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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著名作家王蒙到美国进行文化交流，在洛杉矶和圣弗朗西斯科各做了一次报告。他讲的内容很多，我对他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
讲到中美文化的比较，王蒙讲：“美国很了不起，但并非做的都是对的。美国人总是在想，I do it，I try it。这有进取的一面，但有时候就不计后果了。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大家都在想I can，t do it，这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智慧的一面。美国人是否应该想想，做事情的时候要了解自己什么不能做、做不到。”
王蒙的这段话确实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别。
我们过去总是说，中国人缺乏进取心，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发展得不错。现在，中国并不缺乏进取心，变得什么都想做了。
美国则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什么事情都在做，但正如王蒙所总结的，出现的问题很多。美国现在倒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可以不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朗普，他在反思美国是否做了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
懂得“不做”，是一种智慧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比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有时显得更难。
之前和段永平等人聊过，巴菲特从来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再三叮嘱他们这辈子不要做什么。我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和巴菲特吃饭，但对此深有同感。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时，我的老师，语音识别的泰斗贾里尼克给我的指导，总的来讲就是告诉我什么做法不管用，这来自于他几十年的经验。至于什么方法管用，他说他不知道，让我们年轻人自己去找。
当然，他会给我们创造条件，每星期请一位世界一流学者来做报告，暑假还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请来工作8周，让我们有可能找到该怎么做的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些好的做法，但贾里尼克会说：“哦，这个不用浪费时间了，我们在IBM已经证明它不管用。”这样就给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试错时间，也避免了经历不必要的失败。
你的失败少，时间长了，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失败，总是讲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他有可能永远都走不出失败的怪圈。
远的不说，就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竞选时的口号是“Yes，We Can”，意思是我们什么都行。这个态度倒是很积极，但这位40多岁的年轻人之前只有两年从政经验，只知道加速，不懂得刹车的道理。
本来美国已经病得不轻，该好好调理才是，但他偏偏要给它打鸡血，结果从全民健保开始，做一件事失败一次，永远走不出失败的怪圈。8年下来，不仅让美国丧失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把世界局势搞得很紧张。
如今，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要修正奥巴马激进的政策，包括全民健保、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非法移民的政策等，也就是说要刹车了。
另外再补充一句，即便是希拉里当选总统，她也要修改全民健保法案，废除TPP，也会做相应的刹车。
刹车和引擎，一个也不能少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事情能做；知道了什么方法不管用，也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方法管用。因为它们并非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怎么做，是需要年轻人自己动脑子的。一个好的导师知道不能约束学生的想法，因为这样学生才能进步。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问主讲嘉宾比尔·盖茨，下一个像微软这样的机會在哪里。盖茨说，这是我该问你的问题。像盖茨这样的智者，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他希望年轻人提出什么事情能做，这样才能突破老一代的思维局限性。
一辆汽车也好，一辆火车也好，既要有引擎，也要有刹车。引擎的作用很好理解，刹车的作用常常被忽略。没有刹车，不仅会出事，而且无法转弯。
小到个体，大到组织，不可能永远沿着一个方向走，经常要不断地转弯，改变方向，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刹车在转向时的作用。懂得不能做什么，会使得我们转弯非常顺当；否则，开车横冲直撞，很难开到目的地。
让年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找出该怎么做的方法，就好比机动车的动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们不该犯的错误，这样机动车就有了方向。有了这样的配合，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陷入泥潭。
抛开误区，才能做到驾车自如
在对引擎和刹车作用的理解上，人们常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忽视刹车的作用。就如同奥巴马一样。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最坏的情况是不能开动，但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开起来就如同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会把周围的一切都给毁了。
前一阵子默克尔终于开始反思她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她想回到美好的昨天，但为时已晚，是她不懂得刹车的道理，才毁掉了欧洲。这个误区，今天很多人已经看到了。
但是，还存在第二个误区，常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把引擎和刹车搞反了。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有动力的人应该成为引擎，有经验的人应该成为刹车。这个道理大部分人都懂，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不这么做。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是把全社会每一个人求富的动力释放出来了，而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由国家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但是，总是会有人痴迷于顶层设计，本该起刹车作用的却去扮演引擎的角色，而下面该起引擎作用的却不得不被动地去刹车。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恰恰违背了建国国父们对引擎和刹车良好的定位，才使得美国有了今天的尴尬。
回到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探寻怎么做的方法，也要不断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样，我们驾车就自如了。
（摘自《发现》）
讲到中美文化的比较，王蒙讲：“美国很了不起，但并非做的都是对的。美国人总是在想，I do it，I try it。这有进取的一面，但有时候就不计后果了。中国过去的文化是，大家都在想I can，t do it，这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智慧的一面。美国人是否应该想想，做事情的时候要了解自己什么不能做、做不到。”
王蒙的这段话确实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别。
我们过去总是说，中国人缺乏进取心，但事实上，中国在过去的40年里发展得不错。现在，中国并不缺乏进取心，变得什么都想做了。
美国则相反，在冷战结束后的这四分之一世纪里，什么事情都在做，但正如王蒙所总结的，出现的问题很多。美国现在倒是在思考，什么事情可以不做。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特朗普，他在反思美国是否做了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
懂得“不做”，是一种智慧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比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有时显得更难。
之前和段永平等人聊过，巴菲特从来不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但再三叮嘱他们这辈子不要做什么。我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去和巴菲特吃饭，但对此深有同感。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时，我的老师，语音识别的泰斗贾里尼克给我的指导，总的来讲就是告诉我什么做法不管用，这来自于他几十年的经验。至于什么方法管用，他说他不知道，让我们年轻人自己去找。
当然，他会给我们创造条件，每星期请一位世界一流学者来做报告，暑假还要把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请来工作8周，让我们有可能找到该怎么做的方法。
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些好的做法，但贾里尼克会说：“哦，这个不用浪费时间了，我们在IBM已经证明它不管用。”这样就给我们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试错时间，也避免了经历不必要的失败。
你的失败少，时间长了，成功的可能性就大。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失败，总是讲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他有可能永远都走不出失败的怪圈。
远的不说，就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他竞选时的口号是“Yes，We Can”，意思是我们什么都行。这个态度倒是很积极，但这位40多岁的年轻人之前只有两年从政经验，只知道加速，不懂得刹车的道理。
本来美国已经病得不轻，该好好调理才是，但他偏偏要给它打鸡血，结果从全民健保开始，做一件事失败一次，永远走不出失败的怪圈。8年下来，不仅让美国丧失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且把世界局势搞得很紧张。
如今，特朗普当选总统，表示要修正奥巴马激进的政策，包括全民健保、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非法移民的政策等，也就是说要刹车了。
另外再补充一句，即便是希拉里当选总统，她也要修改全民健保法案，废除TPP，也会做相应的刹车。
刹车和引擎，一个也不能少
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事情能做；知道了什么方法不管用，也并不等于知道了什么方法管用。因为它们并非对立的，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知道什么事情能做、怎么做，是需要年轻人自己动脑子的。一个好的导师知道不能约束学生的想法，因为这样学生才能进步。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问主讲嘉宾比尔·盖茨，下一个像微软这样的机會在哪里。盖茨说，这是我该问你的问题。像盖茨这样的智者，很清楚什么事情不能做，但他希望年轻人提出什么事情能做，这样才能突破老一代的思维局限性。
一辆汽车也好，一辆火车也好，既要有引擎，也要有刹车。引擎的作用很好理解，刹车的作用常常被忽略。没有刹车，不仅会出事，而且无法转弯。
小到个体，大到组织，不可能永远沿着一个方向走，经常要不断地转弯，改变方向，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刹车在转向时的作用。懂得不能做什么，会使得我们转弯非常顺当；否则，开车横冲直撞，很难开到目的地。
让年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己找出该怎么做的方法，就好比机动车的动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们不该犯的错误，这样机动车就有了方向。有了这样的配合，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会陷入泥潭。
抛开误区，才能做到驾车自如
在对引擎和刹车作用的理解上，人们常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忽视刹车的作用。就如同奥巴马一样。一辆没有引擎的汽车，最坏的情况是不能开动，但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开起来就如同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会把周围的一切都给毁了。
前一阵子默克尔终于开始反思她在难民问题上的政策，她想回到美好的昨天，但为时已晚，是她不懂得刹车的道理，才毁掉了欧洲。这个误区，今天很多人已经看到了。
但是，还存在第二个误区，常常被人们忽视，那就是把引擎和刹车搞反了。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有动力的人应该成为引擎，有经验的人应该成为刹车。这个道理大部分人都懂，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却不这么做。
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是把全社会每一个人求富的动力释放出来了，而不是像“文革”时期那样，由国家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但是，总是会有人痴迷于顶层设计，本该起刹车作用的却去扮演引擎的角色，而下面该起引擎作用的却不得不被动地去刹车。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恰恰违背了建国国父们对引擎和刹车良好的定位，才使得美国有了今天的尴尬。
回到个人，我们需要不断地探寻怎么做的方法，也要不断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样，我们驾车就自如了。
（摘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