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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叶，说起“万金油大王”、“报业大王”、“慈善家”胡文虎，妇孺皆知。由于历史的误会，胡文虎背上了“汉奸”的罪名，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异乡郁郁而终。从各界敬重的爱国侨领到人人不齿的“汉奸”，再后终获平反，恢复名誉，胡文虎这段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与抗日事件紧密关联。
“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胡文虎是闽西永定籍的华侨巨商。在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之时，胡文虎继原有的《星洲日报》等报刊之后，又先后增办了《星岛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抗日。他的办报宗旨是：一、协助政府，从事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曾为他的《星岛日报》题词。他还邀请作家郁达夫主持文艺副刊，并对郁说：“星系各报目前最高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东三省，胡文虎立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先后给十九路军汇款寄药。得闻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抗战救护队，胡文虎致函表示愿捐飞机两架。何香凝复函表示，沪战救护均在市区，不需要飞机，惟经费无着，望速输将。胡文虎当即电汇万元，随后又运去大量药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信称赞：“此次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9月，国民政府为长久抗战之计，成立以宋子文、陈立夫为正副会长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胡文虎为26位常委(常委中有孙科、宋庆龄、李清泉等)之一。他首购20万元，继购30万元。为了给海外赤子带个好头，他再次认购公债250万元，并在给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黄伯权的信中写道：“公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志，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两年后，胡文虎又慨捐200万元，协助政府建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
当陈嘉庚领导组筹“南侨总”、发动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大业毁家纾难时，身兼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务委员、航空建设委员、福建省政府建设委员、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国民议会参议员、中国儿童战时救济协会劝募委员等职的胡文虎，也全身心领导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与胡文虎领导的“南客总”你追我赶，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写下了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惊心动魄、悲壮激越的篇章。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是华侨中公认的捐资献物最多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予以褒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给他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亦颁给海陆空军一等褒奖奖状。
1941年2月，国民党在战时首都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胡文虎作为华侨代表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各院会首脑代表及海外部等百多个团体都派出代表到机场隆重欢迎。2月22日，中共中央驻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为题，对其义助抗战等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得知他身体欠安，即派人送来皮大衣和药物。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专程到嘉陵新村拜会他。
胡文虎何事赴东京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文虎除了资助香港大批青年回祖国内地参加抗战外，还捐助滞留香港的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驻港英军的撤退，香港在12月25日这一天，大街小巷飘起了刺眼的太阳旗。
香港沦陷之初，日军四处搜捕当地侨领，胡文虎自然成为重点搜查的对象。不久，日军侦察到他的匿藏地点，将他羁禁在半岛酒店，软硬兼施，企图让这位有着巨大影响的侨领带领港人向“皇军”“亲善”。面对诱迫，胡文虎辞以“在商言商，不问政治”。
日军派来参谋长野村主持审讯，以示“尊重”。当野村问及他是否大力出钱捐助中国政府抗日时，胡文虎答：我是中国人，本着爱国天职，当然有义务出钱捐助政府抗日。
野村一听火了：你办的那些报纸，天天辱骂皇军，你为何敌视天皇的和平决策呢?胡文虎俨然像头老虎，淫威之下不低头，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日本人在我中华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有这种“和平政策”?
1943年，香港出现米荒，恢复“自由”(实为软禁)的胡文虎救济灾民不遗余力。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侦得此情，趁机大做文章，表示日本方面愿意解除米禁，并出面从缅甸、泰国、越南等三地(均为日军控制)运米到香港及中国内地，但具体事宜，要由胡文虎赴东京与东条英机面商。
胡文虎考虑到自己“有利”的身份，决定周旋于虎狼群中，为当地百姓请命，于是有了七八月间的东京之行。
胡文虎从东京回港后，拒不答应日本当局提出的条件，日方诱迫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的企图宣告流产。
为了回答有关方面的疑问，胡文虎口授《何事赴东京》一文，对自己赴日目的、行踪作了大致说明：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谈了“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等的看法。由于日本新闻检查官坚持要加上对日本表示“亲善”和“礼貌”的文句才允许发表，《香岛日报》(即原《星岛日报》，因受日本监管而被迫改名)见报时只好在文中加上“感激之情无以言喻，畅叙甚欢”等话语。随后，沦陷区的日伪报纸纷纷转载，说胡文虎“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胡文虎作这个自我声明，本意是化解疑窦，消除误解，洗雪由于误会而强加于他的不白之冤，岂料被日方如此这般“操作”，不仅达不到本意，还给他添了“亲日”的罪证。
胡文虎有口难辩，为了离开是非之地，于次年举家迁居澳门。
海外一些媒体的误传，使胡文虎所谓“汉奸”等不实之词在国内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从东京回香港不久，就有了他当汉奸的传闻。1943年福建漳州版的《福建新闻》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暴发户胡文虎，蛰港奉承倭寇，先后资敌数百万元”。
1946年12月18日，厦门记者公会在第二次会员大会上通过决议：“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美国人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胡文虎条有“胡文虎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伪职)之说。
其实胡文虎是不是当了“汉奸”，那时也有信息可资稽考。
1944年10月23日，《前线日报》特约通讯《香港今日》“一网打尽”的汉奸名单中，没有胡文虎；国民党广西行辕公布的香港汉奸名单(包含所谓的华人协会)中，亦不见有胡氏；日本投降后，新恢复的港英当局虽一度禁止胡文虎行动自由，但不久就 经香港新闻界刊文陈情，很快解除了此项禁令。香港福建同乡会仍聘胡文虎为永远名誉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曾三次致函叶剑英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了竭诚拥护人民政府、愿意继续捐献祖国公益事业和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愿望。由于已然的“历史误会”，加上胡文虎的抗战捐输几皆给了国民党，有关方面既不可能更改对胡文虎的评价，也无法接受他对新政府的拥护与支持。胡文虎在广东、福建等地的房产被没收，虎标药品在国内禁止行销。
项南书记发出平反第一声
胡文虎去世后，其后人受到不公正对待。20世纪80年代初，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决心为这位爱国华侨讨回公道。
1981年7月，福建省委提出应注意发挥华侨作用，吸收侨资搞建设，抓好落实华侨政策工作。项南感觉到正确对待胡文虎问题的重要性。经过深入了解后，他果断地指出：龙岩把胡文虎的工作做好了，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胡文虎在福州、厦门办新闻报纸的财产问题，也要赶快查一查。8月，项南批示：胡氏福厦财产，请统战部抓紧退回。福建省委统战部责成福州市政府、厦门市委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胡文虎在福厦两市的财产作了调查。
情况清楚后，项南于当年11月4日在《关于胡文虎在两市财产情况的初步调查汇报》上批示：要从团结华侨参加祖国建设着眼，不要因小失大。统战部协商两市，提出具体方案，报省委核批。
不久，项南到闽西考察，得知张永和是正在研究胡文虎的归侨作家，特地安排同他交谈。张永和告诉项南：“60年代我在胡文虎家乡当林业工人时，曾写过20多万字的《胡文虎传》，人称我吃了豹子胆。‘文革’一来，我家被抄，手稿也被烧了。”
得知张永和有继续写作的计划，项南高兴极了：“好，我为你壮胆，你放手写吧!写成后出版有困难找我。”项南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张永和，他重新搜集资料，坚持业余写作，历经5个寒暑，终于完成了30万言的胡文虎长篇传记。
1983年2月初，项南接见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如尧时指出：“胡文虎是一个捐资兴学的爱国华侨。以前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允的，对胡氏一家的财产处理是不得当的。现在，我们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不久，《华声报》创刊号刊出“项南认为胡文虎是个爱国华侨”的消息，反响很大，胡氏后人的态度也起了明显的变化。
1983年4月8日，项南与两位省委常委专程来到胡文虎的家乡永定下洋调查，并公开宣布：“胡文虎先生为家乡办了好事，家乡人民怀念他，我们大家也很怀念他。”这声音从小山村很快传播到全世界。
项南与刚从香港探亲归来的原星系报社某社长和总编辑罗铁贤、胡冠洲、罗聚友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已修复的胡氏宗祠永安堂虎豹别墅，以及胡文虎故居庆福堂。
在参观胡文虎当年捐款修建的中川学校时，项南建议把胡文虎的画像挂在学校里以示纪念，还嘱托罗铁贤、胡冠洲、罗聚友三人撰写纪念胡文虎诞辰百年的文章。
1983年5月，福建省政府批复了福州市、厦门市关于归还胡文虎福州、厦门两地房屋财产处理意见的报告，几天后，又公布归还胡文虎在福建房屋、财产的决定。同时拨专款修复永定县胡氏老家的虎豹别墅。广东省随后也作出了归还胡文虎在粤财产的决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加坡《联合晚报》不惜版面发表长篇文章，称“胡文虎获得‘平反’，全部产业归还给他的家属”。
6月底，罗铁贤等三人将合撰的纪念胡文虎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寄给项南，项南转给《福建日报》社。后来，文章刊登在1983年7月3日的《福建日报》上。
9月，以新加坡永定同乡会理事长、崇正客属会馆副会长胡冠仁，新加坡永定会馆副理事长曾启东，香港永靖同乡会副理事长胡学光等为首的新加坡永定会馆代表团一行22人，联袂抵达福州，代表胡文虎在新加坡的儿子胡一虎、胡星等，同福建省有关领导商讨接管胡文虎在闽产业事，并返故乡龙岩永定谒祖。
胡文虎长女胡仙早年就读于香港和新加坡，并在美国及哥伦比亚修读新闻专业，后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2年，胡仙以宏大的气魄领导改组了父亲遗留给她的“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使星岛报业日益壮大，跨越太平洋，扩展到大部分亚太地区，其声誉由东方传到西方，她本人成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蝉联主席、“惟一的华裔跨国社长”、“新闻女王”，名气不亚于乃父当年。福建省委为胡文虎平反的举动使胡仙和她的母亲胡陈金枝深为感动和欣慰。
归侨作家张永和完成30多万字《胡文虎传》时，项南已离任，而胡文虎问题还悬而未决，出版真的遇到困难。198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胡文虎研究取得新成果》一文，称胡文虎为“著名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他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项南特地将这张《人民日报》寄给鹭江出版社社长，《胡文虎传》终于得以顺利面世。不久，《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广东农民报》、《福建日报》等先后选载连载了这一传记，海内外反响很好。
历史的迷雾终于拨开
1991年5月，担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项南，带着一批专家学者和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闽西考察。他在龙岩地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胡文虎先生爱国爱乡，捐资兴学，至今值得我们钦佩。”1992年纪念胡文虎诞辰110周年，项南挥笔题字：“工商巨擘，报业大王，情系华夏，创业南洋。”
1992年11月，胡文虎长女、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博士应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携母亲胡陈金枝首次回大陆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亲切会见了她们。李鹏还为“胡文虎纪念馆”题写馆名。
1993年3月，胡仙首次回到故里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谒祖观光。为表示对项南的感谢和敬重，胡仙邀请项南同行。1994年9月，胡仙再度回乡，参加胡文虎纪念馆开馆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典礼。她在大会上表示，把耗资220万元修缮一新的虎豹别墅捐献给永定县人民政府，还宣布捐资360万元在永定县城关兴建胡文虎小学。另外由胡仙独资捐赠成立“胡文虎基金会(中国)”，聘请项南担任顾问。
1992年，从尘封已久的“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中发现《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记录稿)。从记录稿中可知，胡文虎是为了求得日本最高当局“特许”到缅甸等大米产区购运粮食，解救香港及华南地区民生问题而赴东京与东条英机会谈的。在谈话中，胡表示了对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的不认同，还要求东条解除日本驻港总督府对他的软禁，自始至终不卑不亢，没有“媚敌”，更无“汉奸”言行。
1993年第一期《抗日战争研究》刊发《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一文，认为胡不但“没有丝毫‘失节’，相反地表现出来的是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因此，把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说成‘媚敌’，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疑他为‘汉奸’或‘准汉奸’更是历史的误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
“情殷爱国，迥异寻常”
胡文虎是闽西永定籍的华侨巨商。在寇氛日炽、国运日危之时，胡文虎继原有的《星洲日报》等报刊之后，又先后增办了《星岛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抗日。他的办报宗旨是：一、协助政府，从事抗战建国之伟业；二、报导新闻，兼为民族之喉舌；三、提倡学术，发扬科学之精神；四、改良风俗，善导社会之进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曾为他的《星岛日报》题词。他还邀请作家郁达夫主持文艺副刊，并对郁说：“星系各报目前最高旨趣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东三省，胡文虎立即声援马占山将军坚持抗日，先后给十九路军汇款寄药。得闻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抗战救护队，胡文虎致函表示愿捐飞机两架。何香凝复函表示，沪战救护均在市区，不需要飞机，惟经费无着，望速输将。胡文虎当即电汇万元，随后又运去大量药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写信称赞：“此次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9月，国民政府为长久抗战之计，成立以宋子文、陈立夫为正副会长的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胡文虎为26位常委(常委中有孙科、宋庆龄、李清泉等)之一。他首购20万元，继购30万元。为了给海外赤子带个好头，他再次认购公债250万元，并在给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经理黄伯权的信中写道：“公债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志，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两年后，胡文虎又慨捐200万元，协助政府建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
当陈嘉庚领导组筹“南侨总”、发动海外侨胞为祖国抗战大业毁家纾难时，身兼国民政府行政院侨务委员、航空建设委员、福建省政府建设委员、国民政府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委、国民议会参议员、中国儿童战时救济协会劝募委员等职的胡文虎，也全身心领导南洋客属总会(简称“南客总”)，全力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
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与胡文虎领导的“南客总”你追我赶，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写下了海外华侨爱国史上惊心动魄、悲壮激越的篇章。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自抗战爆发以来，在整个抗日筹赈中，胡文虎是华侨中公认的捐资献物最多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予以褒奖：“情殷爱国，迥异寻常”。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授给他一等金质奖章，军政部亦颁给海陆空军一等褒奖奖状。
1941年2月，国民党在战时首都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胡文虎作为华侨代表应邀出席。国民政府各院会首脑代表及海外部等百多个团体都派出代表到机场隆重欢迎。2月22日，中共中央驻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以《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为题，对其义助抗战等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得知他身体欠安，即派人送来皮大衣和药物。后来，周恩来、叶剑英又专程到嘉陵新村拜会他。
胡文虎何事赴东京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文虎除了资助香港大批青年回祖国内地参加抗战外，还捐助滞留香港的许多华侨和文化界人士。让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于驻港英军的撤退，香港在12月25日这一天，大街小巷飘起了刺眼的太阳旗。
香港沦陷之初，日军四处搜捕当地侨领，胡文虎自然成为重点搜查的对象。不久，日军侦察到他的匿藏地点，将他羁禁在半岛酒店，软硬兼施，企图让这位有着巨大影响的侨领带领港人向“皇军”“亲善”。面对诱迫，胡文虎辞以“在商言商，不问政治”。
日军派来参谋长野村主持审讯，以示“尊重”。当野村问及他是否大力出钱捐助中国政府抗日时，胡文虎答：我是中国人，本着爱国天职，当然有义务出钱捐助政府抗日。
野村一听火了：你办的那些报纸，天天辱骂皇军，你为何敌视天皇的和平决策呢?胡文虎俨然像头老虎，淫威之下不低头，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日本人在我中华大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有这种“和平政策”?
1943年，香港出现米荒，恢复“自由”(实为软禁)的胡文虎救济灾民不遗余力。日本驻港总督矶谷廉介侦得此情，趁机大做文章，表示日本方面愿意解除米禁，并出面从缅甸、泰国、越南等三地(均为日军控制)运米到香港及中国内地，但具体事宜，要由胡文虎赴东京与东条英机面商。
胡文虎考虑到自己“有利”的身份，决定周旋于虎狼群中，为当地百姓请命，于是有了七八月间的东京之行。
胡文虎从东京回港后，拒不答应日本当局提出的条件，日方诱迫胡文虎出任香港维持会会长，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力的企图宣告流产。
为了回答有关方面的疑问，胡文虎口授《何事赴东京》一文，对自己赴日目的、行踪作了大致说明：为“救济民食恐慌而来”，谈了“关于救济中国民食恐慌问题”、“关于华侨爱国分子之自由问题”，“关于华侨汇款安家问题”等的看法。由于日本新闻检查官坚持要加上对日本表示“亲善”和“礼貌”的文句才允许发表，《香岛日报》(即原《星岛日报》，因受日本监管而被迫改名)见报时只好在文中加上“感激之情无以言喻，畅叙甚欢”等话语。随后，沦陷区的日伪报纸纷纷转载，说胡文虎“幡然觉悟，倾向于和平救国旗帜，致力于和运之开拓”。
胡文虎作这个自我声明，本意是化解疑窦，消除误解，洗雪由于误会而强加于他的不白之冤，岂料被日方如此这般“操作”，不仅达不到本意，还给他添了“亲日”的罪证。
胡文虎有口难辩，为了离开是非之地，于次年举家迁居澳门。
海外一些媒体的误传，使胡文虎所谓“汉奸”等不实之词在国内社会上产生了影响。从东京回香港不久，就有了他当汉奸的传闻。1943年福建漳州版的《福建新闻》曾刊登一则消息，说“暴发户胡文虎，蛰港奉承倭寇，先后资敌数百万元”。
1946年12月18日，厦门记者公会在第二次会员大会上通过决议：“胡文虎……曾充伪华侨代表赴东京媚敌，电请国防部扣留惩办。”
美国人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胡文虎条有“胡文虎被选为香港华人协会主席”(伪职)之说。
其实胡文虎是不是当了“汉奸”，那时也有信息可资稽考。
1944年10月23日，《前线日报》特约通讯《香港今日》“一网打尽”的汉奸名单中，没有胡文虎；国民党广西行辕公布的香港汉奸名单(包含所谓的华人协会)中，亦不见有胡氏；日本投降后，新恢复的港英当局虽一度禁止胡文虎行动自由，但不久就 经香港新闻界刊文陈情，很快解除了此项禁令。香港福建同乡会仍聘胡文虎为永远名誉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胡文虎曾三次致函叶剑英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了竭诚拥护人民政府、愿意继续捐献祖国公益事业和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愿望。由于已然的“历史误会”，加上胡文虎的抗战捐输几皆给了国民党，有关方面既不可能更改对胡文虎的评价，也无法接受他对新政府的拥护与支持。胡文虎在广东、福建等地的房产被没收，虎标药品在国内禁止行销。
项南书记发出平反第一声
胡文虎去世后，其后人受到不公正对待。20世纪80年代初，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决心为这位爱国华侨讨回公道。
1981年7月，福建省委提出应注意发挥华侨作用，吸收侨资搞建设，抓好落实华侨政策工作。项南感觉到正确对待胡文虎问题的重要性。经过深入了解后，他果断地指出：龙岩把胡文虎的工作做好了，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胡文虎在福州、厦门办新闻报纸的财产问题，也要赶快查一查。8月，项南批示：胡氏福厦财产，请统战部抓紧退回。福建省委统战部责成福州市政府、厦门市委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对胡文虎在福厦两市的财产作了调查。
情况清楚后，项南于当年11月4日在《关于胡文虎在两市财产情况的初步调查汇报》上批示：要从团结华侨参加祖国建设着眼，不要因小失大。统战部协商两市，提出具体方案，报省委核批。
不久，项南到闽西考察，得知张永和是正在研究胡文虎的归侨作家，特地安排同他交谈。张永和告诉项南：“60年代我在胡文虎家乡当林业工人时，曾写过20多万字的《胡文虎传》，人称我吃了豹子胆。‘文革’一来，我家被抄，手稿也被烧了。”
得知张永和有继续写作的计划，项南高兴极了：“好，我为你壮胆，你放手写吧!写成后出版有困难找我。”项南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张永和，他重新搜集资料，坚持业余写作，历经5个寒暑，终于完成了30万言的胡文虎长篇传记。
1983年2月初，项南接见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如尧时指出：“胡文虎是一个捐资兴学的爱国华侨。以前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对胡氏一家的评论是不公允的，对胡氏一家的财产处理是不得当的。现在，我们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不久，《华声报》创刊号刊出“项南认为胡文虎是个爱国华侨”的消息，反响很大，胡氏后人的态度也起了明显的变化。
1983年4月8日，项南与两位省委常委专程来到胡文虎的家乡永定下洋调查，并公开宣布：“胡文虎先生为家乡办了好事，家乡人民怀念他，我们大家也很怀念他。”这声音从小山村很快传播到全世界。
项南与刚从香港探亲归来的原星系报社某社长和总编辑罗铁贤、胡冠洲、罗聚友等，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已修复的胡氏宗祠永安堂虎豹别墅，以及胡文虎故居庆福堂。
在参观胡文虎当年捐款修建的中川学校时，项南建议把胡文虎的画像挂在学校里以示纪念，还嘱托罗铁贤、胡冠洲、罗聚友三人撰写纪念胡文虎诞辰百年的文章。
1983年5月，福建省政府批复了福州市、厦门市关于归还胡文虎福州、厦门两地房屋财产处理意见的报告，几天后，又公布归还胡文虎在福建房屋、财产的决定。同时拨专款修复永定县胡氏老家的虎豹别墅。广东省随后也作出了归还胡文虎在粤财产的决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加坡《联合晚报》不惜版面发表长篇文章，称“胡文虎获得‘平反’，全部产业归还给他的家属”。
6月底，罗铁贤等三人将合撰的纪念胡文虎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寄给项南，项南转给《福建日报》社。后来，文章刊登在1983年7月3日的《福建日报》上。
9月，以新加坡永定同乡会理事长、崇正客属会馆副会长胡冠仁，新加坡永定会馆副理事长曾启东，香港永靖同乡会副理事长胡学光等为首的新加坡永定会馆代表团一行22人，联袂抵达福州，代表胡文虎在新加坡的儿子胡一虎、胡星等，同福建省有关领导商讨接管胡文虎在闽产业事，并返故乡龙岩永定谒祖。
胡文虎长女胡仙早年就读于香港和新加坡，并在美国及哥伦比亚修读新闻专业，后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2年，胡仙以宏大的气魄领导改组了父亲遗留给她的“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使星岛报业日益壮大，跨越太平洋，扩展到大部分亚太地区，其声誉由东方传到西方，她本人成为世界中文报业协会蝉联主席、“惟一的华裔跨国社长”、“新闻女王”，名气不亚于乃父当年。福建省委为胡文虎平反的举动使胡仙和她的母亲胡陈金枝深为感动和欣慰。
归侨作家张永和完成30多万字《胡文虎传》时，项南已离任，而胡文虎问题还悬而未决，出版真的遇到困难。1988年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胡文虎研究取得新成果》一文，称胡文虎为“著名爱国华侨”，“在抗日战争中，他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项南特地将这张《人民日报》寄给鹭江出版社社长，《胡文虎传》终于得以顺利面世。不久，《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广东农民报》、《福建日报》等先后选载连载了这一传记，海内外反响很好。
历史的迷雾终于拨开
1991年5月，担任中顾委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的项南，带着一批专家学者和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闽西考察。他在龙岩地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胡文虎先生爱国爱乡，捐资兴学，至今值得我们钦佩。”1992年纪念胡文虎诞辰110周年，项南挥笔题字：“工商巨擘，报业大王，情系华夏，创业南洋。”
1992年11月，胡文虎长女、香港星岛报业集团董事长胡仙博士应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携母亲胡陈金枝首次回大陆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亲切会见了她们。李鹏还为“胡文虎纪念馆”题写馆名。
1993年3月，胡仙首次回到故里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谒祖观光。为表示对项南的感谢和敬重，胡仙邀请项南同行。1994年9月，胡仙再度回乡，参加胡文虎纪念馆开馆暨胡文虎基金会成立典礼。她在大会上表示，把耗资220万元修缮一新的虎豹别墅捐献给永定县人民政府，还宣布捐资360万元在永定县城关兴建胡文虎小学。另外由胡仙独资捐赠成立“胡文虎基金会(中国)”，聘请项南担任顾问。
1992年，从尘封已久的“东条内阁总理大臣机密记录”中发现《东条英机、胡文虎会谈要旨》(记录稿)。从记录稿中可知，胡文虎是为了求得日本最高当局“特许”到缅甸等大米产区购运粮食，解救香港及华南地区民生问题而赴东京与东条英机会谈的。在谈话中，胡表示了对日本扶持的汪伪政权的不认同，还要求东条解除日本驻港总督府对他的软禁，自始至终不卑不亢，没有“媚敌”，更无“汉奸”言行。
1993年第一期《抗日战争研究》刊发《论胡文虎在香港沦陷期间的大节——还胡文虎的历史真面目》一文，认为胡不但“没有丝毫‘失节’，相反地表现出来的是爱国侨领的民族气节。因此，把胡文虎的‘东京之行’说成‘媚敌’，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疑他为‘汉奸’或‘准汉奸’更是历史的误会”。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