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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在收获的季节去拜访一位老师，一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艺人。这是我多年来的想法。
小城云龙，深藏在大理州偏远的深山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地方。这里被誉为世界桥梁的博物馆，有通京桥、彩凤桥等著名桥梁；也有闻名遐迩的中国“舌尖上”的美食——诺邓火腿。这里居住着古老淳朴的少数民族，有着神秘多姿的民俗活动，至今依然流传在云龙检槽乡的“耳子歌”就是其中的一种。
“耳子歌”又名“装饰红”，“耳子”意为憨子，“歌”意为舞，“耳子歌”就是“憨子舞”的意思。“耳子歌”起源于云龙县检槽乡的白族聚居区，是在婚礼和新房落成等喜事时进行的一种歌舞表演，目的是驱邪逐疫，祈求生殖繁衍，是人们表达美好愿望、追求幸福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耳子歌”是目前国内所发现最早的傩仪之一，有着极深的民族文化底蕴，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在检槽乡，擅长跳“耳子歌”的舞者里有一个人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名字叫杨春文。我最初是通过网络知道杨春文老师的，并在网上查看了杨老师的很多资料，得知杨老师在小城颇有名声，很多人要了解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都去找杨老师。然而杨老师已经82岁了，冒昧地去拜访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并不是一件易事，而且我知道人与人的相遇是讲缘分的，不知道这样的缘分何时到来。
过了寒露，天气转凉。秋天的云龙一片繁忙，四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恰是成家、建房的大好时节。由于是在农忙时，杨老师的身体也多有不便，我不得不通过电话联络的方式采访了杨春文老师，未能亲自前往检槽，甚是遗憾。为了尽快完成采访，珍惜这难得一次的接触老艺人的机会，我还是坚持数次电话采访这位老艺人，多有叨扰，内心至今仍有不安。好在收获颇多，从杨老师娓娓道来的话语中我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大山深处的最美舞者——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的传承人杨春文。
一
杨春文，是云龙县检槽乡哨上村哨星村民小组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族汉子。1935年4月，杨春文出生在了这个充满浓郁白族乡土农耕文化的小山村里，时光飞逝，如今的他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的表演艺人。
在采访杨春文老师之前，我特地去拜访了杨春文老师的友人，他是和杨老师一起表演多年的赵德光老师。说到杨春文老师，赵老师就止不住地夸赞道，杨春文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活泼，待人诚恳且热爱“耳子歌”的人，他的口语对白内容丰富有趣，引人发笑。赵德光老师和杨春文已相识多年，从认识杨春文起，他就一直扮演老倌。过去几年大家经常会在一起表演节目。最初，由于杨春文的表演深得观众喜爱，清朗村的表演队就专程来请杨春文和他的儿子参加演出。杨春文擅长表演，慢慢地，杨春文带着儿子一起组织起了哨上村的“耳子歌”表演队伍。目前，活跃在检槽乡的“耳子歌”队伍就有两支，村子里办喜事，只要接到邀请，大家就会去表演。
谈到对杨春文的印象。赵老师不止一次地夸赞杨春文性格活泼开朗，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杨春文最擅长的就是表演，非常具有语言天赋。说到这儿，赵老师便以杨春文表演时的语言对白举例：厨倌（主人家）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杨春文便回答道，昨天晚上我们从石缝里来的。这样诙谐幽默的语句多不胜数，杨春文会根据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对白，并且都切中情境。
说着，赵老师打通了杨春文老师的电话，他们习惯以白族话交流，我虽然听不懂他们交流的内容，但是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杨春文老师非常洪亮的声音。我轻声问赵老师，杨春文老师会说汉话吗？赵老师点头，并把电话递给了我。接过电话后，杨春文老师通过电话告诉我。他从十六七岁开始表演“耳子歌”。一直就表演到了现在。
电话里我们之间交流得很多，其间也遇到了一些交流的障碍，可隔着电话我还是清晰地感受到了杨春文老师的热情和开朗，感受到他是一个可以给身边人带来快乐的老人。自带幽默，带给人愉悦，这不正是“耳子歌”表演者所具有的优势吗？记得刚接通电话时，在自我介绍之后，我忍不住问他，杨老师您能听懂我讲话吗？他开心地笑着回答道，这几句是可以听懂的。再后来我问他。杨老师您现在还在表演“耳子歌”是吗？他高兴地回答我，是的。现在还会表演“耳子歌”。我接着说杨老师您的身体很好呀，没想到电话那头的杨老师却开起了玩笑：“身体么比起好的也不算好，比起不好的还可以吧。”呵，这真是个有趣的老头，我心里想着。我还告诉杨老师，有时间我一定亲自去家里拜访他，听他讲“耳子歌”的故事，他也立刻答应了，语气里是止不住的笑意。
提起“耳子歌”，杨老师告诉我说，建国前，村里人家结婚办喜事或乔迁新居，都要从附近的诺邓镇龙飞村请师傅过来表演传统舞蹈“耳子歌”。“耳子歌”是流传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山地白族地区的一种十分独特的传统婚俗舞蹈。“耳子歌”集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舞蹈性于一体，是白族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当我提问到杨春文老师如何走上表演“耳子歌”的艺术之路时，杨老师坦言自己从小就特别喜爱白族民间传统艺术，对“耳子歌”中各個角色的表演都了然于心，长大后特地到邻村拜师祖沛生爹和师傅尹国臣学艺。由于杨春文十分擅长白族山歌的演唱，又有较好的表演天赋，在师傅的悉心教授下，很快就掌握了“耳子歌”的各种表演程序、表演技巧，同时也深谙白族民间传统民俗礼仪的内涵。他塑造的人物语言诙谐幽默，演唱的白族《十二生肖歌》腔调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感情丰沛，感人至深，并且他能亲手制作表演的道具、服饰，逐渐成为村里“耳子歌”表演的主要组织者。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对“耳子歌”的演出形式知之甚少，面对我的疑问，杨春文老师的回答却如数家珍。他向我介绍说，“耳子歌”演出一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抢红东坡”（抢红肉），抢到“红东坡”，表示人生吉庆、幸福美满；第二部分“耳子闹婚”。由“耳子”在整个婚事活动中渲染气氛，并在舞蹈中表现农耕文化：第三部分“判官审案”，主要表现道德、医药等内容。表演者一般由十三人组成：跳菜一人，耳子三人，耳子媳妇伴娘三人。老倌一人，老妈一人，春官一人，江湖郎中一人，唢呐手两人等。这些人物全部由男性扮演，并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化妆，如老倌面戴纸做的长胡须，眼戴自制的无镜片眼镜框；“春官”则身穿长衫，眼戴自制的无镜片眼镜框：妇女角色一般穿戴当地白族妇女的生活服装并用围巾蒙面，仅露出双眼；“耳子”们则全身用棕皮包裹，头和脸用棕皮蒙住，似山猴，又非人非兽，特具灵性，他们腰系马铃、牛铃和猪尿泡（表征男性生殖器），手上分别拿笊篱（当地煮饭滤米的一种厨房用具）、杵棒、反向锄头、连盖（一种当地打谷工具）、荨麻等。“耳子歌”通过跳四方（朝东南西北挥舞荨麻四下抽打），在席间穿梭跳唱、插科打诨的表演程式，在逗乐观众的同时。表现了白族人对自然的敬重、对劳动的赞美、对祖先的崇敬等，具有多重的文化价值。在表演时既有语言、道具、动作，还有器乐伴奏，伴奏一般以打击乐和唢呐清筒音为主，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耳子歌”的活动地点一般是在主人家的大院和堂屋内，整个活动持续40分钟左右。另外，“耳子歌”的舞台表演和民间表演有很大不同，现在舞台上表演的“耳子歌”大多重新进行了编排，像“耳子”闹婚环节在舞台表演上就基本看不到，舞台表演的“耳子歌”融入了很多民间艺术，例如狮子舞等，让舞蹈更丰富多彩。 而说到最早把“耳子歌”带出去给更多人看到的，是一个叫谢道辛的老艺人。当时谢道辛到检槽乡，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地人表演的“耳子歌”，看后感触很深。就写了一则关于“耳子歌”的报道。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台湾、日本的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后来日本、台湾有关专家学者还多次来云龙考察研究。
当说到2002年“耳子歌”受邀到日本表演的事儿，杨春文老师的语气中多了几分遗憾，本来是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可是后来由于血压高，不便远行，就没有前往。听到这儿，我想杨春文老师心里也一定会很遗憾。可人的一生是不会完美的，这些年杨春文老师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耳子歌”，这便是最美好的事。
我询问杨老师他的表演受到大家欢迎的秘诀，杨春文老师笑说，哪来什么秘诀，主要就是勤于学习，虚心地向师傅学习，向其他人学习。当然能把“耳子歌”表演好，离不开坚守和热爱。杨春文从小就开始参加“耳子歌”表演，一生与“耳子歌”的发展与传承结下了不解之缘。杨春文老师还告诉我，他在1963年到1990年间当过护林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从事生产，除了土地，最热爱的就是“耳子歌”。
正是这一片养育他多年的土地和“耳子歌”伴随着杨春文老师一路成长，只要有杨春文表演的地方就有群众的欢声笑语。就有群众的快乐和幸福。杨春文现在已是82岁高龄的人了，可身体依然很硬朗，还在坚持上台表演“耳子歌”。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我不敢相信这样岁数的人，还在跳舞。我心里升起了对这位老人深深的敬佩之情，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现在还依旧坚持着亲自上台表演“耳子歌”，可见他对“耳子歌”的热爱有多深。如今，他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耳子歌”的省级传承人，并正在申报国家级传承人。
二
在小城生活很多年，令我颇感遗憾的是自己从没有一次身临其境地看过一场“耳子歌”表演，关于“耳子歌”的很多知识就是靠这几次采访从杨春文老师那里了解的，还有的是网络上查阅的，或是听身边朋友的介绍。为了让更多人深入地了解杨春文老师，走进他与“耳子歌”的世界，我特地摘录了一部分关于“耳子歌”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2017年1月9日，是云龙县检槽乡检槽村白族青年董俊杰、尹筱艳喜结良缘的日子，家里邀请当地“耳子歌”婚礼仪舞队耍了一场。办了一次具有白族特色的传统婚礼。现场“耳子”闹婚宴，乐坏了新娘新郎，其间，新娘把最大的红肉串送给讨红肉、抢红肉人群中的“耳子”，这个善小举动是为了提示人们做人要尊老爱幼，关注弱势群体。
……
82岁的“耳子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杨春文参与表演，他说：“为乡亲们服务就是对‘耳子歌’最好的传承。”
新郎官董俊杰说：“‘耳子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下一代有责任和义务来传承它，‘耳子歌’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婚礼，我和媳妇很开心，父母和亲戚特别高兴，乡亲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一份快乐。”
读罢这篇文章，杨春文老师朴实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对呀，最好的传承不就是为乡亲们服务么？艺术要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耳子歌”不就如此么？“耳子歌”的表演内容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扎根于群众之中，乡親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被表演者融入表演中，被升华和放大。通过“耳子”风趣幽默的表演最终又将欢乐和祝福带回给乡民，这是一种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传播方式啊！我想“耳子歌”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谢道辛、杨春文这样的老艺人，像这样的民间力量，他们自觉自愿地承担着传播民间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我不禁又拨通电话向杨春文老师打听起了文章中出现的场景，杨春文老师爽朗的声音清晰地从电话那边传来，他给我描述了结婚时的“耳子歌”的表演内容，再现了当时的表演盛况。结婚当天的晚宴上，等新郎新娘和客人入席坐好后，装扮好的“耳子”就开始手拿当地的竹笊篱和荨麻叶，在铜鼓唢呐的演奏声中，跑入席间，穿梭跳唱，插诨逗乐，将喜宴的气氛推向高潮，顿时热闹空前。“耳子”唱的调子也是当地的白族调。当然。对唱和对白都是用白语。最有趣的是“耳子”似死缠烂打般地跳到新娘席前，向新娘讨菜，新娘会将早已准备好的腊肉放到“耳子”的笊篱中，这是用红色染料染红了的东坡肉串。“耳子”讨到了菜，引起了在旁边围观的客人们的注意，客人们纷纷上前抢夺，寓意讨得一年的吉祥顺利。
晚饭后，夜幕降临，又一个精彩的节目开始上演——闹洞房。主人先用一个大簸箕把大门挡住，表演者用棕树皮裹扎，在门外聚集，叫叫嚷嚷地要求留宿。门内门外两方隔着大簸箕对四句，答对了主人就拿开簸箕放人进来。来到院子里，表演者就在新房前又跳又闹，欢笑声不断。这时，由“指点”端出一个木制托盘，拿起盘内的东西请“耳子”来猜，在一问一答之中，“耳子”巧妙地用这些东西的白语谐音一语双关地讲述结婚、生殖和男女房事等话题，表演着打鬼驱邪、生殖崇拜、野外劳作等动作，以达到“礼乐教化”之目的。表演完结束，表演者要集体祭喜神，焚烧表演道具，以祈求神灵保佑、吉祥平安、早赐子嗣。客人则通宵达旦对歌、跳舞，祝贺新人。
通过杨春文老师的描述，我越来越向往亲自参与这样的婚礼，亲自领略“耳子歌”非同寻常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耳子歌”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这种极其神秘的婚俗傩仪曾经活跃于滇西云龙沘江流域的部分山寨里。现在仅有检槽乡和诺邓镇境内的一些村寨还在传承。当地白族群众在婚庆或新房落成时，只要经济能力许可，都会出钱邀请专门的队伍来家里进行这样的活动。
三
在一代又一代像杨春文一样的民间艺人的努力下，“耳子歌”的名气越来越大，2002年“耳子歌”曾经走出国门，赴日本参加国际民间民俗艺术节表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到云龙检槽考察“耳子歌”。同年，“耳子歌”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耳子歌作为传统舞蹈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曾听云龙县文体广电局的李雪萍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董泽先生的孙女董翰姐发来讯息。要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拉威尔女士到云龙来看“耳子歌”。这边几次打听，都说要等。等什么？等一场婚礼。等了又等，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云龙检槽有一场婚礼即将举行，而且确切地知道了有“耳子歌”表演。还等什么？走吧，第一时间，车已经行在了去往检槽的路上……世人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的心情由此可见。
“耳子歌”之所以能进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和喜爱，是因为它不仅有形象生动、引人入胜的表演。还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耳子歌”作为云龙一种独具魅力的民间舞蹈，它集中表现的是居住在云岭、怒山山脉的白族先民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崇拜、对性生活的启蒙、对繁衍生息的愿望、对神灵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隐藏在舞蹈中的语言、道具、动作、伴奏虽然不多，却包涵着不同的丰富含义。例如：“指点”（即表演中的指挥者）拿出白米，“耳子”随即答道：“白米白生生，养个儿子做先生”；拿出豆子，“耳子”又答：“一个豆子圆又圆，生个儿子做状元”等等，透露出白族先民对生殖崇拜的虔诚。
在某次采访中，杨春文老师还曾告诉我，“耳子歌”具有原始性、社会性，反映了白族先民的性崇拜，渗透着白族人的宗教信仰。
首先“耳子歌”的活动体现了一定的原始性。“耳子”装扮全用棕树皮裹身，类似于原始人用树叶遮身。舂棒、连枷、锄头、篱笊等道具都是最古老的生产劳动工具。“你们从哪里来？”“从山那边来”等对白，反映出人们生存发展的愿望和艰辛的历程。所装扮的女性（新娘）与男性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女性漂亮，男性“憨”，还手持劳动工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有生产资料的分配权。
其次“耳子歌”表达了朦胧的性崇拜意识。“耳子歌”中。表现“男欢女爱”“男女交媾”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谐音、动作暗示等，且把男女生殖器供在堂中桌上，折射出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对生殖繁衍的强烈愿望，表明了原始社会中的性崇拜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
“耳子歌”表演中大量使用的道具和服饰也带有特定的含义，表现了这种性崇拜。如用棕树皮包裹全身的“耳子”（憨子），其实一点不憨，暗示了人类的一种懵懂，同时也便于表现碍于脸面不好启齿的话语，借助一个“憨子”的形象来表达，把生殖等这些平常被禁锢的、隐秘的内容，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方式，表达得明明白白，让人们了解自己应该了解的东西，从而使社会更稳定，家庭更幸福，子孙更健康。
“耳子歌”反映出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其中有对土神的信奉和送土神的内容，在送土神前，还要唱十二属祭土调。起五方土时，还要道出五方土神对主人家吉祥如意的四句，祈祷土神送走后家宅不会生长自然植物，家宅就会清洁平安。
通过杨老师的讲解，我深刻感受到他对“耳子歌”的热爱已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对其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更深层次地研究和总结。唯有对“耳子歌”深沉的热爱，才能使这样的艺术形式传播得更久远。
采访过后，我对“耳子歌”的兴趣越发浓厚了，“耳子歌”并不只是一种看似輕松随意的娱乐表演，而是具有深刻文化价值和教化作用的。“耳子歌”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延续千年，戴着神秘的面纱从远古走来，借助形象的符号、寓意和神的名义，祈求人丁繁衍兴旺、家族发达、农业丰收，这些才是傩祭仪式的重要目的。同时，“耳子歌”还承载着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通过“审案”的故事来告诫人们要积德行善。“耳子歌”把民俗、礼仪、娱乐结合起来，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可以说，“耳子歌”既是与乡民生活紧密联系的仪式，也是寓教于乐的民俗活动。
简单的语言和苍白的文字已经无法描述出“耳子歌”最吸引人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耳子歌”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是云龙传统民族文化以文艺形式的展示，又是云龙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积淀。它从远古延续至今，并在杨春文等老艺人的努力下，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四
杨春文能唱擅演，加之性格开朗、活泼，当地人都把他称之为“开心佬”，能带给别人快乐的“耳子”，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现在，他与妻子和小儿子三人一起生活。老人常年以种植、养殖为生。每到春秋时节，当地人开始操办婚、迁喜事时，杨春文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带着“耳子歌”表演队伍，为村里乡亲们表演，不是帮着东家张罗着“装饰红”，搞“哑子”闹婚，就是给西家搬新房准备耍“耳子舞”，“谢土”除邪，只求带给乡里乡亲吉利和愉快，自己也在忙中取乐，享受表演的乐趣。
对于“耳子歌”的保护与传承，一直让杨春文老师倍感自豪，但同时也夹杂着一点失落，“耳子歌”曾经被当做“四旧”遭到禁演，黯淡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作为民间文化遗产的“耳子歌”才得到重新挖掘和保护。为了恢复“耳子歌”表演，杨春文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走村串户，联系表演人员，做各种思想工作，希望能有人像他一样重拾这门技艺。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开始认真组织排练，亲自制作各种道具，终于把中断演出长达三十多年的“耳子歌”重新展现在乡亲们的面前，重新又活跃于乡村舞台，让这一传统的白族民间艺术获得了新生。随着挖掘、保护、传承工作的不断深入，“耳子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02年，杨春文培训的表演队应邀到日本参加了“平城十四年民间艺术文化交流”活动，让这一块白族民间艺术瑰宝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09年杨春文及其弟子参加了“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2009年首届大理国际影会”的民俗表演，“耳子歌”的成功表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掌声。
基于杨春文对“耳子歌”艺术表演的突出贡献和成就，2008年杨春文被大理州人民政府命名为州级民间艺人，2010年3月被大理州人事局、大理州文化局授予“大理州民间艺术大师称号”，2010年7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传承人。 无数的荣誉、鲜花和掌声并没有淹没杨春文老人对“耳子歌”的热爱和执着，随着一个个“耳子歌”表演老艺人的相继离世，杨春文成为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当前唯一的传承者，传承“耳子歌”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双肩上。为了更好地把这块白族民间艺术的珍宝传承下去，杨春文不仅收集整理了很多有关“耳子歌”的资料，同时也竭尽所能地收徒，手把手地教会了李伟志、杨小军、尹会良、李建刚、杨进荣等一批年轻人。杨春文老师自豪地告诉我。李伟志、杨小军、杨进荣三人不仅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自己就带着他们到处表演“耳子歌”，他们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对这项技艺耳濡目染，相信他们在表演“耳子歌”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耳子歌”的传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遇到了很多困难，诸如经济困难、传人流失等，特别是杨春文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更加体会到传承之路的艰辛和他的坚持，杨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传承，可现在村里耍“耳子歌”的不是很多。因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专门的“耳子歌”表演队需要10多个人，特别请了外村的表演者，每个人就算是100元的工价，最少的开支也要在1000多元，很多农村家庭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农村里都讲究礼尚往来，主人家给了100元钱，其实自己还要再给主人家最低50元礼金，所以算下来属于自己的收入就很少。在农村家庭，男主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没有收入，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了。对于很多爱好表演的人来说，家庭开支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时队里组织活动免不了要开支，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实际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一辈的老了，在年轻一辈中没有接班的人，传承上有些脱节了。这不免令人有些遗憾。面对重重困难。杨春文老师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了下来，还好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徒弟们，他们像杨春文老师一样热爱并愿意传承“耳子歌”，李伟志、杨小军、尹会良等人现在也都能独立地表演“耳子歌”，成为了传承“耳子歌”的中坚力量。
天色已晚，小城的秋天却格外暖和，我想那个在云龙北部飘荡着“耳子歌”的小村落也一定被落日余晖染上了温暖的秋意。
听着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是快乐的事，听着别人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是幸福的事。听着那些有关杨春文老师的故事，脑海里不断浮现着检槽的一切，想到了在田里辛勤躬耕的乡民，想到了杨春文对“耳子歌”的坚守。淙淙的师里河水由北向南穿过这个平静而安详的村落，养育了“耳子歌”的傳承者杨春文，而他表演的“耳子歌”也像这甘甜清冽的师里河水，一滴一滴融入乡民的心田。带给他们无尽的幸福和欢乐。
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亲自再去拜访杨春文老师，去看一场他耍的“耳子歌”，没有采访，没有笔记本，只有满满的崇敬之情。
小城云龙，深藏在大理州偏远的深山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地方。这里被誉为世界桥梁的博物馆，有通京桥、彩凤桥等著名桥梁；也有闻名遐迩的中国“舌尖上”的美食——诺邓火腿。这里居住着古老淳朴的少数民族，有着神秘多姿的民俗活动，至今依然流传在云龙检槽乡的“耳子歌”就是其中的一种。
“耳子歌”又名“装饰红”，“耳子”意为憨子，“歌”意为舞，“耳子歌”就是“憨子舞”的意思。“耳子歌”起源于云龙县检槽乡的白族聚居区，是在婚礼和新房落成等喜事时进行的一种歌舞表演，目的是驱邪逐疫，祈求生殖繁衍，是人们表达美好愿望、追求幸福生活、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耳子歌”是目前国内所发现最早的傩仪之一，有着极深的民族文化底蕴，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舞蹈艺术的活化石”。
在检槽乡，擅长跳“耳子歌”的舞者里有一个人在当地小有名气，他的名字叫杨春文。我最初是通过网络知道杨春文老师的，并在网上查看了杨老师的很多资料，得知杨老师在小城颇有名声，很多人要了解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都去找杨老师。然而杨老师已经82岁了，冒昧地去拜访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并不是一件易事，而且我知道人与人的相遇是讲缘分的，不知道这样的缘分何时到来。
过了寒露，天气转凉。秋天的云龙一片繁忙，四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恰是成家、建房的大好时节。由于是在农忙时，杨老师的身体也多有不便，我不得不通过电话联络的方式采访了杨春文老师，未能亲自前往检槽，甚是遗憾。为了尽快完成采访，珍惜这难得一次的接触老艺人的机会，我还是坚持数次电话采访这位老艺人，多有叨扰，内心至今仍有不安。好在收获颇多，从杨老师娓娓道来的话语中我进一步了解了这位大山深处的最美舞者——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的传承人杨春文。
一
杨春文，是云龙县检槽乡哨上村哨星村民小组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白族汉子。1935年4月，杨春文出生在了这个充满浓郁白族乡土农耕文化的小山村里，时光飞逝，如今的他已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的表演艺人。
在采访杨春文老师之前，我特地去拜访了杨春文老师的友人，他是和杨老师一起表演多年的赵德光老师。说到杨春文老师，赵老师就止不住地夸赞道，杨春文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活泼，待人诚恳且热爱“耳子歌”的人，他的口语对白内容丰富有趣，引人发笑。赵德光老师和杨春文已相识多年，从认识杨春文起，他就一直扮演老倌。过去几年大家经常会在一起表演节目。最初，由于杨春文的表演深得观众喜爱，清朗村的表演队就专程来请杨春文和他的儿子参加演出。杨春文擅长表演，慢慢地，杨春文带着儿子一起组织起了哨上村的“耳子歌”表演队伍。目前，活跃在检槽乡的“耳子歌”队伍就有两支，村子里办喜事，只要接到邀请，大家就会去表演。
谈到对杨春文的印象。赵老师不止一次地夸赞杨春文性格活泼开朗，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也不止一次地提到杨春文最擅长的就是表演，非常具有语言天赋。说到这儿，赵老师便以杨春文表演时的语言对白举例：厨倌（主人家）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杨春文便回答道，昨天晚上我们从石缝里来的。这样诙谐幽默的语句多不胜数，杨春文会根据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对白，并且都切中情境。
说着，赵老师打通了杨春文老师的电话，他们习惯以白族话交流，我虽然听不懂他们交流的内容，但是我能听到电话那头杨春文老师非常洪亮的声音。我轻声问赵老师，杨春文老师会说汉话吗？赵老师点头，并把电话递给了我。接过电话后，杨春文老师通过电话告诉我。他从十六七岁开始表演“耳子歌”。一直就表演到了现在。
电话里我们之间交流得很多，其间也遇到了一些交流的障碍，可隔着电话我还是清晰地感受到了杨春文老师的热情和开朗，感受到他是一个可以给身边人带来快乐的老人。自带幽默，带给人愉悦，这不正是“耳子歌”表演者所具有的优势吗？记得刚接通电话时，在自我介绍之后，我忍不住问他，杨老师您能听懂我讲话吗？他开心地笑着回答道，这几句是可以听懂的。再后来我问他。杨老师您现在还在表演“耳子歌”是吗？他高兴地回答我，是的。现在还会表演“耳子歌”。我接着说杨老师您的身体很好呀，没想到电话那头的杨老师却开起了玩笑：“身体么比起好的也不算好，比起不好的还可以吧。”呵，这真是个有趣的老头，我心里想着。我还告诉杨老师，有时间我一定亲自去家里拜访他，听他讲“耳子歌”的故事，他也立刻答应了，语气里是止不住的笑意。
提起“耳子歌”，杨老师告诉我说，建国前，村里人家结婚办喜事或乔迁新居，都要从附近的诺邓镇龙飞村请师傅过来表演传统舞蹈“耳子歌”。“耳子歌”是流传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检槽乡山地白族地区的一种十分独特的传统婚俗舞蹈。“耳子歌”集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舞蹈性于一体，是白族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的活化石。
当我提问到杨春文老师如何走上表演“耳子歌”的艺术之路时，杨老师坦言自己从小就特别喜爱白族民间传统艺术，对“耳子歌”中各個角色的表演都了然于心，长大后特地到邻村拜师祖沛生爹和师傅尹国臣学艺。由于杨春文十分擅长白族山歌的演唱，又有较好的表演天赋，在师傅的悉心教授下，很快就掌握了“耳子歌”的各种表演程序、表演技巧，同时也深谙白族民间传统民俗礼仪的内涵。他塑造的人物语言诙谐幽默，演唱的白族《十二生肖歌》腔调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感情丰沛，感人至深，并且他能亲手制作表演的道具、服饰，逐渐成为村里“耳子歌”表演的主要组织者。
作为一个外乡人，我对“耳子歌”的演出形式知之甚少，面对我的疑问，杨春文老师的回答却如数家珍。他向我介绍说，“耳子歌”演出一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抢红东坡”（抢红肉），抢到“红东坡”，表示人生吉庆、幸福美满；第二部分“耳子闹婚”。由“耳子”在整个婚事活动中渲染气氛，并在舞蹈中表现农耕文化：第三部分“判官审案”，主要表现道德、医药等内容。表演者一般由十三人组成：跳菜一人，耳子三人，耳子媳妇伴娘三人。老倌一人，老妈一人，春官一人，江湖郎中一人，唢呐手两人等。这些人物全部由男性扮演，并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化妆，如老倌面戴纸做的长胡须，眼戴自制的无镜片眼镜框；“春官”则身穿长衫，眼戴自制的无镜片眼镜框：妇女角色一般穿戴当地白族妇女的生活服装并用围巾蒙面，仅露出双眼；“耳子”们则全身用棕皮包裹，头和脸用棕皮蒙住，似山猴，又非人非兽，特具灵性，他们腰系马铃、牛铃和猪尿泡（表征男性生殖器），手上分别拿笊篱（当地煮饭滤米的一种厨房用具）、杵棒、反向锄头、连盖（一种当地打谷工具）、荨麻等。“耳子歌”通过跳四方（朝东南西北挥舞荨麻四下抽打），在席间穿梭跳唱、插科打诨的表演程式，在逗乐观众的同时。表现了白族人对自然的敬重、对劳动的赞美、对祖先的崇敬等，具有多重的文化价值。在表演时既有语言、道具、动作，还有器乐伴奏，伴奏一般以打击乐和唢呐清筒音为主，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耳子歌”的活动地点一般是在主人家的大院和堂屋内，整个活动持续40分钟左右。另外，“耳子歌”的舞台表演和民间表演有很大不同，现在舞台上表演的“耳子歌”大多重新进行了编排，像“耳子”闹婚环节在舞台表演上就基本看不到，舞台表演的“耳子歌”融入了很多民间艺术，例如狮子舞等，让舞蹈更丰富多彩。 而说到最早把“耳子歌”带出去给更多人看到的，是一个叫谢道辛的老艺人。当时谢道辛到检槽乡，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当地人表演的“耳子歌”，看后感触很深。就写了一则关于“耳子歌”的报道。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台湾、日本的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后来日本、台湾有关专家学者还多次来云龙考察研究。
当说到2002年“耳子歌”受邀到日本表演的事儿，杨春文老师的语气中多了几分遗憾，本来是要和大家一起去的，可是后来由于血压高，不便远行，就没有前往。听到这儿，我想杨春文老师心里也一定会很遗憾。可人的一生是不会完美的，这些年杨春文老师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耳子歌”，这便是最美好的事。
我询问杨老师他的表演受到大家欢迎的秘诀，杨春文老师笑说，哪来什么秘诀，主要就是勤于学习，虚心地向师傅学习，向其他人学习。当然能把“耳子歌”表演好，离不开坚守和热爱。杨春文从小就开始参加“耳子歌”表演，一生与“耳子歌”的发展与传承结下了不解之缘。杨春文老师还告诉我，他在1963年到1990年间当过护林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生从事生产，除了土地，最热爱的就是“耳子歌”。
正是这一片养育他多年的土地和“耳子歌”伴随着杨春文老师一路成长，只要有杨春文表演的地方就有群众的欢声笑语。就有群众的快乐和幸福。杨春文现在已是82岁高龄的人了，可身体依然很硬朗，还在坚持上台表演“耳子歌”。这多少让我有些吃惊，我不敢相信这样岁数的人，还在跳舞。我心里升起了对这位老人深深的敬佩之情，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现在还依旧坚持着亲自上台表演“耳子歌”，可见他对“耳子歌”的热爱有多深。如今，他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耳子歌”的省级传承人，并正在申报国家级传承人。
二
在小城生活很多年，令我颇感遗憾的是自己从没有一次身临其境地看过一场“耳子歌”表演，关于“耳子歌”的很多知识就是靠这几次采访从杨春文老师那里了解的，还有的是网络上查阅的，或是听身边朋友的介绍。为了让更多人深入地了解杨春文老师，走进他与“耳子歌”的世界，我特地摘录了一部分关于“耳子歌”的文章，分享给大家：
2017年1月9日，是云龙县检槽乡检槽村白族青年董俊杰、尹筱艳喜结良缘的日子，家里邀请当地“耳子歌”婚礼仪舞队耍了一场。办了一次具有白族特色的传统婚礼。现场“耳子”闹婚宴，乐坏了新娘新郎，其间，新娘把最大的红肉串送给讨红肉、抢红肉人群中的“耳子”，这个善小举动是为了提示人们做人要尊老爱幼，关注弱势群体。
……
82岁的“耳子歌”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传承人杨春文参与表演，他说：“为乡亲们服务就是对‘耳子歌’最好的传承。”
新郎官董俊杰说：“‘耳子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下一代有责任和义务来传承它，‘耳子歌’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婚礼，我和媳妇很开心，父母和亲戚特别高兴，乡亲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一份快乐。”
读罢这篇文章，杨春文老师朴实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对呀，最好的传承不就是为乡亲们服务么？艺术要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耳子歌”不就如此么？“耳子歌”的表演内容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扎根于群众之中，乡親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被表演者融入表演中，被升华和放大。通过“耳子”风趣幽默的表演最终又将欢乐和祝福带回给乡民，这是一种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传播方式啊！我想“耳子歌”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谢道辛、杨春文这样的老艺人，像这样的民间力量，他们自觉自愿地承担着传播民间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我不禁又拨通电话向杨春文老师打听起了文章中出现的场景，杨春文老师爽朗的声音清晰地从电话那边传来，他给我描述了结婚时的“耳子歌”的表演内容，再现了当时的表演盛况。结婚当天的晚宴上，等新郎新娘和客人入席坐好后，装扮好的“耳子”就开始手拿当地的竹笊篱和荨麻叶，在铜鼓唢呐的演奏声中，跑入席间，穿梭跳唱，插诨逗乐，将喜宴的气氛推向高潮，顿时热闹空前。“耳子”唱的调子也是当地的白族调。当然。对唱和对白都是用白语。最有趣的是“耳子”似死缠烂打般地跳到新娘席前，向新娘讨菜，新娘会将早已准备好的腊肉放到“耳子”的笊篱中，这是用红色染料染红了的东坡肉串。“耳子”讨到了菜，引起了在旁边围观的客人们的注意，客人们纷纷上前抢夺，寓意讨得一年的吉祥顺利。
晚饭后，夜幕降临，又一个精彩的节目开始上演——闹洞房。主人先用一个大簸箕把大门挡住，表演者用棕树皮裹扎，在门外聚集，叫叫嚷嚷地要求留宿。门内门外两方隔着大簸箕对四句，答对了主人就拿开簸箕放人进来。来到院子里，表演者就在新房前又跳又闹，欢笑声不断。这时，由“指点”端出一个木制托盘，拿起盘内的东西请“耳子”来猜，在一问一答之中，“耳子”巧妙地用这些东西的白语谐音一语双关地讲述结婚、生殖和男女房事等话题，表演着打鬼驱邪、生殖崇拜、野外劳作等动作，以达到“礼乐教化”之目的。表演完结束，表演者要集体祭喜神，焚烧表演道具，以祈求神灵保佑、吉祥平安、早赐子嗣。客人则通宵达旦对歌、跳舞，祝贺新人。
通过杨春文老师的描述，我越来越向往亲自参与这样的婚礼，亲自领略“耳子歌”非同寻常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耳子歌”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们生命里的一部分，这种极其神秘的婚俗傩仪曾经活跃于滇西云龙沘江流域的部分山寨里。现在仅有检槽乡和诺邓镇境内的一些村寨还在传承。当地白族群众在婚庆或新房落成时，只要经济能力许可，都会出钱邀请专门的队伍来家里进行这样的活动。
三
在一代又一代像杨春文一样的民间艺人的努力下，“耳子歌”的名气越来越大，2002年“耳子歌”曾经走出国门，赴日本参加国际民间民俗艺术节表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到云龙检槽考察“耳子歌”。同年，“耳子歌”被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耳子歌作为传统舞蹈项目，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曾听云龙县文体广电局的李雪萍老师讲过这样一件事：董泽先生的孙女董翰姐发来讯息。要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拉威尔女士到云龙来看“耳子歌”。这边几次打听，都说要等。等什么？等一场婚礼。等了又等，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云龙检槽有一场婚礼即将举行，而且确切地知道了有“耳子歌”表演。还等什么？走吧，第一时间，车已经行在了去往检槽的路上……世人迫不及待地想一睹为快的心情由此可见。
“耳子歌”之所以能进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和喜爱，是因为它不仅有形象生动、引人入胜的表演。还具有多重的文化意蕴。“耳子歌”作为云龙一种独具魅力的民间舞蹈，它集中表现的是居住在云岭、怒山山脉的白族先民在原始社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的崇拜、对性生活的启蒙、对繁衍生息的愿望、对神灵的敬仰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隐藏在舞蹈中的语言、道具、动作、伴奏虽然不多，却包涵着不同的丰富含义。例如：“指点”（即表演中的指挥者）拿出白米，“耳子”随即答道：“白米白生生，养个儿子做先生”；拿出豆子，“耳子”又答：“一个豆子圆又圆，生个儿子做状元”等等，透露出白族先民对生殖崇拜的虔诚。
在某次采访中，杨春文老师还曾告诉我，“耳子歌”具有原始性、社会性，反映了白族先民的性崇拜，渗透着白族人的宗教信仰。
首先“耳子歌”的活动体现了一定的原始性。“耳子”装扮全用棕树皮裹身，类似于原始人用树叶遮身。舂棒、连枷、锄头、篱笊等道具都是最古老的生产劳动工具。“你们从哪里来？”“从山那边来”等对白，反映出人们生存发展的愿望和艰辛的历程。所装扮的女性（新娘）与男性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女性漂亮，男性“憨”，还手持劳动工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原始社会中，母系氏族有生产资料的分配权。
其次“耳子歌”表达了朦胧的性崇拜意识。“耳子歌”中。表现“男欢女爱”“男女交媾”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谐音、动作暗示等，且把男女生殖器供在堂中桌上，折射出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对生殖繁衍的强烈愿望，表明了原始社会中的性崇拜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
“耳子歌”表演中大量使用的道具和服饰也带有特定的含义，表现了这种性崇拜。如用棕树皮包裹全身的“耳子”（憨子），其实一点不憨，暗示了人类的一种懵懂，同时也便于表现碍于脸面不好启齿的话语，借助一个“憨子”的形象来表达，把生殖等这些平常被禁锢的、隐秘的内容，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方式，表达得明明白白，让人们了解自己应该了解的东西，从而使社会更稳定，家庭更幸福，子孙更健康。
“耳子歌”反映出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为其中有对土神的信奉和送土神的内容，在送土神前，还要唱十二属祭土调。起五方土时，还要道出五方土神对主人家吉祥如意的四句，祈祷土神送走后家宅不会生长自然植物，家宅就会清洁平安。
通过杨老师的讲解，我深刻感受到他对“耳子歌”的热爱已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对其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更深层次地研究和总结。唯有对“耳子歌”深沉的热爱，才能使这样的艺术形式传播得更久远。
采访过后，我对“耳子歌”的兴趣越发浓厚了，“耳子歌”并不只是一种看似輕松随意的娱乐表演，而是具有深刻文化价值和教化作用的。“耳子歌”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延续千年，戴着神秘的面纱从远古走来，借助形象的符号、寓意和神的名义，祈求人丁繁衍兴旺、家族发达、农业丰收，这些才是傩祭仪式的重要目的。同时，“耳子歌”还承载着一定的道德教化功能，通过“审案”的故事来告诫人们要积德行善。“耳子歌”把民俗、礼仪、娱乐结合起来，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可以说，“耳子歌”既是与乡民生活紧密联系的仪式，也是寓教于乐的民俗活动。
简单的语言和苍白的文字已经无法描述出“耳子歌”最吸引人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耳子歌”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是云龙传统民族文化以文艺形式的展示，又是云龙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积淀。它从远古延续至今，并在杨春文等老艺人的努力下，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四
杨春文能唱擅演，加之性格开朗、活泼，当地人都把他称之为“开心佬”，能带给别人快乐的“耳子”，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现在，他与妻子和小儿子三人一起生活。老人常年以种植、养殖为生。每到春秋时节，当地人开始操办婚、迁喜事时，杨春文就成了村里的大忙人，带着“耳子歌”表演队伍，为村里乡亲们表演，不是帮着东家张罗着“装饰红”，搞“哑子”闹婚，就是给西家搬新房准备耍“耳子舞”，“谢土”除邪，只求带给乡里乡亲吉利和愉快，自己也在忙中取乐，享受表演的乐趣。
对于“耳子歌”的保护与传承，一直让杨春文老师倍感自豪，但同时也夹杂着一点失落，“耳子歌”曾经被当做“四旧”遭到禁演，黯淡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作为民间文化遗产的“耳子歌”才得到重新挖掘和保护。为了恢复“耳子歌”表演，杨春文第一个勇敢地站了出来，走村串户，联系表演人员，做各种思想工作，希望能有人像他一样重拾这门技艺。在当地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开始认真组织排练，亲自制作各种道具，终于把中断演出长达三十多年的“耳子歌”重新展现在乡亲们的面前，重新又活跃于乡村舞台，让这一传统的白族民间艺术获得了新生。随着挖掘、保护、传承工作的不断深入，“耳子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02年，杨春文培训的表演队应邀到日本参加了“平城十四年民间艺术文化交流”活动，让这一块白族民间艺术瑰宝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09年杨春文及其弟子参加了“第八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暨2009年首届大理国际影会”的民俗表演，“耳子歌”的成功表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誉和掌声。
基于杨春文对“耳子歌”艺术表演的突出贡献和成就，2008年杨春文被大理州人民政府命名为州级民间艺人，2010年3月被大理州人事局、大理州文化局授予“大理州民间艺术大师称号”，2010年7月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传承人。 无数的荣誉、鲜花和掌声并没有淹没杨春文老人对“耳子歌”的热爱和执着，随着一个个“耳子歌”表演老艺人的相继离世，杨春文成为白族传统舞蹈“耳子歌”当前唯一的传承者，传承“耳子歌”的重任落到了他的双肩上。为了更好地把这块白族民间艺术的珍宝传承下去，杨春文不仅收集整理了很多有关“耳子歌”的资料，同时也竭尽所能地收徒，手把手地教会了李伟志、杨小军、尹会良、李建刚、杨进荣等一批年轻人。杨春文老师自豪地告诉我。李伟志、杨小军、杨进荣三人不仅是他的徒弟，也是他的儿子，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自己就带着他们到处表演“耳子歌”，他们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对这项技艺耳濡目染，相信他们在表演“耳子歌”的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越来越远。
“耳子歌”的传承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遇到了很多困难，诸如经济困难、传人流失等，特别是杨春文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更加体会到传承之路的艰辛和他的坚持，杨老师曾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传承，可现在村里耍“耳子歌”的不是很多。因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专门的“耳子歌”表演队需要10多个人，特别请了外村的表演者，每个人就算是100元的工价，最少的开支也要在1000多元，很多农村家庭是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农村里都讲究礼尚往来，主人家给了100元钱，其实自己还要再给主人家最低50元礼金，所以算下来属于自己的收入就很少。在农村家庭，男主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没有收入，家里的开支就成问题了。对于很多爱好表演的人来说，家庭开支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有时队里组织活动免不了要开支，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实际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一辈的老了，在年轻一辈中没有接班的人，传承上有些脱节了。这不免令人有些遗憾。面对重重困难。杨春文老师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了下来，还好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徒弟们，他们像杨春文老师一样热爱并愿意传承“耳子歌”，李伟志、杨小军、尹会良等人现在也都能独立地表演“耳子歌”，成为了传承“耳子歌”的中坚力量。
天色已晚，小城的秋天却格外暖和，我想那个在云龙北部飘荡着“耳子歌”的小村落也一定被落日余晖染上了温暖的秋意。
听着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那是快乐的事，听着别人讲述别人的故事那是幸福的事。听着那些有关杨春文老师的故事，脑海里不断浮现着检槽的一切，想到了在田里辛勤躬耕的乡民，想到了杨春文对“耳子歌”的坚守。淙淙的师里河水由北向南穿过这个平静而安详的村落，养育了“耳子歌”的傳承者杨春文，而他表演的“耳子歌”也像这甘甜清冽的师里河水，一滴一滴融入乡民的心田。带给他们无尽的幸福和欢乐。
我相信有一天我会亲自再去拜访杨春文老师，去看一场他耍的“耳子歌”，没有采访，没有笔记本，只有满满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