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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学者实藤惠秀对20世纪的中日文学交流，曾有如下论述：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芦沟桥事变的一段时期，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辉煌。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人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1644—1694)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俳句的历史沿革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一，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于15世纪，至今不过四百余年。俳句的历史沿革可表述如下：
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谐”二字出自中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滑稽犹俳谐也”一语，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①。“俳谐连歌”产生于室町时代(1392—1573)，是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市民生活为主的诙谐诗，多为迎合卑俗的低级阶层而创作。句作多使用双关语，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到了日本的元禄时代(1688—1707)，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①他创立的蕉风俳谐几百年来久盛不衰，至今仍博动于日本民族的心灵之中。
2、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
在日本文学史上，松尾芭蕉和俳句是两个可以互为代称的名词。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的俳句使沉睡了两百年的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并认识到俳句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长期存在下去，不能只停留在滑稽诙谐的层次，而要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从各个方面对感情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研究琢磨。俳句应该、而且也可以写出严肃而又清新的作品。芭蕉以自己的作品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芭蕉的句作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说俳句到了芭蕉才正式进入艺术领域，一点都不过誉。
芭蕉不仅在俳句的创作上，在俳句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目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一再强调，自己一生是“献身风雅之道”，自己的诗心乃“迷于风雅之魔心”，他的风雅，乃是风雅之“诚”与“寂”，而中核是“不易流行”。
二、俳句与周作人
1、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周作人1906—1911年赴日留学，之后多次访问日本并终生保持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周作人最初接触到的日本古典文学是“落语”②1909年周作人开始在“寄席”③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之后又发现了川柳与狂言④。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正冈子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俳文随笔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
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殿堂”。⑤
2、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在他的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者”⑥，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
俳句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诗”或“日本小诗”。在1916年周作人发表的《日本之俳句》一文中，首次将“日本诗歌”和“小诗”联结起来。其后，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2卷5号上的《日本的诗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短歌、俳句和川柳三种形式。“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馀，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能不求含蓄。”1921年，周作人在《新青年》9卷4号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翻译了出自13位日本诗人的30首日本诗歌。1923年3月3日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日本的小诗》的演讲，对俳句以及松尾芭蕉都有很精辟的评价。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许多文学青年争相模仿，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因此可以说，“像周作人那样的对和歌俳句颇有研究的专家，以前是没有的。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三、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1、俳句之“短小”
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的诗人们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 小诗恰好来补这个缺，供我们发表刹那的感性之用。”②周作人所说，日本俳句对中国主要的影响在短小的诗形上，在俳句的那种凝练简洁的表达方式上。
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2、生活之“禅趣”
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禅的完美境界是使人的生活恬静、自然。周作人心领神会，“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用心发现生活之美，细心捕捉活泼的生命事实。
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深受这种情致的影响，是因为他在文学中自觉追求高远清雅的俳境。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反复阅读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永井荷风等俳句、俳文大师的作品，并在回忆中写到，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③周作人称芭蕉是“俳句的正宗”，并在《日本的小诗》一文中写到：“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说是含有禅味的诗，虽然不必一定藏着什么圆融妙理，总之是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那是很明显的了。”周作人对芭蕉的这种倾慕是建立在对“禅”的领悟的基础上的。
在倪墨炎和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记开头部分，分别都写到了在周出生时，关于“老和尚投胎转世”的传说，对于族人的这种传言周作人也颇有好感。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写给自己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可见周作人对禅的喜爱。
周作人认为“芭蕉几乎是以禅与道做精髓的”。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离不开作家对禅的实践与皈依。芭蕉虽不是僧侣，但传说他在芭蕉庵蛰居时，曾随佛顶和尚参掸。在深川结庐隐居以及后来的云游中，他精心研究中日古典文学及禅师语录，又“悉心于俳句一道，精益求精，艺术上也渐臻乎或纯情的境界”，逐渐开创其独特的闲寂优雅的俳风。可以说，禅对芭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艺术观的形成。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还在于“引禅兴俳”，由此看来，禅不只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周作人与松尾芭蕉及其俳句的交汇点。
3、生活之“苦味”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风格以“平和冲淡”著称。平和冲淡的美文是一种短小隽永，舒缓自如的文体，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淡泊而平定”的心态，采用简单本色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苦涩”之味。周作人的作品中有一系列带有苦味、药味的书名。如《苦雨斋序跋文》、《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他不仅将自已的书房命书为“苦雨斋”、“苦茶庵”，而且自称“苦茶翁”。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①喝茶，实际上是周作人追求隐逸人生的一种表达形式，他知道人生苦涩，有很多的不完美，但他要在这不完美中走出一条中庸的调和之道，苦中作乐，追求并享受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
“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曾欣然为《菜根谭》作序，极力推荐国人阅读，还曾为日文版的《菜根谭》作序。《菜根谭》书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周作人在《看云集·苋菜梗》中写道：“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这便是以后周作人对“生活的艺术”的分析，自然地简易地生活。这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
芭蕉也有关于《菜根谭》的俳句：
（富家哴肌肉、丈夫喫菜根、予乏し）
雪の朝 独り干鲑を 噛得夕り
意思是富家食肉，显耀财力，丈夫啃菜根，意在权力，而芭蕉对此皆弃而不取，甘愿作世外贫士，忍受孤独，过着安然自得、以苦为乐的草庵生活。在寒冷的大雪纷飞的早晨，独自啃着干鲑鱼，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此句明显是受《菜根谭》的启发而作，表明了芭蕉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羡慕金钱，不趋附权贵的高尚情操。
松尾芭蕉1679年主持万句会，确立了他的俳谐宗匠的地位。但他超然于繁杂的都市生活，于翌年离开喧嚣的江户，来到荒凉的隅田川畔的深川，甘于忍受最底层生活的清苦，隐居草庵。以草庵作为自己的小天地，过一种清贫、闲适的自由生活。而周作人身居“苦茶庵”，在自由隐逸思想与人生趣味的追求上，显然是与芭蕉相通的。
尽管日本文学自古深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但时至近现代，日本文学却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松尾芭蕉及其俳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俳句对中国“五四”期间小诗的盛行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影响了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性的。这种中日文学的互动对两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东方文学更具魅力，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周作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近现代中国人中从事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五四”时期俳句传人中国，对当时中国盛行的小诗以巨大的影响，其中郭沫若、周作人所受影响最为明显。周作人热心致力于日本“小诗”(即俳句)的译介工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小诗的生成及流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从俳句与松尾芭蕉、俳句与周作人以及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日本古典文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俳句与“俳圣”芭蕉
俳句是日本传统诗歌中的一种短诗，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唐诗。松尾芭蕉(1644—1694)被誉为“俳圣”，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俳句诗人，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俳句的历史沿革
俳句是日本韵文学的传统形式之一，作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产生于15世纪，至今不过四百余年。俳句的历史沿革可表述如下：
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发句(俳句)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和歌)的前三行，是俳谐连歌的发句，而最初俳句就叫“发句”。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正冈子规的提倡，“俳句”这一名称才被普遍采用。“俳谐”二字出自中国，(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滑稽犹俳谐也”一语，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①。“俳谐连歌”产生于室町时代(1392—1573)，是用平易的口语表现市民生活为主的诙谐诗，多为迎合卑俗的低级阶层而创作。句作多使用双关语，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到了日本的元禄时代(1688—1707)，松尾芭蕉对俳句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他“推翻了纤巧诙诡的俳谐句法”，将俳句提高到艺术境界，“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造成一种闲寂趣味的诗，在文艺上确定了位置，世称‘正风’或‘蕉风’的句，为俳句的正宗。”①他创立的蕉风俳谐几百年来久盛不衰，至今仍博动于日本民族的心灵之中。
2、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
在日本文学史上，松尾芭蕉和俳句是两个可以互为代称的名词。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的俳句使沉睡了两百年的俳界受到了极大震动，并认识到俳句要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长期存在下去，不能只停留在滑稽诙谐的层次，而要以严谨的态度进行创作，从各个方面对感情内容和艺术技巧进行研究琢磨。俳句应该、而且也可以写出严肃而又清新的作品。芭蕉以自己的作品为俳界树立了一个可供研究、效法的范本，指出了俳界的正道。芭蕉的句作是日本文学史上的一大丰碑，说俳句到了芭蕉才正式进入艺术领域，一点都不过誉。
芭蕉不仅在俳句的创作上，在俳句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俳论包括俳谐的本质论和美学论，目前在国内的定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的论述。书中指出芭蕉的俳论主要内容由“风雅之诚”、“风雅之寂”、“不易流行”三部分构成。芭蕉一再强调，自己一生是“献身风雅之道”，自己的诗心乃“迷于风雅之魔心”，他的风雅，乃是风雅之“诚”与“寂”，而中核是“不易流行”。
二、俳句与周作人
1、周作人与俳句的邂逅
周作人1906—1911年赴日留学，之后多次访问日本并终生保持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建设中，都有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子。
周作人最初接触到的日本古典文学是“落语”②1909年周作人开始在“寄席”③听“落语”。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奇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之后又发现了川柳与狂言④。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逐渐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周作人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正冈子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俳文随笔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既不能自制。”他在《苦竹杂记》中说“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
钱理群先生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俳谐对周作人的意义：“他正由此而进入了日本文化的殿堂”。⑤
2、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及理论著作，在他的各种译著中，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占五分之三，是中国译坛上“真正以严肃的态度对日本文学这座宝库进行有系统地发掘者”⑥，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其中包括各流派作家专著、各种题材的小说与诗歌。在诗歌方面，他就曾译介过俳句、和歌等。
俳句在中国一般被称为“小诗”或“日本小诗”。在1916年周作人发表的《日本之俳句》一文中，首次将“日本诗歌”和“小诗”联结起来。其后，周作人在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2卷5号上的《日本的诗歌》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短歌、俳句和川柳三种形式。“日本语很是质朴和谐，做成诗歌，每每优美有馀，刚健不足；篇幅长了，便不免有单调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为贵……诗形既短，内容不能不简略，但思想也就不能不求含蓄。”1921年，周作人在《新青年》9卷4号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翻译了出自13位日本诗人的30首日本诗歌。1923年3月3日在清华大学发表题为《日本的小诗》的演讲，对俳句以及松尾芭蕉都有很精辟的评价。
周作人对俳句的译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许多文学青年争相模仿，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小诗”的出现。因此可以说，“像周作人那样的对和歌俳句颇有研究的专家，以前是没有的。周作人为中国文坛理解和借鉴日本和歌俳句起了重要的作用。”①
三、俳句对周作人文风及创作的影响
1、俳句之“短小”
日本的文学形式多短小且结构洗练，从上古的和歌到近世的俳句无不例外。即便是日本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明珠——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前后衔接松散。这种结构短小的特点，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
“五四”期间，中国的诗人们从西方学来了长诗，以叙事或抒发复杂的情感。但一时的激动，瞬间的情感则需要更短小、更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中国的古诗虽大都属于短诗，但限于文言和格律的束缚，不再适应新时代人们的表达需求。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形式短小，很适合抒写瞬间的情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现在我们没有再做绝句的兴致，这样俳句式的 小诗恰好来补这个缺，供我们发表刹那的感性之用。”②周作人所说，日本俳句对中国主要的影响在短小的诗形上，在俳句的那种凝练简洁的表达方式上。
他在《本色》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足见日本文学的传统形式尤其是俳句的简洁凝练对周作人创作的影响。
2、生活之“禅趣”
禅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一个重要交汇点。禅的完美境界是使人的生活恬静、自然。周作人心领神会，“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用心发现生活之美，细心捕捉活泼的生命事实。
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深受这种情致的影响，是因为他在文学中自觉追求高远清雅的俳境。在东京留学时期，他反复阅读了松尾芭蕉、与谢芜村、永井荷风等俳句、俳文大师的作品，并在回忆中写到，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澈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漏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③周作人称芭蕉是“俳句的正宗”，并在《日本的小诗》一文中写到：“芭蕉所提倡的句可以说是含有禅味的诗，虽然不必一定藏着什么圆融妙理，总之是充满着幽玄闲寂的趣味那是很明显的了。”周作人对芭蕉的这种倾慕是建立在对“禅”的领悟的基础上的。
在倪墨炎和钱理群所著的周作人传记开头部分，分别都写到了在周出生时，关于“老和尚投胎转世”的传说，对于族人的这种传言周作人也颇有好感。在周作人五十大寿时写给自己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可见周作人对禅的喜爱。
周作人认为“芭蕉几乎是以禅与道做精髓的”。禅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和渗透，离不开作家对禅的实践与皈依。芭蕉虽不是僧侣，但传说他在芭蕉庵蛰居时，曾随佛顶和尚参掸。在深川结庐隐居以及后来的云游中，他精心研究中日古典文学及禅师语录，又“悉心于俳句一道，精益求精，艺术上也渐臻乎或纯情的境界”，逐渐开创其独特的闲寂优雅的俳风。可以说，禅对芭蕉最深刻的影响在于艺术观的形成。松尾芭蕉对俳句的贡献还在于“引禅兴俳”，由此看来，禅不只是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周作人与松尾芭蕉及其俳句的交汇点。
3、生活之“苦味”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风格以“平和冲淡”著称。平和冲淡的美文是一种短小隽永，舒缓自如的文体，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淡泊而平定”的心态，采用简单本色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苦涩”之味。周作人的作品中有一系列带有苦味、药味的书名。如《苦雨斋序跋文》、《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药味集》、《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他不仅将自已的书房命书为“苦雨斋”、“苦茶庵”，而且自称“苦茶翁”。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写道，“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①喝茶，实际上是周作人追求隐逸人生的一种表达形式，他知道人生苦涩，有很多的不完美，但他要在这不完美中走出一条中庸的调和之道，苦中作乐，追求并享受人生有限的美与和谐。
“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曾欣然为《菜根谭》作序，极力推荐国人阅读，还曾为日文版的《菜根谭》作序。《菜根谭》书名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周作人在《看云集·苋菜梗》中写道：“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这便是以后周作人对“生活的艺术”的分析，自然地简易地生活。这和芭蕉的闲寂枯淡不谋而合。
芭蕉也有关于《菜根谭》的俳句：
（富家哴肌肉、丈夫喫菜根、予乏し）
雪の朝 独り干鲑を 噛得夕り
意思是富家食肉，显耀财力，丈夫啃菜根，意在权力，而芭蕉对此皆弃而不取，甘愿作世外贫士，忍受孤独，过着安然自得、以苦为乐的草庵生活。在寒冷的大雪纷飞的早晨，独自啃着干鲑鱼，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此句明显是受《菜根谭》的启发而作，表明了芭蕉清苦自律、安贫乐道、不羡慕金钱，不趋附权贵的高尚情操。
松尾芭蕉1679年主持万句会，确立了他的俳谐宗匠的地位。但他超然于繁杂的都市生活，于翌年离开喧嚣的江户，来到荒凉的隅田川畔的深川，甘于忍受最底层生活的清苦，隐居草庵。以草庵作为自己的小天地，过一种清贫、闲适的自由生活。而周作人身居“苦茶庵”，在自由隐逸思想与人生趣味的追求上，显然是与芭蕉相通的。
尽管日本文学自古深受中国大陆文化影响，但时至近现代，日本文学却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松尾芭蕉及其俳句有着浓厚的中国情结，而俳句对中国“五四”期间小诗的盛行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影响了周作人、郭沫若等“五四”时期的文学巨匠。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性的。这种中日文学的互动对两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使东方文学更具魅力，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