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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樊跃与北京电报大楼的“生日”在同一年，他从小在电报大楼附近长大，虽然后来搬过几次家，都没有离开电报大楼。在他眼里，电报大楼仿佛是他的好哥们儿，陪伴他成长。电报大楼的钟声则是他的一种寄托，是他青春岁月最动人的声音。
他说人生有两样东西最难忘，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味道。而这两点他都能从电报大楼找寻到，这也是这个建筑于他最特别的所在。
樊跃
樊跃，自幼学画，毕业于北京市艺术学校舞美专业。樊跃是当今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舞台剧导演和舞美设计师，“印象”系列实景演出总导演之一，国内首屈一指的舞美设计大师，共执导舞台剧十余部，设计舞台美术作品近百部，多次荣获中国舞台剧舞台美术设计大奖，是以创新为毕生追求的艺术家。
北京电报大楼位于西长安街11号，是人民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之一。1958年10月1日正式投入生产。楼上装四面塔钟，气势恢宏，电报大楼的钟声曾是新中国新北京的重要标志。
樊跃，1958年生于北京，是当今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舞台剧导演和舞美设计师，“印象”系列实景演出总导演之一。
樊跃与电报大楼的缘分不难看出，他出生那一年也是电报大楼落成的时间，而且他的家就在电报大楼附近。电报大楼的钟声是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
电报大楼在北京人心里的那份情愫，除了它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宏伟建筑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当整点便回荡在长安街的钟声。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还很少，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清晨7点，伴着这钟声，北京人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晚上10点，还是这钟声，又伴着北京人进入梦乡。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樊跃体会得特别深，他说钟声于他是一种陪伴。“它的声音太独特了，一个建筑可以发出声音，而且是用 《东方红》 的音乐报时，我觉得太神奇了。小时候我就是听着它的钟声长大的，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一种安慰，好像是父母的一双手，抚慰着你进入梦乡，只要那个声音一响，就很踏实。”
这也是附近居民普遍的心声，据说，电报大楼维修的日子，钟声停了几天，结果很多居民竟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有人甚至因为没有听到钟声的召唤而上班迟到。
樊跃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也有震感，很多居民出来搭地震棚，他家的地震棚就在民族宫对面，那得以让他每天都看着电报大楼上的钟表。“以前那个钟表是黄色的，现在变了，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
其实应该是怀念从年的那份记忆。在樊跃眼里，电报大楼就像他的好哥们儿，每天见上几次面，并见证着他的成长。小时候，他家离电报大楼就五六分钟，上了初中，搬家了，但还在那周围。为了跟好兄弟每天都能打声招呼，他跟几个小伙伴宁愿绕路到电报大楼那儿再转弯回家，一边聊天一边跑，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这样一个线路，成了一种习惯。
作为好哥们儿，电报大楼也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能消解他的负面情绪。比如不高兴的时候，路过它，站上一会，心情就平静很多。
久而久之，电报大楼成了樊跃心中另一个“家”。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电报大楼”。而且虽然期间搬了几次家，但都没离开电报大楼的周遭。“我家四代都住在那儿，它跟我同龄，陪我一起长大，所以，虽然它不属于我，也不能表达，但这哥们儿无声胜有声，一看到他，我的心就特别安定，就会觉得到家了。也会觉得它看我跟别的人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一种寄托吧！”
人到中年，现在电报大楼经常让樊跃回忆起峥嵘的青春岁月，仿佛家里的一个物件儿，看到它就想起许多故事。
“现在工作很忙，经常出差，但只要在家里，听到钟声还是觉得那么熟悉，它于我来说不是报时，而是瞬间回到童年，仿佛电影镜头的切换，让自己重拾年轻的岁月和年轻的心态，五味杂陈。”
这也让樊跃对“时间”非常感慨，“时间对人的意味，是瞬时的。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时代变了，人变了，北京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惟独它没变，还保持固有的节奏，到整点就敲响”。
樊跃笑言有时候也觉得这哥们儿也有点冷酷无情，“不管我什么心情，也不管我多大年纪，他总是不紧不慢做着它的事。我特想问问，哥们儿我和你同岁，我一点点变老了，为何你却不显老？！也许当我都不在了，哥们儿你还是如此地报时！”
这正是建筑让人感怀的所在，就如樊跃所言，同样的钟声，小时候听特兴奋；现在听却有一抹心酸，抚今追昔，感伤油然而生。
“人在一生有两样东西挺厉害的，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味道。”他说完，眼圈红了。
“以前胡同里的味道每一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闭上眼睛都能知道走的是哪一户哪一条胡同，你根本不用看，你一闻就知道。”
小时候离电报大楼最近时，樊跃家住的是一个四合院。从小他就爱画画，而且经常喜欢坐在房顶上画。“在房顶上看电报大楼那个钟的时候，我一坐就能待半天，很特别。”
因为这份情愫，现在，偶尔樊跃还会特意去看看电报大楼，去听下它的钟声。他自认是个念旧的人。好几次的晚上，他骑上自行车去看电报大楼，也去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虽然今非昔比，但心很近。
“人有的时候很需要怀旧，当过去的记忆都变成了传说，是很可怕的。幸运的是，建筑会把许多记忆留住。”所以，电报大楼在樊跃和别人眼里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里面有樊跃的故事。
TIPS关于钟声
建造电报大楼的时候，塔钟设备和扬声系统是从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的。打响报时的前奏曲先期在该国用钢片琴演奏录制，原为两首，一首是 《赞美新中国》 的前几句，另一首是 《东方红》 的前两句。最初选用的是 《赞美新中国》，后来有时也用 《东方红》，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只用 《东方红》 的前两句了。
电报大楼启用初期，塔钟每天24小时整点不间断报时。一个月后，根据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每天晚10时后至次日晨7时前停止打响报时。据说，那是周总理关心老百姓生活，怕夜间巨大的报时声影响居民休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北京长途电信局对前奏曲进行再创造，请北京中央乐团施万春、中央音乐学院鲍蕙荞演奏钢琴式钢片琴，中央广播乐团民族乐队演奏打击式钢片琴，混声录制 《东方红》 前奏曲，并规定每天晨7时第一次报时播放前奏曲全曲，其他时间仅播放前奏曲前几小节，这项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塔钟
电报大楼的塔钟直径为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面是白底，指针是墨绿色的。刚建成时不是这样，那时塔钟的钟面是古铜色，指针是白色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崇尚红色，遂把钟面改成白色，指针改成红色。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塔钟更新改造，才改成了今天的样子。目前的颜色既庄重、醒目，也体现了邮电的标志色。邮电分营前，各大城市的邮电局大楼几乎都有一个塔钟，或许这都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得到的创意，塔钟已经成为那个时代邮电事业的一种象征。
他说人生有两样东西最难忘，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味道。而这两点他都能从电报大楼找寻到，这也是这个建筑于他最特别的所在。
樊跃
樊跃，自幼学画，毕业于北京市艺术学校舞美专业。樊跃是当今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舞台剧导演和舞美设计师，“印象”系列实景演出总导演之一，国内首屈一指的舞美设计大师，共执导舞台剧十余部，设计舞台美术作品近百部，多次荣获中国舞台剧舞台美术设计大奖，是以创新为毕生追求的艺术家。
北京电报大楼位于西长安街11号，是人民邮电事业的代表性建筑之一。1958年10月1日正式投入生产。楼上装四面塔钟，气势恢宏，电报大楼的钟声曾是新中国新北京的重要标志。
樊跃，1958年生于北京，是当今中国最有创新精神的舞台剧导演和舞美设计师，“印象”系列实景演出总导演之一。
樊跃与电报大楼的缘分不难看出，他出生那一年也是电报大楼落成的时间，而且他的家就在电报大楼附近。电报大楼的钟声是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
电报大楼在北京人心里的那份情愫，除了它是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宏伟建筑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当整点便回荡在长安街的钟声。五六十年代，城市的噪音还很少，清脆的钟声可以传得很远。清晨7点，伴着这钟声，北京人走出家门，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晚上10点，还是这钟声，又伴着北京人进入梦乡。特别是居住在西单附近的居民，早已把电报大楼的钟声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点，樊跃体会得特别深，他说钟声于他是一种陪伴。“它的声音太独特了，一个建筑可以发出声音，而且是用 《东方红》 的音乐报时，我觉得太神奇了。小时候我就是听着它的钟声长大的，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一种安慰，好像是父母的一双手，抚慰着你进入梦乡，只要那个声音一响，就很踏实。”
这也是附近居民普遍的心声，据说，电报大楼维修的日子，钟声停了几天，结果很多居民竟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有人甚至因为没有听到钟声的召唤而上班迟到。
樊跃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北京也有震感，很多居民出来搭地震棚，他家的地震棚就在民族宫对面，那得以让他每天都看着电报大楼上的钟表。“以前那个钟表是黄色的，现在变了，但我还是喜欢以前的。”
其实应该是怀念从年的那份记忆。在樊跃眼里，电报大楼就像他的好哥们儿，每天见上几次面，并见证着他的成长。小时候，他家离电报大楼就五六分钟，上了初中，搬家了，但还在那周围。为了跟好兄弟每天都能打声招呼，他跟几个小伙伴宁愿绕路到电报大楼那儿再转弯回家，一边聊天一边跑，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这样一个线路，成了一种习惯。
作为好哥们儿，电报大楼也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而且还能消解他的负面情绪。比如不高兴的时候，路过它，站上一会，心情就平静很多。
久而久之，电报大楼成了樊跃心中另一个“家”。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电报大楼”。而且虽然期间搬了几次家，但都没离开电报大楼的周遭。“我家四代都住在那儿，它跟我同龄，陪我一起长大，所以，虽然它不属于我，也不能表达，但这哥们儿无声胜有声，一看到他，我的心就特别安定，就会觉得到家了。也会觉得它看我跟别的人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一种寄托吧！”
人到中年，现在电报大楼经常让樊跃回忆起峥嵘的青春岁月，仿佛家里的一个物件儿，看到它就想起许多故事。
“现在工作很忙，经常出差，但只要在家里，听到钟声还是觉得那么熟悉，它于我来说不是报时，而是瞬间回到童年，仿佛电影镜头的切换，让自己重拾年轻的岁月和年轻的心态，五味杂陈。”
这也让樊跃对“时间”非常感慨，“时间对人的意味，是瞬时的。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时代变了，人变了，北京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惟独它没变，还保持固有的节奏，到整点就敲响”。
樊跃笑言有时候也觉得这哥们儿也有点冷酷无情，“不管我什么心情，也不管我多大年纪，他总是不紧不慢做着它的事。我特想问问，哥们儿我和你同岁，我一点点变老了，为何你却不显老？！也许当我都不在了，哥们儿你还是如此地报时！”
这正是建筑让人感怀的所在，就如樊跃所言，同样的钟声，小时候听特兴奋；现在听却有一抹心酸，抚今追昔，感伤油然而生。
“人在一生有两样东西挺厉害的，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味道。”他说完，眼圈红了。
“以前胡同里的味道每一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闭上眼睛都能知道走的是哪一户哪一条胡同，你根本不用看，你一闻就知道。”
小时候离电报大楼最近时，樊跃家住的是一个四合院。从小他就爱画画，而且经常喜欢坐在房顶上画。“在房顶上看电报大楼那个钟的时候，我一坐就能待半天，很特别。”
因为这份情愫，现在，偶尔樊跃还会特意去看看电报大楼，去听下它的钟声。他自认是个念旧的人。好几次的晚上，他骑上自行车去看电报大楼，也去看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虽然今非昔比，但心很近。
“人有的时候很需要怀旧，当过去的记忆都变成了传说，是很可怕的。幸运的是，建筑会把许多记忆留住。”所以，电报大楼在樊跃和别人眼里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里面有樊跃的故事。
TIPS关于钟声
建造电报大楼的时候，塔钟设备和扬声系统是从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口的。打响报时的前奏曲先期在该国用钢片琴演奏录制，原为两首，一首是 《赞美新中国》 的前几句，另一首是 《东方红》 的前两句。最初选用的是 《赞美新中国》，后来有时也用 《东方红》，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只用 《东方红》 的前两句了。
电报大楼启用初期，塔钟每天24小时整点不间断报时。一个月后，根据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每天晚10时后至次日晨7时前停止打响报时。据说，那是周总理关心老百姓生活，怕夜间巨大的报时声影响居民休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原北京长途电信局对前奏曲进行再创造，请北京中央乐团施万春、中央音乐学院鲍蕙荞演奏钢琴式钢片琴，中央广播乐团民族乐队演奏打击式钢片琴，混声录制 《东方红》 前奏曲，并规定每天晨7时第一次报时播放前奏曲全曲，其他时间仅播放前奏曲前几小节，这项规定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塔钟
电报大楼的塔钟直径为5米，钟上的长针1.9米，短针1.5米。我们现在看到的钟面是白底，指针是墨绿色的。刚建成时不是这样，那时塔钟的钟面是古铜色，指针是白色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崇尚红色，遂把钟面改成白色，指针改成红色。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塔钟更新改造，才改成了今天的样子。目前的颜色既庄重、醒目，也体现了邮电的标志色。邮电分营前，各大城市的邮电局大楼几乎都有一个塔钟，或许这都是从北京电报大楼得到的创意，塔钟已经成为那个时代邮电事业的一种象征。