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宏观金融运行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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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货币供求上我们国家每年都会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但仍然在金融运行中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本文对我国当前宏观金融运行中的问题及原因分别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并给出了其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宏观金融运行;收支平行的策略;金融市场结构;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9-0042-02
  当前,我国宏观金融运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对货币供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述,下面分别具体论述我国当前宏观金融运行中的问题、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1 关于当前国内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平衡策略问题 近年来,我国社会资金流通出现了微观资金紧缺与宏观资金宽松并存的格局,而且,这一态势有不断发展的势头。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的资金高度紧张,难以为继,而全国金融机构的信贷收支又保持顺差,存差高达4000多亿元。另外,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又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增加了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难度。这样,就导致了企业资金紧缺,银行资金宽松;信贷收支宽松,金融收支紧张,多重矛盾并存,资金流通情况变得愈加复杂,使我们的政策选择陷入微观需求宽松,宏观需求紧缩的两难窘境。
  对于这种情况,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带有普遍性的解释是:一是国有企业自有资本严重短缺,负债率高达70%~80%,流动资金95%以上靠银行贷款,在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贷款增长率低于同期GNP增长率,从而导致供给不足,债务利息负担越来越重;二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居民储蓄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仍然垄断全国信用,导致存大于放,资金宽松。由此,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降低存贷利率,分流储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增强企业内部积累能力。
  笔者认为,要客观地认识问题的成因,准确把握宏观金融政策取向,就必须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运行格局出发,把国际收支因素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加进来,分析国内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的联动影响。
  如果这一设想成立,那么引进“外汇储备”变量后,对社会资金“微观紧缺,宏观宽松”这一矛盾现象作出的解释就会正确而又富有理性。外汇储备是人民币购买的,近几年来外汇储备共增加近1200亿美元,占用人民币资金近10000亿元。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近40%是用于收购外汇,相应减少了国内资金供应量。依此,就客观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外汇收支对信贷收支平衡作用大大加强了。因此,在政策取向上,我们必须从信贷收支与外汇收支综合平衡的角度,探索新的协调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现在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实行低利率政策,以抑制外资套利,减轻外汇压力;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效益;引导储蓄分流,拓宽市场融资渠道,增大企业筹资空间。第二,提高创汇企业的现汇留存,实行差额结汇,减少央行的外汇占款增加,增加国内信贷供给。第三,扩大进口,增加用汇,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第四,继续实行外汇占款与再贷款对冲措施。第五,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免进口设备关税等措施的综合平衡措施。
  2 关于中国转轨时期金融市场结构问题
  理论上讲,金融市场结构是指金融市场内含的子市场体系及其相互关系。从市场基本关系上看,金融市场的子市场体系主要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其逻辑关系表现为:货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核心机制,也是资本市场有序发展的物质基础。现在,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实现两个“三年目标”——国企现代化、银行商业化的时期。两个“三年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功能与效率。就目前金融市场状况来看,金融市场结构的严重失衡和市场定位的失误与实施两个“三年目标”是相矛盾的,具体表现在:①由于国企转制的政策需求,要加快以股票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的发展步伐;②由于银行要维持和保证国企生存的政策需求,把货币市场发展又仅仅定位于“银行短期资金头寸调度”,除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有一定发展外,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短期公司债券市场虽然已经启动,但步履维艰。从整体上看,货币市场存在着容量小、市场分割、结构不完整、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从而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滞后的货币市场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益,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和波动性。
  因此,要确保两个“三年目标”的实现,必须调整金融市场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我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关键是要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建设,改变货币市场的现有定位,加大货币市场的发展力度,规范货币市场内部同业拆借市场的运作,为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
  3 关于调整银行信贷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金融风险问题 “抓大放小”是实施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重要措施,由于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信贷的载体,所以与“抓大放小”相配套的银行信贷政策在具体安排上,必然是支持大企业集团、支柱产业、支柱产品的。从数量上看,所谓“大”的企业约占国有企业的5%,但支配的国有资本占比在70%以上。而属于“放小”范畴的企业约占95%,所支配的国有资本仅有30%左右。“抓大”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国有资本分散的弊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和竞争力,但又要提防陷入“抓大弃小”的误区。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那些成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往往并不是大企业(如微软公司),所以,政策在“抓大”的同时也要重视支持那些产品有市场、效益好、成长价值潜力大的中小企业。
  关于如何支持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我们认为,关键是要进一步调整银行的信贷结构。通过国家银行信贷投入结构的调整,促进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在信贷结构的调整上,可考虑提高三个贷款比例。一是提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比重,适当降低流动资金贷款比重;二是提高对民营经济贷款比重,保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提高对第三产业贷款比重,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商品化进程,扩展市场深度,为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的战略性重组和减人增效开辟道路。   此外,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要考虑到区域经济的极端不均衡事实,信贷政策的安排一定要防止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化。因为,属于“抓大”范畴的占国企总体数量的5%的大企业,尽管产值、利润、设备、 职工就业岗位占比在70%以上,但在区域空间布局上不平衡。若95%的“小”企业发展不了,5 %“大”企业的改组也未必能有实质性的进展。“抓大放小”战略有可能造成资源投入上的悬殊差异,需要结合各经济区域的客观实际制定其他配套的措施,如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和实行适度差异的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
  4 关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对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及相应配套政策措施问题 1998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管理体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这一重要举措,对于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质量与效率,规范商业银行的行为,保持宏观总量平衡具有历史性意义。但是,宏观金融调控方式从贷款限额控制过渡到比例管理之后,将对经济运行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产生若干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不确定性,目前可能预见到的且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比例管理的实施增强了对各商业银行扩大存款的激励,这样是否会导致新一轮“存款大战”、利率大战·是否会再次出现金融秩序的混乱·对此,又应采取什么措施,给予有效防止。第二,比例管理客观上存在着加剧地区经济发展资金供给的“马太效应”,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差距·第三,比例管理是逐级控制,还是集中一级法人考核·逐级控制容易导致资金“画地为牢”,阻碍资金的自由调度和流动,而集中一级法人考核又有可能出现管理“虚化”问题,使比例管理流于形式。
  5 关于如何对待国内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风险问题 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应对以下四个方面问题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一是金融风险与金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是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内金融风险的成因上有何区别;三是国际金融风险与国内金融风险的外化形式和结果有何差异;四是防范和化解内外金融风险的对策应如何选择。
  国内金融风险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转轨时期的金融风险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相比,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和不同的外化形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风险是一种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发生的外化结果是金融挤兑,引发支付危机,大批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发生兼并、收购的产权重组,加速金融资本的集中。我国现时的金融风险主要不是市场风险,而是一种制度性风险,企业组织制度,财产关系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不适应,金融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合理的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资金计划分配、供给制、自我扩张,倒逼膨胀。这种“制度性风险”的外化,主要不是表现为全面性的支付危机,而是集中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
  这样,就不难看出,中国建立金融风险防范机制,要害不是技术因素,也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做法,而要紧紧抓住降低和消除“制度性风险”的生成因素,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深化的同时,进行整体经济体制和企业组织体制的制度创新。不搞制度创新,简单的去搞技术操作,制度不改变,金融风险就防不胜防,中央银行的监管就变成“消防队”了。
  在金融风险的防范重点和策略选择问题上,由于国内和国际风险具有不同运行机制和结果,所以,当前的防范重点是防范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这不是说国内风险不严峻,而是讲,国内风险是“制度性”风险,要靠改变“制度”来化解,国际风险是纯市场风险,又是我们的各项行政办法不能涉及的范围。在政策选择上,要采取“内紧外松”的策略,防止引起社会心理恐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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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贺强,祁敬宇,王翠琳我国金融开放进程与金融监管的国内外协调[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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