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期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辩论表决的“七千亿救市”方案备受全球瞩目，尤其是让中国政府的各大金融管理部门在这个黄金周异常“警觉”。当美国国会宣布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后，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10月4日上午）发布了“答记者问”，并明确表态要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美国的救市方案和中国央行的表态无疑是积极的，但是隐忧仍存，一旦“七千亿救市”失败，危机继续蔓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火烧连营”的状况。另外，对于央行跟随美国“相机抉择”的这种策略，无疑让一些长期质疑中国货币政策的人士颇有微词。因为央行制定的监督预案大都老生常谈：“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和服务，督促金融机构加强自身风险管理，提高抗风险能力，维护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这些难道不属于监管部门表态之前恪尽职守的范围？如果美国政府不拿纳税人的钱去救赎华尔街危机，难道中国的监管部门就可以放松监管了？就可以对股市的暴跌置之不理了？
　　显然不是，严格监管、维护市场稳定是每一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的首要职责，现在才强调只能说明我国的金融监管漏洞太多。对于央行如此迫切地对外“答问”（自问自答），无疑表明中国金融业在华尔街“渗入”的程度很深。对此，胡锦涛主席多次表示，中国希望美国金融市场稳定，希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在这场金融海啸之前，对于中美互相渗透的金融利益关系，有人曾高度赞扬此举是“中国战车”傍上了“华尔街发动机”，但是现在“发动机”出问题了，“战车”自然唇亡齿寒。若再让华尔街的这场危机诱发美国的信贷危机和经济危机后，大量依靠美国消费市场维持高增长的中国出口贸易将面临严峻挑战。另外，由于中国股市的暴跌，20万亿市值迅即蒸发，使得中国居民的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严重受挫，从而使启动内需的计划难上加难。这样一来，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项已经被国内外的金融危机所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明眼人都会看到中国宏观经济的颓势已逐渐显现，若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威胁，投资自然就会变得异常谨慎。
　　不难看出，美国的金融海啸和中国的股市暴跌已经开始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健康与稳定。当务之急，除了紧密关注当下的全球金融动荡格局，还须及时反思和调整自己的金融管理策略，被动地“相机抉择”显然不能适应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大国金融战略，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时局下切勿因噎废食，应该积极地改善市场环境和完善市场规则，制定长期金融发展战略，并适当地将危机变成机遇。因为，每一轮金融危机都是一次大洗牌，有时强者会变弱、弱者会变强，有时会让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如果一味地采取跟随策略，显然会出现“共振”，也就很难扭转现有的格局。
　　其次，对于这次金融海啸，或许很多人会简单地认为是美国房价的下跌诱发了次贷危机，然后再度引发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在一年前着手救市或许不至于造成今天的局面。但是，美国今天的局面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能简单化。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来，许多金融衍生品不断地推出，使得现在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达到世界GDP的八到十倍，尤其是美国利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民主”的大旗将世界格局重新划分之后，美元和美元债券在全球范围内肆无忌惮，早期美国一直在享受着美元的全球铸币税，也经常利用美元贬值等伎俩将危机和泡沫输出，结果造成美国人超前消费、全世界埋单，当这个全球赌局赌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中国的“牛奶现象”，明知是三聚氰胺也得往进加，直到丑闻暴露、无法收场再进行重新洗牌。
　　此次金融海啸，在短期内我们虽然看到美国几家作茧自缚的大投行关门了，但是这些年来美国享受的全球“金融红利”远远超过他们的付出，如果中国的金融策略再继续跟随华尔街，则很有可能会替华尔街贴现美国早期享受的全球“金融红利”。
　　由此来看，美国的此轮金融危机绝对不是简单的信心危机，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循环断裂。而中国则恰恰是信心危机，如果中国股市在4000点以上管理层就开始着手挽救市场信心，或许不会出现如此被动的格局，如果现在的中国股市健康、流动性充裕、投融资等功能健全，则可以充分利用过剩的流动性来实施对外金融战略和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而现在我们只能自救，而无暇谋划全球金融布局。显然，我们必须要制定自己的长远金融战略，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应该尝试更加艺术化的信心管理，同时也要防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第三，这场金融海啸告诉我们，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应该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太远，应该协调发展。但是中国当下的金融深化程度仍然远远不足，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监管要跟得上。因此，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提高离岸金融监管的能力，避免场外交易、离岸交易和金融衍生品等聚集的风险吞噬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第四，应该尽快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金融监管统一的协调部门。当前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被“分业”严重割裂，“五龙治水”常常造成官僚机构的互相推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业却出现了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等复杂模式，而且步伐越迈越快，这就使得现有的金融监管逐渐不能适应当下的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使风险隔离越来越困难。显然，实施统一的分类监管、摒除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和法制化的监管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