峙提到了深为自己敬重的周恩来，更让吴祖光的内心为之一动。
当天晚上，吴祖光在家里召集了首次全体家庭成员会议。他说明情况后，妻子新凤霞、儿子吴钢和吴欢，都表示赞同。“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支持吴祖光入党，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女儿吴霜始终一言不发，显然她不太赞成。但由于“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
于是，吴祖光写了入党申请，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除了周巍峙外，另一位也是吴祖光十分敬重的长者和老朋友、文学戏剧电影界泰斗夏衍。
听闻吴祖光入党，很多朋友都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吴祖光“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合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
其实，如果以热爱祖国、有正义感、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工作积极、关心大众、待人以诚等方面看，吴祖光是个很够格的共产党员。但说到底，由于家风的影响，吴祖光受到了较多士大夫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更多的是文人的天真耿介。他加入中共实在不是对政治规则和党性有所领悟，而是重友情的成分居多。加之他心直口快的性情，热情奔放的气质，故而常常会在一些场合，因激情所致，发表一通带有几分情绪化色彩的言论。
就在那一阵子，出现了一些涉及“文革”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后来被概括为“伤痕文学”。吴祖光和他的家族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重创，伤痕累累，自然对之赞赏、为之辩护。
将一个“吴”字拆开，口在天上。吴家这个口，从祖上下来，就不是“食为天”的口，而是“文死谏”的口。继承了祖上衣钵的吴祖光，更喜欢仗义执言。可言多了，总有考虑不周或被断章取义的时候，以致祸从口出。“文革”以后，因言获罪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但因言而被视为异己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因此，虽然吴祖光早就被摘了“右派”的帽子，1979年又数度通过红头文件非常正式地洗了冤平了反，1980年又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还是有人给他贴“右”的标签。
对此，吴祖光之子吴欢的分析颇具见地，认为他父亲“一些涉及政治方面的言论，完全是由于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涡之后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绝非出于政治的老谋深算。
在吴欢看来，父亲吴祖光“其实根本不爱政治，而政治对他一向厚爱。弄得他不停地对政治做出反应，成了半个政治人物，倒离艺术远了……客观地说，后来家父对政治，真的有了兴趣，总想弄清楚，他和政治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到底是怎样一笔糊涂账？然而毕竟隔着行，而隔行如隔山，家父不是职业政治家，终于没弄清这些复杂问题……”
笔者与吴祖光先生交往不多，但也有过几次交谈，感觉他心地善良，是个性情中人，涉及时政的言谈中，偶然有些情绪化，恰恰反映了他是一个心底无私的人。
习仲勋的“极力劝说”
就在那个时期，吴祖光与一位被他视为老朋友的中共党内高层人物不期而遇，并由此引出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在吴祖光的文字作品中，很少能找到他与中共高层交往的记述，但有三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乔木。
吴祖光曾写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两篇文章，专门追忆他与周恩来、胡乔木相识和来往的旧事。而就在《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一文中，有较长一段文字，表述了他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及其夫人齐心之间的真诚友情。
吴祖光在文中说：“自从‘反右’之难以后，我完全断绝了和党与国家要人的来往。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长时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仲勋是建国初期担负和党外人士团结统战重大任务的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应为副部长——作者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除此以外，仲勋的夫人齐心是一个非常关心戏剧艺术的热心观众，经常在戏剧演出的场所和她相遇。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多少政治变化都没有阻断我和仲勋的交往。”
那是1985年初的一天，吴祖光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坐在了一起。在交谈中，他们大概谈到了当时的文化与政治话题，习仲勋提议吴祖光去拜访胡乔木。
吴祖光回忆说习仲勋为此对他作了“极力劝说”。这个劝说之所以要到“极力”的层级，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胡乔木也是个被人贴了标签的人，但他被贴的是“左”的标签，这导致了被贴有“右”标签的吴祖光与他的隔膜。
习仲勋为何如此热心地撮合两个分别被贴了“左”“右”标签的人见面呢？这的确是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 据吴祖光之子吴欢回忆，习仲勋幼子习远平曾告诉他说，其父习仲勋曾对胡乔木说过内容大致如下的话：吴祖光是个好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党一定要团结。如果像吴祖光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的话，我们党将会失去很多朋友。
习仲勋为什么认为吴祖光是好人，应该是源自他本人长期与吴祖光交往过程中的观察和感知。而他们能够不受时政的变幻影响，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则又另有一番奇缘。
早在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制订新的《婚姻法》，准备于1950年颁布。为了做好相应的宣传，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亲自到天桥找到凤鸣剧社的台柱子、后来成为吴祖光妻子的新凤霞。她向新凤霞推荐了产生于抗战期间的剧本《刘巧告状》（袁静创作）和说唱《刘巧团圆》（韩起祥创作），希望新凤霞的凤鸣剧社能据此改编一出评剧，以配合宣传新《婚姻法》。
《刘巧告状》《刘巧团圆》两部作品，并非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根据1943年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一则真人真事创作的。袁静和韩起祥创作的两个艺术版本中的刘巧，对正值妙龄的新凤霞影响很大，刘巧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与新凤霞内心对爱情的憧憬正相应和，因此评剧《刘巧儿》中的一些台词，是新凤霞和剧团其他演员一起切磋、推敲、改编时想出来的。
新凤霞等人改编的评剧《刘巧儿》上演不久，新《婚姻法》便正式颁布，明令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侵害妇女利益的旧习俗，强调结婚和离婚自由的原则。
《刘巧儿》所展现的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的时代气息，加上新凤霞俏丽的舞台形象，她独创的新音乐语汇“疙瘩腔”的美感，很快吸引了观众，评剧《刘巧儿》从大众剧场一路唱进了中南海。
据吴祖光、新凤霞之女吴霜说，《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一结束，“周总理就把我妈妈叫住了，说凤霞，你这个纺线的姿势也不对啊。纺线你没纺过，这个我得教你，然后一屁股就坐地毯上了。我妈赶紧扶总理说您别坐下，他说那纺线能不坐下吗？周总理就在这个纺车前面摇两下，回一下，教我妈纺线。所以后来拍电影《刘巧儿》我妈做的那个纺线动作，老师是周恩来。”
时为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是在中南海观看了《刘巧儿告状》后，随即提出了把该剧灌成唱片在全国宣传的建议。此事很快得到落实，一时间刘巧儿成了国内广大青年追求幸福婚姻的榜样。向国人推介一部戏剧，显然是宣传部门的事，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恰恰是习仲勋。
更加有意思的是，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的家乡甘肃省东部庆阳市华池县，恰恰是1934年共产党在甘肃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个边区政府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由人民群众层层民主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政权，其首任主席是当年22岁的习仲勋。
封芝琴为争取自主婚姻翻山越岭，去找边区政府法院告状，与陕甘边区人民政权从初创时期就注重法制建设这个大背景有关。建设审判制度，走群众路线办理案件，正是陕甘边区政府建设的成就之一。对法制建设的注重，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仍须继承的优良传统。也许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前些年去甘肃视察时，还专程到华池县看望了封芝琴老人。
正是出于相互理解和真挚的友情，在吴祖光被错划成“右派”，新凤霞也因此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他的夫人齐心，仍然把他们夫妇视为朋友，始终给予关切和帮助。
也正是由于这种始终未断的关切，习仲勋才会在1985年和吴祖光见面时，提出要他去拜访一下负责文化和宣传方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
胡乔木致信吴祖光，称从此“订交”
习仲勋之所以提议吴祖光去拜访胡乔木，也是出于他本人对胡乔木的了解。实际上，身为中共大秀才的胡乔木，骨子里也浸淫着文人气韵。他与许多被贴着“右”的标签的文化人，保持着深挚的私人情谊。显然，胡乔木的内心是与文化人相通的，习仲勋这样提议，应该是含有让吴祖光与中共高层多通声气、加深了解的用意。
经过一番劝说，吴祖光接受了习仲勋的建议。习仲勋马上就与胡乔木进行了沟通，并为两人见面约好了时间和地点，随后又亲自通知了吴祖光。
吴祖光的登门拜访，让胡乔木十分高兴。他们坐在一起，促膝交谈。30年前，胡乔木曾经提议邀请吴祖光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散文，并为此在《人民日报》当面商议，希望吴祖光为新中国“复兴散文”做出贡献。
交谈中胡乔木十分关心地询问了吴祖光妻子新凤霞的起居情况。当他从吴祖光的讲述中，得知新凤霞从一个半文盲的民间艺人，在“反右”和“文革”的恶劣环境中，通过刻苦学习已成了作家，而且已接连出版几本文集，十分惊喜。
谈话中吴祖光还说到了自己的情况，他的“身份”发生了连他自己都感觉十分意外的变化：他这个曾经在全国受尽批判的戏剧界第一号“右派分子”，如今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胡乔木问吴祖光：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吴祖光告诉他，是周巍峙和夏衍。胡乔木听了只是沉吟了一下，话题就转开了。吴祖光觉得“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没有说什么”。
两天后，吴祖光收到了胡乔木的来信，胡乔木在信中说到吴祖光的这次拜访，并称两人由此而“订交”。
那一年的7月3日，胡乔木到吴祖光家做了回访。交谈中，胡乔木告诉吴祖光和新凤霞，他读了新凤霞的作品，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当胡乔木得知吴祖光编剧的《三打陶三春》要在当天晚上彩排时，当即表示要去看演出。为此，他提前结束了在吴家的回访，回自己家中吃了饭，于当晚赶到剧场，饶有兴致地看了戏，还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后来，京剧《三打陶三春》受邀到英国和波兰演出，在伦敦连演半个月，场场爆满。伦敦的几位权威剧评人发表多篇评论都给予肯定。但国内对此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还是经过胡乔木的过问，新华社才派记者到剧团采访后予以报道。吴祖光对胡乔木心存感激。
“留下终生的遗憾” 吴祖光和胡乔木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的8月1日。那是北京盛暑炎热的一天，75岁的胡乔木再次来到吴祖光家，找吴祖光、新凤霞一起谈话。那实在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胡乔木进门后没有多寒暄，对吴祖光、新凤霞说：“我是为执行一项任务来的。”接着，他打开皮包，宣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文件，内容是根据六项理由，劝吴祖光退党。也许是因为天气酷热，又刚刚爬了4层楼，胡乔木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到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并劝说其退党，这让吴祖光感到十分意外。当时被劝退党的还有几位，但享受如此“高规格”礼遇的，仅吴祖光一人。
经过一阵思考，吴祖光对胡乔木说，他不能同意文件所列的六项理由，也不认同这种“劝退出党”的方式，但他还是表示接受这样的决定。“我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要我尊老，乔木先生是我平素尊重的长者，这就是我接受决定的唯一的理由。几天之后，我写了一份书面说明，详述对我这一处分的意见……”
出乎吴祖光意料的是，胡乔木登门劝吴祖光退党这件事迅速哄传域外，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特别是此后不久，胡乔木出访美国，而吴祖光此时也恰在美国访问。在不同的场合、地点，人们到处都在打听这件事，这让吴祖光感到“不胜其烦”。
回国后，吴祖光的弟弟吴祖强告诉他，代有关部门亲自到吴祖光家去执行劝退出党一事，是胡乔木本人主动提出的，动机是“广结善缘”，是出于好心。的确，倘若不是胡乔木本人要求，这种事是用不着他出面的。
胡乔木之子胡石英也曾对笔者谈及此事，说他的父亲曾说，他必须亲自去，因为他不放心由别的人出面，公事公办地给吴祖光宣读中纪委的决定，那样肯定是要谈崩的，那样也会让吴祖光对党、对党内的一些朋友产生更大的对立情绪……
事实证明，胡乔木亲自出面是对的，其中的内涵，吴祖光慢慢地体会了出来。吴祖光后来说：“我理解乔木对我弟弟吴祖强说的，他代上级有关部门来执行劝我退党的任务完全是由于好意。确实是这样的，我衷心感谢他。”“假如我有再次与乔木见面的机会，我会表示我是理解他的好心的。我还要对乔木说说我的心里话。”
但是，从那以后，吴祖光却再也没有同胡乔木接触的机会。直到1992年的9月28日，儿子吴欢突然告诉吴祖光，说胡乔木病危了。听闻这一消息，吴祖光立即萌生了“我应该去看他，应该表白我与他别后的心情”的愿望。他随即和吴欢去了南长街胡乔木家，在胡家打电话到医院，说希望能到医院去探视。但电话另一头的回复是：“病情严重，正在抢救，此刻不能探视。”
就在当天晚上，一直等待着去探望胡乔木的吴祖光，等到了胡乔木逝世的消息。吴祖光为此“留下终生的遗憾”。
几天后，吴祖光在胡乔木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与这位11年前“订交”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作者系文史学者）
吴祖光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又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直到1979年的夏秋之交，他才得知自己的冤案被彻底平反的消息。几个月之后，1980年的一天，吴祖光的主管领导、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找他谈话。
两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文革”。周巍峙一家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他本人挨过多次批斗，后来又和他的夫人王昆都被赶到农村去劳动，他们的大儿子周七月则因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投进监狱，被关了将近9年。忆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周巍峙感叹道：“一场‘文化大革命’，由于‘四人帮’的祸害，使共产党的名声和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党特别需要老朋友的支持。”接着，周巍峙对吴祖光说：“你有和党长期共患难、共甘苦的经历，尤其是和周总理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是不是应当考虑写一份入党申请呢……”周巍峙突然提到入党，这让吴祖光感到有些意外。
吴祖光并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他认为周巍峙的话是诚挚、恳切的，“我不得不认真对待”。特别是周巍峙提到了深为自己敬重的周恩来，更让吴祖光的内心为之一动。
当天晚上，吴祖光在家里召集了首次全体家庭成员会议。他说明情况后，妻子新凤霞、儿子吴钢和吴欢，都表示赞同。“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家人都支持吴祖光入党，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女儿吴霜始终一言不发，显然她不太赞成。但由于“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
于是，吴祖光写了入党申请，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除了周巍峙外，另一位也是吴祖光十分敬重的长者和老朋友、文学戏剧电影界泰斗夏衍。
听闻吴祖光入党，很多朋友都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但吴祖光“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合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
其实，如果以热爱祖国、有正义感、襟怀坦白、无私无畏、工作积极、关心大众、待人以诚等方面看，吴祖光是个很够格的共产党员。但说到底，由于家风的影响，吴祖光受到了较多士大夫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更多的是文人的天真耿介。他加入中共实在不是对政治规则和党性有所领悟，而是重友情的成分居多。加之他心直口快的性情，热情奔放的气质，故而常常会在一些场合，因激情所致，发表一通带有几分情绪化色彩的言论。
就在那一阵子，出现了一些涉及“文革”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后来被概括为“伤痕文学”。吴祖光和他的家族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重创，伤痕累累，自然对之赞赏、为之辩护。
将一个“吴”字拆开，口在天上。吴家这个口，从祖上下来，就不是“食为天”的口，而是“文死谏”的口。继承了祖上衣钵的吴祖光，更喜欢仗义执言。可言多了，总有考虑不周或被断章取义的时候，以致祸从口出。“文革”以后，因言获罪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但因言而被视为异己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因此，虽然吴祖光早就被摘了“右派”的帽子，1979年又数度通过红头文件非常正式地洗了冤平了反，1980年又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还是有人给他贴“右”的标签。
对此，吴祖光之子吴欢的分析颇具见地，认为他父亲“一些涉及政治方面的言论，完全是由于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漩涡之后的一种本能的反应”，而绝非出于政治的老谋深算。
在吴欢看来，父亲吴祖光“其实根本不爱政治，而政治对他一向厚爱。弄得他不停地对政治做出反应，成了半个政治人物，倒离艺术远了……客观地说，后来家父对政治，真的有了兴趣，总想弄清楚，他和政治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问题？到底是怎样一笔糊涂账？然而毕竟隔着行，而隔行如隔山，家父不是职业政治家，终于没弄清这些复杂问题……”
笔者与吴祖光先生交往不多，但也有过几次交谈，感觉他心地善良，是个性情中人，涉及时政的言谈中，偶然有些情绪化，恰恰反映了他是一个心底无私的人。
习仲勋的“极力劝说”
就在那个时期，吴祖光与一位被他视为老朋友的中共党内高层人物不期而遇，并由此引出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在吴祖光的文字作品中，很少能找到他与中共高层交往的记述，但有三个人是例外，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习仲勋，一个是胡乔木。
吴祖光曾写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总理》《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两篇文章，专门追忆他与周恩来、胡乔木相识和来往的旧事。而就在《故人杂忆——胡乔木与我的交往》一文中，有较长一段文字，表述了他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及其夫人齐心之间的真诚友情。
吴祖光在文中说：“自从‘反右’之难以后，我完全断绝了和党与国家要人的来往。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长时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仲勋是建国初期担负和党外人士团结统战重大任务的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应为副部长——作者按）同志介绍我认识的。除此以外，仲勋的夫人齐心是一个非常关心戏剧艺术的热心观众，经常在戏剧演出的场所和她相遇。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多少政治变化都没有阻断我和仲勋的交往。”
那是1985年初的一天，吴祖光与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坐在了一起。在交谈中，他们大概谈到了当时的文化与政治话题，习仲勋提议吴祖光去拜访胡乔木。
吴祖光回忆说习仲勋为此对他作了“极力劝说”。这个劝说之所以要到“极力”的层级，大概是因为当时的胡乔木也是个被人贴了标签的人，但他被贴的是“左”的标签，这导致了被贴有“右”标签的吴祖光与他的隔膜。
习仲勋为何如此热心地撮合两个分别被贴了“左”“右”标签的人见面呢？这的确是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 据吴祖光之子吴欢回忆，习仲勋幼子习远平曾告诉他说，其父习仲勋曾对胡乔木说过内容大致如下的话：吴祖光是个好人，对这样的人我们党一定要团结。如果像吴祖光这样的人都不能团结的话，我们党将会失去很多朋友。
习仲勋为什么认为吴祖光是好人，应该是源自他本人长期与吴祖光交往过程中的观察和感知。而他们能够不受时政的变幻影响，始终保持着真挚的友情，则又另有一番奇缘。
早在新中国甫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制订新的《婚姻法》，准备于1950年颁布。为了做好相应的宣传，北京市妇联主任张晓梅，亲自到天桥找到凤鸣剧社的台柱子、后来成为吴祖光妻子的新凤霞。她向新凤霞推荐了产生于抗战期间的剧本《刘巧告状》（袁静创作）和说唱《刘巧团圆》（韩起祥创作），希望新凤霞的凤鸣剧社能据此改编一出评剧，以配合宣传新《婚姻法》。
《刘巧告状》《刘巧团圆》两部作品，并非纯粹的文学创作，而是根据1943年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一则真人真事创作的。袁静和韩起祥创作的两个艺术版本中的刘巧，对正值妙龄的新凤霞影响很大，刘巧对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与新凤霞内心对爱情的憧憬正相应和，因此评剧《刘巧儿》中的一些台词，是新凤霞和剧团其他演员一起切磋、推敲、改编时想出来的。
新凤霞等人改编的评剧《刘巧儿》上演不久，新《婚姻法》便正式颁布，明令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侵害妇女利益的旧习俗，强调结婚和离婚自由的原则。
《刘巧儿》所展现的新生活、新人物和新的时代气息，加上新凤霞俏丽的舞台形象，她独创的新音乐语汇“疙瘩腔”的美感，很快吸引了观众，评剧《刘巧儿》从大众剧场一路唱进了中南海。
据吴祖光、新凤霞之女吴霜说，《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一结束，“周总理就把我妈妈叫住了，说凤霞，你这个纺线的姿势也不对啊。纺线你没纺过，这个我得教你，然后一屁股就坐地毯上了。我妈赶紧扶总理说您别坐下，他说那纺线能不坐下吗？周总理就在这个纺车前面摇两下，回一下，教我妈纺线。所以后来拍电影《刘巧儿》我妈做的那个纺线动作，老师是周恩来。”
时为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就是在中南海观看了《刘巧儿告状》后，随即提出了把该剧灌成唱片在全国宣传的建议。此事很快得到落实，一时间刘巧儿成了国内广大青年追求幸福婚姻的榜样。向国人推介一部戏剧，显然是宣传部门的事，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恰恰是习仲勋。
更加有意思的是，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的家乡甘肃省东部庆阳市华池县，恰恰是1934年共产党在甘肃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个边区政府是中国西北地区第一个由人民群众层层民主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民主政权，其首任主席是当年22岁的习仲勋。
封芝琴为争取自主婚姻翻山越岭，去找边区政府法院告状，与陕甘边区人民政权从初创时期就注重法制建设这个大背景有关。建设审判制度，走群众路线办理案件，正是陕甘边区政府建设的成就之一。对法制建设的注重，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仍须继承的优良传统。也许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前些年去甘肃视察时，还专程到华池县看望了封芝琴老人。
正是出于相互理解和真挚的友情，在吴祖光被错划成“右派”，新凤霞也因此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和他的夫人齐心，仍然把他们夫妇视为朋友，始终给予关切和帮助。
也正是由于这种始终未断的关切，习仲勋才会在1985年和吴祖光见面时，提出要他去拜访一下负责文化和宣传方面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
胡乔木致信吴祖光，称从此“订交”
习仲勋之所以提议吴祖光去拜访胡乔木，也是出于他本人对胡乔木的了解。实际上，身为中共大秀才的胡乔木，骨子里也浸淫着文人气韵。他与许多被贴着“右”的标签的文化人，保持着深挚的私人情谊。显然，胡乔木的内心是与文化人相通的，习仲勋这样提议，应该是含有让吴祖光与中共高层多通声气、加深了解的用意。
经过一番劝说，吴祖光接受了习仲勋的建议。习仲勋马上就与胡乔木进行了沟通，并为两人见面约好了时间和地点，随后又亲自通知了吴祖光。
吴祖光的登门拜访，让胡乔木十分高兴。他们坐在一起，促膝交谈。30年前，胡乔木曾经提议邀请吴祖光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散文，并为此在《人民日报》当面商议，希望吴祖光为新中国“复兴散文”做出贡献。
交谈中胡乔木十分关心地询问了吴祖光妻子新凤霞的起居情况。当他从吴祖光的讲述中，得知新凤霞从一个半文盲的民间艺人，在“反右”和“文革”的恶劣环境中，通过刻苦学习已成了作家，而且已接连出版几本文集，十分惊喜。
谈话中吴祖光还说到了自己的情况，他的“身份”发生了连他自己都感觉十分意外的变化：他这个曾经在全国受尽批判的戏剧界第一号“右派分子”，如今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胡乔木问吴祖光：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吴祖光告诉他，是周巍峙和夏衍。胡乔木听了只是沉吟了一下，话题就转开了。吴祖光觉得“他是有些想法的，但没有说什么”。
两天后，吴祖光收到了胡乔木的来信，胡乔木在信中说到吴祖光的这次拜访，并称两人由此而“订交”。
那一年的7月3日，胡乔木到吴祖光家做了回访。交谈中，胡乔木告诉吴祖光和新凤霞，他读了新凤霞的作品，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当胡乔木得知吴祖光编剧的《三打陶三春》要在当天晚上彩排时，当即表示要去看演出。为此，他提前结束了在吴家的回访，回自己家中吃了饭，于当晚赶到剧场，饶有兴致地看了戏，还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后来，京剧《三打陶三春》受邀到英国和波兰演出，在伦敦连演半个月，场场爆满。伦敦的几位权威剧评人发表多篇评论都给予肯定。但国内对此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还是经过胡乔木的过问，新华社才派记者到剧团采访后予以报道。吴祖光对胡乔木心存感激。
“留下终生的遗憾” 吴祖光和胡乔木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的8月1日。那是北京盛暑炎热的一天，75岁的胡乔木再次来到吴祖光家，找吴祖光、新凤霞一起谈话。那实在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胡乔木进门后没有多寒暄，对吴祖光、新凤霞说：“我是为执行一项任务来的。”接着，他打开皮包，宣读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文件，内容是根据六项理由，劝吴祖光退党。也许是因为天气酷热，又刚刚爬了4层楼，胡乔木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到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并劝说其退党，这让吴祖光感到十分意外。当时被劝退党的还有几位，但享受如此“高规格”礼遇的，仅吴祖光一人。
经过一阵思考，吴祖光对胡乔木说，他不能同意文件所列的六项理由，也不认同这种“劝退出党”的方式，但他还是表示接受这样的决定。“我自幼受到的家庭教育要我尊老，乔木先生是我平素尊重的长者，这就是我接受决定的唯一的理由。几天之后，我写了一份书面说明，详述对我这一处分的意见……”
出乎吴祖光意料的是，胡乔木登门劝吴祖光退党这件事迅速哄传域外，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特别是此后不久，胡乔木出访美国，而吴祖光此时也恰在美国访问。在不同的场合、地点，人们到处都在打听这件事，这让吴祖光感到“不胜其烦”。
回国后，吴祖光的弟弟吴祖强告诉他，代有关部门亲自到吴祖光家去执行劝退出党一事，是胡乔木本人主动提出的，动机是“广结善缘”，是出于好心。的确，倘若不是胡乔木本人要求，这种事是用不着他出面的。
胡乔木之子胡石英也曾对笔者谈及此事，说他的父亲曾说，他必须亲自去，因为他不放心由别的人出面，公事公办地给吴祖光宣读中纪委的决定，那样肯定是要谈崩的，那样也会让吴祖光对党、对党内的一些朋友产生更大的对立情绪……
事实证明，胡乔木亲自出面是对的，其中的内涵，吴祖光慢慢地体会了出来。吴祖光后来说：“我理解乔木对我弟弟吴祖强说的，他代上级有关部门来执行劝我退党的任务完全是由于好意。确实是这样的，我衷心感谢他。”“假如我有再次与乔木见面的机会，我会表示我是理解他的好心的。我还要对乔木说说我的心里话。”
但是，从那以后，吴祖光却再也没有同胡乔木接触的机会。直到1992年的9月28日，儿子吴欢突然告诉吴祖光，说胡乔木病危了。听闻这一消息，吴祖光立即萌生了“我应该去看他，应该表白我与他别后的心情”的愿望。他随即和吴欢去了南长街胡乔木家，在胡家打电话到医院，说希望能到医院去探视。但电话另一头的回复是：“病情严重，正在抢救，此刻不能探视。”
就在当天晚上，一直等待着去探望胡乔木的吴祖光，等到了胡乔木逝世的消息。吴祖光为此“留下终生的遗憾”。
几天后，吴祖光在胡乔木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与这位11年前“订交”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