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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体系重构是新时代语境下翻译学创新发展的需要。当前，我们翻译学的知识体系是从实体论角度建构的，追求科学范式，探索客观真理，建构树形线性发展的知识结构。这与翻译知识生产的现实形成了一定的矛盾，翻译学亟需转化知识体系建构观念。从关系论角度来考察知识体系的建构，将对象性关系也纳为研究对象，将知识观由单值逻辑调整为多值逻辑，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认识视角，能更清晰地定位我们自己在译学史上的理论贡献，也能得以明确我们未来的学科知识创新的路径。
新时代开启后，翻译学有了更为宏阔的历史使命，需要和其他学科一道，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创新支持。推进体系建设，进行知识创新，发展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需求和意识变得更为强烈起来。目前国际译学界已有对翻译知识的专题研讨，如对翻译知识跨域发展的讨论（Gambier&Doorslaer.2016），对现代翻译知识的形成历史的研究（D'hulst&Gambier，2018）等，不过还缺乏对翻译知识再体系化的思考。我们如何建构一套能够回应时代需求的知识体系，既能客观准确地定位“中国翻译学”所做的知识贡献，又能对整个世界译学在历史脉络和时代变动中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提供“中国观点”，这个重大的理论话题亟待展开。本文拟从知识论角度对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与重构发表一点引玉之见。
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现状与困境作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翻译学知识体系是按一定的逻辑和方法组成的翻译知识的集合，也是对翻译知识的类别、性质、功能及关系进行描述、组织和评价的机制。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要靠长期的积累，也要靠有意识的建构，将杂多、零散、具体的翻译认识加以聚合、分类、整理和抽象，融为清晰有序、相互关联的整体，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和认知思维框架。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史，翻译知识可谓积淀深厚。不过，我们完整的翻译学知识体系却是改革开放之后按照西方科学知识的组织方式建立的。学者们在做学科论证时，力图仿效经验科学，以客观求实的方法探索有关翻译的真理，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实现对翻译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理。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和翻译是否为“学”的辩论都围绕“科学”进行。无论是奈达（ Nida.1964）和威尔斯（Wilss，1982/2001）的经典著作，还是谭载喜（1987： 4）和刘重德（1995： 28）等对翻译学的定义，以及霍姆斯（Holmes，2000： 176）和黄龙（1988： 2）等对翻译学属性的判断，都显示出学科先行者将翻译学设定为一门科学。其后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但都未打破建立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目标，未确立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评价翻译知识生产，更未否定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性知识观。用科学标准来看待知识生产，这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潜意识”，要求理论建构基于事实、价值无涉、概念清晰、推理严密。受此影响，我们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不是理论而争辩，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译论少有对客观规律的陈述，多为主观体悟和价值判断，缺乏体系化表征，逻辑关系隐而不显，涵义模糊，似乎难以称为“理论”，于是，我们竭力证明中国传统译论也有系统性，或者寻求折中之策，用“话语”“思想”来替代“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先天“理论”不足，后天便产生了一定的“理论焦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移植和知识演绎，也出现了一些“强制阐释”现象。
我国学者曾提出过关于翻译学知识体系的设想，其中谭载喜（1988）的论述反响最为强烈，不过相较而言，霍姆斯（ Homes，1972/2000）的图谱影响更为深远。无论是西方学者的图谱，还是我国学者的设计，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以树形来整合学科知识，即以“总一分一次分一再分”的方式来组织和呈现译学知识。树形结构中，知识发展方向明确，每个层级有枝丫并行，一个研究（领域）只能定位在一个枝丫（层级）上，枝丫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只纵向发展，不横向交错。某一知识或理论，如果在知识树上找不到位置，则难以被认为是学科体系中的有机部分。
这一体系不仅难以接纳传统译论，也与当下的翻译认识活动形成了矛盾，我们的翻译知识在不断地发展，而知识树却未能进化。近半个世纪了，霍姆斯的译学图仍为圭臬，而我们的行业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已今非昔比，翻译知识已超越了原来预设的畛域，呈现出了许多未曾料想的内容与形态。一个现实的困境是，我们都明白跨学科研究对于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却难以将此类研究纳入到已有的翻译学体系之内。例如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就曾受到排斥，被认为是脱离了翻译研究本体。
我们寻求知识创新，不断拓展着研究途径，然而当我们面对新领域、新主题、新知识、新理论时，又常感到难以进行定位。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理论，它应置于霍氏图谱中“纯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理论研究”部分，而作为对翻译批评的认识，它又应该置于“应用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批评研究”部分。另如国家翻译实践论，是对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主体开展翻译实践的认识，本不应置于“一般理论研究”，但也无法归人“专门理论研究”之下。还有如翻译技术伦理研究， “翻译技术”应该归入“应用翻译研究”部分，而“伦理”则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结语
科学知识观推进了译学发展，但取代不了人们对翻译中人文因素的关切。翻译研究要加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文明、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使之适应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之现实，从而对国家和民族发展赋予翻译学的时代使命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我们需要在把握翻译规律、规则、规范的基础上，去关注如何让翻译加强语际沟通，更需要从精神层面实现对翻译的客观世界的反思和超越，进入翻译参与建构的多样化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对象性关系是翻译实践活动存在的前提，翻译也塑造和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系结构，从具体的、历史的作为实践活动前提和结果的对象性关系人手，是建构翻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必要的尝试。
参考文献;
[1]董秋斯.论翻译理论的建设[J].翻譯通报，1951（ 4）：3-6.
[2]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8）：116-138.
新时代开启后，翻译学有了更为宏阔的历史使命，需要和其他学科一道，为民族复兴提供思想创新支持。推进体系建设，进行知识创新，发展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理论的需求和意识变得更为强烈起来。目前国际译学界已有对翻译知识的专题研讨，如对翻译知识跨域发展的讨论（Gambier&Doorslaer.2016），对现代翻译知识的形成历史的研究（D'hulst&Gambier，2018）等，不过还缺乏对翻译知识再体系化的思考。我们如何建构一套能够回应时代需求的知识体系，既能客观准确地定位“中国翻译学”所做的知识贡献，又能对整个世界译学在历史脉络和时代变动中所蕴含的整体性问题提供“中国观点”，这个重大的理论话题亟待展开。本文拟从知识论角度对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创新与重构发表一点引玉之见。
翻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现状与困境作为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翻译学知识体系是按一定的逻辑和方法组成的翻译知识的集合，也是对翻译知识的类别、性质、功能及关系进行描述、组织和评价的机制。翻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要靠长期的积累，也要靠有意识的建构，将杂多、零散、具体的翻译认识加以聚合、分类、整理和抽象，融为清晰有序、相互关联的整体，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和认知思维框架。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史，翻译知识可谓积淀深厚。不过，我们完整的翻译学知识体系却是改革开放之后按照西方科学知识的组织方式建立的。学者们在做学科论证时，力图仿效经验科学，以客观求实的方法探索有关翻译的真理，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实现对翻译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管理。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和翻译是否为“学”的辩论都围绕“科学”进行。无论是奈达（ Nida.1964）和威尔斯（Wilss，1982/2001）的经典著作，还是谭载喜（1987： 4）和刘重德（1995： 28）等对翻译学的定义，以及霍姆斯（Holmes，2000： 176）和黄龙（1988： 2）等对翻译学属性的判断，都显示出学科先行者将翻译学设定为一门科学。其后也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但都未打破建立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的目标，未确立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评价翻译知识生产，更未否定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客观性知识观。用科学标准来看待知识生产，这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潜意识”，要求理论建构基于事实、价值无涉、概念清晰、推理严密。受此影响，我们为中国传统译论是不是理论而争辩，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译论少有对客观规律的陈述，多为主观体悟和价值判断，缺乏体系化表征，逻辑关系隐而不显，涵义模糊，似乎难以称为“理论”，于是，我们竭力证明中国传统译论也有系统性，或者寻求折中之策，用“话语”“思想”来替代“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感觉自己先天“理论”不足，后天便产生了一定的“理论焦虑”，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移植和知识演绎，也出现了一些“强制阐释”现象。
我国学者曾提出过关于翻译学知识体系的设想，其中谭载喜（1988）的论述反响最为强烈，不过相较而言，霍姆斯（ Homes，1972/2000）的图谱影响更为深远。无论是西方学者的图谱，还是我国学者的设计，都采用了相同的模式——以树形来整合学科知识，即以“总一分一次分一再分”的方式来组织和呈现译学知识。树形结构中，知识发展方向明确，每个层级有枝丫并行，一个研究（领域）只能定位在一个枝丫（层级）上，枝丫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只纵向发展，不横向交错。某一知识或理论，如果在知识树上找不到位置，则难以被认为是学科体系中的有机部分。
这一体系不仅难以接纳传统译论，也与当下的翻译认识活动形成了矛盾，我们的翻译知识在不断地发展，而知识树却未能进化。近半个世纪了，霍姆斯的译学图仍为圭臬，而我们的行业实践和学术研究早已今非昔比，翻译知识已超越了原来预设的畛域，呈现出了许多未曾料想的内容与形态。一个现实的困境是，我们都明白跨学科研究对于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却难以将此类研究纳入到已有的翻译学体系之内。例如文化学派的翻译研究就曾受到排斥，被认为是脱离了翻译研究本体。
我们寻求知识创新，不断拓展着研究途径，然而当我们面对新领域、新主题、新知识、新理论时，又常感到难以进行定位。如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理论，它应置于霍氏图谱中“纯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理论研究”部分，而作为对翻译批评的认识，它又应该置于“应用翻译研究”之下的“翻译批评研究”部分。另如国家翻译实践论，是对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主体开展翻译实践的认识，本不应置于“一般理论研究”，但也无法归人“专门理论研究”之下。还有如翻译技术伦理研究， “翻译技术”应该归入“应用翻译研究”部分，而“伦理”则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
结语
科学知识观推进了译学发展，但取代不了人们对翻译中人文因素的关切。翻译研究要加深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人与文明、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使之适应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之现实，从而对国家和民族发展赋予翻译学的时代使命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我们需要在把握翻译规律、规则、规范的基础上，去关注如何让翻译加强语际沟通，更需要从精神层面实现对翻译的客观世界的反思和超越，进入翻译参与建构的多样化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对象性关系是翻译实践活动存在的前提，翻译也塑造和改变着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关系结构，从具体的、历史的作为实践活动前提和结果的对象性关系人手，是建构翻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必要的尝试。
参考文献;
[1]董秋斯.论翻译理论的建设[J].翻譯通报，1951（ 4）：3-6.
[2]高尚涛.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8）：11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